享受孤独

人民禁毒手机报

　　郭 毅

一

曲指算来，不知不觉中与文字为伴竟有32年。30多年里，文字让我安静，文字让我咀嚼孤独；文字的营养滋养着我成长、成熟；文字教会了独立思考、独立思想、独立判断，更是文字让我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少年时期，我的性格偏内向，有些不合群。为打发时光，我把书当作了自己的儿时伙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农村本来书就很少，我只能四处借书或到集镇上去租书。在数公里外的集镇上，逢集（我们鄂北农村集镇每两天一个集）都有一个姓沈的老汉在街道上摆出书摊，出租“看本”和故事书。“看本”的租金只要两分钱，它像现在的连环画，比成人的巴掌大不了多少，不仅携带起来方便，而且生动形象的图画加上简单的文字，往往能引人入胜。

我能去赶集，只有等到周末了。五六公里的路程在精彩的故事书面前，显得是那样微不足道。每次随大人一起去赶集，我都会径直奔向出租书摊，在那出租书摊前摆放的小板报上坐下，交上两分钱的押金，迫不及待地挑一本看了起来。书摊前像我一样的小伙伴很多，看完一本后，我往往趁老板不注意或招呼其他租客之机，快速在摆放着林林总总、上百本“看本”中换上一本，没被老板发现，我会暗自为省掉两分钱白看一本小人书而高兴好一阵子，如果不巧被他发现了，我会补交两分钱，会再去寻找下一次“免费”的机会……

等到大人们买完东西到书摊上叫我回家时，已经是晌午或下午了，在大人叫了多遍，几乎是把我从书摊上拖走时，我才磨磨蹭蹭、一步三回头地离开。租书让我有了买书的念想。为了买“看本”或故事书，在桐梓和油梓成熟的季节，我会到树上去摘桐梓或油梓，或是春季在石堆里挖蜈蚣去卖钱。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一条用竹签撑长够尽寸的蜈蚣能卖8分钱，每每挖出一条蜈蚣，我的眼前仿佛是四本租来的“看本”，然后我会兴奋地把它夹进玻璃瓶里。

上到小学五年级时，我通过自己的零花钱或卖桐梓、油梓、蜈蚣等换来的钱，已经买下了100多册“看本”。平时，村里的同龄小伙伴都爱聚在我家里，向我讨要“看本”，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村里的最大富翁。而等他们一个个带着满足或失意从我家离开后，我会把“看本”一本本拿出来，数了一遍又一遍，生怕被那位小朋友偷偷拿走一本……

只是由于后来老屋翻盖、搬家等，那些陪伴我度过幸福童年时光的“看书”等小人书，早已经散失得无影无踪。记得有一年到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看到了一个卖儿时“看本”的小摊子，我俯下身子拿起来看了又看，眼前立刻浮现出儿时日夜陪伴我的伙伴。

《敌后武工队》无论是小人书还是电影，都是儿时的最爱。

二

小学五年级时，我已经不再满足小人书式的“看本”了，当时正逢武侠小说盛行，我尤其爱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鹿鼎记》，另外就是我已经叫不上作者的《玉娇龙》等。在那个没有电视、网络的年代，这些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小说，深深地勾住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痴迷、巅狂。那些盖世神功像有施了魔法似的，让我也去买来沙袋吊在家里，还买来腿绑沙袋，灌满沙子绑在腿上，不仅上学练，而且放学练，以图练成飞檐走壁之功……

武功最终没有练成，只是有一天校方采取的一个重大行动，差点扼杀了我的文学梦：那天，全校的学生都被老师带到操场上，并且要求必须把书包带上。当时我一想可能不妙，那天我正好带着两个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我急匆匆把两本小说塞进课桌的抽屉里，随着同学们走出了教室。从多位同学复杂的表情和一阵忙乱的动作上，我猜想有好多同学刚好那天也带了小说。

在惴惴不安中，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两本我刚借同学的书才看了几页，就在全校搞的这次突击搜查小说活动中“全军覆没”了，而我的损失无疑是最大的。事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筹钱将同学的书赔上，想想至今胸口都隐隐作痛。不仅如此，老师还将我在学校看“没用的书”的事告到家长那里了，父母狠狠地把我骂了一顿。

年少没心没肺的我，很快就将此事淡忘，只是依然对读书情有独钟。

在我们鄂西北农村，黑夜是漫长而难捱的，特别是放寒、暑假没课上的那段日子，在庄稼里地劳累一天的大人们很快就睡了，而我们这些小不点们就得自己找点乐子，除了上树爬墙掏鸟窝外，皮影戏、露天电影、听说书成了我们的最爱。

