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河 拾 沉 (2019版)

龙马精神

黎 滩 拾 沉

陈伦修

目 录

1. 序

2. 小站

3. 东风公社

4. 联盟大队

5. 插队与落户

6. 芦家村

7. 水缸、木桶和柴刀

8. 汗滴禾下

9. 误人子弟

10. 一上德胜关

11. 二上德胜关

12. 三上德胜关

13. 210工程

14. 知青第一新娘

15. 知青集体

16. 百姓谁不爱好官

17. 木生队长

18. 小芳

19. 妹妹的泪

20. “性”教育

21. 秋的落叶 春的花香

22. 邮递员-老张

23. 小草的颜色

24. 少华日记

25. 黎川话

26. 卫星上天

27. 初生牛犊

28. 餱“鲶”

29. 饶家的呜咽

30. 上调

31. “博俚” 的婚礼

32. 中共中央(64)文件

33. 知青们的老何

34. 鸡犬之声

35. 飞斑走兔

36. 菜地

37. 记忆中芋艿

38. “地主子女”－芒仂

39. 知青的新居

40. 十月酒香

41. 杀猪饭

42. 烧窑

43. 合作医疗

44. 又误人子弟

45. 才福和根俚

46. 卸不去的包袱

47. 良师益友-耀伟

48. 神奇的万花油

49. 社苹中学的钟声

50. 县文工团

51. 东方红大道的树

52. 县广播站的上海小囡

53. 露天电影《列宁在十月》

54. 井头村的李伟忠

55. 知青工厂

56. 小站的孤独

57. 回故乡的路

58. 寄给天国的知青大姐

59. 天边飘来故乡的云

60. 后记《描红记》

61. 附文

1· 序

　　 2019年的3月是我们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江西黎川插队落户50周年的日子，我从黎川回上海也已经40年整了。1969年到1979年这整整十年，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人生最辉煌的青春岁月， 可是上山下乡把这最美好的大好年华留在了一个叫“黎川”的江西农村。

在这里我饱尝了人世间的太多辛、酸、苦、辣、甘、甜， 也得到过太多关爱、照顾和温暖。 我在齐腰深的冷浆田里种过水稻、在丛山峻岭中放炮开山修路、在砖窑里烧过窑、在村上的祠堂里教过书…….。乡下的每颗树、每条路，村上的每个老人、每个孩子，40年来仍历历在目。

每当想起，总夜不成眠。总想把在黎川的经历， 用不成熟的笔墨记录下来，告慰那逝去的青春。

那年我十六岁

光泽火车站

2· 小站

　　1969年3月8日，上海的老北站的13号轨道上，一列“专列”等待着出发，站台早已是人山人海，簇拥着送别的人群。

父亲因为我和二哥的下乡，单位上批准了一天假期；大哥也从南昌特意赶来；姐姐也从南汇的农场回来。他们十分平静的在人群中等待列车的启动，（母亲因为要带领小学的学生欢送大哥哥、大姐姐们上山下乡，只能在沿街的欢送队伍里和我们告别），谁也不知道此一去我们的前途会是如何。毕竟毛泽东只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教育以后总会有个工作安排吧。说实在的， 当时的中国已经走在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了，要政府一下子安排六六、六七、六八 三届高、初中毕业生，现在看来确实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在这三届学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脑， 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和小知识分子的狂热还没有退去。毛主席一声召“上山下乡”，99%的人都积极响应和不得不响应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江西、安徽、贵州、云南，上海知青面向这六个省的各个县，江西和安徽是离上海最近的两个去处了。 因为大哥于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在南昌，经母亲和班主任老师向学校主管下乡分配的“工人宣传队”说情，才把我和二哥两人分到江西的，又通过区里“下乡办”的协调，让我和二哥学校同行，分在一个生产队里。

　　车厢里坐在一起的是二哥的同学，蒋胖、小猫。 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在站台上。因为得知自己孩子同行的都是一个生产队的，做父母的也相互认识了起来， 不时的到车窗下叮嘱几句要互相照顾的话。 其实，为了脱离父母严厉的管教， 我此刻的心早就盼望着列车早点开动了。因为我知道，只要列车一开，我就是个大人了， 我的事情将由我自己作主了。显然车厢里的“延安中学”的男生们跟我的想法都差不多，只有那些“市三女中”的女生们，握着手绢在擦着眼泪。

列车终于开动了。

整个上海北站顷刻间沸腾了起来，一派生离死别的景象。 泪飞顿作，呼声动天。这 也许是中国历史上， 和平时期最让人难忘的别离场面。 我除了1966年的“大串联”坐火车上过北京， 这次可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远走他乡了。

　　 列车很快就进入浙江省境内，车厢里总算安静了下来。 同学们开始分享离家时带来的食品， 欣赏起车窗外江南的美丽景色。小猫已经和我很熟了，他让我品尝上海的“牡丹牌”香烟，云雾之间，我觉得我现在是个大人了。

这一年，我实际只有16周岁。

　　入夜。

　　 车厢里不时传来女生们的抽泣声。男生们点燃了香烟，伴着缭绕的烟雾，时明时暗，星星点点。

　　 当人们醒来时，列车已沿着鹰厦线穿行在具有丹霞地貌的群山之间。次日中午时分，这趟 “知青专列” 已静静的停靠在一个福建与江西交界的叫“光泽”的小站上，光泽站从此就成为我们插队落户的第一站。

小站被高耸的群山环抱着，列车向回开去， 女孩子们又开始大哭起来。黎川县派来迎接上海知青的干部们， 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些从上海来的学生们， 只好让随行的上海护送的干部们组织大家先到“光泽大旅社”吃饭。根本没有人会吃这里的饭， 我们自己带的东西还来不及吃呢。一千多号学生在福建的“光泽大旅社”乱哄哄的发泄了一顿饭工夫，又被赶上了去黎川的大卡车。

　　 要去黎川，从地图上看有两条路，一条是由江西东乡经抚州，过南城、南丰至黎川，一条是由福建光泽经茶亭、厚村到黎川。 光泽距黎川约60公里，几乎全是盘山公路。 1935年毛泽东带领工农红军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带打过不少仗， 后来的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在茶亭一带失败的。

　　自从知道要去黎川插队落户， 我从毛泽东选集文章的注解里找到了一些关于黎川的

文字，原来黎川还是一个有着革命历史的地方。

　　 运送知青的车队浩浩荡荡的从光泽县城出发，翻过福建与江西交界的“杉关”， 一路尘土滚滚的来到了黎川县城。 黎川县城的人们行注目礼欢迎这些上海学生， 人们根本不会想到， 这些上海学生在黎川一呆竟会是十年之久， 也不会想到这些上海学生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变化。

从东风公社原址远眺日峰山

3· 东风公社

　　从我拿到插队通知起，我就知道要去的地方叫:“黎川县东风公社联盟大队”，我和二哥的行李上也贴满了“黎川县东风公社联盟大队”的标签。真正的“东风公社”又是什么样子呢？

　　1958年起毛泽东把农村乡一级的建制都改成了人民公社。东风公社的社部紧靠着县城，坐落在县城东边的被叫作“下马路”的口上，一座有着徽派风格的建筑。

两边的厢房是公社干部们办公和睡觉的地方，厅堂的正中央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画像两边是毛泽东的两句语录“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对联。60年中期到70年代末期，政府机关的门面布置几乎都是这个格局。

公社的后面是一些农家的菜地，不远就是黎川县的母亲河—黎滩河。河的对面是黎川县城唯一的制高点—日峰山，从日峰山的山顶可以俯瞰整个黎川县城。当地人介绍说，因为最早接受太阳日照所以叫日峰山；由于山形很像毛笔，因此也叫笔锋山。据说山上本来有过寺庙，后来倒塌了，山顶上的一口枯井可以见得。从上海来到这个小小的县城倒也十分新鲜，东风公社的上海知青们很快忘记了与家人的依依不舍和一夜旅途的疲劳，纷纷登上日峰山顶，鸟瞰这个令他们一生都难以忘怀的黎川城全貌。

　　晚饭是公社安排的忆苦饭，“红米饭那个南瓜汤”。黎川盛产稻米，是那种上海粮店所供应的洋籼米。红米饭就是把籼米稻外面的壳去掉后，连麸皮都不去放到水里煮一下，然后再放到蒸笼里蒸熟。据说当年红军在山上就是吃这种“红米饭”的，为了让上海知青也体验一下，就安排了这样一顿“红米饭”。天那，这哪里是人可以吃得下去的。为了表示对当年红军的敬意，我们还是每人盛了一小碗，艰难的吃起来，但谁也没本事咽下肚。大家还是悄悄的回到睡觉的阁楼上吃起了上海带来的面包和饼干。现在吃上海的面包已经没有任何的回味了，可是那天晚上的“红米饭”和上海的面包真是“叫我思念到如今”。

　　当晚，黎川县革命委员会在县城内一个破旧的剧场内为上海知青们举行了欢迎晚会。台上演出的人们尽情地唱着忠于毛泽东的歌曲，跳着忠于毛泽东舞蹈。上海知青们远离家乡，在一个小县城里看着人们载歌载舞的样子，还不知道明天将去到一个什么样的陌生世界，真是哭笑不得。

　　小小的县城因为我们的到来也显得热闹起来，从县政府门口的东方红大道上，到老街的路灯下，到处可以看见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他们有的将会去离县城50公里外的山区；有的将会去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和他们相比，能在东风公社安顿下来已经是很不错了。

　　东风公社的上海知青们终于头枕着黎滩河的波涛，迎来了到黎川后的第一个黎明。

原东风公社联盟大队所在地-百顺村

4· 联盟大队

由公社门前的公路向东约15公里就是联盟大队了，途中会经过田东大队和十里山大队。

　　3月10日，插队在十里山大队的知青：戴建国、俞家华、李伟忠等几个延安中学的高中生和市三女中几个女生先于我们被十里山大队的人接走了。我们一批是四个男生和五个女生，大家在公社的门口焦急的等待着来人接我们到联盟大队。中午时分，一台破烂不堪的东风牌拖拉机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几个农民把我们的行李搬上了拖拉机的拖斗里，我们也只能坐在拖斗里的行李上。拖拉机突突的延着黎滩河向东开去。在拖拉机上，我才知道了其他五位市三女生的姓名，她们四位是68届的高中生：薛欣、侯国英、唐克英和顾秀娟，还有一位67届的初中生叫邬有芳。

　　去联盟的公路原来是一条省级公路，由于修洪门水库，路被洪门水库的蓄水截断了，成了断头路。所以也少有人维修。拖拉机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着，公路两边的山坡上错落着还未耕种的梯田，山坡上隐隐约约露出些映山红的花蕾。映山红在当地又叫“清明骨”，一种灌木类的植物。不论火烧还是刀砍，只要根还在，清明时节总会开出火红火红的花朵。新的萌芽昭示着春天就要开始了。

　　拖拉机从一个叫“师公顶”的高坡上迅速滑行而下，前面的一群房舍就是我们要去的联盟大队了。大队部就坐落在公路边的一块不大的平地，大队部的后面是一个叫“百顺”的生产队，大约几十户人家。大队书记和他的手下都到路边上欢迎我们，帮着从拖拉机上卸行李。大队书记是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子，留着胡子，戴着一顶帽子，身上穿着黑布的中山装，脚下是一双很旧的胶鞋，十分精干的样子。他叫黄奕俚，听说还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常委。身边的是民兵营长，叫饶根俚。（在当时农村的大队里除了书记就是营长大）。营长是独眼，后来知道他的眼睛是因在打猎时被火铳炸瞎的。还有个会计，是个驼背，大家都叫他张弓子。直到我离开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因为没人称呼张会计的名字。

　　就是这样七歪八齐的一班人，领导着这个联盟大队。联盟大队下属大概有七八个的生产队，分布在公路沿线的山坳里。从西向东分别是：九源、石泉、百顺、山背、源头、王山和竹陂，共约4、5百户人家。

　　我们的临时生活由张会计安排。在大队的厨房里，一位看上去五十左右的妇女专门为我们做饭。显然乡下并没有安排我们吃忆苦饭。因为是早春季节，田里的蔬菜也少得可怜，每天都会有芋艿、荞头等能够储藏的菜作为主菜，另外会加些鸡蛋或腌肉之类的菜改善一下生活。大队部的阁楼成了我们男生的临时住所；女生们都睡在黄书记、张会计的办公室里。就这样白吃白玩了几天，后来才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插队落户，政府是有安置费用给当地地方政府的。

　　又过了两天，他们将会把我们这些上海来的知青男女安置到哪个生产队呢？生产队里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命运将由大队的书记和营长们摆布。

　　虽然是春天了，但山里的寒气还是那么的咄咄逼人。

与一同插队的二哥摄于村前稻田

                             5·  插队和落户

　　各村的生产队长对于上海知青的到来，不知是欢迎呢还是冷漠，反正女生们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很快薛欣、侯国英、唐克英三人就被石泉生产队的老乡们接走了。我们四个男生被告知去九源落户，顾秀娟和邬友芳则要去一个叫“源头”的生产队。源头是民兵营长饶根俚所在的生产队，离开大队部向西还要走十几里山路。

　　是营长饶根俚希望她们到那里去的。

　　这样的安排把我们大家全拆散了，顾秀娟和邬有芳坚决不同意到源头去。很简单，两个女生势单力簿，孤立无援。可是，第二天一早源头的村上就会有人来接人了，顾秀娟和邬有芳急得直哭。黄书记又不在，到县里开会去了。晚上，我们六人在她们睡觉的黄书记的房间里开起了会，女生们不停的抹着眼泪，男生们猛抽着烟，说实在话大家都不想就此分开。不管怎么说上海同学在一起总有个照顾，更何况女生们在外会更多的依赖男生一些。油灯下谁都不想睡觉，门外漆黑而寂静，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最后，大家决定男生们先暂时不去九源，陪顾秀娟和邬有芳到县里找黄书记说情开恩，把我们六人分在一个生产队。

　　天蒙蒙亮，我们六人就开始徒步向黎川城走去。

　　黄书记在开会的间隙听我们说明了想法，表示我们的要求并不过分，合情合理，等散会后马上解决。

　　由于黄书记的帮助，我们六人一起到九源落户了。在回大队的路上，蒋胖、小猫和二哥都象是做了一件得意的大事，顾秀娟和邬有芳也显得神采飞扬起来。傍晚时分，我们回到了大队部，吃着大妈做的饭菜，喝着黎川的米酒，相互干杯，庆祝我们的第一次胜利。直到这时，我忽然觉得，我们六人就像六个离开了父母的兄弟姐妹一样。

　　在后来的十年里，我到过源头两趟。那里给我的映像远不如九源、石泉，老而陈旧的房屋一家连着一家，房屋之间有一小条只能容一人走过的走廊。厅堂里没有铺砖块，到处是鸡粪，狗粪，不时会有猪从跟前大摇大摆的走过，周围也显得十分赃乱。营长饶根俚在村上虽然也算是大队的一员村官，处世为人怕是耿直了些，在村民中也留下了不少辫子，口碑也不尽与黄书记相比。从黎泰公路修路工程结束后，其在大队的权力也一天天被削弱，直至回到村里种地。

顾秀娟和邬有芳不得不为自己庆幸，还好没到源头这样一个闭塞落后的村子来落户。要是没有那天在大队部通宵达旦的一晚，也许会在源头村落地生根了。

不过饶营长对我还是不错的，因为在黎泰公路同住一个工棚，作为知青也多方得到了他的照顾。后来去过源头也在饶营长家喝酒划拳至大醉。

　　1969年3月14日的早晨，九源的老乡们象迎亲一般把我们六人接到了我们插队落户的最后目的地—九源的芦家村。

与芦家村民摄于1979年

6· 芦家

　　芦家是个自然村，隶属于九源生产队。位于九源生产队正南面1华里的山坳里，确切的说只是一个寨子。全村总共14户人家，4、5幢房子。全村除了一个饶姓的家庭，其余的都是姓“芦”的本族，芦家也就因此而得名。

　　村子的正门是一个极富乡村特色的柴门，就像三国演义连环画“三顾茅庐”中画的一样。村子背后是几棵高大的樟树和枫树，这也是风水树，各个村子都有。人们认为风水树起到庇荫赐福的作用，一般没有人会动风水树上的一枝一叶。村子门前是一排排的梯田，在村对面的山坡上长满了竹子，红土下已经隐隐约约可以看见竹笋的尖尖嫩芽。从村口的一条石板小路拾阶而下，一直可以通向竹林。在竹林下面有着一口清泉，村子里的人用石条把泉眼圈成了一个长方形的池子，中间一分为二，高低错开。高处池里的水是饮用水；低处池里的水是洗涤用水。池水大约一米深，常年涌现，清澈见底。这口泉水除提供芦家人生活用水外，也浇灌着这里的良田。

　　山上的映山红刚刚盛开，姹紫嫣红，与这里的青山绿水交相辉映；杜鹃鸟在林间不停的欢叫“哥哥归、哥哥归……”，一派田园风光，把芦家这个小小的山村装点得生气盎然。

　　由于我们的到来，平静的小山村热闹起来。也许是春耕还没有开始，人们还在享受着春节剩余的欢乐。各家都捧出了自家的米糖、薯片、花生和茶水，热情的招待我们这些从上海远道而来落户的学生。

　　他们用我们没法听懂的黎川话和我们交谈，透过他们的个别几个能听懂的单词和他们的表情，我想老乡们很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他们这个小山村来。

　　是啊，此刻，我们和这些陌生的老表们谁也搞不清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安家。

　　芦连孙是这里的族长人物，大家都唤他叫“连孙叔”，连孙叔大概60岁不到，其余的芦姓都是他的侄辈。中午，在连孙叔家吃午饭，照例还是芋头、荞头之类的菜肴，只是多了些腊肉，另外还加了蒸鸡蛋。看得出，山里人还是很清苦的。连孙叔的老婆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为我们添酒夹菜，使我们感到了一丝家庭般的温暖。从那天中午开始，我们六人就在芦家的各户人家轮流吃起了“派饭”。也从那时起我又学会了喝酒（一种叫“十月生”的江西米酒）和划拳。40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划拳的要领。

　　因为我们的住所还没来得及打扫、整理，晚上就住在了连孙叔家里。连日来，不停的旅途劳顿，不停的担惊受怕，不停的变换住所、环境，疲劳的我，终于在远离上海父母的江西，在一个叫芦家的小山村里的农民家中睡着了。

　　在芦家我一共住了5年多，直到1974年的秋天，国家下拨了知青建房款，生产队为我们在九源盖起了新房子，我才搬到九源居住。

　　2000年十月，在告别黎川廿年后的一个金秋，怀着对这片红土的眷恋，独自一人回到了芦家。在过去那段芦家的日子里，跟着芦家的农民，我几乎在每片梯田里插过秧，在每座山上砍过柴……，一个小小的山村带给我无尽的回忆。当我重新走过我们当年的菜地和那口井泉时，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竟然当着陪同我一起回乡的一个黎川女知青的面，放声痛哭了起来。后来，我在一首《水调歌头》的下半阙中写下了“共患难，同食寝，勿能忘。一池清泉作镜，同伴皆鬓霜。乡音浓浓未改，情真切切还诉，欲说泪成行。热血注青山，爱怨两迷茫！”的诗句。其实这就是我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我与蒋良铎、二哥、周祥兴、邬友芳、顾秀娟摄于芦家村前

7· 水缸木桶和柴刀

　　村长芦水旺找来了九源的小木匠来为我们的住舍作一番修理。小木匠叫张兴旺，和我同年。他把一件破旧的小屋整理得干干净净，倒塌的墙壁也修理好了、厨房的新灶头也沏好了、屋顶的破瓦也换成新的了、门窗都重新打造了一番......。小木匠用了几天的工夫为我们每人做了一张单人床。总之是可以居家过日子了。

　　小木匠从此和我们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后来的几年里，九源的队长还曾经安排我和小木匠一起帮工拆房子、造房子、修猪栏、甚至还做棺材。

　　顾秀娟和邬有芳被安排在一间只有6、7个平米的小屋里，那里刚好可以放下她们的两张单人床。我们四男生就在这间“地主子女”的柴房里安下了家。晚上一缕月光从屋子唯一的小窗户里照了进来，我终于知道什么是“床前明月光”了。

　　村长芦水旺在一天早晨叫上我们几个男生跟着他到城里买来了许多生活必需用品：水缸、水桶、扁担、锄头、柴刀，还有我们从未见过的蓑衣。我们用新的水桶从竹林下的井泉里挑来了满满一缸水，开始我们六人自己开伙做饭的集体户日子。毕竟别人不会永远把我们当客人，吃派饭的生活结束了。

　　生火做饭，第一是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么。

　　乡下的农民没有机器碾米，全部是用人工来完成从稻谷到米的过程，我们也不得不参与这个辛苦的劳动。我们用一种砻具砻去谷子的表壳，然后把带有麸皮的米放到一个很大的碾槽里，用牛拉着碾盘，不停的赶着牛围着碾槽打转。大概要用半天的时间麸皮才会和米仁分开，再把麸皮和米放到一个风车之中，转动风车的把柄使麸皮和米分离。江西的稻是籼稻，麸皮是红色的。因为麸皮和米仁用这种人工的方法不能完全分离，所以煮出的饭总是红色的。我想这就是“红米饭”的由来吧。

　　其次是火。巧妇无火也难为有米之炊啊。

　　开始乡亲们还会供应一些柴草，时间一长，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于是男生们用新买的柴刀上山砍柴。春天的雨水多，刚砍的柴禾十分难点着，于是旧报纸、旧书都用上了。顾秀娟和邬有芳轮流坐在灶前的矮凳上，用吹火筒使劲的吹着奄奄一息的火苗，四个男生饿得直在灶前团团转。好不容易把饭做成了，顾秀娟和邬有芳两人的嘴边，留下了一圈黑乎乎的吹火竹筒印子。

　　有了米，有了火，有了水，加上那间不会被风吹去的茅屋，真正的插队落户的生活开始了。

　　在厨房的方桌上，（方桌是连孙叔借给我们用的，这张方桌一直到我离开芦家才还给它的主人）我们六个还不满廿岁的学生，在吃完自己做的晚饭后，围坐在油灯下开始给各自的爸爸和妈妈写起了家信。由于我们有六人在一起，大家的情绪是那么的乐观，也许明天会更好。

　　二十几年后，当我第一次听到那首“一封家书”的时候，回想起我在油灯下给爸爸、妈妈写第一封家书的情景，禁不住办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此致敬礼！此致那个敬礼！伊……。”

生产队的梯田

8· 汗滴禾下

　　“荷把锄头在肩上，

牧童和老牛是我同伴……”

在我们逐渐可以自己料理生活后，出工就成为我们每天的必须。春分一过，转眼就是清明了，秧田里的早稻秧苗已经到了可以开栽的季节。在黎川，插秧是体现一个农家男子农活水平高低的标准。在梯田里插秧先由一个插秧的高手领头，在田中央开路，此人必须在没有任何依靠的前提下栽出一排直线来，其他人均按水平的高低依次排开。我们初学栽禾，（当地人把插秧称作“栽禾”）当然只能排在最后。

　　这里的梯田十分肥沃，田里到处是泥鳅、黄鳝、田螺，当然最多的还是蚂蟥了。只要人的脚一踏进水田，蚂蟥就会游到脚边，用它那坚实的吸盘吸住脚上的毛孔，从毛孔里贪婪地充吸人的血液。我的脚上曾经同时被三十多条蚂蟥叮咬过。

　　蒋胖，小猫、二哥和我，还有顾秀娟和邬有芳面对那么多的蚂蟥，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我们不时的爬到田埂上用双手拍打自己的双腿，好让蚂蟥停止充吸。可是刚一下田，蚂蟥们又蜂涌而来，根本无心栽禾。老乡们笑话说，“你们就是把腿拍肿了也没用的”。他们面对蚂蟥只是用手中的一把秧根在脚上轻轻一抹，蚂蟥就全部掉下了，这个办法还是蛮灵的。我们村有一种种单季稻的梯田，叫做“泛田”，泉眼在田下面，泥水很深可以齐腰。一次我在“泛田”栽禾，蚂蟥在我的肚皮上猛咬。当我从“泛田”上来时，泥水和着血水一起顺着裤裆流了好一会，引得田里的妇女们大笑起来。

　　栽禾是技术和力气结合的农活，清晨我们踏着露水到秧田拔秧，匆匆吃完早饭就下田了。一天大概要栽一亩水田，收工时腰都直不起来。栽双季稻时，头上是烈日当空，脚下是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泥水，还有蚂蟥的不断叮咬。

　　蒋胖，小猫、二哥和我很快掌握了栽禾的要领，我和小猫已经可以打头阵了。可是，我们一天的辛劳，挣取的工分还不到成年男子农民的三分之二。为了在“贫下中农”面前表现得出色一些，我们无话可说。

　　欲吃盘中餐，就只能汗滴禾下土了。

　　秋天到来，开镰收割的时间到了。望着那沉甸甸的稻穗，梯田闪耀着金色的光芒，我们把成担的稻谷挑回村里的晒谷场，风车飞转，颗粒飞扬。这就是用我们的双手辛勤劳动的果实。分红时我们六人按人口计算共分到了近五千多斤稻谷和满满几箩筐的黄豆。这也是我们一年的口粮。

我在江西农村生产队教书的祠堂

9· 误人子弟

　　九源和芦家共约60户人家。按现在的标准，应该接受义务教育年龄的孩子大概有20来个。可是，九源生产队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老师给孩子们上课。因为这，九源的小孩都要走上5、6里山路到大队部的学校上课。

　　知识青年来了，也给九源的孩子们带来了希望。队长找到了我们。也许是田里的活毕竟是体力活，能教书总比干农活强。小猫第一个被队长选中到九源的小学上课去了。

　　所谓的小学，其实就是在九源的一个祠堂里，摆上几张课桌椅和黑板，和私塾差不了多少。廿几个孩子要分成六个年级，就小猫这么一个老师。再说上学的学生都是本生产队的孩子，上学还带着不懂事的弟妹。上着课呢，弟弟拉屎了，妹妹撒尿了；课堂上读书声、哭喊声不绝于耳，这书是没法教了。只上了三天课，小猫就败下阵来。

　　接着是蒋胖上任。没几天，队里要派人上山修路，黎泰公路开工了。这是当时国家的一条战备公路，从黎川的德胜关修到福建的泰宁，是一条高等级的公路。队里的男劳力都要分批上山，蒋胖和小猫先上了山。

　　教书的事又让二哥去了。二哥回来说，这书没人会教，只好让孩子们天天学唱歌，齐啊，廿几个小孩同唱一首歌，祠堂外的大人听着都觉得不错。还没两天，公社来通知让二哥上公社的文艺宣传队报到。

　　轮到我了。我们的集体户中，就剩下我和顾秀娟和邬有芳了。白天和这帮孩子在一起打闹，放学回家和两个女生一起吃饭，说什么都觉得不舒服，唯一的选择就是上山修路去。学生们的事也管不了许多了。背着顾秀娟、邬有芳和村干部，把被子打成背包，步行60多华里向德胜关的大山深处走去。一路打听联盟大队的修路大军的驻地，傍晚时，终于和小猫、蒋胖汇合在一起。

　　由于我的不辞而别，给顾秀娟、邬有芳的生活上带来了许多的不便。真不知道那些日子她们是怎么过来的，是谁帮她们挑的水？是谁帮她们碾的米？是谁帮她们上山砍柴?······。学生们也没人管了，孩子们又回到了没有老师的日子。在后来的数年里，九源生产队一直从城里聘请临时教师。我下乡时名义上是个初中毕业生，其实文化大革命前我受到过的正规初中教育只有短短的一年。哎！误人子弟啊。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总有说不出的内疚。最近几年，我们聚会的时候，我总想对顾秀娟、邬有芳表示对过去的歉意。但她们总像对自己的小弟弟一样，把我加在她们身上的负担，化解在了谈笑之中。

当年黎川～泰宁的战备公路（214国道）

10· 一上德胜关

　　德胜关是江西与福建在黎川境内的一个重要关口，海拔大约在1500米左右。山上风景秀丽，原始森林密布，流水潺潺，是典型的南方亚热带雨林。六十年代末，这里的森林植被保存完好，山上除了少量的山民外，几乎没有人涉足这块处女地。1969年4月，中苏珍宝岛爆发战斗，全国的备战形势开始紧张起来。与福建前线一山之隔的黎川也成了战备公路的必经之地。中央军委下令修建京福战备公路。

　　来自黎川县各个公社的成千上万的农民，作为修路大军的主力涌上了德胜关-这座武夷山支脉长达数十公里山上的莲荷峰。

　　我第一次上德胜关就是为了逃避而加入了修路大军的。那天我到山上时，天已快黑了，联盟大队的营部就设在一个山坳里。营部是用就地砍伐的毛竹和杉树搭建的，顶上盖着茅草没有门窗。一张用毛竹搭建的统铺上可以同时睡下五六十人，每人的位子下面放着脸盆和一些工具，篱笆墙上挂着各自的蓑衣和斗笠。营房的左侧是厨房，两口特大号的铁锅用山石垒起，几十号人就在厨房门口的一块空地的树桩上用餐。一条小河从门口流过，人们的生活用水就用上游流过的山水。晚上除了下棋、扑克和几个活跃的农民会讲些笑话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娱乐的活动。

　　天一亮，起床的哨声把我从梦中唤醒。吃完早饭，跟着大部队向工地走去。山体的表层已在不久前被挖开，巨大的花岗石裸露在面前。我们用一种六角形的钢钎和30磅的铁锤打起了炮眼，三人一组，从上而下排开。打炮眼也是个技术活，我们不断的在炮眼中加水，让石屑与水混合，再用一根头部破成许多小条的竹子，放入炮眼中，把石浆提出眼口，再接着打。我记得，当时我们一组的三个人，一天的打炮眼深度是4米多，可以算破纪录的。中午炊事班会把饭送到工地上，八人一组，蹲着吃。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山上只有芋艿、芹菜、辣椒，难得送上来猪肉就大吃一顿红烧肉。到现在我还觉得修路时吃的红烧肉是最好吃的。

　　修过路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吃大锅饭的特点是，盛第一碗饭是不能盛满，只能大半碗。这样，当你把碗中的大半碗吃完时，锅里还有足够你再盛一大碗的饭，桌上的菜也还有不少，你就可以从容的吃下起码一碗半饭和足够的菜；如果你上来先盛一大碗的话，后面的半碗就可能被别人瓜分掉。那时年轻力壮，不吃饱不行啊。这样的诀窍也是和我要好的老乡教的。

远望曾经用血汗筑就的黎泰公路

11· 二上德胜关

　　第二次上山修路，是以公社为建制的，东风公社的许多知情都在山上会合了。十里山大队有戴建国、俞家华，我们联盟大队有我、小猫，点山大队有王荣根（听说他已经不在了）、朱山林等，老表们都叫我们“上海佬”，我们的任务主要是点炮和清除路面的大石块。上海佬们点炮的待遇还是蛮高的，指挥部规定点炮工每天发香烟一包—牡丹牌或壮丽牌的，当时的价格都在0.52一包呢。为什么呢？他有说法啊：为了保证点炮的成功率。其实也是的，蹩脚的香烟点炮，导火索还没着，烟先灭了。你分配的炮眼没点完，别人的先炸了，来不及点导火索是很危险的。所以，点炮工必须用最好的香烟。

　　为了得到这每天一包好烟，我们也冒着巨大的危险。在各个炮眼的连接处会有一个叫“安全棚”，所谓“安全棚”就是用树桩搭建好一个可以容纳二人的小坑，在树桩上盖上土，供点炮工临时躲藏的地方。每次点炮，每个人都要数着炮声的次数。一旦出现哑炮，必须等很长时间确认后才可以离开“安全棚”的。我还记得亲眼看见相邻的工地上被抬下山的一个农民，脸上炸得血肉模糊的样子。

　　有时放炮过后，也有意外的收获。在山上，有一种叫“石鸡”的蛙类，常年生长在石缝里，靠着天上的雨水和虫类为生。但是“石鸡”的味道鲜美无比，（现在江西、福建一带的旅游景点的餐馆还会有人用青蛙来冒充“石鸡”骗游客呢。）一次，收工时，我们在山上炸碎的巨石下看见两个被炸死的“石鸡”，于是成了晚餐时的加菜了。

　　这次会战就要结束了，全公社在山下的茅店村召开了表彰大会，戴建国被推选为劳动模范。会后，李伟忠也特意从十里山赶来茅店，我们“上海佬”们高高兴兴的到一个叫“吴钓”的山村里买了许多笋干，准备过年带回家。有了这次修路的经历，我们联盟大队的知青和十里山的知青好像更加亲近了。也算是人生经历中的一次生死之交吧。后来，我们每每谈起这次修路的日子，总是那样的回味，那样的忘情。

黎泰公路所处的莲荷峰云海

12· 三上德胜关

　　不知不觉黎泰公路的修建已接近尾声，整条公路要铺路面了，为公路铺撒大量的沙子后就可以接受上级的验收了。山上是没有沙子的，需要人从茅店的河床里把沙子挑上山。我们知青已经是修路的专业户了，每个队抽人，我和小猫必定在名单中。

　　1970年的5月，我俩再次来到德胜关的茅店。这次没有住工棚，是住在老表家里的阁楼上。

　　从茅店到山上的公路需要走上几十里的山路，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山路，有时石阶的坡度成45度，可以一直向上五华里。肩上挑着两土箕湿漉漉的黄沙，一路上谁也不说话，默默的向山顶爬去。直到山顶把黄沙卸在公路边上，无法偷懒，每人都有立方指标。一路向上，唯一的休息也只是抽一支烟；掐了烟头继续再爬。黄沙的立方在我们每天的爬山不止中一点点堆成，转眼之间被撒在公路上。我们的双肩布满了老茧；我们的双脚布满了血泡。路，在脚下。

　　黎泰公路就这样在千万个农民和我们知青的手中修成，把北京和福建连接了起来。可惜我一次也没有完整的从黎川坐车到过泰宁。2005年我们回黎川时，京福高速公路已经修成，高速公路从黎川县城和泰宁县城经过。我们当年为之流血流汗的黎泰公路也即将报废，多想到老路上再开车走一次啊！

　　三次到黎泰公路修路，三个不同的季节。冬天，莲荷峰

　　上白雪皑皑，满山遍野挂满冰凌；春天，站在山顶，太阳从群山的怀抱里，喷薄而出，红得叫人不能离去；秋天，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人在画中沉醉。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和大自然如此长时间的亲密无间。

　　可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在大山以外，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共和国的首脑们正进行着一场更加你死我活的斗争。同时，国家也面对着来自苏联、美国以及台湾的战争压力。

13 回家过年

       每年年关将至，媒体全方位的报道民航、铁路、公路春运，上亿返乡人群艰难的行进在回家路上时，总会让我想起上山下乡的那些年，与现在赶路回家过年的人们几近相似的经历。

       一九七一年底，黎泰公路建设的第二阶段如期完工。在德胜关的大山里，经历了几个月患难与共，东风公社十里大队和联盟大队的上海知青变得更加的亲密无间起来。在黎泰公路指挥部举行的表彰大会后，当年的工程告一段落。次日凌晨上海知青们便一起沿着陡峭的山路，上山釆购当地特有的笋干为回家过年而准备年货。

       田里的庄稼早收完了，沟渠也开得差不多了；黄豆、糯米、笋干等回家的土产也弄得差不多了。冬天的太阳照得人身上暖洋洋的，大家开始商量确定了出发回上海的日子。

一年干到头，虽然分红到手的钱少得可怜，但地处黎川城郊的公社是产粮区，所以分得的谷物还是十分可观的，每人到手的谷子达一千多斤。

为了照顾上海知青春节回家探亲，凭公社的证明，可以从生产队提出自己的百余斤口粮，拉到县城的粮站换成“全国粮票”供知青们在沪生活之需。当年，一百斤稻谷可兑换成七十斤粮票和9.70元人民币。在邻县的光泽黑市上，全国粮票可卖0.5元。于是将换得的全国粮票出手一半就是一张回家的火车票了。

       当年回上海一般都搭黎川的班车，到邻县的光泽火车站， 再乘“京福56次”快车回上海。 “京福56次”经停光泽约是晚上九点三刻，光泽是京福线上的小站，这趟车在售票窗口一般对外只售三、五张票，托熟人才能多买几张。没有卧铺，没有座位，只有站票。要在短短的停车三分钟内背着行李登上拥挤的车厢，除了靠力气，还要凭胆识和智慧。我们一行六人踏着轨道下的碎石，或挤车门或爬车窗，成功登上了福州开来的56次列车。

拥挤的车厢里，行李架被塞滿了大大小小的“旅行袋”（现在这种袋已看不到了），过道上也很难下脚。我们只能在过道的间隙里用我们装滿乡下土特产的“行李袋”当座位。

从黎川到光泽一路匆匆的大家，此刻已是满头大汗，精疲力尽。列车穿行在鹰厦线大山的隧道之间。

定下心来已近子夜时分，直到这时，才有人想起为了赶火车，晚饭都还没吃，随身除了“庐山”香烟，什么食物都没有带。午夜的列车已不供应餐饮，所停靠的车站也不会有食物叫卖。环顾周围，车厢里忍饥挨饿的还不少。回家的路还很长，饿着肚子在车厢走道坐一夜总不是个事。

列车员们手提着饭盒，紧皱眉头从我们身边艰难的跨过，开始换班。

列车值勤的解放军战士跨过疲惫不堪的乘客，也在车厢里查票巡逻。来到我们这些知青面前，查看了车票，问明了身份和去向，准备离开。

一个可能弄到点饭吃的念头在我心头油然而生:军民鱼水情，找解放军！看上去佩带着值勤袖章的小战士与我们的年纪也相仿无几。

“班长，餐车还有饭吃吗？”

“应该没有了。”小战士并没有表现得冷漠。

“我们是在这附近农村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刚从光泽站上的车，因为赶这趟火车回家过年，晚饭都没顾上吃。你能帮我们到餐车弄点吃的吗？”

“怕不行啊。”小战士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们说。

“随便什么都可以的！麻烦你去跟餐车商量商量吧”我们再次恳求道。

“那我试试看。”小战士向餐车走去。忽又回头问“你们一共几个人？”

“六个！”大家齐声回答。这一问还真给了大家一线希望。

等待，在列车车轮的轰鸣中，大家静静的等待和遐想:也许是个干巴巴的面饼，也许是一份缺油少盐的掛面，也许······

反正有吃的就好。也许什么都没有。等待，我们在等待中盼望着小战士和他手中的食物早早出现。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掛两边。”远处，头戴红五星的小战士手捧着一摞铝饭盒，艰难的从人群中跨了过来。“吃吧，把你们饿坏了！”

打开盒盖的一瞬间，大家都惊呆了。热腾腾的饭菜超出了我们起码的期望。油氽带鱼、炒青菜、花生米、白米饭。“是专门为我们做的？多少钱？”看着手中的饭菜，大家又担心起了口袋里可以花销的底线来。“不用钱，餐车送的，赶紧吃吧”小战士一脸认真的说。

“那怎么好意思呢？”大家假客气了一番便狼吞虎咽起来。

因为列车上几个上海知青的非常规用餐，动用了餐车，当然也惊动了列车长。年轻的列车长也穿过过道间熟睡的人群，来到了我们中间。“让你们大家挨饿了，简单吃点，回家让妈妈做好吃的吧”车长风趣的和我们打招呼。大家来不及吐尽口中的鱼骨，连连向列车长道谢。“怎么能让知青们在我们56次车上饿着回上海呢”一句看似平平常常的打趣，如一般暖流传遍大家的体肤。

偎依着行李袋，似睡似醒的迎来了黎明。列车已行进在杭嘉平原，马上就要回到父母身边了。

上海老北站的站台上挤满了接车的人群。我在远处的人群中，依稀看见了昨晚值勤的那位小战士，也许他并未看见我们的挥手，可昨晚暖人心扉的半夜饭让当年知青的我们，记住了那颗红星。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曾在乘坐过的飞机、高铁上用过各种餐食，而唯独能在古稀之年还回味无穷的，还是当年插队回家过年，由黎川经光泽乘坐“京福56次特快”回上海途中，那装在铝饭盒中免费的晚餐。！

风雪中的黎川日峰山和黎滩河大桥

14· 210工程

　　也许在上海知青和黎川知青中间，甚至当地的黎川本地人，知道“210工程”的人并不多，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不知道当年为什么取名“210”，大概带有点军事保密意义。自从林彪叛逃后，北京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比较著名的“八大军区司令”的换防就是典型一例。同时也开始了对福建前线的战备设施的修建。继“黎泰公路”以后，一条从北京直通福州的微波电缆开始埋设，并通过黎川境内的部分山区。在当时，微波技术还处于军事运用，属于保密技术，由部队直接派工兵勘查线路和指导民工铺设电缆。县武装部组织各电缆途经公社的青年民工为电缆的埋设挖沟。电缆沟一律顺山势或河流挖二米深，30公分宽。当时已经是5月下旬，天气开始炎热起来，在山上无遮无盖的太阳下，每个青年小伙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从早晨挖到中午，没有武装部长的哨子，一般是不会收工的。一天中午，我终于感到头昏目眩，站在一米多深的电缆壕中不能自己。迷糊中，我看见在身边的壕沟断面上露出的一段樟树根，唯一的自救就是挖开樟树的根部，用鼻子猛烈的嗅取樟树根内散发的樟脑气息。在浓浓的樟脑味刺激下，我渐渐的开始清醒过来。

为了表现出积极向上，我还是面如土色的坚持着。埋设电缆的壕沟在一寸一寸的向前推进，壕沟要从一条小河经过。要在河里挖出两米深的壕沟，谈何容易。我和大家都头顶着烈日，浸泡在齐腰深的河水中，用最原始的工具奋力的挖掘。晚上，我知道我的身体发高烧了。我向卫生队的医生要了“安乃近”片，和着大杯的热水吞服，然后就蒙头大睡起来。也许是因为年轻，第二天居然烧退了。公社武装部毛部长知道我病了，特意让我休息一天，但我还是上工去了。那时，总想在公社的干部面前表现得好些。其实，那时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知青表现再好也是徒劳的。一天的劳累之后，仰天躺在铺板上，我心里只有默念着杜甫“三吏三别”中“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的诗句了。

　　后来，随着卫星技术的运用这条军用微波电缆线也开始投入了民用。当我离开黎川那年，在高高的日峰山顶已竖起来微波发射塔，县城里的人开始通过微波塔接收电视信号收看电视了。

　　日峰山下，一条凝聚着我们血汗的微波电缆至今还静静的躺在二米深的泥土里。

原黎川县栗塘公社燎原大队上海知青曹义芳(黎川中学教师)

15· 上海知青的黎川第一新娘

一九七0年的五一节，我们一行数人从芦家村里兴冲冲的赶往三十里外的小村庄。

暮春的公路两边山坳上，尽管已被风吹雨打过，但杜鹃花依然吐露着美丽芬芳；刚刚会飞的小鸟，虽然还那么稚嫩，却已比翼双双唱着春天的歌谣。“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总能成”。同生产队一位插姐的同岁同学闺蜜，今天就要结婚啦！

从上海到黎川来插队第二个年头啊！？怀揣着红纸包裹的“分子钱”，我们踏进了新房。新郎像迎接老朋友似的，又是敬茶又是递烟，“娘家人来了”。

“恭喜恭喜！”

“同喜同喜！”。

新娘腼腆中更多的流露着羞涩，毕竟是上海知青的“黎川第一嫁”么。虽然没有婚纱，没有钗戒，但如花似玉的新娘依然光彩照人。

新郎是黎川知名的外科医生，新娘是上海的校花。倒也算是“郎才女貌”了。

新娘的母亲是那种典型的“上海姆妈”。为了女儿的婚事，专门从上海带着崭新的丝绸被面、崭新的被褥、崭新的“子孙桶”、上海的喜糖······来到黎川。上海姆妈为了今天的喜事亲自下厨为大家做了一桌丰盛地道的上海小菜:睁光油亮的红烧肉、扑鼻飘香的糖醋鱼、原汁原味的四喜烤麸······。

新娘同村的上海知青，和我们数人就这样在古朴的黎川老屋里吃起了上海风味的喜酒。

上海姆妈亲自为大家樽酒；新郎新娘换个与大家干杯。按上海的风俗，新娘为客人点烟是必不可少。

“烊伐(养吗？)”

“还么(还没)。”

“烊伐？”

“烊格(养的)。”

新娘手中的火柴被吹灭，重又划燃；划燃了又被吹灭；再吹灭，再划燃。不为嘴上喜烟的滋味，只为了那一阵阵尽情的呼喊。就在这一人问，众人和之间，美好的祝福伴随着呼声应运到来。

“喝完这杯黎川的老酒，再吃点的上海的小菜，人生能有几回醉，不欢又何待，来来来，喝完再说吧！”

一场别具特色的婚嫁派对，就在这黎川的小山村里进行得热火朝天。

新娘前来为我点烟的那一刻，我无法正视眼前的这位已然成为别人新娘的上海姐姐。新娘虽然满脸张显着初嫁的笑容，但我依然从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里，看到了新娘子心中的苦涩与忧伤。

黎川的“十月生”酒，香醇而甘烈。其取名也可多重解释:农历十月釀造？喝了酒怀胎十个月便得子？一定是生在十月？酣畅淋漓的行酒与划拳，还是不能遮盖我心头掠过的几分惆怅。（新娘子在我们还在懜懂无知的岁月，也许她的大胖小子就会呱呱坠地了)。

高堂上的喜烛放着红光，烛腊已一点点的将烛台洒满红色的泪珠；老屋前的小溪仍在静静的流，溪水一声声重复着过去的歌谣。

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新娘与黎川的上海知青共同经历上山下乡的潮起潮落。相夫教子的含辛茹苦，小城度日的艰苦卓绝，并未让过早成家的知青新娘倒下。却摧生了黎川县城的一代师表而桃李满园。

在前些年的上海知青的聚会上，重又见到这位知青姐姐时，她那美丽的大眼睛依旧闪烁着当年的青春光芒，气质不凡的出现在过去的知青弟妹面前。

应黎川政协文史办邀请为上海知青撰文，往事依稀，我不得不想起那个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婚礼”。搁笔之间，昏花的老眼已几经湿润，撒落在纸上的泪仿佛凝成了无数的问号:这一场跨区域的“喜结连理”，到底是灵与肉的水乳交融还是仅仅是年少的同道？到底是智慧的碰撞还是风雨中选择的无奈？

也许有一天，

黎滩河的廊桥会告诉；

日峰山的夕阳会告诉；

会仙峰的杜鹃花会告诉；

古镇的青石路会告诉······。

16· 知青集体

　　我们插队的九源村不知为什么会同时吸引了那么多的男女知青。在我们上海知青到达之前，已经有一批黎川当地的女知青先于我们在九源生产队落户了。她们是杨桂香、李丽芝、涂素霞和鲁燕。前三人都是自己插队的，只有鲁燕是随父母一起来九源的。鲁燕的父母鲁湘生和鲁北霞都姓鲁，带着鲁燕、鲁刚、鲁平和鲁兰一起从南昌下放到黎川的。他俩是我们大队的“五.七大军”的连长，在他们的庇护下，我们黎川和上海的知识青年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集体。二鲁也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着身边的知青。由于二鲁的存在，他们用他们的年龄和说话的权利，为我们在九源赢得了更多的利益，使得十几个知青男女不至于在村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六九年的秋天，下乡还不到半年，顾秀娟突然接到家中来信，要她回家一次。数十天后，顾秀娟要回来了。当时黎川往返上海是十分不方便的，必须从上海坐火车光泽后再转汽车。黎川往返光泽的班车每天只有一趟，所以必须在光泽住上一晚。为了使顾秀娟顺利的回到九源，鲁北霞主动提出让我和她一起到到光泽接顾秀娟回黎川。顾秀娟下了火车，老鲁又提行李又拿包裹，通过她在光泽的熟人为我们安排食宿，俨然是一个母亲到车站接自己的孩子。在后来的艰难岁月中，我们和老鲁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只可惜鲁湘生在调回县城不久生病不起，英年早逝了。

　　2005年，我们要回黎川的消息，通过鲁燕告诉了远在深圳鲁平处的鲁北霞，老人不顾旅途劳顿，千里迢迢的赶来看望卅多年前朝夕相处的孩子们。杨桂香、涂素霞也都从百忙中抽时间来和我们相聚，鲁燕忙着张罗着我们一行人的接待。

　　我们在当年回村必经的路口安放了一块硕大的石头，上面镌刻着“青春永驻”几个大字，落款就是当年九源村里的知青的名字。望着老鲁的一头白发，我们从心里感谢她老人家当年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衷心祝她健康、长寿，晚年幸福。进村的路上，我们站在高高的“石子岭”上，看着我们修的路、我们种的树和我们留下的脚印，卅多年前的一个英姿风发的知青集体，再次呈现在面前。

　　让山谷的风，再一次吹动我们澎湃的心。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

2005年五月所立《青春永驻》石

（右三为原联盟大队党支书黄奕仂）

17· 百姓谁不爱好官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一九九0年习近平在追思焦裕禄填的一首词中这样写道。

在黎川插队的十年中，我面对面接触最高一级的官员，大概是大队一级的书记了。当年插队到达落户地—黎川县东风公社联盟大队那天，大队的一班村官一起在大队部迎接了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上海知青。

从那时起，我认识了联盟大队的书记—黄奕仂，这个我人生路上遇到的正直、善良的基层的农村大队干部。以致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把遇到的各类干部与这位村官作对照。

黄奕仂大概四十多岁，中等个子，穿着一身退了色的中山装，戴着一顶八角帽，脚上穿一双旧“解放鞋”，留着一些胡子。所以乡间的百姓都亲切的称他“胡子伯”或“老顽子”。

黄奕仂所在的联盟大队，地处黎川县郊的丘岭山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且旱涝无忧。在黄奕仂等一班干部的带领下，联盟大队列年所交的公粮，不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和时间上都排在全县的前茅。联盟大队向国家卖的余粮也是首屈一指的。每年秋天，从联盟通往县城的土路上，总能见到黄奕仂带领大家送粮的身影。黄奕仂除了为国家征粮、筹粮，也把全大队百姓的饥饱冷暖放在心头。生产队分红的那些天，黄奕仂会下到一个一个生产队与会计精细核算，尽可能的让社员到手的口粮分得多些，让社员的工分值高些。记得那些年我所在的九源生产队每十个工分值都超过了1元，七一年至七三年间，每十个工分的分值都保持在1.08～1.1元之间。包括黄奕仂在内的联盟大队干部，长时期得到联盟百姓的交口称赞。

插队落户有一段时间了。一次黄奕仂到我所在的生产队协助春耕，与大家一起在梯田插秧。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停在了路边，一个通信员模样的干部招呼黄奕仂去县里开会。黄奕仂匆匆忙忙在沟里用水洗了洗沾满泥水的腿脚，套上了解放鞋便上了车。我十分好奇的问身边的老俵:“黄书记还到县里开会？” 人们这才告诉我:“老顽子除了担任大队的书记，还是公社的党委委员和县委常委呢！”我又问:“就这样到县里去开会？” “他经常这样。”老俵们不以为然的说。望着远去的吉普，我对这个担当着县委大官的“胡子伯”顿时肃然起敬。

那年，修建黎泰公路。黄奕仂作为联盟大队的带头人，整个冬天一直坚持在德胜关的山上。打炮眼、清巨石，黄奕仂始终和民工们并肩作业。元旦将近，一场大雪封山，切断了山下到山上工地的补给线，近百人的粮食副食供应眼看就要因大雪被中断供给。黄奕仂连夜招开工地党支部会议，决定由自己带领青年党员和团员冒险下山背粮。大家在鞋上绑上草绳(防滑)，手柱拐杖，踏着积雪，跟着黄奕仂往返十几里湿滑的山路，把粮食、猪肉和蔬菜背回了营地。看着健步走在最前的黄奕仂，我被深深的感动着:一路向上的山路，这个中年汉子的肩上，背负的食品约六十多斤，是背得最多的。

那个年代，不论是穷是富，农村集体除了种粮，是不可以经营副业生产的。但是，黄奕仂还是顶住了种种压力，避开了各种束缚，在大队建起了砖窑。建设砖窑时，他又和大家一起开山挖土；砖窑建成后，他和窑工们日夜守候在窑上；砖烧成了，他又和大伙一起挑砖出窑。黄奕仂和大队的干部们商量决定:第一批烧成的青砖不卖钱，给破旧不堪的大队小学修建新的校舍。青一色的砖瓦房建成，联盟大队的孩子们有了自己明亮的教室。