在那个农村极少有电话等通讯工具的年代，口口相传成了大家获取一切信息的途径。得知那个村庄放电影后，小小年纪的我就会相约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看电影，荧幕上出现八一电影制片厂那金光闪闪的五星，我们都庆幸没有白来。要是碰上连放两场时，更是欢呼雀跃，另外我们这些男孩子最爱看武打电影。记得最远时，曾跑到一二十里地外的村庄看露天电影。如果放电影的那个村里要是有亲戚或熟人，还能去借张椅子或板凳，和一起来的小伙伴挤坐在一起，如果没有熟人就站着或爬到柴垛、树上，几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想想那种滋味和感觉，幸福感一点都不亚于现在坐在电影院里。

记忆中《南征北战》、《少林寺》、《闪闪红星》、《瓦特保卫萨那热窝》等等，电影中的画面与情节，至今仍耳熟能详。

另外我特别喜爱听说书，两片半月形铜板、一个小鼓，在说书人嘴里，配上鼓乐、铜板的声响，千军万马呼之欲出，仁义忠孝、侠肝义胆的人物形象直击耳膜。请来说书先生也很便宜，在那个并非注重物质的年代，农村每家出几碗米就能听上十天半月的。夏天在露天的打谷场上、冬天在村集体的厂房里，乡里乡亲聚坐在一起，沉醉其中，好不乐哉！记忆中还能想起的是《隋唐演义》《铡美案》等。

如今，我的大儿子已经17岁了，小儿也已经3岁多了，可怜的是时代造就了大儿整日只能与电脑、电视、手机为伍，小儿也迷上了动画片，在为现代化的东西一步步戗害他们的视力所担忧和痛恶的同时，越发怀念儿时的露天电影，进而怀念那个时代。

三

上中学后，孤独中我不断去寻找更多能够填充和打发时间的读物，有事没事就到镇上的新华书店，可惜的是，一个长长的柜台把我和近在咫尺的书阻隔在两个世界，营业员根本不充许你把书拿出来在柜台外旁若无人翻看的，为此我决定去县城。

 

有一天，十三四岁的我为了节约车费，决定骑自行车到六十多公里外的县城新华书店看书。清楚地记得，一身尘土的我赶到县城后，县城里的繁华让我晕了方向，一路打听才找到新华书店。“书真多呀！”我几乎喊出声来，拿起这本，放下又拿起那本，生怕时间不够用，我不知道究竟应该看那本，还左看看右看看有没有人会过来向我收钱。在确定可以免费看后，我才放心看了起来。在那里，我真正享受到了不用花一分钱随便看的福利，后来，我又多次骑车去县城书店。

 

书读得多了，我萌生了写的想法，那时脑海中根本没有写作的概念，买来大张的白纸，裁剪成十六开然后装钉成本子，我开始模仿着我读过的小说中的情节写起来。

 

也许就是在那时，我学会了记录，而且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学校举行了全校作文大赛，我的作文获得了全校一等奖，学校奖励了我5元钱，那是我今生第一次用文字获得的报酬。尽管后来当上了记者的我，已经通过文学创作获得了数十万元的稿酬。现在想来，那5元钱对于我后来走上文学与创作之路的激励与启蒙，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本来就喜爱写的我，有些疯狂地做起了“作家梦”，不仅偷偷从家里拿了二十多元钱，报了一个由海南某文学院创办的函授班，父亲在无意中看到函授班寄来的收费收据后，才知道我花了他们的“一大笔钱”而对我大骂；我还把写在作文本上的“作品”投向当地的报纸、电台，虽然大多石沉大海，但痴心不改。

 

在读中学期间，我的社会新闻作品先后在当地的报纸、电台上刊发播出了，我不经意间成了当地的一名“新闻秀才”“土记者”。

 

由于作文写得好，我越发喜欢上每周五下午的作文课。课堂上，语文老师总会把我上周写的作文，当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讲读，看着周围同学们投来的敬佩、羡慕的眼神，我有了一种极大的、说不出的满足感。

 

也许是我太过痴迷“创作”，我的功课出现了严重的偏科，语文较好，数学、化学、物理中游，英语较差，结果，一心想跳出农门的我落榜了。落榜后，我没有选择找关系或读个什么自费的，心情遭糕到了极点。作为一个农村孩子，一心想通过高考来出人头地的梦想的破灭，对我不啻于一次沉重的打击（26年前当时考上大学是要转户口的，并且毕业后国家包分配），虽说当一名大学生的希望成为泡影，但文学之火在我心中越烧越旺。这时，我想到了外出打工。在同村的好友引荐下，我来到了也就两个小时左右车程、离家不远的河南信阳修铁路。

 

在铁路上，我们主要是负责新修铁路铺轨和砸实路枕的工作，每每休息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早前在干活时捡起从急驰而过别人从车窗丢弃、或者被风吹过来的报纸，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在那个全部是男人，闲暇时光除了谈女人就是谈性的男人堆里，还是个毛头小伙的我，甚至会看他们从地摊上买来的各种书报。下雨不能去工地或晚上，那些工友喝酒的喝酒，聊女人的聊女人，我则会坐在床上，拿出之前带到工地的一个本子，在本子上写日记，我知道，虽说大学梦暂时灭了，但作家梦的火焰一直在心底升腾。

 

那时候，每天我可以挣3元钱，在干了约3个多月后，身体实在吃不消的我回家了。

 

读书与写作，让我远离了暄嚣，也让我看起来更加孤独。只有我自己能够体悟到，走进主人公时与他（她）同喜同悲、浸淫其中忘忧的惬意。细想一下，仅仅在中学的那几年，我读的书差不多有几百本，只是读得并不系统，逮到什么书就读什么。写下了好几大本“作品”，只是可惜的是，记录了我好几大本子的处女作好多已经散失，想来心中多了些许遗憾。

采访影视明星刘德华时合影。

采访著名导演张艺谋时合影。

四

从信阳回来后，百无聊奈的我变得更加沉默，父母的唠叨总能激起我内心的叛逆，最终发展到我们之间没有交流。我的心更加封闭，而那个时候唯有书籍能够为我疗伤。

 

我决定再次选择逃离这个当时在我看来没有温暖的家。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想离家无外乎通过当兵和外出打工，打工的滋味我已经品尝过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体检、政审，我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我和村里另外一个小伙子等待命运的选择，得知他也体检合格，我的心多了几份忐忑，因为他的父亲是村支部书记，而我的父母只是种庄稼的普通老百姓。在那个凭关系、讲后门的年代，因为父母的身份，我一下子输在起跑线上。

 

果然，最终村书记的儿子随接兵部队走了。那几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愿意见任何人，而无助的父母也像做错了事似的变得很沉默，只会默默地流泪。

 

得知消息，正在坐月子的姐姐大哭一场，她是在为我的姐夫身为村民兵连长，却为我当兵无能为力而内疚。

 

家终究是呆不下去了，那年春节刚过，我和同村的十多个伙伴一起坐车火北上，从北京转车到了大连。领头的一个是姓李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单身汉，老李一直在外打工，一直没有办身份证，有一年他捡了一张河南一陈姓人的身份证，年龄、照片和他还有几份相似，借着那张身份证他一直以“大陈”的名义在大连打工。由于去的时候刚过完正月十五，火车上到处都是人，列车员根本无法在车厢来回走动检票。由于我们买的是站票，在过道及各个角落都站满了人或堆满了行李的情况下，我们几个人一商量，就爬上了列车两侧的行李架上，把上面的行李重新码放，清理出一人呆的地方，后来我在行李架上睡着了。在当时那个年代，根本也没有人管，也管不过来，列车上摇摇晃晃，我们却全然不知危害，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到了大连市金州火车站，由于北京天气还没有解冻，工地上的活还没有出来，我们只能结伴住在便宜的旅社里，每天用自己带过去的被子睡在大通铺上，一晚仅需3元钱，第二天天一亮就集体出去找那种帮人转运垃圾、清理杂物等体力活，大家有活一块干，挣的钱由“大陈”集中保管，用于采购生活用品。

 

“家”大口阔，为了节省开支，我们每天都是买回面条外加一些青菜煮着吃，用的天燃气和旅社老板单算。不幸的是我到了大连的第二天就病倒了，可能是我这个南方小伙一下子到了一千多公里外的北方，对气候不适应所致，见我不停地咳嗽，“大陈”带我到当地的医院拿了些药，我很快就康复了。想想初次出远门，有一个兄长似的人在照顾着你，那种温暖感动至今……

 