联盟大队的知青集体户，在黄奕仂的亲自过问下，始终保持着团结向上的氛围。1974年联盟大队又为知青们购置了木料，在九源盖起了知青屋。一直到1976年，随着大多数黎川知青和上海知青的返城，联盟大队的知青集体户才告解散。剩余的两地知青也在黄奕仂的关心下，或担任大队的赤脚医生，或担任乡村教师，得到妥善安置。记得当年全大队的黎川知青和上海知青，最开心的莫过于每个月的联盟大队知青学习日。这一天，黄奕仂带着大家学习一些“最高指示”，传达一些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大好形势。黄奕仂为了这些平日缺油少肉的知青们能改善一下生活，总要特意安排人炖上些肉或杀条鱼之类的弄些晕腥，让知青们在大队部美美的吃上一顿。

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黎川县分期分批组织基层大队、生产队的书记、队长前往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参观结束经上海转车返回。黄奕仂和生产队的干部们也知道，上海知青都希望大队的干部们可以去自己上海的家中吃个饭、喝杯茶，让自己的父母跟干部们联络一下感情。虽然，与知青们相处这么久的干部们也很想到上海知青们的家中探访。但是，黄奕仂还是向村干部们下达了“三不准”的规定:不准接受上海知青家长们的吃请、不准收受上海知青家长们的礼品馈赠、不准让上海知青家长陪同在上海的游览。黄奕仂这看起来不尽人情的“三不准”，也为后来知青们招工、招生的公平、公正，奠定了基础。

而联盟大队的上海知青们离开黎川返城时，黄奕仂却总会让大队的会计抓紧帮助知青们顺利的办好迁移户籍、粮油关系的手续，并安排大队的拖拉机司机帮助把知青们的行李、家具送到县城的汽车站。

联盟大队的上海知青，在黎川插队的十年间，在黄奕仂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感召下，无人向老书记送过任何礼物。因为，黄奕仂知道，收礼是可耻的，不收礼是高尚的；上海知青们也觉得送礼是对一个好官的亵渎。

2005年，曾在联盟插队的上海知青相约在联盟大队并立“青春永驻”石，以示纪念。黄奕仂和原联盟大队的部分干部，高兴的应邀参加了这一落石典礼，与上海知青们合影留念，留下了令上海知青难以忘怀的瞬间。这也是上海知青与一个让他们敬重已久的乡村书记的唯一一次合影。

2013年，黄奕仂因突发脑疾而离世。联盟大队的百姓为这位人们心目中的好官洒泪送行。远在上海的我，虽然未及时赶赴黎川为老书记添上一坯黄土，但还是挥泪寄去了吊唁的祭文，以表爱戴和敬意。

我在祭文的最后写道:

······

无私清廉，忠厚善良。恩泽故里，功德无量。逝者如水，坦坦荡荡。祭颂如云，洒洒泱泱。忆汝音容，再见脸庞。记汝笑貌，如聚一堂。正气为人，勇于担当。身影远去，精神未亡。桃李不语，下蹊成行。清风长在，花落留香。共君十年，近朱时光。受益匪浅，终身不忘。

青山得松柏兮峻美， 绿水有扬帆兮畅漾。

霭霞取朝日兮溢彩， 星辰抱明月兮光芒。

浩浩然，拔生前气节兮永存。

巍巍呼，留生后美誉兮远扬。

记住黎川的锺灵水秀；也记住黎川的青春年华；记住黎川的普通人家；也记住黎川的一代好官。

前排左二为队长尧木生

18· 队长-饶木生

　　饶木生是九源生产队的队长。三十来岁，可看上去好像有五十多岁了。矮矮的个子，黑黑的脸。在我们落户九源的最初几年里，我很少看到他的脸上有笑容，即使男女社员们在田里劳动休息间隙打情骂俏时，饶木生也只是在一边抽着烟看过而已。也许因为是队长，需要摆出一副威严。全村人的吃喝拉撒，大情小事，（除了生孩子）都由他在操着心。饶木生对我们这些学生根本不肖一顾，甚至还常常出些题目为难一下我们。可是不到两年工夫，我们凭着上海学生特有的接受能力，让这个骄横的队长不得不对我们刮目相看。

　　插秧是男人的必须活，在一块不规则的梯田里把秧插成一条直线，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炼就的。一些学不会的男人已干了许多年了，还只能干“打边”。我和小猫仔细的琢摸那些老把式们的每个动作要领次，力求与他们的节奏合拍。一次，饶木生紧追着我俩，又超过了我们，就这样我们插的一片秧被他围在了中间。这样的难堪一直要等禾苗长高了才没人再提。

　　次年春天插秧时，我们已在老农们的逼迫下已经可以单独领头了。一次，为了让饶木生看看我们的插秧水平，我在路口的一块不大的田里独自一人插秧。很快一块田插完了，横看是一条条线；直看也是一条条直线。当这些老农们经过时，他们发现这块田是一个上海学生插的秧，一个个赞口不绝。饶木生虽然嘴上没说，可从他的脸上看得出一些赞许。我听见他指着几个干了不少年农活的青年骂道“洽了（吃了）去死，还不如人家上海佬”。那年夏天插二季稻时，我和小猫出气的日子到了。一天，不知为什么饶木生与我和小猫在同一块梯田相遇，我们俩很快形成默契，一前一后把他夹在中间，成功的完成了一次“反围剿”。饶木生被我俩围在中间，哭笑不得，只好一屁股坐到田埂上抽起烟来。

　　有一年秋天，队里收番薯。从番薯地到队里的仓库大约有一里地的样子，一担番薯仔约有两百来斤，我心里憋着劲要跟这位队长比试比试。乘着自己年轻有力，我有意挑担走在饶木生后面，步步紧追不放。终于，饶木生在走了一半时让开了路，坐在扁担上又抽起了烟。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劲，一路小跑到仓库。我知道这次又从气势上赢了。

　　村里装电灯那年，面对全村各家各户的电灯灯头、开关控制线路的安装，一个农民毕竟无法独立完成。饶木生终于主动提出让我来完成全村的架线任务，给我打起了下手来。从此以后，饶木生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横着眼看我了。

　　不管怎么说，饶木生对我们这些知识青年还是比较好的，前年回黎川九源时，大家还特意看望了这位已近古稀的老队长。奇怪的是他依然是那样不苟言笑，闷头抽着烟。

“多少次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

你站在小河旁”

19· “小芳”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可爱又大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细又长…….”自从李春波的这首歌在人们传唱那天起，和叶辛的一部叫“孽债”的电视剧播放后，就不断的会有人问我，在江西黎川有没有“小芳”，有没有“孽债”。

芦家村里女孩子不多，我们到村里落户时，大妞和国华也就十来岁的样子。大妞和国华的父母都让她们管我们叫小猫叔，蒋胖叔，大陈叔和小陈叔，管女生叫大姑姑和小姑姑。犹如一家人一般。

大妞长着一张小圆脸，国华长得更俊俏些，嘴边还生着一颗美人痣。两人都十分讨人喜欢。农村的女孩一般不念书，从懂事起就开始帮着家里做家务和放牛。她俩待我们都很好，常常会在放牛时从山上摘来许多野果子送给我们吃。周围的山上长着一种叫“荷栗”的灌木，每年秋天都会结出如手指末大小的小栗子来。每次，两个小女孩都会送上一碗让我们品尝。她们的父母做了好吃的，也会让她们送来我们的厨房。

随着我们四个男生的不断有人上调到工厂或县城，她们和我接触得更多了起来。不论家中杀了猪还是宰了狗，大妞总会拖上我到她家中吃肉喝酒，和她父亲划上几拳。端午节我们从来不裹粽子，国华的奶奶总会让孙女把热腾腾的粽子送到我的饭桌上。

就这样我们也看着她们一天天长大，一眨眼的工夫，两人都已经长成大人。在我面前整天晃动的已不再是两个放牛娃，而是两个婷婷玉立的青春少女了。农村的女孩一到当嫁的年龄就会有人来做媒论嫁。不久，大妞嫁到了邻县南城；国华嫁到了隔壁的村里。我对这两个农家小女并不存在什么非份之念，但她们的出嫁离开还是使我感到一点失落。虽然我不用像歌中唱的那样“谢谢你给我的爱”，但是我还是要从心里谢谢她们陪我一起度过的那些孤独的年代。

2005年的春天，我们当年插队的上海知青重返芦家时，都希望大妞和国华能和我们再团聚一次。但她们因为家务缠身，还是没能和我们见面。按时间推算她们都应该是奶奶辈的了，不见面也好，就让当年的小女孩停留在回忆之中吧。

也许她们就是我记忆中的“小芳”。

孙克延在讲关于《妹妹的泪》的故事

                20· 妹妹的泪

        听完了关于申江的故事，不能不让人想起一首八十年代中电影泪洒的歌曲来。

        一九七0年的春季，才十六岁的申江，从上海经抚州，乘坐上海特派的大巴来到了黎川县湖坊公社的××大队。与之前早一年来此插队的上海知青大哥哥们相比，算是幸运多了。大哥哥们热情的帮助安排寝食，介绍风土人情和张家的大伯、李家的小妹，一切都有知青大哥哥们关照着(当年这样的开场白，可是全靠他们自己啊。)

        初来乍到的申江在知青大哥哥们的指点下，很快适应了远离城市的山区生活。渐渐的也和村上的男女老少打成了一片，申江也很快的学会了田间的不少农活。十八岁的英俊少年一样也赢得村里人的喜欢。

        一九七一年的整个中国，北方是“北极熊”的虎视眈眈，南方是败退台湾的“老蒋”扬言要“反攻”。紧连着福建前沿的赣东北山区同样面临“准备打仗”的战备形势。湖坊山区的夜晚时常会出现闪炽的降落伞的照明灯光，次日，在一些梯田的禾苗间，一张张由台湾投放的“反共”传单洒落在水面。由青年民兵组成的突击队便会如临大敌的进行清缴上交至上一级武装部门。

        与此同时，村的民兵在武装部的指导下，加紧组织战备训练。

        每个村的民兵均由各村的青年男女组成。训练的科目以队形操练、瞄靶训练、实弹训练和急救训练。青年男女们身背一支钢枪，英姿刷爽的唱着《打靶歌》，走向村头晒谷坪，是何等的让人耳目一新。

        申江和村里上海知青一样，被分期加入了训练的行列。

        村里有个姑娘叫胡芳，那年十六岁，照例也扛起了老掉牙的“汉阳造”，出现在出操的队伍中。

        胡芳是村东头胡芒仂的细㚢，个子长得不高，却身材匀称；眼睛不大，却倒也有神；跟着原先的教书先生读过两年书，不苟言笑，却也斯文。在黎川，一般像胡芳这般年龄的女孩都是早早有人做媒，明花有主的。

         练习瞄准看似简单，但对女孩子来说总是高深莫测的。热心的申江总会凭经验，指导队伍中的女孩掌握瞄准要领。不知为什么，每次为胡芳纠正瞄准姿势，与胡芳触手相碰时，申江的心头总会有一丝淡淡的暖意。备战训练一般持续三到五天，青年男女民兵在一起过着短暂的集体生活。而申江更享受着与胡芳并肩匍匐在地练习瞄准射击的时光。

        训练结束了。

        从此，水塘边胡芳洗衣的竹篮里，

多了些申江的衣服；胡芳拉车挑担的路上，多了些申江陪伴的身影。

        九九那个艳阳，一年一度的春季征兵开始了。申江以他在农村的出色表现、强壮的体魄入列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的新兵行列。当年，知青脱离农村的途径，除了招工、招生，就是参军当兵。申江的“光荣参军”也为小小的山村带来无限喜悦，村上的老俵们像欢送自己的孩子一样为申江践行。

        香醇的“十月生”米酒，把一个上海知青即将离开农村步入军营的喜悦推向高潮。申江在与乡亲们的猜拳行令间，释放着对黎川湖坊这个小山村的不舍；大碗大碗的豪饮，表达了对乡亲们的感激。

        即将告别小山村的那个夜晚，村上的人们突然发现怎么也找不到申江与胡芳俩，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告别是怎样的进行。

        也许是一个满面泪水的热烈相拥？也许是一段相濡以沬的窃窃私语？也许是一场以身相许的肝胆相照？也许没有也许。

        第二天，在公社新兵集合的队伍里，申江身穿绿色的军装，英姿勃发的等出发，胸前的大红花映红了申江少年的脸宠。人们这时才发现，在欢送的人群中，一个青春少女泪流滿面的挥动小手，向车上那朝夕相处的知青兵哥哥作撕心裂肺的告别。

        此一去，是千里万里，还是十年八载？是凯旋而归，还是战死疆场？“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在胡芳的心中又多了一份难以割舍的牵挂。

        不久，胡芳还是在父母的媒妁之言下嫁走他乡，相夫教子，过起了黎川农村女人应有的生活。虽然，几十年过去了，胡芳也已生活富庶，儿孙满堂。但与申江的那段打靶归来的情谊久久难以忘怀。

        这些年不断有当年的上海知青会回到黎川探望曾经的乡里乡亲，胡芳也总盼望着当年的那位知青哥哥，会突然出现在回到湖坊的上海知青的人群中。

        她在寻找那段难以割舍的不成婚姻的爱情，她要向申江诉说那难以忘怀的想思。

        “妹妹找哥泪花流

        不见哥哥心忧愁 心忧愁

        望穿双眼盼亲人

        花开花落几春秋

        啊 …………”

注:本文根据原黎川县湖坊公社上海知青孙克延口述整理。文中人物均用化名。

化蝶

21· “性”的教育

当花季的少男少女们还在期盼着升上更高一个年级，就可以上那神秘的＂生理卫生＂课，了解男人和女人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继而是这场风暴的延伸-上山下乡。

知青中的很多人是在广阔天地里，无师自通的完成了＂性＂的初级教育。

更加的无遮无盖，更加的通俗易懂。＂性＂知识也成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部分。

春天，万物生机。除了漫山遍野的山花自然授粉，知青们一眼可以看见的＂性＂就是田间的蛙类的交配。黎川山间的梯田里生长着一种牛蛙，当地的人都把它叫做＂泥囵＂。水田里偶尔可以看到两只泥囵叠在一起欢叫着；山耪盛开着血红的杜鹃；溪水淙淙的跳跃；成双的燕子在忙碌的衔泥筑巢；远处灶烟袅绕，好一幅点春图啊。

我情不自禁的问老俵，那青蛙为什么摞在了一起？

＂哈哈，哈哈，上海佬真是当大（黎川的俚语，傻瓜的意思）。它们在打花呢！＂

＂什么叫打花？＂我又问。

＂哈哈，哈哈，•••••••＂又引来了老俵们的哄堂大笑。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动物之间的＂性事＂。

在那个年代谈论＂性＂，被认为是与革命背道而驰。但是，＂性＂又无所不在。

春天里农村的动物们，除了泥囵在水田间努力的交配，牛啊，猪啊，鸡啊，鸭啊，凡是有生命的动物都在忙碌的＂性＂着，连黄鳝也在为䌓衍而自我变性。

在九源村，常常可以看见一位老人，一早赶着一头猪出去 ，直到下午才见老人和猪都气喘吁吁的回来。原来这是老农赶着头公猪，去为邻村的母猪交配接种呢。老俵们告诉我，这头公猪吃香得很呢！不仅母猪的主人家要让赶猪的猪倌好吃好喝，那头公猪完成了它的＂性＂事，也要吃上些加了鸡蛋的饲料再走。母猪得到了这样一次＂性的交配＂，不久就会受孕生仔。当然，主人家也会因卖猪仔而获得些收入。在农村，猪唯一享有＂性＂权力的只有公猪和母猪。为了获取更多的猪肉，其余的猪在出生不久就被 阉割而失去性功能。

鸡、鸭也是如此，一般老俵们会在成群的鸡鸭中保留一两只公鸡公鸭不做阉割，以备留种。其余的在它们性成熟之前就已成＂太监＂了。村中随处可以看到公鸡、公鸭们妻妾成群的展示着淫威。

如果说猪的＂性＂是由人来主宰的话，那么，狗的性自由是最开放的。村子里每家每户都会养上一两条狗，可以说村子里狗们的＂纤花＂（黎川对狗性交配的叫法），几乎无时不在进行。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纤花＂的叫法形象、文明和富有特色。我们知青在村里，常看到两只狗屁股对屁股的长时间的相持着，一方前行，另一方虽然十分不情愿，却依旧不弃不离地倒行逆施跟随着，它们在完成属于自己的＂性＂。据说，那一刻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甚至人可以用竹杆在两只狗的性器下穿过扛着走。虽然充满着野性、充满着暴露，全然目空一切，却是那样的恩爱和享受。一群狗仔队就在这样的＂纤花＂时刻孕育而成。当年，在我们这些清心寡欲的知青看来，这样的＂纤花＂，无疑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一墙之隔的是壮实如牛的老俵-木根和他美丽贤惠的妻子。他们晩上唯一可以的娱乐就是那床第间的＂性＂。自我插队进村，到我返城回家，整整十年间，我无法想象他们夫妻生活是怎样的欢愉自乐，怎样的翻云覆雨。但我只记得，我告别黎川的那天，他那已经变得不再年轻的妻子，怀中吃奶的伢仔是他们的第十二个孩子。

过年回家在一位知青阿哥的家中关紧了门窗，就着一台老唱机，偷偷地听完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知青阿哥又从头至尾把“梁祝”讲了一遍。＂草儿青青花盛开，两只蝴蝶双双来……＂当音乐再次响起，我的心中纯时充满了莫名的惆怅。我不知道我是在期盼＂小九妹＂的到来？还是等待＂旧时友＂的降临？

春潮在心中涌动

在农村与＂性＂有关的语言几乎是从白天到黑夜无处不在，简单到只用一个字表示动作，也有加入了对象，用五个字。无论是在田里干活还是在山上修路，男人睡在一个大工棚里，没有娱乐、没有广播，大伙一会轮流的讲黄故事，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还有人不断发问＂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可见与性有关的说书，比＂老三篇＂更吸引人。也许是讲故事的人太有水平，也许是故事情节太过于逼真，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和尚与香客少妇偷情＂的故事，完全不亚于当下的大片。

有哪位当年的知青敢说，没有接受过贫下中农的性教育？

文化生活的缺乏，滿目滿耳性知识的普级，自我本身一天天的成熟，知青们也到了渴望谈婚论嫁的年龄。于是，与村里的小芳偷尝禁果，又私定终身的有之；知青间同住屋檐下，生米成饭的有之；为求生存，含泪屈嫁村上小伙的有之……。

我自己十分庆幸在黎川农村的十年，没有被＂性＂所诱惑，轻易尝试与村里的小芳演绎小河边上的故事；更没有去实践那习以为常的人性的本能，以至于孽债难还。一切儿女情长的缠绵，一切男女肉欲的放纵，都将成为远走高飞的羁绊。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歌中所唱的＂爱情＂，听来是那么的委婉动听，可在农村，爱情也许可以有，但更直接的确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换和男女之间肉体的＂性＂。

＂风之柔，山知道；

溪之美，魚知道••••••。＂

知青的青春岁月已经过去，爱和性却依然在延续，并永恒。

22· 秋的落叶 春的花香

黎川的大山，孕育着森林与竹海，孕育着稻米与牲畜，孕育着勤劳与智慧，也孕育着爱情的离合与悲欢。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细又长······。”每当听到这首《小芳》的歌曲和翻开叶辛的《孽债》，曾经在这里插队过的上海知青们，都会想起当年村里的依依姑娘和依依与上海知青的爱情故事。

1969年的春天，一批上海知青上山下乡，来到了位于闽赣交界的武夷山山麓插队落户。上海知青们的到来，打破了山村往日的平静，也给这些落后的乡村带来了勃勃生机。

依依姓饶，叫饶依仙，那年才十几岁。真的如歌中唱的那样: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楚楚动人。依依是父母亲的掌上明珠，也是村里众人喜爱的一朵鲜花。

建青和志新是村里的两个上海知青。在经历了农村劳作和生活最初的不适后，在这个远离上海的黎川偏远山乡，也不得不一年又一年的过起农家的田园生活来。除了面朝红土的辛劳和艰难的生活料理，在这里，没有娱乐、没有休闲，也没有内心的倾诉，也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

几年过去了，在建青与志新面前成天晃动的依依，一个手持竹鞭放牛的小女孩，已然长成了婷婷玉立的青春少女。建青与志新也由对依依的喜欢变成了爱慕和爱恋。

招工无门，读书无望，遥遥无期插队落户的困境，已使之成为两个知青少年在青春勃发中生命的羁绊。因为，一颗骚动的心， 无时不充满着对年轻的向往。

就这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日夜与依依为邻的建青，大胆的在村里人的窃窃私语中，与依依相爱相恋了。

就这样，没有鲜花、没有婚戒，只有甜言蜜语和热烈相拥。

就这样，没有洞房花烛，没有三跪九拜，只有建青与依依在初试云雨偷食禁果后的以身相许私定终身。

依依的父母，两个老实巴交的黎川农民，大概连县城都不曾进过。更从未奢望自己会有一个上海知青做东床快婿，把建青与依依的相爱，也只当是孩子们一次“过家家”的儿戏。

不论建青和依依如何的海誓山盟如胶如柒，大山的生活毕竟还是那样的艰难困苦。

国家放宽了知青返城的政策，一些独生子女知青和因病不适农村生活的知青，被允许回城，开始陆续离开了黎川农村。建青也加入了返城的行例。

就在建青等待回城的日子，依依满欣欢喜的告诉建青，他们已有了两人爱情的结晶。突如其来的惊喜之后，还带着懵懂的建青，还是凭添了十分的忧愁:新生命的到来，无疑对自己的返城是极大的累赘。一向桀骜不训的建青，倾其手中的钱款，让依依坠胎，以放弃腹中的骨肉。自己便义无返顾的离开了依依，离开了黎川。返城对于建青是那么的机会难得，而依依腹中的孩子的命运已不再需要问津。在那个被扭曲的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一样显露无疑。

建青的好友志新，不忍眼看依依整日的以泪洗面。在并不知道依依已有身孕的情况下，志新抛弃了世俗的眼光，征得依依父母的同意后，迎娶了曾经同样心怡的美丽女孩—依依。从此依依那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重新放射出新生活的光芒。在后来的上海知青大返城的潮流中，依依跟随着志新，带着出生不久的阿坚，回到了上海—那个对依依来说完全陌生的家。

依依这个外来的媳妇，在公婆偏见的眼光里，在涌挤的阁楼上，在志新下岗的困窘中，又迎来了小生命。在黎川乡村两人“你挑水来，我担柴”的和睦日子已经不再，接踵而来的是无休止的爭吵，甚至拳脚相加。依依的心冷了，志新也疲惫了。两人终于走进了法院，结束了这曾经美好而短暂的婚姻:老大阿坚判给了志新，依依含着酸楚的泪水，带着老二赴浙江谋生去了。

离婚后的志新，带着依依留下的阿坚，重新组成了新的家庭。几年之后，志新终于不堪生活的重负，积劳成疾，抛下年幼的阿坚和妻子，英年早逝而撒手人环。

阿坚在后母的悉心照料下，在逆境中一天天长大。虽然，后母待阿坚视如己出，阿坚也从心里感恩后娘对自己的抚育。但是，阿坚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母依依的寻找。

又到杜鹃花开时节。

返城后的黎川上海知青，每年总会在下乡的那一天(3月8日)相聚在一起，回忆在黎川的蹉跎岁月、回忆插队落户的艰辛砺志、回忆老俵们的恩重如山······。随着先进科技微信使用，失联多年的好兄弟好姐妹也一个个的被重新找回。

建青也在上海知青的聚会上与大家重逢。人们在一起缅怀世去的志新，想念着可爱的依依。建青在老友们面前坦然的表露了再见依依的迫切心情。

“真的好想你！”

建青曾两次赴黎川寻找依依，却又无颜踏入依依的家门。面对大山的苍茫幽谷，建青只能从心里发出深情的呼喊。建青还是在依依的闺蜜那里，获得了依依在浙江的联系电话。

当电话拨通的那一刻，彼此都哽咽着发不出声来。建青握电话的手在颤抖，建青的心在颤抖；依依的心也在颤抖，依依的声音也在颤抖。

依依终于还是告诉了建青:“那个腹中未被抛弃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人了，他是你建青的骨肉！”那一刻，惊愕中的建青已悲喜交加，泣不成声。“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不久，建青终于千方百计找到了阿坚，这个几十年前就已存在，而自己又从未见过的儿子，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依依也从浙江赶到上海，与曾经的爱人见面，与身上的骨肉见面。

繁华的魔都，华灯初放。

在高楼大厦身后一个普通的招待所里，建青、依依这对离别几十年的甜蜜爱人，重又相拥在一起。被泪水模糊的双眼里重现的:是一起在田头耕耘时的迷人笑脸；是恩恩爱爱的打情骂俏；是小山村里那床前的小鸟依人；是如鱼得水的夜夜深情······。“真的好想你！”

无须做亲子鉴定，阿坚清秀的脸庞、阿坚宽阔的肩膀、阿坚有力的大手······，阿坚的一切和建青是那样相似。因为，阿坚的身体里流淌的是建青和依依的精华和热血。依依还是声泪俱下的告诉儿子阿坚:“知道吗？面前这个男人就是你的身生父亲啊！快叫爸爸！。”那一刻，这本是一家的三人，更是搂在了一起，抱头嚎啕大哭了起来。这哭声，饱含着各自对爱人的思念，饱含着对骨肉的亲情，饱含着对背离的悔恨，终于在此时释放。

“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爸爸呀妈妈呀，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当年电视剧《孽债》的主题歌那令人心碎的提问再次响起。

这是一面破碎的镜子，暂时的重圆；这是一个破裂的家庭，暂时的团聚。建青和依依几十年后的重温旧梦，只是一次不堪的回首。岁月茬苒，芳华已不再。可在依依眼里，建青依然伟岸、英俊；在建青的眼里，依依还是那么美丽、芳菲。

当年《孽债》电视剧在全国播出，轰动大江南北。可始终都无人解答剧中对人们的提问“这是为什么？”

依依和上海知青的故事，其实也给出了同样的提问“这是为什么？”

这面破碎的镜子毕竟已经碎了那么久，重又提起真的会被刺疼。

依依和建青到底还是把彼此的年轻芳华，留在了心里。说一声“再见！”道一声“珍重！”

夜已很深了，小街深处传来了邓丽君的歌:

“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　再见

　　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知哪一天

　　我把一切给了你

　　希望你要珍惜······”