在大连打工期间，为了等建筑工地的活天暖后出来，我先后到农村果园帮农民刨过地，挑过大粪。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挑完大粪收工时，在清洗粪桶时不慎将一只粪桶沉入深潭中，我一看急了，心想雇主知道后一定会扣我的工钱，情急之下我脱掉衣服，准备下到潭水中去捞粪桶。一同打工的老乡知道那潭水很深，加之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害怕出事，一把拉住了我。回到我们临时居住在山上照看果园的小房子后，我害怕被雇主发现，就把单独的那只粪桶放在床底下藏了起来。只是后来还是被雇主发现了，在扣了我35元钱后，我才从老板那里拿到了每天5元钱、共计一个半月的工钱（我们还得自己做饭）。

 

生活的艰辛磨砺了我的筋骨，也更让我体会到人世间的人情冷暖。劳作之余，我坚持每天写日记，记录下生命中难捱的点点滴滴。

 

后来，工地上的活终于出来了，是在大连市金州区一个叫台山油库的地方打混凝土地面，黑心的承包商为了节约水泥，在末铺的地面上铺上煤灰和石块，然后上面再铺一层薄薄的水泥。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往搅拌罐里倒水泥和推装满搅拌好的混凝土斗车。搅拌车很大，沙石料不停地往进进，我和另一个伙计用铁锹把牛皮纸袋朝上的一面铲一条长形的口子，然后两人一人抓一端往搅拌车进料口里丢，丢时还要掌握技巧，随手要把纸袋带回来，这是一个有点技术念量的活，只是水泥进搅拌车的一瞬间，会腾起一阵水泥尘灰，两个丢水泥的人是最大的受害者。当时干了没几天，我就发现水泥都在头发上结了块，晚上洗澡都洗不掉，没办法我只好去理了个光头。一袋水泥一百斤，一丢就是一天，很是考验人的体力与耐力。另外就是推斗车，因为是翻斗车，掌握不好平衡后，有时不到目的地车斗车就倒了。现场老板看到后会大骂，没办法，我和另外一个合推斗车的老乡就想了一个办法，破坏工具。在推的过程中，故意跑得飞快，然后猛地急拐弯，这样就极易把轮胎搞爆掉，趁着换内胎的功夫，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会。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当我再一次和工友把斗车轮胎搞破与另一工友在一荫凉处休息时，工头竟发现了我们，冲着我们开口就骂，也许见我年纪小身体又单薄，竟想动手打我，我一见就抄起地上的一块石头，要和对方拚命，对方见我理着一个像街头小混混的光头，加上手里拿着一块石头，没敢动手。

 

工地自然也呆不下去，我决定选择回家。1992年5月的一天，我从辽宁大连回到了湖北大悟。

采访著名歌星董文华时合影。

　　五

做事半途而废，挣的几个钱差不多都交给铁路部门了（买火车票），另外正赶上家里翻盖房子，也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年初外出时父母就百般阻挠不让我出去打工，结果我执意外出，现在中途又灰溜溜地回来了，可想而知父母的态度！回家时发现，家里的房子已经盖好，自己的我行我素和叛逆，让我在父母面前，没有任何解释的理由。

父母不和我说一句话，那段日子，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骂我一顿或打我一顿，但没有，他们所采取的臭不理我的冷处理方式简直就是一场冷暴力，一天天在折磨着我。从大连回家后的那段日子，是我困顿、迷惘、失落、无助、愁苦，最难捱的时候，精神都快崩溃了，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除了在自己的精神园地——小本子上写东西外，就是和几个考上学的同学书信交流，我决定强迫自己通过劳动消抵苦闷。

当时我们老家每年五六月都有外地客商来收桃子，在公路旁开了家小卖部的父亲每年都会与外地客商联系收购当地产的桃子，而装桃子的筐子是一个紧俏货，我决定上山砍黄荆条（湖北当地的一种小型灌木），然后挑回家编筐子。

一捆黄荆条有四五十斤，一担上百斤，上午砍回来，下午在家编筐。很快，我的手上布满了被山上荆棘划破的伤痕，脸也被太阳晒得黝黑，我没有一丝怨言。也许体力上的折磨能够消融内心的不安，让自己的思想没有一点空闲，最重要的是劳动能够疗伤，我深信不疑。

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编了六七十个黄荆筐，我把这些底部细上面粗的黄荆筐套装在一起，整齐地码放在家里的阁楼上。后来听说筐子在我当兵走后，都被父亲卖掉了。