注:本文根据原黎川县德胜关公社上海知青张国苹的真人真事改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在此谨向张国苹女士诚至致谢！

23· 邮递员-老张

我已经记不得邮递员老张的名字了。但在黎川，是邮递员-老张用他那绿色的自行车和车后的邮袋，默默无闻的串联起了东风公社上海知青十年插队生活中全部的亲情、爱情和友情。

初到黎川农村的第一个晚上，我们伏在老乡的桌子上，就着昏暗的油灯完成了人生的第一封家书。“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此致敬礼！”第二天一早便开始盼望着邮递员的出现，把我们的“一封家书”带去县城，投入邮箱，递回上海的家中。

第一次见到老张，一个黎川本地男子，四十岁左右。常年在邮路奔波的原因，黝黑的脸庞透着红润，结实的身体却多少有点躬，忠厚老实的样子，一看就觉得是个值得托付的山乡邮递员。

老张从我们手中接过了信封，只告诉我们，信寄到上海，你们的爸爸妈妈大概要三天后才能收到。望着老张跨上车远去，我们开始像等待亲人一般，等着老张带着上海的家信再次到来。

伴随着老张那悦耳的车铃，我们甚至可以在路边的田头收到父母、友人的来信。这样的来信，除了问侯与勉励，还有诗抄与歌谱，几乎每张纸都可以在知青之间传阅。

一九七一年九月底的一天，老张照例在我们收割的田边送来了上海的来信。在迫不及待中撕开信封后，知青们一改往日的彼此传阅和逗笑，默不做声的收起信纸。收工后躲进屋里聚在一起，重新逐字逐句的看了一遍又一遍。因为信中的一个“捅了天”的消息让每个人惊讶无语:那个写入党章的接班人，猖狂出逃而坠机温都尔罕。信的最后特别写道:看后即毁！在点燃的信纸跳动的火苗里，我们仿佛也看到了什么，于是，彼此在心中开始等待起了什么。

在漫长的日子里，老张骑行在我们插队的乡间小路。也不断传递着来信和《人民日报》、《江西日报》，从这些隔天报纸的字里行间里，我们知道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中美联合公报、77恢复高考等，那些着改变国家命运和知青命运的重大事件。

一九七六年清明过后不久，老张兴冲冲的把报纸和上海的来信递到我们手中，不无好奇的问道，今天的信好厚啊？拆信后，除了一张信纸的问长问短外，其他都是手写的诗抄，也就是后来公开发行的《天安门诗抄》。“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字里行间是一声声怒吼，是一声声咆哮。不免让人热血沸腾。真的好想大声的朗诵，让农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来自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檄文。放眼望去，他们依旧弯腰在田间插着手中秧苗。

天边，惊雷阵阵，暴风雨就要来了。

每年的中秋前夕，老张总会满带笑脸的把家中寄来的“杏花楼”月饼送到我们手上。谁都会小心翼翼把月饼切成几块，每天品尝一小块，以此寄托思乡之情。“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举头望明月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在为命运的改变而默默祈祷。

同村的插姐在黎川的那些年，盼望老张到来的迫切，比我们其他人更甚。插姐的恋人入伍在中国的南方海边城市，远隔万水千山，却又心心相依。老张倒也善解人意，每次有插姐的远方来信，老张总是第一个把信交给这位兵哥哥的甜蜜恋人。就这样，老张用他那醉人的车铃，串起了赣邕两地的爱情故事，也让这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佳话在我们知青间流传至今。

老张作为一个邮递员，也曾让很多农村人羡慕不已，毕竟是吃公家饭的。但成年累月的骑行在山乡的小路，风霜雨雪、日晒雨淋的，个中辛苦只有老张自己知道了。老张与所有的乡村邮递员一样，以个人的辛劳为山区的农村送去了温暖，为身在农村的上海知青带来了远方的真情。

一九七九年，老张为我送来了上海同意回城的信函。当我从老张手中接过信函时，欣喜若狂的那一刻，让我忘记了与老张握手。这位十年来为我递送了无数家书的普通邮递员，也许无法体会一个上海老知青此刻的激动，只是按响了我听惯的车铃又骑上了乡间的小路。只到看着老张消失在竹林深处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还能见到这位绿衣兄长。

每一个在黎川的上海知青，都从乡村邮递员的手中接收过家书，接收过公函。那熟悉的车铃，那熟悉的笑脸，只是我们黎川岁月中的一瞬，但他却是我们知青青春生命中的鸿雁，是那样的让人难以忘怀。

让我们记住知青岁月，也记住知青岁月里的乡邮。

老张，你好吗？

“鸿雁 天空上，对对排成行。江水长 ，秋草黄······鸿雁 向南方，飞过芦苇荡。”

黎滩河畔文学家张恨水旧居

24· 小草的颜色

薛欣-一个上海市三女子中学的高中生。1969年的三月，在别人都已经整理完行装准备出发之前，才收到赴黎川插队的通知。

匆匆忙忙收拾了生活用品，于三月8日这天，跟着赴黎川的大队人马，登上了开往光泽的列车。毕竟去江西黎川插队，比去东北插队要离家近了许多。

在薛欣简单的行李中，珍藏着一本当年特意为下乡知青印制的《赤脚医生手册》。这本堪称“农村医疗百科全书”的手册，在薛欣后来的插队生涯中，使薛欣这个二十不到的上海女孩子，成了联盟大队妇孺点赞的“赤脚医生”。

东风公社的拖拉机载着十个上海知青，在联盟大队部被放了下来。薛欣与另外两个女生，来到了附近的石泉生产队落了户。尽管初来乍到的生活很不习惯、一天的劳作很辛苦，但薛欣还是每晚会在油灯下，仔仔细细的阅读《赤脚医生手册》的每一章每一节。薛欣目睹了生产队老俵们面对的缺医少药的困境，发自内心的希望自己为乡亲们做些什么。

一次，一个乡邻的小孩突然夜间高烧不退，孩子半夜的哭声惊醒了梦中的薛欣。好心的薛欣，试着让孩子服用了自己从上海随身带来的退烧药片，缓解了小孩当晚的高烧。虽然没有任何行医的资格和经验，但薛欣还是感到无限的欣慰。

联盟大队在六十年代末成立了合作医疗站，但除了有一位接生婆外，其他的医诊一直是由两位男医生主持着。有一天，石泉生产队的一位产妇在家中生产而难产。屋子里的接生婆又要忙接生又要忙消毒打针，根本忙不过来。按当地习俗，男医生是进不得产房的。人们想到了稍有医疗知识的上海知青，于是叫来了薛欣。一些好心的老人劝薛欣，没有结婚的女孩最好也别进女人临盆的房间。但情急之下，薛欣还是抛开了世俗偏见，跨进了房门当起了接生助手。但不幸的是，产妇在竭尽全力之后，仅产下了死婴。薛欣有生以来见证了一个村妇生产的全过程，同时也见证了一个男婴连一声啼哭都未曾发出，便悄无声息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由此而引发了薛欣要学习医学知识和掌握医疗技能，为村民们服务的决心。薛欣知道，仅仅依靠手中的这本小小的手册是远远不夠的。于是，薛欣通过亲戚和熟人联系，来到上海的某家医院，速成学习医护实际知识(上海部分区级医院接受为下乡知青短期培训)。在后来的数年里，每年的春节农闲假期，薛欣把在上海所有的白天都交给了培训她的医院。薛欣不知不觉的在这样的日积月累中，掌握了大量的内外科、妇科的临床经验。这也正是农村急需要的。

春节过后，薛欣又带着在假期中学到的医疗知识回到了石泉的田间。

一天，联盟大队的拖拉机司机周老顽开着拖拉机，行至离联盟大队不远的高坡下行急转弯处，不慎连人带车侧翻。当场头破血流如注，好心的路人居然毫无知识的抓起一把泥土，以期堵住流血，随即把周老顽就近急送至联盟合作医疗站。站内的两位医生因有急诊病人，下到生产队，现场无人为周老顽诊治处理伤口。有人提议把两里地外在田间劳动的薛欣叫来帮忙。在油莱田里撒着牛粪的薛欣接到召唤，第一想到要清洗自己沾满牛粪的双手。厚厚的牛粪已经在手上风干了，怎么洗也洗不去。薛欣索性把带着干牛粪双手在青石板上磨了起来。薛欣以对外创病人的极端负责，清洗和消毒了自己的双手。周老顽满是污泥和鲜血的伤口得到了妥善及时的处理，所幸并无大碍。薛欣一边在为伤员处理治疗，一边向边上的老俵普及紧急处理创伤的医疗知识。这也是村民们最缺失的。

经大队同意联盟大队合作医疗站决定吸纳薛欣加入医疗站成为一名赤脚医生。

成为赤脚医生不久，薛欣就和医疗站的另外两名医生收治了一名源头生产队被“三步倒(祁蛇)”咬伤的蛇伤病人。病人刚被这剧毒的三步倒咬伤时，被直接送往县医院。可是，当时的县医院并无蛇伤专科和蛇毒血清，县医院只能为病人掛消毒止痛液。两三天过去了，病人仍处在深度昏迷之中，并不见好转。院方已告知家属准备料理后事了，病人被家属哭丧着用大板车拖回源头生产队。途经联盟合作医疗站时，站内的医生和薛欣一起，冒着风险收留了这个行将死去的蛇伤病人。

联盟合作医疗站决定中西医并举，内外科共治，并由薛欣负责外科创伤的清洗消毒排脓。病人的右小腿已肿得如小冬瓜，内部饱含脓血。薛欣的手术刀切开创面时，腥臭的脓血带着坏死的肌肉组织，喷然涌出。薛欣顶着刺鼻的气味，用镊子钳着消毒纱布深入伤口。就这样，薛欣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每天为病人打针、喂药、清创口、换纱布。在医生和薛欣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被蛇毒袭空的小腿腿骨上长出了新的肉芽。

病人保住了生命，病人保住了病腿。

没有感谢的红包，没有表彰的锦旗。

可是，联盟的百姓们在传颂着联盟合作医疗站的医生和一个上海知青天使救死扶伤的佳话。

尽管没有行医资格，不能门诊出诊，但薛欣还是随身带着一个听诊器，以备急用。有一次，一对老来得子的夫妻，抱着不满周岁的病孩来到医疗站，恰好当值医生下村。薛欣斗胆拿起听诊器为病孩听诊，凭着在上海短训时学到的知识，薛欣确定孩子患有严重的心脏疾病，如得不到立刻治疗，肯定会有生病危险。薛欣根据医疗站的条件认为必须马上送县医院急诊。一脸无奈而焦急的夫妇还是听从了薛欣的建议，离开了联盟的医疗站。但是，夫妻二人却往联盟大队所在地的百顺村里走去。细心的薛欣不放心，追了上去问明原由。原来夫妻二人手中的钱所剩无几，根本不夠在县城为孩子看病花销。夫妻二人是想去向百顺村的亲戚借钱。为了让夫妻二人赢得时间，薛欣掏出了身上所有的积攒塞到孩子父亲的手中。面对这二位不认识的老俵，薛欣只说道:给孩子看病要紧，赶快抓紧赶路吧！

病孩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救治。这么多年过去了，长大成人的孩子也许并不知道，曾经有个好心的上海知青阿姨帮助过自己，但薛欣在石泉、在联盟为老俵们所做的点点滴滴，一直被人们传扬至今。

薛欣多次被联盟的干部群众推荐上大学或是抚州地区的卫生学校，但在那个特殊的“唯成份”的年代，薛欣终因非工农子弟，而没有获得任何深造的机会。于一九七七年，薛欣作为照顾对象回到了上海。

五十年过去了，也许薛欣还不曾回过黎川，回过联盟。但是，每当上海知青们聚会，薛欣总对联盟那小小的医疗站，对黎川那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如此情深而无限向往。

薛欣在联盟当赤脚医生的经历，就像是生在黎明山川中的一颗小草，虽然默默无闻，却曾经用自己的颜色绽放过。

              25· 少华日记

        很早就听说少华其人，一个执着、坚强的上海女知青、一个知青大返城后在黎川县的医疗岗位上，默默坚守了二十年的医务工作者。

        在上海知青的聚会上，第一次见

到少华。这个已经六十开外的“知青奶奶”，比想像中要年轻许多。虽然在领导岗位多年，但言谈举止完全没有一丝官腔，倒是更多了几分端庄与平易近人。我比少华虚长两岁，握手间，却仿佛让人觉得站在面前的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大姐。一杯清茶，我们开始了关于情系黎川的共同话题。

        “上海知青都有一个黎川十年的情结，可我在黎川一呆就是三十年呢！”

少华开门见山的说道。

        三十年？少华的开场白，让我一

个在黎川呆了十年的老知青立刻肃然起敬。仰视，只能仰视！是什么力量支撑一个上海女孩在一个江西的小县城，从十六岁苦守三十年？

        少华特意带来了珍藏几十年的日

记。尽管那用练习本写成的日记已被虫蛀，但当我捧在手中时，一种无名的激动汹涌而上心头。它不仅仅是少华个人的时光记录，它也是一代知青用生命书写的青春年华啊！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打开少华身后的那窗，分享她的辛酸与灿烂。

         “你算是幸运的，在社苹插队大概没吃什么苦吧？”我问道。

         “哎哟！那能可能呢？我是天山中学69届初中生，七0年到的黎川。勿是照样在田里干了好几年啊。”少华仿佛又回到了大山的梯田里。

        七0年四月，这批插队知青刚到黎川就赶上了春耕春种。少华跟大家一样，撸起裤子赤脚下到梯田里插秧。活力四射的蚂蝗从四面八方袭来，鲜血和着泥水一个劲的流淌。

        很难想像一个上海女孩肩挑百十

斤的秧苗在田埂上疾步的样子。少华自嘲因为自己胖，好几次把老俵新作的泥埂(行)踩塌了。

        耘禾是最基本的农活，少华与妇女们在没膝的梯田里锄草、 施肥。六月骄阳似火，唐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描述对这样劳作的描写是再精准不过的了。可是少华告诉我，为了完成规定耘禾的田亩，她曾一个人在午后最毒辣的太阳下，脚踩滚烫的泥水，在黎川的梯田里耘禾差一点“闭暑”而昏过去。就这样少华和知青们干着与自己年龄不附的农活，拿着与辛苦付出不附的工分，含泪坚持着，坚持着。

     少华和同伴们还是迎来了收获的喜悦。       

为了把分配的稻谷换成“全国粮票”(当年一种可以在全国流通的购粮票证)回上海过年使用， 少华不得不与知青们一起，步行进县城找粮管部门兑换。 六十里崎岖山路的来回， 仅靠在县城里买得的几个馒头充饥。 精疲力尽的少华和同伴们， 多么希望搭上一辆回村的便车，那怕一辆自行车也好。
      少华在她的七五年的一篇日记中不无暗淡的写道: “我一直在路上走着，走一条永无止境的路。这路崎岖、这路漫长。汽车和自行车从身边驶过······，我仍是默默的走着。难道不能不走这条不平坦的道路和这没有尽头的道路？”
       “一条小路崎岖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遥远的地方······。 “ 不平坦”、“没尽头”，不正是每个知识青年在那个年代走在脚下的路吗？
        少华一往情深的告诉我，在黎川最初的几年中，一同插队的高中生的帮助和父亲的教诲，对自己后来的人生起到了决定的影响。少华说，高年级的插哥插姐们，谈吐温文而雅，办事大度得体。他们在村外的溪边哼唱被禁固的老歌；在昏暗的灯下谨慎讨论着风云变幻的天下大事。自己也常常从父亲的来信中汲取营养，至今还保存着父母亲寄过来的一封封家书。没有关于红色的说教，只有在儿女情长间的叮咛:“总之，我希望你乐观、开朗，要挺起身子，好好工作。这次不行，下次再来。下次不行再下次，再不行，一辈子都无所谓。干下去！
                                                        爸爸

少华在潜移默化中，为自己的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奠定了基础。

        不善人际周旋的少华，终于还是没能在社 苹公社学校任教的竞争中获得当名教师的资格， 毕竟当一名教员，为人师表是自己至小的钟爱。 连这样一个心愿都无法实现，甚 至身边连一个帮忙助一臂之力的人都没有。小小年纪的少华第一次感到人间世态炎凉的无处不在。

         文革还在激烈的进行，在斗争夹缝中艰难求生存的知青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脱离农村的机会。“像音乐感动你······，有勇气就会有奇迹。”少华还是以出色的劳动表现，获得了前往地区卫生学校学习的资格。

        少华在七五年的一篇日记中抄录了一段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的话作为自勉: “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

        虽然只是一段烈士檄文的摘抄，却可以窥见得一个无可奈何的上海知青的拳拳报国之心。

        两年的学习很快结束了，选择留在黎川县城医院还是回到社苹公社医院，这是个问题。

        少华在七六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 “我以一张破旧的学生证换取了一个鲜红封面的毕业证书，为期二年的学习结束······。回社苹，现在看来是唯一的道路，因此，我开始陆续整理东西······。”少华重新踏上了回社苹的那条小路，开始了一个上海知青成为乡村医护工作者在黎川的又一个十年。

        南丁格尔曾说:“不管什么时候，我总放不下那些苦难的人群。” 就这样，少华一直坚持用自己学到的医疗知识，服务在黎川最底层的“苦难的人群中。

         少华在一篇日记的结尾又写道:“生活越艰苦，这更能锻炼我的意志······，不是吗？我度过了黑暗，迎来了光明，于是，我要用自己的本事挑起沉重的行李，向前走去······。”

        少华在社苹医院里分担难产孕妇的痛苦；千方百计用中草药救治蛇伤的农民；把药送到村庄田头；为烫伤烧伤的农民换药打针······，危难之中的农民一直把少华当作政府派来的天使。少华也曾参加县医疗队派往厚村抗洪抢险的救护工作，目睹山体滑坡淹没整个村庄的惨烈；也曾经目睹了火药引燃客车后，二十多人因大面积烧伤而死去的惨状。在黎川苦苦坚守的少华更坚定了要用自己的本事报孝黎川的决心。

        “你这些年在黎川从事医护工作，经历了很多很多······。”我想知道得更具体些。

        “是的，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几乎总会发生在眼前。”少华手中的杯子在微微颤抖。

        那是一位服用农药的姑娘。也许是面对一个不情愿的婚约； 也许是面对一个无止境的家暴，姑娘以死抗争被送医救治。 少华以一个医护工作者的责任， 也同样以一个女性的柔情，耐心说服了这位村姑以死相求的心，接受了少华的相劝， 实施了洗胃手术从而重新获得生命。 望着姑娘由家人陪着出院回家离去的那一刻， 少华真的感到由衷的高兴， 也真的感到生命的可贵 和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把她从死亡的边缘拖了回来，我做到了。”少华只是淡淡的说。可我想，仅为了这一个“拖”字，少华和她的姐妹们又付出了多少辛劳的夜晚啊！

        “90年代后，我的日记不常记了，但做这件事在时候，当时还是有过心存余悸，经受挣扎的。”少华继续说。

         医院收治了一位因山体滑塌而挤压的患者，一个只有23岁的帅小伙。因受到物体的挤压， 下体便尿横溢，腹內大量出血，造成出血性休克而抢救无效死亡。 面对死者，少华从容的选择了为死者最后的擦洗、 穿着等分外的工作。还与死者一个临终最后的尊严。当孩子的父母赶到， 少华已勇敢的为死者完成了所有的善后工作。

        “这件事我还是第一次告诉别人。”少华看似十分不经意的跟我说，但是，我似乎察觉到，她心中有更多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在翻卷。是我打破了少华长期以来心中的平静。

         我被感动。

         一个由大山里走出来的上海知青，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 没有一呼百应的反响。只是稍无声息的用三十年大好时光， 为黎川的苦难人群做一件事。这是什么精神？

         我一直在想，少华的坚持，除了感恩黎川、 报孝黎川的信念，青春年华的生活中，爱情的力量， 也是坚守黎川的不可或缺的生命支柱。 我们的话题也很自然的引向了爱情的主题。 虽然很私人，但少华还是坦荡如清水般的向我透露了 隐藏在黎明山水间的一些爱的故事。

        “如果说谈恋爱，于我而言好像有点奢侈了。用上海话说谈朋友更贴切一些。”少华如是说道。

        与自己朝夕相处，情投意合的心谊男友，毕竟没有能抵挡住“病退”回上海带来的诱惑扬镳而去。

       七六年4月的一天，少华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瓦西里来我这儿说，“他”要回去了，而且立刻就走。我觉得格外的突然，因而意识到心脏跳动得过快······。我今天的希望是非常的缈茫的， 但我克制自己竭力不去想······” 那些没有贴心话可说的日子里，少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医院的工作。

        在后来黎川的日子里，少华不断的努力，走上了黎川县人民医院的领导岗位。 也收获了她苦守应该得到的爱情， 与黎川一个中学的老师建立了美满的家庭。

        黎川培养了少华这个插队落户的上海女知青；少华也在黎川这片红土上默默耕耘付出，收获了她的事业和爱情。

        要把一代知青在黎川十年的故事，讲好讲全很难； 要把少华在黎川三十年的故事讲好讲全更难。

        我再一次捧起少华的日记，一种对面对艰难岁月的激动， 澎湃在心中。这不是一个上海知青封尘已久的日记啊！ ！这是一代人用青春铸成的一把火炬，五十年过去了， 她仍在人们的心头燃烧，并一代一代传下去。

        在少华日记的扉页，我凝视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的照片。我好奇的问少华:“她是······？” “她是原苏联的女英雄—古丽娅！”

        我面前的少华，在那个多难的岁月里，虽然没有成为自己心中的古丽娅， 可在黎川人民中间，却一直记得这位上海的“南丁格尔”。

       “我要沿着这条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王少华的日记

26· 黎川话

　　就像出国一样，我们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语系的地方。对于老表们说的话，除了能猜出几个单词外，几乎没有一句话可以听懂的。

　　黎川由于地处赣闽边境，域际多邻，语言特点的形成，具有较复杂的因素：即同时带有赣方言和客家方言口音，又同时具有本县独立的特色，同时带有浓厚的古文韵味。我们从黎川话的你、我、他学起。黎川话把你叫“乃”、我叫“奥”、他叫“截”，把我们、你们、他们叫成“奥道”、“乃道”“截道”。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夹杂着许多古代用语，例如：把不要说成“莫要”，谢谢说成“多谢”或“难为”，过一会说成“挨下”，因此说成“故此”……。罩衣黎川话称“加皮褂”短裤黎川话称“虚裤”棉衣黎川话称“顿衣”衣袋黎川话称“荷包”对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后面加“个”称呼,...用“呃”“仂”等音加在名词后面作附加成分,相当于普通话里的“子”“儿”等词尾。比如:豆呃(豆子)、梨呃。

　　为了听懂人们说的话和能够用黎川话与老表们交流，我们就特意留心听女人们在田里的谈话或吵架。男人们就在一边用生硬的普通话给我们解释，慢慢的我们可以用黎川话必用的单词和着普通话，开始与老表们交流了。一旦有了语言的沟通，我们和黎川人民的距离立刻被拉近。人们也不把我们当外人看待，我们被邀请吃老乡们的“杀猪饭”，被邀请参加村里男女青年的婚嫁喜庆活动……。

　　在和人们的交流中，我还学到了许多流传在黎川民间的有趣故事和楹联。在黎泰公路修路的每个晚上，总有人会讲些故事来消磨时光。至今我还记得有人讲过的一些片断和有趣的楹联。其中，一条名为“烟锁池塘柳”的上联的每个字的边旁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火、金、水、土、木”的五行元素，据说至今无人能对。还有述说师生关系的“新竹长长过老竹欺压先生，老莲种种出薪莲包含小子”的对联，都让我看到黎川民间的文化内涵。每当想起这些有趣的对联，就使我想起在莲荷峰修路的那些日日夜夜。

　　在黎川的十年间，我用十分标准的黎川话与每个当地人交谈，以至于如今在上海的公交车上听到黎川人说话，也会不自觉的用黎川话和那些不认识的黎川人交谈到下车。在上海与黎川的朋友们通电话，我在电话中一定是用黎川话的。

　　黎川话也成为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深深的印记。

　　后来在无意中发现，一代文豪张恨水居然是曾经在黎川生活很多年。在他的巨作《金粉世家》的许多段落中，流露出极具黎川地方特色的语言。

　　哎！不是乡音的乡音。

　　“恰呃饭谋（吃饭了没有）？”

2005年邬有芳、顾秀娟等上海知青与黎川知青摄于生产队通往县城的唯一隘口

27· 卫星上天

　　1969年的4月1日，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了，收音机里一遍又一遍的传来了从卫星上传来的“东方红”的悦耳的音乐和我国政府发布的新闻公报。

　　尽管卫星在天外不停的围绕着地球不停的转动，“东方红”还在不停的回响耳边，可我们烧饭的柴禾就要没了。

　　农村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女人可以比女人提前收工回家干些做饭、砍柴、洗衣之类的家务。那天顾秀娟和邬有芳照例也随村里的女家婆们收工了，为了不使烧饭的柴禾断档，她俩拿起柴刀上山剁柴去了，直到我们收工还不见两人回来。我们四个男生同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天黑前，邬有芳在顾秀娟的搀扶下，一瘸一拐的踏进了村前的柴门。

　　村子周围的山上长着无数的灌木，除了杉树、松树、茶树、樟树和一些高大的乔木，所有的灌木和蕨草都可以用来做柴禾。邬有芳在砍柴时用力过猛，把砍向灌木的柴刀砍向了自己的小腿。邬有芳那张懦弱的脸庞，此刻更加显得苍白无力，血还在顺着裤腿往外流淌，必须送县医院紧急治疗。英雄救美的时候到了。蒋胖、小猫和二哥找老乡借来了板车，和村里的一个叫“木根”的青年农民把邬有芳连夜送到县医院。

　　漆黑的二十多里山路，由他们四人轮流拉车。现在想来，当时的情景真有点像“天云山传奇”中的一幕。

　　收音机里还在不停的播放着来自卫星的“东方红”。

　　尽管邬有芳的伤得到了暂时的治疗，但由于小腿的伤不容易好，加上在江西水土不服的原因，邬有芳的伤一直不好。为了照顾她养伤，顾秀娟承担了我们上海知青集体户的全部家务。后来，公社把邬有芳安排到了公社的电话总机房当接线员，邬有芳才从此离开了芦家。

　　每次邬有芳谈起这段伤痛的经历，总是会向当时救助过她的男生们和黎川的老乡表示深深的感谢。危难之中的援助之手把我们的心紧紧的连在一起。四十年来，从患难中走过的我们都不会忘记那个不平静的夜晚，还有那早春夜晚的天籁之音。“东方红，太阳升……”

1979年与二哥摄于芦家村的柴门前（被虎咬死的牛犊是此牛所生）

28. 初生牛犊

　　满腔热情要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我们，只要是贫下中农交办的事，都会句句照办的。村上的一头母牛产下了一头小牛，因为缺奶，长得又瘦又小，生命危在旦夕。村里人把照顾小牛犊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我们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着这头被母亲丢弃的小牛犊。每天，我们一早就用自己的口粮磨成米浆喂小牛；傍晚，收工时我们会带回鲜嫩的青草放在槽边。小牛犊就睡在我们厨房隔壁的柴草屋里，晚上我们睡觉之前总要撑着油灯到柴屋看上一眼。小牛犊在我们的身边一天天的健壮起来，早晨我们已经可以赶着小牛犊走出柴门到附近的山上吃草了。小牛犊听到我们的呼唤声也会快步奔到我们的跟前，与我们这些千里之外来的上海佬渐渐的亲昵起来。小牛犊身上的毛发变的有光泽起来，肌肉开始包裹原先的骨架，一头未来的耕作好手仿佛就在眼前。村上的人们都不断的夸奖我们，我们也为拯救了一条生命而感到高兴。

　　9月30日，按照惯例，我们国家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要在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我们芦家的村民都到九源生产队集合，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实况转播（当时在农村，几乎只有生产队才有一台收音机）。听完了周总理的讲话，社员们接着还要听生产队长发表“重要讲话”。农村稍微有点权力的村干部都喜欢在会上讲上几句，队长讲完了副队长讲，副队长讲完了会计讲。有时就为了放牛的孩子没留神让牛吃了队上田里的禾，一个个讲个没完。生产队里的“国庆招待会”就这样开到了快晚上十点。我们芦家的社员拖着疲惫的身子，踏着漆黑的山路回村了。我们几个还是惦记着柴屋里的小牛。当我们点亮油灯来到柴屋时，眼前的一切让我们惊呆了。小牛犊倒在血泊中，身上的皮被什么东西撕咬得不成样子，血肉相交的暴露外面。我们唤来村上的农民，他们也为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很快有人反应了过来，“是老虎，是老虎来过了！”当时我全身的毛孔都竖了起来。人们察看了周围的脚印，断定是老虎，一头成年的老虎咬死了小牛犊，并吃了不少肉。没想到这里还有老虎。因为我们全村人的离开和我们没有关上柴屋的门，使这头刚刚获得生命希望的小牛死于非命。

　　后来知道，在黎川的山里活跃着我国现在被列为频危物种的华南虎。各村都有打猎的好手，打死一头老虎，可以得到县政府的嘉奖，虎肉可以卖钱。如打死老虎的是持枪基干民兵，还可以获得五发子弹。所以山上的老虎、野猪、麂之类的野生动物后来也越来越少，等到想到要保护这些野生动物已经是最近90年代的事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不然也不会有陕西的“周老虎”事件发生。我们精心喂养的小牛就这样惨遭杀戮，死在虎口之下。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毕竟还是牛犊啊。

1969年江西黎川的芦家村全貌

28. 餱鲶　　

插队在黎川的农村生活，是没有副食品供应可谈的。吃一次猪肉要耐心等上一到两个月甚至半年。蔬菜自己种，豆腐自己做，鱼类基本靠自己抓。

要在黎川的农村生活，有一种工具是不可少的，它由鱼叉、鱼篓和摇炉三样组成。鱼叉是用钢铁制作的有点像个“木”字，鱼篓是用竹篾编的，摇炉也是用铁条编成的小篮。春、夏季里人们会用松树根部含有松脂的木片（当地人叫穹光）点燃后，照亮水田，用鱼叉叉向水田里的泥鳅、小鱼或黄鳝，顺便也拾些田螺。总之吃完晚饭，在周围的梯田上走上一圈，可以改善几天的伙食了。“泥鳅炒辣椒”可是最下饭的菜了；小鱼则放在锅上用小火烘焙成小鱼干也可留着吃很多天；田螺可以养在盆里，要吃就炒上一碗。

黎川的炒田螺是很有特色的，主妇们把锅烧得火热，把割去壳尾的田螺倒下，再放入一种叫“霉豆腐水”的汤汁，翻炒几下就出锅了。前几年回黎川，我点名让老乡炒一碗“霉豆腐水田螺”，可惜他们告诉我，农药和化肥导致田螺都没有了。　　

我们下乡不久，就添置了渔具，也跟着乡里农人晚上抓些田里的水产过起了这种田园生活。有一个夏日的晚上，我在一块较深的田里看到一条仰面朝天睡在泥水中的黄鳝。我还以为是死的，就用鱼叉将它拨动了一下，不想这条硕大的黄鳝立刻翻身钻入泥中。其实不管死活先用鱼叉叉去就好了，一碗美味的“爆鳝”就在我的一念之差中溜走了。

在黎川，除了在田里捡田螺、叉泥鳅外，从黎滩河里获得渔产品的方法不外乎有几种:有专门的打鱼人撑着竹排，用训养有素的鸬鹚捕鱼(这个比较专业)。

还有就是“炸鲶”，在啤酒瓶中装上炸药和雷管，只用一小段导火索丢进水深处，也可得到大小不等的各种鱼。当然“炸鲶”比较具危险，常听说有人“炸鲶”炸断了手或炸伤了脸。　 老乡们还有一种集体捕捉鱼的办法叫做“餱鲶”。在农村有一种叫“鱼藤草”的草药，人们把它采来捣碎，用草的汁溶化在水里，既是一种置鱼于死地的药水了。后来，因为下放干部老鲁调回县物资局，村里的人让老鲁搞到一叫“鱼藤精”的低毒农药，代替了自己配制的药水。　

人们把这种集体药鱼的行动称为“餱鲶”。“餱”在黎川话中是被动的吃毒药的意思，“鲶”则是鱼的统称，不难理解就是用药物置鱼死地了。为了获得一点晕腥，我在乡下时也跟着老俵们参加过几次这样的“餱鲶”。

黎滩河流至“下马路”后，有一段开阔而平缓的水面，也是“吼鲶”的最佳去处。

这样的行动一般总是在下半夜才开始。因为，动静太大会引来邻村人的光顾，人一多可以捉到的鱼自然就少了。一般要等到下半夜，大家才会挑上配好药水的木桶，静悄悄的向黎滩河出发。一路上没有人说话，连咳嗽都不敢。

一到黎滩河，大部分人在河滩边坐了下来，几个挑着药水桶的人继续往河的上游约两华里处走去，从那里把药水倒下。一旦药水顺着河水流了些时候，河中的鱼就耐不住药性，会翻起肚皮来。这时上游的人就会点燃摇炉中的“穹光”向下游的人们发出信号。河面上几乎同时“摇炉”通明，吃错药的鱼儿此时已经全无力气，任人捕捉。等周围的人们发现有人在药鱼，下河追随时，只能捉些漏网之鱼了。天蒙蒙亮，我们背着满满的鱼篓回到了村里。

顾不上一夜的劳累，洗鱼、晾晒、腌制、烘焙，这样等夏秋青黄不结的日子，就不愁没下饭菜了。

这样的小鱼干十分鲜美，放入黎川特有的辣椒和豆豉，一碗黎川本地特色的“鲶仔干馔辣椒”，也一直是老俵们待客的美食。现在黎川还有用这种小鱼加工成休闲食品的小包装投放超市呢。凡是吃过这种叫“鲶仔干”的人都会为它的鲜美而倾倒。

几乎所有在黎川插队过的上海知青都知道，黎川的这道“鲶仔干馔辣椒”的名菜。

回城已四十年了，上海知青们还是想念

着黎川。想念这古镇的粉墙黛瓦；想念青石

板连成的街角；想念大道边的老槐树；想念

那“鱼仔干”诱人的味道······。只是因为那十年

投在古镇的怀抱，总有些人和事，让知青们

一生都梦莹牵绕。

1974年徘徊于黎滩河边

29. 上调

　　大批的知识青年下乡两年后，中央发文选拔下乡满两年的知识青年到工厂矿山工作。小猫因为是工人家庭出身，被第一批入选到江西乐安的一个矿山工作。当时，国家正与苏联、美国在进行一场紧张的军备竞赛，需要大量的制造核武器的原料。乐安盛产铀矿石，需要大量的工人。

　　我和小猫同吃、同住、同劳动两年了，当然舍不得小猫的离开。在这两年里，小猫也像我的哥哥一样，处处关心着我。他带了不少书到乡下，我就和他在一起，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通读了这些上海带来的书籍，有些在当时还是禁读的。从那时起我在小猫的影响之下喜欢上了中国的一些古代文学作品和中国的古诗词。

　　记得那是个中秋的晚上，为了送小猫离开黎川，我们在十里山大队戴建国他们的一个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里聚会。十里山的女生们买来了鱼肉、酒菜，各自拿出了从家中寄来的月饼，大家边吃边聊，讲述在一起的难忘日子。大家从明月升起，到月落黎河，通宵达旦，久久不愿离开。此情此景正应了“何事常向别时圆”的诗句。

　　汽车就要开动了，我用身上仅有的钱，在车站的小店买了些苹果，塞进小猫他们就要开动的车厢。九源和十里山的知青都到车站送行了，因为这是我们中第一个和大家分手的伙伴。虽然没有过多的伤感，但依依不舍的表情还是写在了每个人的脸上。下一个该是谁上调呢？

　　谁也不曾想到，在小猫与大家分手后的十几年后，小猫经朋友介绍与十里山的一位女生周淑英结为连理。那天她就在送行的人群中。

　　每次我把身边的同伴送离九源，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这种感受是别人无法想象的。

　　前途在哪里？事业在哪里？爱情在哪里？

　　极度的悲观失望，极度的丧失信心，极度的孤立无援。

　　我开始把自己融入到九源老百姓的生活中，我发奋的劳动，等待着命运之神的眷顾；我在崎岖的山路上漫步沉思，挖掘心灵深处的每个希望；我和老乡们下河捕鱼、上山狩猎，寻找生活中的每次乐趣；我在黑夜里打开收音机，聆听国家的每一条有关的新闻，从中捕捉改变现状的可能……。

　　好心的老乡已经开始热心的劝我在黎川找对象成家了，也有人想为我做媒。但我坚信国家是不会不管我们知识青年的，上调工厂、读书的毕竟只是极少一部分。我的命运是和成千上万知识青年的命运连在一起，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总有走出九源的那一天。

　　我苦苦的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从小猫上调起直等到八年后，我才离开黎川。

左边是“小木匠”张兴旺

　　 30. “博俚”的婚礼

　　在九源的十年里，博俚（木匠）-张兴旺成了我同龄的好友，我们一直叫他小木匠。他比我大几个月，但已经学得一手好手艺，整天走东窜西的，为乡邻们修农具、做家具、造房子、盖猪栏、做棺材。在九源也是深受大家欢迎的青年。

　　一转眼的工夫，小木匠已经要结婚了。

　　老丈人-饶堂生在离九源十里之遥的黄山村，女儿饶国英也是当地的一个小美人。在黎泰公路修路时，饶堂生是大队的厨官，主持着联盟大队修路大军的伙食，很多人也叫他堂生毛姑。修路的小伙子个个都知道他家有个“小九妹”，一个个都争着叫老人“丈人公”。我们虽然没见过他的女儿，因为无聊，也跟着大伙叫他“丈人公”。最后，这个“丈人公”家的“小九妹”还是名花有主，花落小木匠了。

　　从秋收过后，张家就开始筹办起小木匠的婚事来。小木匠也美美的等待新人的初嫁，次年的正月初四是大喜的日子。小木匠早早的告诉我，要我春节无论如何不要回家，参加他的婚礼。被当地人邀请参加婚礼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我写信告诉父母，准备过年不回上海了。

　　春节到了，因为是我第一次在村里过年，村里的人都把我当成贵客看待。从腊月廿六开始村上就开始杀猪、起鱼塘、做糖、炒干果，整个生产队里一派喜气洋洋，完全不同上海过年排队买副食品过年的景象。我被村民们拉到东家拉到西家，轮流吃饭喝酒，完全忘记了我是在异域他乡过年。

　　正月初四那天，我被邀请参加了迎新的队伍。农村有个规矩，迎新娘的人一定要是没结婚的小伙子。上午吃了早饭，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向黄山出发了。那天天气真好，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堂生毛姑早已在大门迎接，迎新的一行人被列为座上宾，国英的娘家人又是点烟又是倒茶，好不客气。中午是八碗八碟的“行嫁出阁酒席”。我是远道而来的上海客人，又是小木匠的好朋友，当然赐上座。（客堂酒席的上方有两个桌子，一桌是新娘的母舅座上手，另一桌就是我了）。

　　宴罢，新娘就该上路了。那时接新娘已不用花轿改用自行车的，新娘被指定坐我的自行车。新娘的舅舅把新娘抱出了廓门，在我车上坐定。新娘的母亲擦着眼泪送到门口，依依不舍的看着我们把自己辛辛苦苦抚养长大的女儿接走了；国英在自行车上哭了几声，也表示对父母的依依不舍。其实，此刻新娘子的心早就飞到了新郎倌的身边了。后来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新娘原理”，商家想降价出货时，总是说，不舍得卖，其实巴不得早点卖完。

　　从黄山村上了大路，我们的车队直奔九源而去。快到九源之前会有一些山坡，平时我们骑车都会下车推行的，本以为新娘也会下车步行一段。谁知我让新娘下车，新娘子执意不肯，我只好硬着头皮把新娘子推上坡。原来，新娘子在进新郎家之前是不能双脚落地的，不然人家会说新娘是自己走来的，而不是接进门的。真是“哪个来推我么？”“我来推你么！”。

　　等到了九源新郎家，我把新娘交到新郎手里。人家拜完天地时，我才发现自己身上的内衣裤全都湿透了。喜酒要吃三天，几乎一天是四餐酒。划拳-喝酒-吐酒，再喝酒-再划拳-再吐酒。就这样，连狗吃了我们吐的酒菜都大醉了几回。

　　这是我第一次在乡下过年，也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经历黎川农村百姓人家的嫁娶全过程。

　　博俚婚后生了几个小孩都是女儿，最后来终于生了个儿子。现在博俚一家都搬到了城里去了，以杀猪卖肉为生。据说他的儿子还是蛮出息的，从南京某军事学校毕业后，在广州某部队当上了职业军官。

　　博俚一家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每年春节，我们都会互通电话恭贺新年。2001年博俚的大女儿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县城打工生病住院，我得知后特意从上海赶到太仓医院里看望他的女儿。

那年博俚得知我要回黎川，从春天起，博俚的新娘就开始到附近的山上采“笋臂呃”（一种小竹子长出的小笋），焙干了等我回黎川时送我。我们知青一起回黎川的那次，博俚一家特意摆下了接风酒，十分热情的款待我们。我们之间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

　　时光终于使我和博俚都步入了知天命的年月，在国英身上也早已寻找不到当年出嫁时的风采。但我们每次相遇，总像回到那个风华正茂的年代。

　　衷心的祝博俚一家兴旺发达，美满幸福。

1971年九·一三，坠落于蒙古温都尔罕的256号三叉戟

31. 中共中央文件

　　1971年的九月下旬，秋收还没有开始。

　　我和二哥还是跟往常一样，县城里放新电影，总会在收工后，到十里山约上戴建国、俞家华、李伟忠一起，步行去县城花上一、两毛钱看次电影。

　　已经记不起那天是哪部电影了，那时放映正片前都会放一些最近的新闻纪录片，纪录片所播放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以及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分别会见外国来宾的内容。戴建国、俞家华、李伟忠坐在我和二哥的左侧位子。透过余光，我感觉到他们三人的头紧紧的凑在一起，看着影幕上的人群并在窃窃私语的议论着纪录片中的首脑人物，我从他们神秘的交谈中隐约听到“怎么还在出来……”这样的字眼。自从中旬以来广播里和报纸上已经很少再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照片，电台里也很少有领袖们和他们军队领导人的近况报道。那个年代，中国领导人的名单见报或广播时一般会报很多人，少了哪个人，国内外都会引起人们对国家人事变动的猜测。联想到最近许多领导人的没有露面，和戴建国、俞家华、李伟忠三人神秘的交谈，我断定国家一定有事情发生了。按以往的习惯，看完电影我们都会在戴和俞那里住上一晚，那天我们连夜回到了芦家。一进门我就打开收音机，希望从外电报道中得到一些消息。（在黎川农村，收音机受到的干扰很小，“美国之音”“伦敦BBC”和台湾的对大陆广播都可以十分清晰的收听到。）虽然没有一家电台有关于中国领导人出现变化的报道，但我还是坚信中国的高层领导一定又有新的变化。

　　我在耐心的等待上海家中的来信。自从插队以来，姐姐经常会写信给我，信的内容涉及一些她们农场的生活、国内外时局的变化，有时也会抄些当时流行的歌曲。姐姐的信几乎就是一份小报，大家都可以轮流传阅。9月27日上午终于等来了邮递员老张送来的信件，姐姐的信里传达了一个后来震惊世界的秘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叛逃，坠机蒙古温都尔汗。姐姐在信中还特意抄录了杜牧的一首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信的最后附言道：“看后烧毁。”在那个年代里传播这样的消息是要杀头的。

　　接着我又看到县里召开全体党员和四级干部会议。会议连续开了三天，会场被严格封锁，连与会人员吃饭都有县武装部的人带队出入食堂。队长饶木生和党员们从县里开完会回到了九源，一个个还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晚上开社员大会，队长饶木生还带着大家照例把《毛主席语录》上林彪的“再版前言”念了一遍：“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心想，为什么还要再念林彪的东西，难道姐姐的信只是一个谣言的传播？还是为了保密虚晃一枪？

　　第二天，我和村里的几个大孩子来到一块向阳坡的梯田割稻子，要把心中这个天大的秘密披露的欲望，无时不在支配着我。我在休息时把那些大孩子们叫到身边说，我要告所大家一件事，但每个人必须对天发誓只可以自己知道，不告诉别人，即使是自己的父母也不能告诉。这些大孩子都已经十七八岁了，金福和仔俚的爸是县里的干部、大仔的爸是联盟大队原书记、桂福和银仔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望着大家坚定不移对天发誓的样子，我终于把林彪叛逃和坠机蒙古的新闻在田头发布了，大家当场目瞪口呆，几乎没人敢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叛逃的林彪联系在一起。

　　我知道这些大孩子中间一定会有“叛徒”。果然，大仔当晚回家就把我讲的新闻告诉了自己的父亲。为了保险，我在当天收工后就离开村子到李伟忠他们队去了。第二天大仔的父亲立刻把我在村里散布消息的事汇报大队，按当时的规定发布消息的人全部要隔离起来的。大队里派人找了我两天，中共中央10号文件宣读的那天，我回到九源。饶木生让我为全体社员完完整整的宣读了文件的全部内容。

　　无助的知识青年们除了靠自身在农村的努力外，国家政治的变动无疑也带来改变命运的可能。林彪事件使许多被打倒的干部重新复出，我们在等待着上山下乡政策有新的变化。但是林彪小舰队在“五七一纪要”中为知青说了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公道话，知青们在后来的“批林运动”中重点批判的就是这句话。

　　这样一来，使知青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的可能又变得暗淡起来。

32. 知青们的老何

几十年过去了，黎川县城里会知道老何-何存其的人应该不多了。但是在回城后的许多上海知青（特别是社苹公社）心中，却使终没有忘记老何-这个黎川上海知青的和蔼可亲的大哥哥。

结识老何纯属我一起插队的二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召开第

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的接班人并写入了

党章。全国各地开始了“大树特树”领导人的形象，在主要街道画巨幅画像便是其中的形式之一。

二哥被从田头借至黎川县文化馆，与文化馆的武一平和黎川县银行的何存其一道，在当时县京剧院对面的广场冒着初夏的骄阳，攀上高高的脚手架，按图放大，将领袖的光辉形象画在七米高的砖墙上。

那些日子，我总会借机进城看三人画像的进度。三人见了我，也总会从脚手架上下来陪我喝口茶抽颗烟的小息片刻。老何待人很谦和，每次都会问长问短的聊些乡下的生活。当然我也会向武、何二位长者提些问题。

有一次，我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疑问，低声问老何:“至小就知道井冈山会师是主席和老总的，怎么换成×总了呢？”这样的提问在当年是犯大忌的。老何满脸推笑不以为然的答道:“反正都是总么。”一个心照不宣的回答让大家都笑了起来。

那一幅《井冈山会师图》直到一九七一年的十月才被“最高指示”的大字所复盖。只可惜当年武一平、何存其和二哥在画像完工后以画像为背景的一张工作合影无法找到，让人遗憾，这也是老何第一次与上海知青的合作。

在老何工作的银行宿舍里，常年都显得零乱，倒是墙上的一些铅画纸画就的素描画，让人看到老何的绘画功底。

老何的宿舍离县城汽车站只几步之遥，许多与老何相识的上海知青无论是进城还是回上海，路过县城，都会在老何的宿舍落下脚。对于临时到来的上海知青，老何从来是来者不拒。因而这十几平米的宿舍俨然成了社苹公社上海知青们遮风挡雨、御寒取暖的“家”。

老何是县银行的一名普通职员，微薄的工资也只是勉强度日。可是，凡是有知青们到访，老何的热水瓶里总有用不完的热水、老何的桌上总有可以充饥的饭菜、老何的床上总有暖和的被褥······。吃饱了，睡好了，上海知青们又背起行囊，匆匆踏上回乡的路程。真的难以想像，老何是以什么样的毅力，支撑着这年复一年的为知青弟妹们的迎来送往啊？

上海知青们来到县城总少不了和老何一起喝酒。一盘花生米，两瓶“四特酒”或“李渡高梁”，可以让激情四射的划拳持续到深夜。老何是江苏扬州人，与上海知青们地源相近，又共同远离故土。因此这样的“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也多少寄托了大家的思乡之情。

七一年秋，老何在《中共中央57号文件》还未在群众中传达前，就把这个从上海知青处得来的文件概要私下传播。这在当时是犯了大忌的，黎川县委组织部门通知县银行对老何实施限制活动，老何也成了黎川县城“关禁”第一人。老何所有的行动都被限制在他那十几平方米的宿舍内，长级领导不断找老何谈话，要老何提供其散布消息的源头。为了保护上海知青的弟弟妹妹们，老何巧妙的以“在电影院无意听来的”“黑暗里没看清脸”打发了有关领导，从而也为传来消息的知青设下了保护。直到那个“披了一件马克思的大衣，偷了三只鸡跑到外国去”的传说大白天下，老何才走出宿舍，重又与知青们举杯相庆。

“老何”，其实并不老。只是大家对何存其的一个尊称罢了，老何也是黎川县城里的文体活跃分子。在黎川东方红大道上有一座座椅用水泥建筑的灯光球场，人们经常可以看见，老何会带领在已在县城参加工作的上海知青们在球场的篮球架下扣篮腾挪。老何穿着印有“黎川”字样的球衣奔跑的样子，至今还在眼前，仿佛就在昨天。

因黎川县城的市政改造，黎川银行里老何的宿舍连同那砖瓦建筑，早已不复存在了；老何也因病去世很多年。

老何的离去，让回城多年的上海知青们感到无比的惊讶，也让上海知青们失去了一位知心的大哥哥而痛心不已。

前些年，怀着对黎川的深深眷恋，上海知青们重回黎川探访。人们没有忘记这位“知青们的老何”，专门集体前往黎川城外老何的墓地祭扫。添上一柸土，敬上一碗酒，烧上一柱香，献上海知青亲手撰写的祭文······。

杜鹃盛开，松柏常青。这些当年的知青弟弟妹妹们，轻轻的围绕在老何的身边，无限深情的缅怀着自己的大哥哥。人们久久的凝望着老何的墓碑:

安息吧老何，我们再也不打扰您了！您永远是我们知青们的；我们也永远是您老何的！

黎滩河会记住，那个老何为上海知青遮风避雨的小屋；

日峰山会记住，那段老何与上海知青患难与共的日子。

33. 鸡犬之声

　　为了在乡下吃到鸡蛋，我们开始时是跟村里的老乡买的，后来也学着养鸡下蛋了。春天，我们从集市上买来十几只雏鸡，用稻谷和菜蔬精心喂养着。鸡一般是散养的，我们厨房背后是一个高高的山旁，我们就和村里人一样，把鸡散养在山旁下面的空地上。小鸡一天天长大，我们可等着它下蛋呢。可是山旁上是茂密的灌木林和蕨草，丛中活跃着狐狸、黄鼠狼、果子狸等专门吃鸡的动物。中午时分，小鸡常常会在山旁下或捉虫、或嬉戏、或晒太阳，完全没有知道食肉动物对它们的威胁。村里人也只是在听到鸡被叼走时发出的鸣叫，才大声呼叫着“巫危呃！”“巫危呃！”（狐狸呃）但为时已晚，受到惊吓的鸡也一个个目瞪口呆。各家的鸡养到过年，总要被山上的狐类吃掉不少。等到我们养的这些鸡终于可以下蛋时，也就剩下五六只了。当鸡生下第一只鸡蛋时，两个女生兴奋不已，因为今后不用再向村民们买蛋吃了。

　　村里人家家户户都养着狗，一来是看门，二来是到冬天吃狗肉。我们也向邻居要了一条小狗仔，每天用剩饭喂养着，倒也长得玲珑可爱。春节来临，大家都先后回上海过年去了，狗也被大家忘记在村里。等从上海回来，村里的乡亲们一片告状声。原来这条狗因为我们不在，无人喂养，开始学着偷吃村里人的东西，最不能容忍的是它还偷吃村里人的下蛋鸡。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条狗没跟我们几天就死在乱棒之下了。

　　养鸡还可以，养狗不行，我们又养起猪来。也许是我的注意，大家同意养头猪。我们跟队里申请从山上砍了几十棵松树，请小木匠帮忙搭了个猪圈，又向队里买了一头小猪仔。

　　村里人看我们也养起猪来，倒也觉得很开心，因为不久他们也可以吃到上海知青们的“杀猪饭”了。村里人划出一块不大的池塘给我们，这样我们好在池塘里放养一些“水浮莲”来作为猪饲料。看人家养猪，没几个月就大了许多，怎么我们自己养的猪一天都不见长。其实我们也没东西给猪吃，整天让猪吃水浮莲，能长肉吗？这头可怜的猪，跟着我们没吃没喝的过了约大半年，因为人都上调走了没人管，才由队里的猪场收养了它。也许是先天的不足，任你队里的猪倌怎么喂，总不见长膘。后来在一次生产队加餐时把它杀了，连肉带骨的总共才六十多斤。本想“一头老母猪，二亩三分地”的在芦家过上些日子，结果鸡飞狗跳的什么都没养成。倒是苦了顾秀娟和邬有芳她们，在那些日子，她们除了每天操心着大家的伙食外，还要忙里忙外的喂猪喂鸡的。现在想来倒也是的，那些岁月里，人能好好的过下来就已经不错了，还折腾那些生命干什么？