日子在我上山砍黄荆条、编筐子的过程中，慢慢溜走。

家里暂时的宁静最终却被一起意外事故打乱。我分家单过的哥哥在村里与人打牌，是农村那种玩得较小的赌博，输赢也就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事。结果被同村与我哥一块打牌的颜某举报了。派出所要来抓我哥，气不过的母亲就在村里骂了几句，结果举报的一方要来打我母亲，最终我哥哥加入进来，对方仗着有一个在村里担任治安主任的姐夫陈某某，就从家里拿出斧头砍我哥哥和母亲，我见他们吃了亏，就加入其中，由于对方手持器具，我们一家被他们打伤，我的左手大姆指处被斧头砍伤，哥哥和母亲身上也多处受伤。

想到他们家有权有势，母亲让我和哥哥分头到外面躲一躲。哥哥逃到了他的岳父家，我则逃到了3公里之外、交通极为不便的二舅家。因为左手大姆指被砍伤来不及包扎，我只能捂着伤口逃走，还是在二舅家，他们用火柴皮子简单贴了一下。

不料想，哥哥担心受伤的我和母亲，半夜里偷偷回家探望（他逃走时我还没走），结果被埋伏在我家四周的警察抓走，事后才知道对方的姐夫动用关系让派出所的民警在我家周围布控，哥哥被他们抓走后暴打了一顿，受尽折磨。

害怕警察来搜我，二舅让我在他家的阁楼上躲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听说警察在小镇我小舅家搜查，怀疑我逃到小舅家。怕他们再到二舅家来抓我，也怕连累二舅一家，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徒步往县城走，走到半路，天空下起了雨，到后来，雨越下越大。没有雨具的我就那样任凭雨水淋着，相较于左手的伤口被雨水浸湿后的隐隐作痛，更痛的是那颗绝望无助的心……那时我觉得这个世道真黑、真恐怖。步行数十公里，全身湿透的我就这样走到了县城，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我经多方央求后，到了一家建筑工地打起了短工。当天夜里，在别人都去睡觉的时候，我用一只没有受伤的右手，把身上的衣服洗了，因为走得匆忙，我只有身上的随身衣服。

暗夜里，劳累一天的工友们都沉沉睡去，而我则蜷缩在工友慷慨让给我的半张床上，任泪水哗哗而下……

我不敢说自己叫什么，胡乱说了个名字报给老板。那段日子，真有一种亡命天涯、沦落江湖的感觉。

后来，哥哥被拘留了15天，对方的母亲还假装被我们打伤，躺在医院里半个多月，吃着各种营养滋补品，花了我们家数千元的医药费。听说还是在姐姐几乎跪在对方母亲床前劝她出院，她才极不情愿出院。他们一家想通过住院花我们钱财，来达到打压、惩罚我们一家的目的。那段日子，母亲和嫂子整日以泪洗面，特别是母亲陷于了无尽的悔恨之中，她始终觉得这一切都是因她而起。

在县城一家建筑工地，我隐姓埋名打了几个月短工，在事件逐渐平息后，我才敢回家。只是我的左手伤口由于没有及时治疗，留下了一处疤痕。手上的伤痛早已逝去，而心灵的伤痛却永远也无法抹去。

那是我今生唯一犯的一起“案子”，本来我们是受害者的一方，却最终被人为地导演成了加害方，最终落得抓的抓逃的逃，吃尽苦头。那个年代在我们偏远农村，你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够说理的地方。

那时候我始相信腐败，也相信世界上有冤案。

这件事，更坚定了我必须走出去、跳出农门的信念。当时的理由很简单，不想再受别人的欺负。

当年年底，我决心参军入伍，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农村青年，当兵是唯一出路的想法让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北京的接兵部队干部在对我进行家访时，了解到我的情况后，让我把在家乡报纸发表的文章拿给他看，他还告诉我，像我这样有写作功底的，在部队一定有自己的用武之地。没有想到的是，那个鼓动民警抓我哥哥的时任村主任的陈某某，在得知我已经报名参军后，竟跑到派出所，千方百计阻止我参军入伍。可惜的是，他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

就是后来，这个陈某某还动用他是村主任管着村里公章的便利，数次给我所在部队去函，用心险恶的他竟想让部队将我作退兵处理，这是我在部队服役十多年转业后，一次老中队战友相聚，当年我所在的中队长无意中说起的。那时，我不仅倒吸一口冷气，太歹毒，这个陈某某是要将我“赶尽杀绝”的节奏呀。