34. 飞斑走兔

　　在江西的农村，几乎家家都有一支火铳。这种火铳我曾经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南昌的八一起义纪念馆里见过，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起家时，就是使用的这种叫火铳的武器和国民党匪军作战的。火铳的构造十分简单，一根钢管、一个发火的扳机和一段比较坚硬的木托。人们在钢管里装上火药和一些绿豆大小的铁丸，扣动扳机就可把铁丸射到几十米开外。铁丸发射出去时呈散开状，所以猎物只要在射程之内，一般很难逃脱。

　　九源有不少打猎的好手，每到冬天，人们就会到山上打些野物来，最多的是斑鸠和野兔了。据说这两样东西也野味中味道最鲜美的。冬天的早晨，天蒙蒙亮，斑鸠就会在树林里寻找食物。猎手们需要冒着寒风和早晨的霜冻在林子里守候许久，一个早上运气好的，可以打上七八个斑鸠。然后骑上自行车赶到县城的街市上卖掉，换些钱贴补些家用。在当时这还算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呢。打上一两个斑鸠的，跑趟城里划不来，也就自家享用了。我住在九源时常常会花上一两元钱从农户们手里买几只炖来改善一下生活。有一年回家过年之前，我跟村里的一个叫饶火生的长者预定了五六只斑鸠准备带回上海，他老人家起了两个早为我打来了四只又肥又大的斑鸠。那年家中过年的餐桌上多了一道野味—炖斑鸠，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当年那斑鸠汤的鲜美来。

　　秋收一过，山上的梯田里就不再种农作物了，但为了来年的庄稼有足够的绿肥，人们会在田里撒上一种叫“红花草”的草籽。红花草是一种耐寒作物，整个冬天都长得十分茂盛，它也是野兔的美餐，一到晚上野兔必定会来到长有红花草的田里进食。村里的人请我帮忙，用八节一号电池安装成即可用四节电池照明行路又可用八节电池打猎的“头电筒”，这样就可以腾出手来持铳射击了。野兔在田里，只要你用一簇光对准它，它就一动不动的蹲在那里了，反射出两只红红的眼睛。瞄准-开火，一般十拿九稳的就是你的盘中美食了。兔皮可以卖钱，兔肉可以卖也可以自己吃。人们常用兔肉和糯米一起烧成“兔俚批糯饭”。把刚打来的野兔切成小块，和浸泡过的糯米加油，放在烧热的大锅上不断的翻炒，浇上水煮开后，撤火焖上十来分钟，起锅时撒上蒜花，那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在现今的餐馆是没法享用到的。只是在吃兔肉时，时不时地会有人吃到射入兔肉里的铁丸。要是今天你在饭店里吃野味能吃出铁沙丸来，那野味一定不是家养的，那才是真的野味。

　　就凭着为大家制作“头电筒”，我白吃了不少“兔俚批糯饭”。飞斑和走兔这样的美食后来在上海的餐桌上再也没用见到过。

　　后来我也跟着村里的一些猎手们上山围剿过一种叫“麂”的鹿类（当地人管它叫山羊），那也是一种“左牵黄，右擎苍”的狩猎乐趣。狗把山羊从树丛中赶出来，人们分别守候在各个隘口，用铳把山羊射杀。村里人会专门为这山羊肉摆酒、划拳，吃上好一会，参加狩猎的狗也能分享山羊的部分精华。

　　战争年代，黎川人民用手中的火铳打败了蒋匪军队的五次围剿；和平年代，火铳又赋予了勤劳勇敢的黎川人以新的功能和含义。

　　枪杆子里面……。

2005年重回芦家村与周祥兴摄于村前，身后是是我们曾经的菜地

35. 菜地

　　下乡的当年春天，队里就在村口的不远处为我们划了块自留地，用于种些日常的菜蔬。地虽然不大，但后来知道这块地是块很肥的农用田。我和小猫负责日常的菜地管理，我们像村里人一样，在地里种上了白菜、茄子、辣椒、豆角、芋艿之类的东西。从栽下秧苗后，每天收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挑上粪桶，到自留地里除草、浇水、施肥。直到有一天我们看见茄子开花了，辣椒也开花了，不久就结出了果实。当我们从地里摘回这些菜蔬，两个女生又用它们做成菜肴端上饭桌时，大家都十分高兴，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果实。就这样这些茄子、辣椒和芋艿在我们的饭桌上陪伴了大家很长一段时间。

　　黎川的萝卜有个特点，是连根带叶往土上长的，种萝卜的人看着都喜欢。父亲知道我们自己种菜，就骑车到上海郊区的种子店给我们买来不少上海的菜种籽，其中一种叫“火车头”的萝卜种曾经在九源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年夏末秋初，我们把上海带来的萝卜种种下，和村里人种的萝卜相比，开始没什么不一样，绿绿的叶子茁壮而且放着光亮。初冬时节了，村里人的萝卜一夜之间都从地里钻出了泥土，一片丰收的景象，萝卜焖狗肉的时候到了。可是，我们上海来落户的萝卜怎么也不见萝卜的影子，村里人取笑说，上海的萝卜只长叶不长根，喂猪还可以。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种只长叶子的萝卜。有一天，我和小猫终于按耐不住对上海萝卜的期望，在老乡们的众目睽睽之下，用锄头挖了起来。一锄下去，看到了有小碗粗的萝卜，想用手拔，却“哼吆哼吆，拔不动”，当我们刨开四周的土，再拔，拔断了。老乡们争着用锄头挖向深处，一个一尺多长的“火车头”横空出世了。从此再也没人取笑上海的萝卜品种，纷纷争着要把自家的萝卜给我们吃，而要我们把菜地的萝卜用来留种，等来年种上海的“火车头”。九源村里的老乡也闻讯来看，看到这么大的萝卜，一个个都向我们索要种子。第二年秋天，我让父亲又寄了好多斤上海萝卜的种籽到黎川。只可惜，一方水土养一方萝卜，上海来的种籽种一年，第二年就和黎川萝卜杂交变种了。

　　随着同伴们的上调，我们苦心经营的自留地也渐渐的“草盛豆苗稀”起来。

　　2005年我们一起回黎川，到了芦家，我们就来到当年的那块菜地前。我和小猫在菜地边站了很久，很久。五月的春风，吹拂着我们历经苍桑的脸庞，当年我俩在这块菜地里劳作的情景再一次涌现在眼前。我看到小猫脸上的凝重和眼眶里的泪花，自己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我们大家都澎湃着一种莫名的激动。

　　春风不解风情啊！

在芋田

36. 记忆中的黎川芋艿

离开黎川已经几十年了，当年生活在黎川农村，平日食用的蔬菜都是靠自己种出来的。一年又一年，我们知青集体户的那块菜地里，从春天到冬天，种过各种各样的蔬菜，唯独让我可记起的还是芋艿。

这种“天南星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居然陪伴了我十年的知青插队岁月。

1969年早春的农历二月，插队来到黎川。开始的日子，知青们被安排在各户佬俵家吃“派饭”。恰逢田间蔬果未种，万物不结之时，老乡们也都艰难度日。因此，饭桌上尽管主人会努力的增添些腊肉、禽蛋把菜肴做得很体面，但每家的芋艿“羹”、清炒荞头还是不可少的。

吃“派饭”的日子总有尽头，知青自己动手做饭度日终于开始了。靠着老乡们送给的芋艿、荞头，我们艰难的熬过了1969年的最初的那个春天。

开春后，队里分给了我们菜地，教我们种上了生活必备的蔬菜，其中包括芋艿和荞子。男生们每天收工便象老乡们一样精心打理着那不大的菜地。芋艿从尖尖细芽到片片绿叶，谁能想到那地下的根茎将会成为我们一年中都要食用的菜肴呢。过了八月，芋艿收获的季节到来，用锄头挖开，大个大个的芋艿带着泥土的芬芳展现在垅沟之上。劳动带来的第一次收获，让我们这些五谷不分的知青欣喜不已。

学着老乡的样子，把洗净的芋艿在蒸饭的锅里煮熟，剥去芋皮，在铁锅里滴上几滴茶油，洒上盐和放入藏椒和一些“千葱（芹菜）”叶，一碗清汤寡油的芋艿羹便成了桌上唯一的美食了，这样的芋羹几乎每天都成为下饭的菜肴。每天端起饭碗，大家都会用京剧《沙家浜》中的唱词改成的戏歌唱道:“一日三歺有芋艿，似这样长期来住下，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虽然只是戏唱，却充满着苦涩。

热心的老乡们又教会了我们储藏芋艿方法和来年的选种方法，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

修筑黎泰公路的日子，这看似单调的芋艿，在伙房大厨的手中被演义得头头是道。冬季，黎泰公路筑路的民工会背上所有的粮食、蔬菜上山，而最能被储备的还是要算芋艿了。当送来的肉一哄而光之后，每日三歺下饭的主角只剩芋艿和红辣椒。大厨师傅用蒸饭的米汤和芋艿煮上一大锅，让大家在盆底尽情的寻找那烂熟的芋艿；有时在汤面上漂上些嚼不动的“千葱”老叶，形象的戏称为“翡翠白玉”羹；有时大厨会在汤里加进大量的藏椒，让人们和着芋艿少得可怜的“辣椒水”，不得不把饭不吃完······。

尽管当年芋艿单调的吃法实属无奈，但黎川人却把芋艿做成了当地的一道点心。现如今，改造后的明清老街的风雨廊下，一种叫“芋糍”的小吃成了前往黎川观光旅游者们必尝的招牌美食。店家的旗招和吆喝也成了黎川老街的一道风景；“芋糍”也和“灌心糖”、“米粉”以及“米酒”成为了黎川的特色美味。

自从结束了插队生活，回上海成家后，我几乎从来不买芋艿回家，因为那在黎川享用夠的芋艿实在无法让我感到美味，真的吃怕了。然而，随着岁月的远去，一种重新找回“千葱烧芋艿”的冲动油然而生。我从菜市买来上好的芋艿和芹菜，按照在黎川的芋艿吃法，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把芋艿烧成当年的味道。可是，无论我如何加油、加盐、加味精，都不得入味、都无法找回当年在黎川乡间、在黎泰公路吃过的黎川芋艿的味道。

百思不得其解中，无意翻过《黎川发布·乡愁的味道》。虽然，黎川并非我们知青的出生地，但在黎川插队十年的经历，让我们在告别黎川后，对黎川这个第二故乡多了几分乡愁。那难以忘记的辣椒清水芋艿的味道和我在家中厨房重又追寻的味道，不正是这“乡愁的味道”吗？

唯有黎水多滋味，感恩芋糍（遇慈）常存怀。记住黎川芋艿的味道，也记住了黎川的知青岁月，记住了黎川人民的关爱。

曾经位于九源生产队的“知青屋”（五室一厅一厨）

                37.  “地主子女”－芒仂

        1969年的三月，我们自上海来到了离黎川县城约十几公里的东风公社联盟大队的隶属于九源生产队的芦家村插队落户。

         九源的队长几乎是以命令的方式让芒仂一家挤进了不大的厢房，而腾出了一间更大的黑乎乎的屋子，给“毛主席派来的上海知识青年”在此接受再教育。

        芒仂是村上唯一的“地主子女”，没有任何理由可爭辩，也没有任何条件可谈判。没有任何人告诉上海知青们住进的是谁家腾出的房子，但在迎接知青们进村的社员会上只告诉了知青们谁是村上的“贫下中农”，谁又是村上的“地主分子”或“地主子女”。

        为了让知青们更清淅的认清“阶级敌人”的真实面目，九源村随即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召开了全队“斗地主”大会。

        “摇炉松光”把九源的祠堂照得通明，地主饶玉倌被押进了祠堂，棍棒相加间，他的儿子饶明芳和芦家的芒仂，同样也以“地主子女”的身份参加了陪斗。在上海看惯了和斗惯了“走资派”、“臭老九”的我们，第一次在偏僻的江西农村看到了“地主”和“地主子女”的“险恶嘴脸”。但跪在人群中央的“地主” 和 “地主子女”的面孔上却是一脸的无辜与善良。

         芒仂是村里的生产能手，扶犁打耙，育种插秧，放水看田样样精通。可是，芒仂干着比别人更多的农活，干着比别人更精的农活，只是因为他死去的父亲曾经拥有过一百多亩的田地，芒仂当然的成了“地主子女”。从而也只能拿着比别人更少0.5分的工分。就是这0.5分，长期以来一直成为高悬在“地主子女”－芒仂头上的利剑；也就是这0.5分，让芒仂时刻牢记住，自己是人民的“罪人”。

         因为我们知青住的是芒仂家的屋子，自然要与芒仂为邻。打开屋后的厨房门，总可以看到芒仂老婆勤快的身影。为了避开众人的目光，芒仂总会从后门偷偷的在雨天给我们送些柴禾；偷偷的在节日里给我们送些粽子、送些米糖······。谨小慎微的芒仂，仅仅是为了不想让别人说“地主子女”在拉拢腐蚀知识青年，而被罪加一等。

         有一年，芦家的一个村妇，因不能忍受压制和歧视，悬梁自尽而轰动了全大队乃至全公社。人们在调查案件真相时，第一个就是把怀疑们目光落在了“地主子女”－芒仂的身上，无人不在捕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法理和公道的主持下，如坐针毯，惶惶不可终日的芒仂终于还是躲过了人命关天的一劫。几十年后，谈起此事芒仂依然恐惶在心:“因为这地主子女的枷锁，几乎要了我的命啊！”

        在一旁观望而倍受惊吓的我们，既无主持公道的能力，又无明辩是非的可能。只有在事后，看清了夹缝中生存的艰难，却更为自身前途而担忧。

        一九七四年，政府拨款为上海知青们建造了“知青屋”。我们住进了生产队所在地－九源，从而离开了这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我们也告别了被迫提供而腾出小屋的房东，一个善良老实的“地主子女”－芒仂。直到

几十年后的今天，上海知青们在聚会时才想起和提到芒仂时发现，大家白白的住了芒仂的房子，吃拿了芒仂家的许多，临了离开时连一声谢谢都没有留下。

        一九七八年底，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冲破种种阻力，卸去了全部强加在“地富反坏右”头上的桎梏，为中国的“五类分子”摘帽平反。芒仂才从“地主子女”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可怜的芒仂因此而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

        “难忘那春风化雨，

        滋润了大江南北。”

        由小岗村引发的中国农村的大改革，如一夜春风，也吹进了黎川的这个小山村。时任联盟大队书记的黄奕仂敏锐的抓住了这个伟大的机遇，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胆启用了芒仂，从生产队会计逐年提拨为生产队长。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黄奕仂亲任入党介绍人，芒仂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十多年了，就这样，一个曾经被禁锢的“地主子女”跟着党，一路任劳任怨的带领大家建设着自己的美丽家园。

        五十年后， 上海知青重返第二故乡黎川。终于重又见到了届已让贤退休的耄耋老人－芒仂，这个曾经的“房东”、“邻居”、“师长”和“阶级敌人”。

        我们曾经无奈的看着芒仂被陪批斗，也曾经坐在餐桌上吃着芒仂家的杀猪饭；我们曾经怀着戒备的心听芒仂逗笑，也曾经诚恳的向芒仂学习每一样田里的农活。他既是我们的“异己”又是我们的朋友；既是队里的“另类”又是大家共同的伙伴。

         再又见到芒仂，手拉着手，一个个往日的旧事不堪回首，却又重上心头。芒仂已一改过去的惊魂未定，谈笑风生间，充满着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感恩。“没有改革开放，当真没有我今朝的芒仂啊！”谈笑间，这也是芒仂掛在嘴边说得最多最真切的一句话。

        再又见到芒幼，手拉着手，发自内心的想请芒仂原谅我们少年时的无知与无奈。衷心的希望芒仂更多的享受来自不易的幸福晚年。

        告别这位我们人生路途中遇到的兄长，拉着芒仂的手，芒仂家的那间柒黑的小屋再现眼前，我们终于说出了存在心中近四十年的一声“谢谢！”

        新生的芒仂，从一个地主子女，真正成为了黎川的儿子。   

38. 知青的新居

　　1972年，福建有一个叫李庆霖的乡村教师，突然有一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其中写道“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这封信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中央高层调整了知识青年政策，改进了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等一系列对知青的利好措施。

　　我们也从大队领到了上级拨给我们的一些用肥肉熬成的猪油。记得我们没有油下锅的那些日子，顾秀娟和邬有芳就用从上海带来的固体酱油和辣椒做一锅汤，让大家吃的饭。哪里是辣椒汤啊，就是“辣椒水”。现在好了，至少可以在上面飘上几片猪油。大队也每月召开一次知青会学习学习，最重要的是开会那天，我们可以在大队免费吃上一顿带有肉片的饭菜。

　　不久，生产队从县林业局获得批准，买来了许多粗大的杉树木料，给我们盖起房子来。知青的新房子当然有村里的小木匠担纲主建，同时也从城里找来几个木匠做帮手。平地、立柱、上梁、盖瓦、粉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新居就造好了。这是一排坐南朝北的平房建筑，中间是厅，六间房间分两排位居厅的两边，到底是厨房。因为顾秀娟有一段时间常住在上海，邬有芳在公社，蒋胖的妹妹也常在哥哥的厂里住，男生大都上调了，所以这幢房子其实就我一人住在里面。我又让小木匠帮我做了一个写字桌，真还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味道。我让铁匠打了两个圆环，用粗麻绳从梁上吊下，其中的一间空屋就成了我在九源的健身房。记得当年在吊环上翻腾、倒立，虽然没能摆十字，但总还是“丫”了几回。在我们的新屋里，我和村里人喝着江西的米酒，讲着上海的故事；一些稍有文化的青年整晚上的在我房里看我书架上的书，记得那时最抢手的就是我从上海带去的《说岳全传》了。我也为他们修收音机、改装电筒做些有益的事情，晚饭以后，我的房间就是一个乡村的沙龙。

　　渐渐的，一些来九源做手艺的篾匠、公社下对的干部也常常借我们的空房间住上些日子，这里也成了队里的一个临时招待所。直到我们全部离开九源，这幢知青屋才归生产队使用。后来年久失修拆了。

　　我两次回黎川九源，都会到我们知青屋的地基上走一走，毕竟这块地基上曾经有过一幢属于我们知青自己的房子，还有我和村民们愉快的夜晚。

土法釀制米酒的搾床与搾箩

39. 十月酒香

“立冬”过后又到农历的十月了。每每想起那些年在农村插队的日子，总不得不想起秋收后农闲做酒、喝酒的美好时光。虽然已经很多年不喝酒了，一想到那亲手酿制的米酒来，便情不自禁的摇摇欲醉来。

江西农村的米酒是使用纯糯米酿制的。交完了公粮，村里人就开始把新收上的糯谷碾成糯米准备做米酒和米糖了。一大箩的糯米用村后的泉水浸泡上一整天，放入蒸笼里用旺火蒸熟（为了多出些酒，一般人们不会把米上的麸皮碾去）。少许冷却，便放入酒药。村里人还在酿酒的大木桶上盖上厚厚的棉被，这样可以使桶内的糯米和酒药持续保温，充分发酵。

大约两三天时光，大木桶内的酒酿便做成了。还不曾掀开桶盖，一阵一阵的酒香扑鼻而来。其实，做成酒酿，真真的加工才刚刚开始。

农村各家或几家都会配置些不常用的加工工具，搾床就是其中之一。一整块宽约八九十公分的杂木或松木做成的搾床，中间凿出一个圆形的槽，槽的一边开有槽口以便槽内的液体流出。床的一端配有杠杆的支点，另一端配有绞盘。人们把酒酿放入一个个用竹篾编成的篾斗，一层层的叠加在园槽的中实处，压上木枕，绞动绞盘，收紧杠杆，酒酿就顺着槽口流进了木桶。为了多酿酒，很少有人去吃刚搾出的琼浆，偶尔有小孩会喝上一小碗。

搾出的酒酿被倒入酒缸里，用纸盖好封上泥，就等着过年或更久远的端午了。这就是在当地被称为“十月生”的米酒了。如果把酒存放到来年，用火柴可以把酒点着，一点不亚于江西的“四特酒”呢。不过，乡里人做酒还有不少规矩的，例如，村上有了丧事、女人来了例假……..都不能动手酿酒的。不然就会做酒缸缸好做醋了。

为了体验乡里人做酒，我曾经用刚刚分得的一百斤糯谷酿酒，砍柴、砻谷、挑水、搾酒封缸的全过程一样都不错过。现在想起还是蛮有意思的。

会做酒还得会喝酒。“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稻子也收了、油菜也种下了，田里的活干完了，该是喝酒的时候了。结婚了，喝酒；嫁女了，喝酒；死人了，喝酒；孩子满月了，喝酒；老人庆寿了，喝酒；杀猪了，还是喝酒。从“十月生”酿成的那天起，村子里到处都飘着诱人的酒香。这种“十月生”，凡喝过的人都知道它的厉害。好喝、上口、甜甜的，喝几碗都觉得没什么反应，可慢慢的后劲上来，头疼难忍，五脏六肺如翻江倒海一般。知青们在村子里的“酒福”是最好的，不论前村后寨谁家有热闹喝酒，总会把知青们叫上。渐渐地我们也适应了这清纯可口的“十月生”了。要是不回上海过年，那就相当的喝酒了。从早到晚，一天喝四户人家的酒还是少的。喝醉了，吐；吐完了再喝。连那些不知高低的狗吃了我们吐的酒菜，也都醉得跟泥土一般。

人们把“十月生”从酒缸中取出，装入一种用锡打制的酒壶。因是冬季，酒壶常常会放在桌上的一个小炉上加温，酒热了，小炉上又换成狗肉之类的菜肴；酒冷了，又把菜肴取下，换上酒壶，就这样轮流加热。原来《三国演义》里的“煮酒论英雄”“温酒斩华雄”所说的煮酒、温酒就是这样的。“喝了我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喝了我的酒啊，一人能走青杀口……。”

因为我在临近的村子教书，吃完学生家的“轮饭”，回家总已天黑，晚上回村子的四五里山路边，有不少新的和老的坟头，因为喝了几口“十月生”真的胆子很大，就像点着小火把似的。回到自己的村子，酒局还在继续，人们围着小火炉，喝着酒，划着拳，憧憬着来年。

喝到酒，不得不划拳。划拳说是中国酒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也是中国酒文化智慧的体现。“一心敬呀！哥俩好啊！三星照呀！四季财啊！五魁首呀！六六顺啊！七个巧呀！八匹马啊！久久劳呀！全家福啊！”。划拳，就是把两人各出的手指相加，谁叫得对，谁是赢家，输家喝酒。你看那两人的十个手指在变化中带出了那么多的和谐、吉利的行酒令。划拳需要手、眼、嘴十分协调的结合，输赢皆在瞬息的变化之中。有的人可以在出拳的过程中变换手指，当然赢面颇大。难怪《非诚勿扰》中葛优发明了“猜拳器”。就在农村这长年累月的酒文化的熏陶下，我学会了做酒，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划拳。

现在我们插队的乡下，因为紧挨着县城，所以已经很少有人再做酒了。

因为城市化，老也不再自己釀制“十月生”了。回到黎川，好心的老乡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些貌似“十月生”的米酒来，一吃就知不是当年的味道，连下酒的菜“霉腐烧田螺”“黄鳅馔辣椒”都没有。一问才知道，乡下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没人再劳神做酒了；田里用化肥，田螺泥鳅都死光了。不知这是农村进步呢还是田园的悲哀。

虽然没有了原来的味道，可划拳还是照旧。“四季财啊！六六顺啊！…….”。

酒杯中有说不完的故事；岁月里有浓得化不开的酒香……。

40. 杀猪饭

到黎川插队落户过的上海知青，估计没有人不曾在老俵家蹭过“杀猪饭”的吧？

还记得在那缺油少肉的插队生活里，老俵乡亲们亲热的邀请吃“杀猪饭”的那一刻，我等还装作不好意思的“假客气”吗？

哈哈，都想起来了吧！

插队进村已经很长时间了，整天的“蕌呃和豆腐”、“芋艿川芎汤”，让人迫不及待的希望真正义意上的肉的朵颐。大概是因为春耕春种要开始了，四月底的一天，村长决定杀猪卖肉迎接春耕。

木根把要杀猪的消息告诉了我们这些上海知青。整个上午我们都在田里想像着，把一头肥猪放倒宰杀的惊心场面。下午，从未见过杀猪的上海佬们，决定不去出工，只为了见证那奇迹的时刻。

这次轮到宰芒仂家的猪。倒霉的“地主子女”-芒仂，好事派不上，破财的事总有份。芒仂的“女家婆”煮好了一锅猪食让猪吃下(也是不做饿死鬼的理念吧)，女家婆含着眼泪，一边喂猪一边对着猪大骂“快几洽撒！洽了去死！”大概也是一种长期被压制的宣泄吧。

不一会，两个壮年男人冲进了猪栏，揪住了猪尾巴，将百十来斤的黑毛猪拖了出来，架到了案板上。顿时芒仂女儿的哭喊(她不舍不得自家的猪被别人杀死)，伴着猪的绝望的吼叫，在小山村的上空回响起来。

村上并无专业的“屠夫”，木根好像什么都会一点。就这样，在木根手中尖刀对准猪要害的刺入后，鲜红的猪血，如注般的泄入木盆，剩下的就是“死猪不怕开水泡”了。第一次见识了杀猪，也直观的懂得了什么叫“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的通俗谚语。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猪的一身黑毛被除去，整个露出雪白的光泽。

随着木根手中的刀起刀落，猪的五脏六肺被剥离。于是村中的长者会在猪的腹腔内找出一块称为“熟肉”的腺体，分给人们当场吞食下肚。那享受的样子，看得我们这些上海佬目瞪口呆。

很快，木根将猪大卸八块。黎川农村的人很厚道，猪肉从来都不带骨头卖，肉就是肉、骨就是骨。所以你永远别想在黎川做一碗上海本帮的“糖醋小排”。木根把猪的骨肉分离后，芒仂持称将肉卖给了各家。村里的“女家婆”们也开始一起帮忙清洗猪的内脏，并生火操持起“杀猪饭”。

“杀猪饭”顾名思意就是因为杀了猪，所以吃个饭。主人家只会象征性的割一点好肉做个菜装个门面，大多是用猪下水和着许多菜蔬，做成各种不同的菜肴。“糟头肉”“猪血白菜”“猪肝炒辣椒”“大肠煨萝卜”“小肠薯粉条”“红椒猪肺”等，主打的当然是肉片少得可怜的“肉片汤”了。加上一些豆腐、荞头做成的家常菜，凑成八九碗菜，几桌体面的“杀猪饭”就可以招待乡里乡亲的了。现如今云南、贵州等旅游景点还专门用“杀猪饭”作为吸引游客的项目，其实“杀猪饭”也是中国各地美食文化的一种，也更是因物质匮乏而引伸出的人情往来产物。

我们也从芒仂手中买到了几斤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上海佬们正围着这久违的猪肉，商量着如何烹制或保存这来之不易的美食呢！

芒仂在热情的招待村里人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叫上我们这些上海佬。开始我等还觉得难为情，在芒仂和他“女家婆”的一再邀请下，我们还是坐上了台面，开吃了有生以来的“杀猪饭”。人们有说有笑的吃着菜喝着酒，狗在桌下啃着骨头，不时的狗咬狗起来。吓得上海来的知青女生不得不把脚始终搁在条凳的横档上。

随着同村的上海知青不断的上调离开黎川，我也变得越来越黎川本土化了，一顶破斗笠、一杆竹烟斗、一口黎川话，真的当起了农民来。从而也名正言顺的成了各家“杀猪饭”的座上客。

就这样，在黎川插队的十年间，我已记不清在老俵家混过多少顿“杀猪饭”了。让人唯独不能忘记的，是我在返城告别黎川的年前“杀猪饭”。

接到回城的通知已是阴历小年了。为了可以赶在春节回家，与久别的家人欢欢喜喜过个年，我不得不抓紧时间往返于县城办理回城手续和整理行装。几天下来，已近阴历廿六。村里从那天起开始杀猪、杀头牲，过年的气氛迷漫在小山村里，“杀猪饭”也一家挨着一家。因为我将告别这里，也被老俵们从村西头邀到村东头，不停的吃“杀猪饭”、喝“十月生”。

“七个桥啊”“五魁首啊”“两好么好啊······”，桌上小小的火炉沸腾着猪杂水、厅堂里扬溢着划拳的吼声。与老俵乡亲们的田园生活即将结束，心中的难舍，也在这一顿又一顿“杀猪饭”的忘情中加剧。

一九七九年的腊月，含着酸楚的泪水，我与黎川的乡亲们在村子里，吃完了十年间最后的“杀猪饭”、喝完了十年间最难以咽下的“十月生”。

41·黎川的灌芯糖

又到过春节了，不觉由的想起了黎川的冬天和过年必备的米糖来。米

糖又叫灌芯糖。其特色就在一个“灌”字。

刚插队到乡下，热情的老俵们家家都捧出米糖招待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一路奔波的来到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吃着这从未见过的米糖，顿时觉得很又香甜又暖心。面对撒了一地的豆屑和芝麻，还是忍不住疑惑，问老俵，这豆屑粉和芝麻是怎么“打”进去的？老俵们大笑了起来，“是灌进去的哦！”

随着在农村的时间推移，身边的上海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留在乡间的我也变得越来越黎川化。一顶斗笠、一杆黄烟斗，跟着老俵们下河餱鲶、上山打猎，喝酒、划拳，釀米酒、做米糖······样样都学一手。

有一年入冬，我用自留地里种的糯稻碾成了糯米，让房东老乡教我做了一回“灌芯糖”。

灌芯糖看似好吃，可真正做成就不容易了。

首先是要准备为做麦芽糖准备麦芽。房东用买来的上好麦子，浸泡后捂在常温保持 28⁰左右的盆内，使麦子发芽。

房东又带着我到更边远的山里，砍上许多松树枝的“棍柴”担回家，以用来蒸糯米和熬麦芽糖水。

上好的糯米浸泡了一天被放入“饭甄”蒸成了糯米饭，与捣碎的麦芽搅拌，充分发酵后放入蔑箩内压榨成麦芽糖水。这些过程听来简单，却样样要付出汗流的辛劳。

入夜，最初的麦芽糖水被倒入锅里，开始接受火与时间的煎熬。冬日的灶堂里燃烧着的火，映在身上暖暖的，时间在一点一点的过去。锅里的糖水从开始的波澜不惊，到微微的泛起涟漪；继而冒起一种叫“米筛眼”的小泡。这时，房东的女家婆勺上一碗并打入鸡蛋，作为宵夜让我和房东吃下暖和一下身子。糖水加鸡蛋的美味，让我不得不在喝完最后一滴糖水后，用心的让舌尖再舔遍粘滿甜汁的双唇。

过了许久，又过了许久。锅里的“米筛眼”开始变成了“牛眼睛”，时已下半夜的房东老俵，虽然已哈欠连天，却不得不全神贯注起来。火候的把控对于一锅麦芽糖成品的好坏至关重要。房东老俵不断的用一根蔑片从锅里挑起粘稠的糖浆，直到挑起的蔑片上掛起了成整片的“糖帘”后，才指挥着我慢慢的撤去灶堂内的柴火。一大锅的糖水经一夜的熬炼，浓缩成一缸钵犹如琥珀般的麦芽糖。

回上海的日子临近，房东老俵早早的把装冻硬的麦芽糖缸钵放入锅内，用炭火煨着，以便完成麦芽糖的“担糖”。炒黄豆磨豆屑、炒芝麻、炒冻米，房东的女家婆有条不紊的准备着做灌芯糖的附料。

晚饭后，厅堂里的男人和女人都不请自到的加入了为知青上海佬制作“灌芯糖”的行列。

首先是“担糖”。担糖用的“担钩”是用老茶树支丫做成的，已安在厅堂的大柱子上，静静的等候着那甜蜜的缠绵。每个村都有几个“担糖”的高手，会手持“糖棍”从点点滴滴开始，让糖胶在“担钩”上来回交叉的搅动。随着这样的不断搅动，麦芽糖胶很快在空气中氧化而发白乳化。在黎川，检验灌芯糖质量优劣的唯一标准就是“担”出糖的白化程度，越白越好。这也与做糖本身的米、水、麦芽和气候密不可分。好在那年老俵帮我做的糖成色上等，口感绝佳，也算是个好兆头。

大竹匾被摆上了八仙桌。担糖手把雪白的糖团揉成了一个糖口袋，女人们开始把豆屑、芝麻灌入糖袋。带着一年来的辛劳，带着丰收的喜悦，带着对来年的美好的期盼，甜蜜的糖袋被拉伸成条状，女家婆们嬉笑着把糖条盘成了W型剪断。

出自黎川好山好水间的春种糯谷，终于在冬日里经过水与火的淬练，完成了由糯米到灌芯糖的华丽转身。

老人们凑到了匾前小心的尝着新成的灌芯糖；孩子们来来回回的向大人们讨要着刚剪下的灌芯糖；桌下的狗狗也仰着头等着主人赏赐的灌芯糖。我带着黎川独具非文化特色的灌芯糖，踏上了回家的列车。都市的新年，丰盛的果盘里除了的花生果、瓜子，最抢眼的还是用我的劳动换来的黎川灌芯糖了。

几十年过去了，还是记得当年吃灌芯糖，总会把豆屑撒得一地的狼狈不堪。

我曾经烧过的砖窑与照片的画面很像

42. 烧窑

　　插队在黎川的十年中，最艰苦的莫过于烧窑的那些日子了。大队书记黄奕俚终于向“走资本主义道路”迈开了一小步，决定建一个砖窑。砖窑建在联盟大队向西约一华里公路边依山傍水的一个土坡上，砖窑由九源一个卸了大队书记职务的党员饶达成负责。为了体现国家对知识青年的照顾政策，让我担任砖窑的出纳。名义上是出纳，可一个小小的砖窑，根本不需要有人来单独担任出纳，钱的事基本上由大队的会计兼了，我在窑场便是个很好的劳动力。砖窑依着山势用砖块砌成，窑底留有一个一人高的窑门，门口靠里面的地方是炉栅。窑顶是一个圆形的凹池，蓄水冷却用的。窑边上有一个很大的泥池和一块平地，人们从山上挖来红土放入泥池中，挑来水，用一头强壮的水牛，由一个人赶着，在泥池不停转圈踩踏，直到池中的红土完全踩踏成均匀的可以成型的泥块。一般踩制一池可以制砖的泥，一头牛要整整被鞭打着干上一个上午，下午才由一个老农牵去吃草。平地上有十来个坐台，从各个生产队招来的制砖工就在作台上不停的制作砖坯。九源的饶玉英、饶华仙、芦国华等小女孩都在窑上制砖。等砖坯制成一段时间，就该装窑了。我和其他几个壮劳力用竹片做成的“砖夹”不停的挑着砖坯送到窑洞里。装窑是由一个专门的师傅装的，为了保证每块砖坯都能被充分的过火，从窑底装到窑顶的每块砖坯间都要留有一定的间隙。窑装完后窑门就被用砖块堵上，只留有一个用于烧火的门洞。我和一个叫罗元发的青年以及另外两个青年负责烧窑，两人一组24小时的轮流往窑内加柴禾，一连三天三夜。各个生产队从山上看来许多大树段用来烧窑，那可是上好的木材锯成的，有的树段我一个人都抱不过来，现在想想实在是太可惜了。大火在窑内熊熊燃烧了三天后，我们又要从路下边的小河里挑水爬上高高的窑顶，把水倒入水池中，让水慢慢的渗入窑中，挑水的货也是不能间断的连续48小时。最苦的就是出窑了，为了再次装窑，我们不得不在窑洞的温度还没有完全冷却下来，就要扒开窑门，冒着高温，把一块块烧成的并且滚烫的砖挑出窑洞。外面已是北风呼啸，我和大家还穿着单衣，汗流浃背呢。每次看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面孩子们搬砖的镜头，我就想起当年在窑上出窑时的一幕。

　　到晚上，还是我们白天干活的这些人，又匆匆忙忙的把还带着窑温的砖块装上拖拉机运往县城，当时一块砖只卖几分钱。我们在砖窑上，睡的是用茅草和毛竹搭成的工棚，吃的是伙房每天用芋艿、芹菜做的饭菜，劳累、辛苦是不言而喻的，个中滋味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

　　后来不知为什么这个砖窑倒闭了，黄书记的“资本主义道路”也随着砖窑的倒闭而止步。直到我离开黎川，联盟大队都没有个像样的村办企业。

　　几年前回黎川时经过那个旧窑址时，窑洞已被杂草和灌木覆盖了，但我依然从杂草和灌木丛中看到了当年的我和窑工们、制砖妹子们的身影。

合作医疗站

43. 合作医疗站

　联盟大队的合作医疗站可以算是整个大队的一个文化中心了。自下乡起，我们生活的许多小事就和合作医疗站联系在了一起。合作医疗站紧挨着公路，过往的人们总爱在这里歇歇脚，喝口水的。因为合作医疗站的医生经常会下到各个生产队巡医，所以邮局的邮递员也把报纸、信件放在合作医疗站。最开始芦家没有邮路，我们也常常把寄往家里或友人的信件托人带到合作医疗站，好让邮递员带回城里的邮局寄走。自从我们交钱参加了合作医疗，也到医疗站配些日常的药品，缓解各头疼脑热的。

　　合作医疗站总共两个医生，一个姓瞿，大家管他叫瞿医师，因为他是浙江人，所以我们一到联盟大队，就跟瞿医师靠得很近；一个姓杨，大家管他叫杨医生，杨医生说着满口的抚州话，是从抚州地区卫生学校毕业来黎川下放实习的，杨医生一边跟着瞿医师开开处方，也兼在药房发发药。因为自觉才高一等，所以也不把我们这些上海佬放在眼里。

　　自从我们落户芦家，瞿医师到芦家的巡诊也多了起来，我们也因瞿医师的经常光顾芦家而及时的收到家信。顾秀娟是我们中信件最多的一个，除了她父母的来信外，她远在广西部队中的恋人也隔三差五的寄来情书。但是不久，顾秀娟发现了自己的不少信件被人拆动过，家中寄来的信中夹带的钱币也多次遗失。在一次饭后，她把信中的疑惑告诉了我们大家，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聚焦在和上海近邻的浙江医师身上。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我们不得不把这个疑惑告诉大队黄书记。虽然疑点重重，但大队书记也没能人赃俱获，还好，瞿医师不知何故离开了联盟合作医疗站。在大队的努力下，县邮局开通了九源和芦家的邮路这才除去了大家心头的一块心病。

　　瞿医师走了，杨医生开始坐镇联盟合作医疗站。为了充实人员，经大队选拔，插队在石泉生产队的上海知青薛欣调到了合作医疗站，负责医疗站的打针、发药。薛欣是市三女中的高中生，聪明好学，为人厚道。因为医疗站有了个女“赤脚医生”，许多农村的女人看病时显得方便多了。在合作医疗站的那段日子，她的服务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尽管脱离了田间劳作，医疗站的待遇也不错，但作为上海对插队知青的照顾对象，薛欣还是在74年春天，告别了联盟合作医疗站，回到了上海。77年恢复高考，薛欣考入了交大，毕业后在法院工作，想必也该退休了。因为本生不在同一个生产队插队，，薛欣会上海后，我们彼此失去了联系。

　　薛欣走后，这个空缺被在石泉教书的鲁燕顶替了。因为鲁燕是我们九源的知青，大家彼此都熟悉。所以，九源和芦家的农民到医疗站看病也方便了许多，我们知青到大队学习、开会，总会在休息时聚到医疗站鲁燕的房间里喝茶聊天。鲁燕的父亲为女儿买了辆“飞鸽”自行车，也常常成为我进城的代步工具。虽然我们之间有着“上海知青”和“黎川知青”之分，但在大队的知青上调得只剩我们几个人时，大家的心也开始相通了起来。

　　合作医疗站后来还是淹没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一段时间，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的优越性变得无比脆弱，缺医少药重新回到农村，人们不得不到县城看病去了。前年回黎川时，听说是原来的黄书记的儿子黄海文从部队复员回来，承包了医疗站。

　　联盟的乡亲们，毕竟还是把生老病死托付给自己的医疗站。

我在石泉村教书时的卧室兼“办公室”

44. 又误人子弟

　　薛欣回上海了，本在石泉村教书的鲁燕到合作医疗站顶了薛欣的差事。自然石泉的书要找人教，大队向石泉村推荐了我，于是我再一次当老师去了。石泉离九源约三里路，处在九源和大队的中间。因为不在自己村里教书，与石泉的百姓关系就相对好处理一些，再当一回老师也无所谓。再说田里的活和烧窑实在是很苦的，当老师虽说是“赤脚老师”，但毕竟不用天天赤脚了。

　　石泉人还是很欢迎我去那里教书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男老师比女老师能管住自己的孩子。石泉人给我的待遇也不错，每周上六天课，管吃管住，另外每月教书的工资是27元，（当时上海的一般工人的赤膊工资是36元）。管吃饭，是轮流到上学的学生家里吃三餐饭。不用付钱，只要付给学生家长当天吃饭的粮票。在农村有“天、地、君、亲、师”的排列，老师占一定的地位。村上的人对老师还是比较尊重的，所以，每天的饭菜也是家长们特意准备的。有时看到某个家长在磨豆浆做豆腐了，明天一定会在他家吃饭的。晚餐时，男家长总会邀我喝上几口自家酿的米酒。人家对你寄予希望，总不能再像上回一样不负责任吧。

　　全石泉生产队学龄儿童二十一人，共分六个年级。一年级五人，二到五年级各三人，六年级四人。总结了上回的教训，我先对四年级的学生莫了底，发现这里的学生全部都不会使用“汉语拼音”。要把这些孩子教好，先得从“汉语拼音”教起。于是第二天的课全体上汉语拼音，只有这样，这个二十一人的“完小”才可以从容上课。凭着我在小学六年扎实的汉语拼音的功底，给孩子们一边正常的开课，一边新开和补上汉语拼音课。这个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大孩子接受得快，一个月的时间，3-6年级的孩子已经可以借助《新华字典》自己预习所教的语文内容，1-2年级的孩子也可以自己准确的拼写声母、韵母和复韵母了。大孩子下午要放牛，于是上午的课基本上是教三-六年级，六年级的学生预习语文新课半小时，五年级的学生自己用算盘做书上的题目半小时，四年级的学生上语文新课半小时，三年级的学生做算术应用题半小时，还有十五分钟对答案。一二年级就布置些作业在课堂上做；下午只有一二年级的七、八个人，就一年级上语文，二年级上算术。有时也来一堂音乐课，全班不论大小，同唱一首歌。这就是农村“完小”的特色。

　　石泉生产队的小学教室是在一个仓库兼会场的台上，北边有一扇门和一扇窗，屋顶的瓦片里有几片用玻璃制成的明瓦，教室就是从这些地方采光的。教室里除了这二十一个学生外，经常还有一些他们的还坐在“杠椅”上的不懂事的弟妹，只要他们一拉屎，哥哥姐姐们就开始向门外呼唤，自家的大黄狗就会冲进教室，舔干净孩子屁股上的和地上的粪便。此时，我也不得不停下来和孩子们一起观看这场闹剧。农村教书，教鞭是一定要有的，我的教鞭几乎每天都是崭新的，因为放牛的孩子总是可以从山上给我采来一种实心的竹梢。你可以用它在黑板上指点江山，也可以用它敲打学生的课桌。只有这时，我才是至高无上的。

　　在农村，你教学的水平再高，不教会孩子珠算，那你永远不可称为好老师的。可是，我只是在自己四年级时学过些算盘的打法和依稀记得些珠算的口诀。要教会孩子们珠算的加减法还容易，乘除法就不那么容易了。晚上放学后，我就自己重新自学，第二天就和高年级的孩子们一起，像做游戏一样，把其中的要领告诉他们。当时提倡笔算、珠算和心算的“三算结合”教学方式，我就用这样的办法在石泉小学完成了珠算课的教学任务。现在看，这样的“三算结合”方式在农村还是蛮有效的。

　　在我教过的这些孩子中，很多孩子都长大后都到外省市打工去了。只有一个叫罗细发的学生，现在成了联盟大队的乡长。三年前，我们一行人回九源时，没想到，他居然在人群中亲切的叫我“陈老师”。当年学校里他是最顽皮的一个高年级学生。

　　我曾不止一遍的看过电影《一个也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和《美丽的大脚》，这三部影片中的许多场景，如《一个也不能少》中乱哄哄的教室、《我的父亲、母亲》中老师吃的派饭、《美丽的大脚》中学生们对老师的深情，就是我当年在石泉小学的写照，也是我反复多次看这几部影片的原因。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叽叽咋咋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

武根俚、我、武才福2014年摄于石泉生产队

45. 才福和根俚

　　在石泉当“乡村男教师”的日子里，我结识了武才福和武根俚。

　　武才福当年是联盟大队的民兵营长，因为在县里念过中学，在当地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自饶营长下台后，就由才福一直与黄奕俚搭档，支撑着联盟大队的局面。武才福个子不高，却也眉目清秀的，一派书生样子。也许因为与黄奕俚搭档，也留着两撇胡子。其实当时在黎泰公路修路和埋微波电缆时我们就认识。那些无聊的晚上，才福在工棚里总会讲许多黎川有趣的楹联故事和一些现在被称着“黄段子”的趣事。我在修路和埋电缆时的表现，给才福留下了很好的映像，这次我到石泉教书多半是才福推荐的，所以我也十分感激他。

　　才福家住在石泉村的西头，在一幢大木房子里与武根俚的厢房斜对面住着，他与武根俚是叔伯兄弟。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在大队的地位，武根俚很顺当的开起了拖拉机（在当时农村开拖拉机几乎可以和现在开奔驰比美）。

　　才福以其自身的文化知识和实践经验，辅佐着大队书记，人们把他们的组合称之为黄金组合。确实当年他们执掌时期，联盟大队每年上缴的公粮，在黎川算是排在前列的。但才福对当时的政治运动并不热心，每次上级布置在农村开展的运动，才福总是比别人要慢一拍，有时也会说些怪话。因为也算是年轻，所以跟我们这些知青很合得来，薛欣、鲁燕和我都和才福成为很好的朋友。在石泉的日子，我和才福的母亲也很熟，老人家总会留些好吃的给我。那年才福的儿子出生后，老人家执意要让我这个“老师”给孩子起名。前几年回黎川到石泉，专程看望才福，未遇，他的儿子出来迎接，自报名字后说，他的名字还是我给起的，这才使我想起当年给才福的小儿子起名的故事来。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才福和黄书记不和而两人分手了。退下来的才福开始成为养鳖专业户，成品鳖远销香港市场。每年春节我总会打电话给才福拜年，但总是要在养鳖的池塘边才能找到他。

　　因为下课休息和午间休息没有去处，我总会到才福家的厅堂里坐坐。不久我就跟才福家和根俚家都熟了起来。我也经常会搭乘武根俚的拖拉机进城到二哥的文工团玩上一天，或者让武根俚给二哥捎上些乡下的土产。我和武根俚年龄相仿，他的母亲也把我像自己儿子一样对待，我也跟着大家称武根俚的母亲叫“妮（二）姆妈”。武根俚回家后，老人家总会邀我和武根俚一起喝口酒，划上几拳；我放学后有空也会帮着老人往灶中加把柴的干些杂活。武根俚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儿-莲华，才三岁，刚刚开始呀呀学语，十分讨人喜欢。空余时，我总要到他家的厅堂里逗莲华玩，妮姆妈开玩笑的要莲华认我做“寄爹”。后来，莲华“寄爹”“寄爹”的一直叫到我离开黎川。一次，我带着小莲华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骑着玩。没想到她的小脚伸在了车轮的钢丝里，顿时把小脚跟的皮刮去了一大块。我愧疚得不知如何是好，武根俚和妮姆妈没有怪罪于我，哄着孩子上药，还一个劲的安慰我，使我深深的感动了很久。时光飞快，不知不觉，莲华已长大出嫁了，现在和丈夫一起在深圳打工。前些年，武根俚把我的电话告诉给了莲华，她特意从深圳打来电话，一口一个“寄爹”。我已经没法想象当年的小莲华，现在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了。武根俚这几年也承包了一些山林，种上“荷栗”，收入也还不错。只是前几年见到他时，已是一头白发了，也许是武根俚后来遭遇了更多的不幸所至。

　　我离开黎川卅年了，两位老人也不知哪年去世，我连个唁电都没能发。但武才福和武根俚在我的下乡生涯中给与我的帮助、他们慈祥的母亲带给我的温暖和他们可爱的儿女给我带

来的欢趣，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的。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46. 卸不去的包袱

　　在农村插队，唯一可以离开农村的不外乎招工、当兵和上学了，每次我都被推荐到选拔的名单里，但是每次总与之无缘，擦肩而过，沮伤而归。不是我在农村的表现不好，也不是我没有尽力去争取每次机会。说实在的，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从我踏上这块红土，命运就注定了我必须走过人生曲折。父亲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错误的划为右派，继而于次年被摘去了“右派”帽子。所以在我的履历表中最后需要说明栏中总要写上对父亲57年的说明，于是这个说明也伴随着我走过了那艰难的十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大队为我们办理户籍和发放户口本时，那位多事的张会计居然在我和二哥的家庭出身一栏里填写上“摘右”。我们再三说明“摘右”与家庭出身是浑身不相干的，可张会计还是以根据上海报来的资料如实填写为由，不予更改。至今我都没有明白上海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的向插队的地方政府转交我的履历资料。有一年征兵，我的体检全部通过，可一政审，我就被从录取名单中划去了。县工商局招人，黄书记也把我的名字报上了，一政审，又把我拉了下来。当时从工农兵中选拔上大学，黄书记两次把我的材料推荐到公社，可一经政审那“摘右”的家庭出身就像是层妖雾，始终弥漫在我的档案袋中，挥之不去。几次三番下来，终于，黄书记、武才福和腰伟几人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月，党员的牌子还是很硬的，如是个党员，前面的问题都解决了。于是，才福郑重其事的给我送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申请书》，至今，我还能记得当时的激动。

　　不管上不上调，一个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同意我入党，也算是对我这几年接受“再教育”的肯定吧。我用钢笔认真的逐字逐行填写这张《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也算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接触了。在最后的说明部分，我还是按以往填履历表的惯例，写上了父亲在57年的经历。那是六月的上旬，按照党里面行事，七月一日是新预备党员入党的好日子。我们九源和芦家共有七个党员，当天晚上，队里的党员饶木生、饶火孙、饶友孙、虞瘌子、饶显芳、周荷花、芦水旺加上大队的黄书记和财富，全部都集中到腰伟家的厨房里的油灯下，专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我十分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们讨论的结果，就像等待着对我的一次审判。根据我在农村的多年表现，党员们毫无保留的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腰伟也在第一时间把联盟大队党支部同意我入党的好消息告诉了我。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整夜没有合眼。我的这么多年的血汗没有白流。我极力的让自己冷静和清醒下来，因为还有公社党诿的审批在等待着我。

　　又一次工农兵入学推荐开始了，黄书记把我的入学推荐表和我的入党志愿表一起交到公社的党委办公室。与其说离我上调只有一步之遥，还不如说更沉重的一次打击离我近在咫尺了。公社党委再次把我推荐到县招生办公室，并详细的介绍了我几年来在农村的表现。县招生办公室在通过入学名单时明确表示:该知青如果能通过公社党委对其入党申请，即同意入学。公社党委也拿不定主意，推说只要该知青通过县招生办的入学审查，即同意入党。双方的推委其实以巧妙的方式把我拒绝在两扇不同的大门之外。

　　又一条离开农村的捷径被封堵，我再一次跌入低谷。

　　在给家人的信中我只能再次谎称，入学体检没有通过，我一次次的用这种美丽的谎言来安慰一次次失望中的父母。后来我得知，父亲在接到我落榜的家信时，一人躲进厕所失声痛哭了起来。因为父亲深知，由于他57年遭受的不公，给下一代带来的损失是何等的巨大。直到1979年的春天，胡耀邦全面为右派平反，压在父亲身上和子女身上的精神枷锁才彻底被打碎。那年我作为子女代表出席了父亲单位宣读党中央为右派平反文件的大会，当大会宣布为父亲平反的那一刻，十年来父亲忍受的压力和我在农村受到的精神上的委屈，全部涌现在脑海中，止不住泪流满面。