在各方面体检、政审合格后，父亲为了汲取头一年各项体检都合格没走成的教训，用自行车载着我，专门在一个暗夜到镇武装部，找到时任武装部部长的黄某某，向他送上了10斤芝麻油（自产的芝麻油当时应该是我们湖北最好的土特产了），还有数百元钱。站在门外的我偷眼看到黄某一脸的不快，好像是嫌少，父亲在一旁一直陪着笑脸，虔诚得像个信徒。

看着一生都宁折不弯的父亲，为我当兵的事在他人面前低三下四，不知是感动还是辛酸的泪水，再一次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好在我顺利地成为了北京武警某特种部队的一名新战士。

进入特种部队后，我开始了长达6个月的强化训练，射击、擒敌拳、四百米障碍、警棍盾牌等各种科目的训练，不仅检验着我的体力，更是考验着我的毅力。好在自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在家耕田、砍柴、打猪草、放牛等干过很多农活，因此部队再艰苦的训练我都能咬牙坚持过来。即使在紧张的训练之余，我依然将训练中的好人好事写下，投住《解放军报》、《人民武警报》等一些新闻媒体。新兵下连后，营部领导知道了我有写作的爱好和特长，就将我抽调到营部报道组，从事专职新闻报道。从调入大队部的那一天起，我成了一名真正的“警营小记者”，可以在全营采访任何一名干部、战士。也就是在我调入营部的一个月左右，我参军入伍后的第一篇稿件见报了。

到营部报道组半年后，由于表现突出，我再一次调到师部报道组。

当年年底，由于我的努力，先后在各级新闻媒体刊发稿件108篇，被师部荣记三等功。第二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入伍第三年，我被任命为师部报道组组长，负责全部队新闻宣传报道工作。接触面的扩大、报道范围的延伸、部队军事领域的扩展，在新闻写作方面我更是如鱼得水，先后被选送到《中国社会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实习，系统学习新闻采编知识。

十多年军旅生涯中，我先后在中央及地方新闻单位刊发各类稿件4000多篇，其中30多篇获各类奖项，先后四次荣立三等功，多次受嘉奖，所带的战士多位在退伍转业后，被地方新闻单位录用，成为了专职新闻编辑、记者。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采访。

六

军旅生活令人难忘，让我成熟、坚韧，也最终让我实现了当初跳出农门的愿望。

 

从部队转业后，我第一选择报考中央纪委一家《国风》杂志社做编辑、记者。想起我和全家的非人遭遇，我想通过自己的笔，鞭挞社会的腐败和阴暗面，通过笔试和面试，最终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记者。

 

两年后，我到了一家专门从事公安禁毒防艾新闻宣传工作的报纸，历任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新闻采编中心主任等。

 

在禁毒领域采访过程中，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吸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从对方如诉如泣的自述中，我深深地被他们的遭遇所震撼，采访完后，从他沉重挪动脚步的那一刻起，我就萌生了写一部真实记录吸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生存现状的报告文学，呼吁全社会去关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一直为此而努力，在全国收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奔波、采访、记录、构思。

 

2010年年底，我的第一本报告文学《毒殇》成功出版，手捧样书，我自豪地对自己说：“今天，我是好样的，我的梦想实现了！”2012年底，首印10000册全部售出，后来又两次加印。

 

2014年6月，我的第二本报告文学《毒雾毒幕》由中国编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构思到正式出版历时9年时间的书籍，甫一问世就受到广大读者追捧。没有多少人知道，9年里，每到一地采访，我都会将采访到的案例进行整理，以求我稚嫩的文字终有一日能够与读者见面，终于，这本凝聚我心血与汗水的书籍在2014年6·26国际禁毒日前夕与读者见面了。

 

2015年12月1日，我从倾注自己大量心血的一家禁毒专业报纸调到了一家研究机构，并成功创办了《人民禁毒》杂志。一年多来，杂志始终坚持“离禁毒中心工作最近、离禁毒新闻现场最近、离禁毒人心灵最近”的办刊宗旨，杂志广受读者好评！

 

我亦在新闻采访之余，不懈地进行文学创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向读者捧出更多更好的新闻、文学作品。

 

所有的一切，我想说，感谢生活，感谢军旅生涯，是军旅让我坚韧和坚强。我想说，是知识改变命运，是苦难成就人生。

 

写作仍将继续，码字的过程是一场文化苦旅，充满艰辛。但我深信，有梦想的日子注定今生不会孤独，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此文写于2017年建军90周年前夜）

和战友、现某县邮政局副局长李新刚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