　　这样的平反来得太迟，太迟了。

　　终于，由于那履历中最后的说明，我没有因为我的努力而获得一次上调。

47. 良师益友-耀伟

耀伟真正的名字叫“饶显芳”，一个很女性化的名字。

耀伟比我长六岁。我们刚下乡的那会，耀伟是九源生产队里的一个会计，兼大队的民兵连长和团支部书记。瘦小却又十分精干，干着一手好农活。春耕打田，总能把不同的梯田打得一样平整；秋收割稻，总能引领众人，挑担如飞。

九源山坳的梯田中，有一种“泛田（冷浆田）”，泥深过腰。很多老俵插秧时都会有意躲开那些泛田深坑，可耀伟却可以在那些泛田大片的深坑里，如履平地一般把禾苗栽得又挺又直。

每年到了预分红和分红的时候，九源的祠堂里总能传来耀伟敲打算盘的噼啪声。大伙在耀伟拨的打算盘声中、在分红收获的期盼中，也把信任的目光投给耀伟。

也许是耀伟在黎川县城里念过中学，在九源也算是个知识青年。所以跟我们这些上海来的“知识”青年也很合得来。常在田间一起劳动或在一起搞民兵训练，耀伟和我们，彼此更加深了了解。从而我们这些上海来的学生，也由耀伟作介绍人，陆陆续续的加入了共青团。在那个唯出身论的年代，我这样的被边缘化的知青，在农村入个团，耀伟也是顶着一定的压力的。

耀伟有一个美丽贤惠的妻子叫“荷花”。我们下乡到九源之前已嫁到了村里。虽说是县城里的姑娘，却勇敢的摒弃了世俗观念，嫁给了农民的儿子。与农村的妇女一起下地种田，实属不易，但也难能可贵。由于荷花的勤劳和向上，很快被村里人选为妇女队长。

在耀伟的影响下，荷花也把插队在村里的当地知青和上海知青，当作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从生活上关心和照顾着大家。在那些缺油少菜的下乡日子里，耀伟的家也成了知青们的生活驿站，耀伟夫妇两就像知青们的大哥大嫂一样。

一年冬天，我想用队里分得的糯米，照黎川的办法做成灌蕊米糖带回上海。耀伟二话不说，揽下了这个即劳力又劳心的份外事。做糖的每个工序，耀伟都亲自把握，甚至帮着我从很远的山上砍来熬糖用的“棍子柴”。

在下乡插队的十年间，我不但在生活上得到了耀伟夫妇的用心照顾，在政治上也得到了他们的真心帮助。知青们被招工、上学，几乎全部的离开九源。虽然我在农村的表现得到了老俵们的一致认可，但由于我“出身的敏感”，还是一直未能获得更多上调的机会。为了让我顺利与家庭出身脱钩而完成上调或上学，耀伟主动并大胆的当起了我的“入党介绍人”。虽然最后还是因为受上级部门“唯成份论”的影响，我没有“入党”，但耀伟的勇于担当和挺身而出，还是让我永远难以忘怀。

1979年，随着知青“大返城”的汹涌浪潮，我还是离开了这个插队十年的小山村。那天早上，我与村里的乡亲们一一告别。耀伟特意让荷花把生蛋的鸡杀了炖熟，把我叫进自家的厨房，定要我把鸡吃了再走。农村十年的酸甜苦辣就要结束在腊月的一个早上。可耀伟的深情厚意，却让人思念至今。五十多年了，回过多次黎川。每次来到耀伟夫妇家中，总是感觉那小屋依然温暖如初。

收割稻子

48. 神奇的万花油

　　在我下乡的行囊中，母亲亲手为我放入了一种油状的药-跌打万花油，是一些中药和植物油的混合物，用于治疗刀伤、烫伤、火伤和跌打损伤。虽然并不会常用，但十年间，万花油帮我也帮助村里的乡亲不少大忙。

　　九源生产队地多人少，七八月间是早稻收割的时节，伴着早稻的收割，二季稻的插秧就开始了。黎川的农村割稻的镰刀与其它地方不同，是在一片大约25公分长3公分宽的钢片上，在还没完全淬火前用钢凿敲打成锯齿状，然后烧红淬火，锋利无比，用这种镰刀割稻又轻又快。收割稻子时，田里的男女青年都会相互比赛，看谁第一个割到田的尽头。我也曾参加过这种比赛的火热场面。说起割稻，我们知识青年绝对不会输给村里人。那天我们几人都用一种进行曲的速度在埋头割稻，许多村里的姑娘小伙被我们远远的甩在身后。突然，我的左手小指被锋利的镰刀重重的割了一下，鲜血顿时从小手指的尖端喷涌出来，小手指的顶端悬挂着一块带血的肉指甲。我的脸刷白，拖着沉重的脚步，退出了这场热火朝天的比赛。我忍住刺心的疼痛，用田边清泉里的水将伤口的污泥轻轻洗去，然后把那段还未完全分离的肉指甲与受伤的小指对接在一起，回到家中用浸满万花油的棉花，紧紧的将小手指包裹起来。直到这时我才想起“十指连心”的说法，剧烈的疼痛使我寝食难安。当天晚上，神奇的万花油居然发挥了作用。疼痛减轻了，血也止住了。第二天在家里休息，频繁的用浸透万花油的棉花换洗伤口。第三天，我用熟料袋包裹着小手指，回到了插秧的大田里。等双抢快结束时小手指的伤全好了。不过，至今在我左手的小手指上还留着一条隐约可见的刀疤。

　　饶金水是九源的一位打猎好手，不仅枪法好，还会自己配制火铳用的火药。制作火药的过程其实十分简单，就是把木炭放在一个石头虎口里冲成粉末状，再与买来现成的硫磺和硝勾兑在一起就可以了。一天金水在我们厨房后面的柴间里的石虎口冲完木炭后，勾兑硫磺和硝时，不小心使手中的铁勺撞击了石虎口并发了火星，引爆了大约一二公斤的成品火药。顷刻间，金水就倒在了滚滚的硝烟之中。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经医院诊断为深度烧伤。

　　金水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已经度过了整整三个月了，身上的烧伤面还是迟迟不见愈合。一天，我带着试试看的想法，给金水带去了仅剩的一点万花油。背着医生，我用浸过万花油的药棉，轻轻的覆盖在金水手背上。不想三天后，金水的老婆水兰托人带来口信，要我帮忙再买些万花油来。原来，在金水用万花油覆盖的手背上，长出了新的肉芽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陀”，我立刻去信家中告知原委，让父亲火速买好万花油寄来。当几十瓶万花油送到金水的病床前，金水一家人看到了金水康复的希望。不久，金水身上的烧伤部分结盖，脱皮，长出了鲜红的嫩肉来。

　　虽然，无意中为一个农人做了件好事，却使金水一家感激不尽。回上海后，金水也总在节假日里与我互通电话问候。我一人回黎川看望乡亲们时，金水特意在家中摆下酒菜，盛情的款待我。

　　好像知道“万花油”的人不多，上海现在也很难买到这种廉价的中成药了。不过，也许我对万花油有着特别的感情，在家中，我还是把它列为常用药备在药箱里。

后排左三为陈剑荣

49. 社苹中学的钟声

自1984年离开黎川社苹中学，陈剑荣的耳边，仿佛依然回响着社苹中学上课的钟声。

五十年前，上海复旦中学初中毕业的陈剑荣和一批同龄青年，随着上山下乡的汹涌波涛，来到了距黎川县城约30公里的社苹公社团星大队一个偏僻山村。

和所有赴黎川插队的上海知青一样，经历了在农村的最初的“生活关”、“劳动关”和赣东区的“方言关”。 砍柴、挑水、碾米、做饭，年仅十六岁的陈剑荣， 一开始就独立的担起了生活必须的家务； 又在莱地里浇水、施肥种下了一日三餐所吃的菜蔬。并不强壮的陈剑荣，跟着农民学习山区梯田的繁重的劳作。从耕田到栽种，从耘田到施肥，从收割到挑担，陈剑荣仅用了一年时间，掌握了同龄农村青年要用三年才能学会的农活。在黎川农村的弯曲的梯田里，把秧苗插成规矩的排列，并且成为引领者，不仅考验一个人的体力，也考验一个人的智慧。陈剑荣很快成为了青年农民和上海知青中的佼佼者，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十六岁—现如今的孩子还在玩看手机跟父母撒娇呢！可陈剑荣已顺利的闯过了生活关和劳动关。在艰难的生活、艰苦的劳作面前，陈剑荣并没有表现出畏惧与退缩。陈剑荣把每天晚上社员们的“记工分”，都看成一次农民对自己劳动的评定与打分。很快初来乍到的陈剑荣，一个上海来的知识青年的工分，已由微薄的4分上升到了8.5分，相当于中等男劳力的水平。

陈剑荣努力的把自己融入到当地的农民中，抓住一切与农民交流的机会，学习既难听懂又难说的带有客家色彩的黎川方言。为了学习黎川话，陈剑荣把自己置身于纯粹的语言环境中:和老俵们交谈，与乡人喝酒划拳、听女人们吵架、看孩子们嬉戏。仅仅下乡插队半年不到，陈剑荣已可以跟农民用流利的黎川话交流互动。一同下乡的上海知青们，不得不佩服陈剑荣的语言天赋和认真执着。

陈剑荣各方面的出色表现，也引起了公社领导的重视。 社苹公社党委根据陈剑荣的表现，决定选送陈剑荣到江西省抚州地区师范学校学习，以期学成后返回社苹公社，成为发展社苹公社农村教育的中坚力量。

陈剑荣没有辜负乡亲们的希望，怀揣着理想和抱负，陈剑荣如期回到了社苹。一边参加社苹公社原“五·七中学”的教学工作，一边协助原中学领导班子组建新的“社苹中学”。

陈剑荣，一个因为一场文化的浩劫，连数学开平方、物理第一定律都没有学过的初中生，就这样伴着学校上课的钟声，满怀自信的走向了讲台。

陈剑荣的自信来自他对教育工作的热爱，来自他的勤奋与付出。陈剑荣重新找来语文、数理自学丛书，不分昼夜的孜孜学习。在陈剑荣的简桌上，床头边的自学材料和新华字典成了他最好的老师。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难题，陈剑荣不昔翻山涉水找同来插队的高中生们解疑。为了上好每一节课，也为了不误人子弟，陈剑荣废寝忘食的准备着手中的备课教案。

新来的上海“帅哥”老师倾刻成为了“五七中学”最受欢迎的男老师。大山里的孩子们坐在简陋教室里，看着陈老师在黑板上秀丽的板书，也不失为一种视觉的享受；陈老师用纯正的黎川话上课，即生动又亲切。上完一

堂难懂难学的古汉语课，在全神贯注的学生看来，简直就是听了一场刘兰芳的评书。在那个禁固的年代，古唐宗诗词的书被停止发行，陈剑荣就用工正的楷书钢笔字为学生们手抄《唐诗三百首》。一位陈剑荣曾经的学生，如今已成为江西有影响的黎川贤达文人鄢爱奎先生，至今还珍藏着当年陈剑荣老师所赠的《唐诗》手抄本。学生们既把陈剑荣看作尊敬的师长，又把陈老师当作自己的挚友。陈剑荣在学校的办公室、宿舍的门始终对学生们畅开着，学生们找陈老师解疑答惑；孩子们找陈老师促膝谈心。很多年之后，陈剑荣曾经教过的很多学生，都成为了黎川的青年才俊和有为的企业家，其中尧冬义所创办

的陶瓷企业，已成为黎川支柱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学生家长们也会把陈剑荣请进家中温酒小酌，开怀畅饮。“酒喝干，再斟满，不醉不回还”，每逢佳节，远离故乡，只身一人的陈老师都会成为社苹老俵们家中的座上贵客。浓浓烈烈的黎川乡音，真真切切的师生深情。

就这样，陈剑荣用自己的博识、儒雅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社苹大山里的孩子，也全身心的辅佐老校长努力发展社苹公社的九年制教学。

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学生在一天天增多，原有的“社苹五七中学”破旧的校舍，简陋的操场已无法适应社苹快速发展的教育事业。经黎川县政府和黎川县教育局批准，决定重新组建公立社苹中学，并任命陈剑荣为社苹中学主要负责人。

陈剑荣这位新任的校领导，怀揣着上海母校复旦中学创史人马相伯立下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带着现代城市的办学理念，开始了社苹中学的重建。

没有现成的重建方案、没有现成的建筑图纸，陈剑荣和老师们自己设计建校方案、自己测量制图。新校舍建成之前，陈剑荣和老师们就带领学生们在一座旧寺庙里坚持上课。

在新校舍的建筑工地上，陈剑荣带领学生们添砖加瓦；带领学生们平整操场；带领学生们垦荒植树，创建了全县第一个生产教育实验基地。在火热的建设新校的工地上，人们只要能看见穿着汗背心的瘦小身影，那一定是新任的校领导-陈老师。学生们跟随陈剑荣在建设新校园的过程中，不仅增强了体魄，同时也学到了立身的技能和领会了做人的心境。

从一个插队的上海知青，到一个公社中学的老师；又从三尺讲台，到升任中学负责人。环境变了，陈剑荣“大有作为”的初心没有变；地位变了，陈剑荣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更重。每个学期的中考和终考后，陈剑荣总

会利用休息时间走访每个学生家中，向学生家长当面汇报孩子在校的学习情况。十几年的教育生涯中，陈剑荣全乎走遍了社苹中学在校学生所有村庄。

社苹新的中学建成后，陈剑荣开始了为第二故乡-黎川社苹农村教育的新的规划。

在黎川农村，农民的理念里，孩子大了，念个书识个字、会打个算盘，能小学毕业就很不错了。很多家长并不让孩子去上中学。公社有了新中学，乡人虽然看得心里痒痒，但想到祖祖辈辈没念那么多书，不也春种秋

收的过来了，还是犹豫的在新校门外徘徊。陈剑荣知道这个情况，利用晚上的空暇，走门串户，向老俵们灌输“知识就是财富”的理念，让更多的适龄青少年走进了社苹中学的课堂。

新社苹中学崭新的校舍终于建成。开学的第一天，伴随壮严的国歌，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下，陈校长带领着他的孩子们，把手高高的举过了头。

陈剑荣不仅在学校的生产教育实践基地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引进优良的水稻蔬菜品种，也向身边的人普及先进科学技术。社苹公社一位人称“神算手”的老会计，轻易可以把“9999”和9999的两个最大四位数在几十秒内，在算盘上准确的完成其“乘”和“除”的运算(俗称九九归一)。陈剑荣手持一架小小的计算器来到会计身边，要与老会计试比高下。打了几十年算盘无敌手的老人，根本不把这个不起眼的小盒子放在眼里。“预备，开始！” “九九八十一，九九八十一，九九八十一······”老人还在一边默念一边拨子时，陈

剑荣的小小屏幕上已经显示了答案。“高能(这么)快啊？真过劲啊？！” 老会计把这神奇的盒子介绍给了公社的所有干部。很快，社苹公社的干部们人手一只计算器，大大提高了公社的整体办公效率。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批的黎川上海知青在返城的大潮中回到了宽别十年的故乡。大潮引起的轰鸣同样冲击着陈剑荣的心灵。可是，社苹中学还在，社苹的孩子们还在，社苹的父老乡亲们还在······。陈老师没有离开，陈剑荣没有离开。陈剑荣与自己的爱人(同为社苹公社的上海知青)在红土地的教学讲台仍默默的坚守耕耘着。

社苹中学的钟声每天都会准时响起。

2018年仲夏的一个雨后，陈剑荣走进了已经天翻地覆的黎川。阔别三十多年后，陈剑荣终于又满怀深情的来到了黎川，回到了这个上海知青展翅社苹的地方。

陈剑荣抚摸着老房东家的条凳，不无深情的感慨，“下乡插队的第一天，尧大哥就是让我们坐在这张条凳上，喝着土茶，吃着灌蕊糖的啊！”

陈剑荣被曾经教过的学生们，簇拥着走进社苹中学充满现代气息的教学楼。抚摸那讲台，拿起粉笔，仿佛耳边又传来“起立！”的口令。那一刻，不由的让人想起原苏联电影中白发苍苍的女教师“瓦尔瓦拉”重回教室，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学生们在一起的场景。陈

剑荣极力的控制着眼中的泪水，可涌上心头的往事却无法让自己平静。

社苹河水静静的流，黎滩河水静静的流。是夜，陈剑荣失眠了。

清晨，远处传来了社苹中学的钟声。

50. 县文工团

只是因为一位从未谋面的黎川网友，在他的博客上转贴了一张题为“黎川文工团的演员们”的旧照片，没想到，引起了已经回上海近三十年的曾经在黎川文工团工作过的上海知青们的对黎川的新的回忆。

尽管照片经过翻拍粘贴显得并不十分清晰。但依然可以找到那些熟悉的面孔，青春脸庞依然散发着蓬勃的朝气。已经没人能记得照片拍摄的年月，从画面上可以看出照片上几乎包括了当年黎川文工团鼎盛时期的全部演职人员。

一九六九年的初春，近千名上海知青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从城市来到了这个江西边缘山区的县城，又被安置在黎川县的各个公社插队落户。到达县城的第一个晚上，知青们就是在这个黎川唯一的“大剧院”—黎川文工团剧场观看了欢迎文艺晚会。没想到不久以后，这些知青中的有才华者被陆陆续续的吸纳到了文工团从事演员、乐队、舞美等工作。例如：杨澄清、韩国珍、张鹏尧、朱月华、程冬玉、龚国伟、宁奇声等都当起了演员；吴海、毛伟才、刘震谷在乐队；陈伦祁担当起所有的舞美工作，方家骃为编剧。上海知青给黎川文工团带来了新的活力，也支撑了文工团的半壁江山。县政府拨款整修了那个破旧的剧场，文工团添置了新的乐器和舞台灯光，演员们也置办了行头……。一切都开始“为工农兵服务”了。

不久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上海人排演了整本的“杜鹃山”“龙江颂”在这个小县城里上演了。大幅的海报高挂在剧场外，向人们昭示着大戏就要开演啦。尽管离开文工团一里之外的电影院日夜放映着这些“样板戏”的电影，但黎川的人们还是更愿意看到真人演绎的“江水英”、“柯湘”。小小的县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票难求。当时的黎川文工团的年轻人真的很能干。

因为演职人员并不多，一个人需担当起许多事来。团长、舞美出演群众演员、乐队的开演前在入口或卖票或签票、不上场人的拉大幕……。随着紧锣密鼓的开场和伴着丝竹的激扬，虽然唱念做打并不那么专业，但在县城的人们心目中还是有了自己的明星。

后来，随着文革的结束，舞台上也演一些老的折子戏，如：“三看御妹”“南瓜记”之类的。禁锢了许多年，这些老戏愈加受到人们的欢迎。文工团又把戏送到各个边远村庄，在德胜关、西城熊村等公社，农民们为文工团的到来特意搭起舞台、点起汽灯。所到之处，老表无不拍手称赞。

黎川文工团的上海知青同样来自黎川的各个乡村，虽然身处县城，但他们与留在乡里的上海知青和村里的老表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乡里的上海知青回家过年赶不上车，会来文工团住上一晚；进城办事走累了会来文工团歇个脚吃个饭。老表们杀了猪，会捎上块肉让文工团的上海知青打个牙祭；榨了油、做了米糖，老表们都会送些给文工团的上海知青。文工团下乡演出，老表们会像接待自己的亲人一般招待从自己村里调到文工团的上海知青。

在日久天长的排演、演出之外，这些上海知青的文工团员们也收获了他们的“秋天的菠菜”。不少人或与同团的上海知青或与江西籍的女孩恋爱、结婚，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如今这些来至黎川文工团的家庭的主角，虽然都已年近花甲，儿孙绕膝，却倒也相濡以沫，恩爱如初。并未像现在的明星们绯闻百出，离合连篇的。

这张在网上粘贴的老张片很快被打印出来，这些当年的黎川文工团的上海知青虽已华发暮年，却还是兴致匆匆的相约在一起，手捧着照片从模糊的画面中寻找着当年的自己。

一九七三年，与二哥陈伦祁摄于黎川东方红大道

51. 东方红大道的树

2017年秋天的某日，在翻阅《黎川发布》公众号时，无意中读到了江西青年诗人-丁艳的一篇讲述关于黎川县城“东方红大道”上的法国梧桐的文章，笔者并向群里的人们发出了“谁还记得东方红大道上的树”一问。

“谁还记得东方红大道上的树？” 丁艳不经意的发问，勾起了我-一个曾经在黎川生活多年的上海知青的诸多回忆和遐想。

其实，上海知青到黎川最初的年代里，植根于东方红大道两旁的行道树还没有被法国梧桐取代，只是一种榆科的乔木，她的高大和壮实是上海一般的法国梧桐所无法比似的。　　

1969年的三月九日，一大批上海知青载乘十多节绿皮专列，从上海驶进与黎川毗邻的光泽小站。又由闽赣两地的货运卡车，把上海知青们送到了黎川县城，浩浩荡荡的车队停靠在了东方红大道一侧的“黎川饭店”。

风尘仆仆的上海知青首先感觉到，黎川的县城还是很秀丽的，大道两边高大的行道树正开始吐露新芽，虽然不如上海的法国梧桐领人亲切，可春天的气息依然扑面而来。当天的晚上，在这挺拔而茁壮的大树下，活跃起了成群结队的“上海佬”。

从此的十年间，上海知青们把这条不长的大路，当成了家乡的“南京路”；把一棵棵高大的榆树当成了上海的法国梧桐。上海佬们不论身处边远的“西城”、“樟村”、“宏村”，还是近在城郊的“潭溪”、“十里”，只要进城，总要在东方红大道上走一走，到百货大楼里看一看。大家除了采买一些生活必须外，更多的也许是体会一下林荫下漫步在城市的感觉，一解思乡之情。

当年的东方红大道其实只是穿城而过的X894县道通往洪门水库的一小段。而就在这一小段县道两边行道树后，排列了黎川县的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机构，由此这条被称为“大道”的泥石路也自然成为了黎川的中心而变得额外重要和迷离。

严格的讲，植有行道树的东方红大道始于东门排路。除了黎川饭店，位于十字街口的黎川百货大楼占据了显赫的位置，成为当时黎川县的商业中心。七十年代的某一年冬天里的一把火，把百货大楼烧得干干净净，第二天上街的人们面对的是剩下的焦土和断垣。据说当时在黑夜中见义勇为参加救火的人，不顾一切的从火堆里抢出了不少景德镇出产的毛主席瓷像和出售的《毛泽东选集》，因此而受到了表扬。高大的榆树没有被殃及，反而成了这场大火中人和事的见证。这幢黎川的第一百货过了许多年后才恢复重建。

黎川县广播站可算是整个县城的咽喉要害部门了。播音室里传发出的声音通过那不大的机房里的设备，用无数的电杆和铅芯线发散到全县的各个村落。好奇的人们，总会透过东方红大道行道树的树荫，远远向广播站的沿街窗户张望，为什么屋子里女孩的声音能如此神奇的传到农村乡下的村头檐下？“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三百六十五天，没有鸟语花香，没有晨钟悦耳。安置在东方红大道两侧行道树上的高音喇叭，总会在清晨把黎川唤醒。接锺而来的党中央的声音、学大寨的歌曲，反复巡环直到晚上才会安静下来。树上的喇叭也曾多次播放过让人惊心的哀乐和讣告；也曾播放过让人难忘的北京喜讯。广播站的女播音员，居然也是从西城梅源走出的上海知青。数年后，电影院的顾国兴与广播站的郝明珠终于在东方红大道的林荫下牵手结成好合。

在广播站与电影院之间的是烈士陵园和体育场。烈士纪念塔是为了纪念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黎川籍烈士和牺牲在黎川的外县籍烈士。塔上的碑文由江西省先任省长方志纯亲笔题写。陵园内松柏长青，一池清水倒映着小亭，使陵园显得壮严肃穆。经历过长征出生入死的老红军邓连生晚年生活在黎川，为了感谢这位老红军，黎川县政府在烈士陵园内盖建了一座小院供邓老永久居住。虽然与陵园格局有些不入，但让一位健在的老红军与他的战友在这绿树怀抱中生死相守，却也寓意深刻。

黎川体育场其实只是一个十分简陋的篮球场，除了县机关单位之间凑几个人娱乐之外，大多时间都是空闲着的。林业局的潘剑峰、财政局的何存其都是球场的常客，他们也会带上一些喜欢篮球的上海知青，趁进城的机会在这里秀上几手。只可惜这两位对上海知青关爱无比的老大哥，都早早的离大家而去。很多上海知青返回黎川探访时都会前往体育场默默的悼念一番。东方红大道的树荫下，人们再也见不到他俩矫健的身影了。

黎川县政府（当年称黎川县革命委员会）大院座落在东方红大道的北侧中段。当年的政府大院十分简朴，没有豪华的外墙贴面，没有高大的台阶和看护的石狮。青砖黛瓦构建的二层办公楼和青砖的围墙，被路边高大的榆树林荫遮挡着，既不失威严又显得亲民。知青们除了进院与知青办的官员联系，很少有人与其他办公人员往来。倒是从潭溪走出的上海知青-柏万青，以女强人的姿态，担任妇女工作进入到了黎川县的政府机构，只是后来还是在回城大潮的裹挟下离开了。

1976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的一年。九月的一天，黎川县政府大院外的老榆树下，以政府的名义搭起了祭台，县文工团扎起两个硕大的黑白花圈悬掛于台的两边。县城的各界群众集合在以祭台为中心的东方红大道两侧，追悼一个伟人的去世。然而，刚刚过去了一个月，一声十月里的惊雷把人们从悲痛中唤醒。以黎川县政府大院为中心的大树杆上转眼间张灯结彩，东方红大道上锣鼓喧天。这次人们发自内心的欢庆，迎来了一个国家的胜利。东方红大道上的老榆树与黎川人民一起庆贺着新的春天的到来。

结束了我在黎川的十年插队生活，于农历羊年春节前夕，告别了这个让人蹉跎和励志的古镇。我从下马路开始，沿着两边的老榆树用脚步仗量这条不长的东方红大道，只用了几分钟便到达了东门排路边的黎川饭店（我们当年来到黎川下车的地方）。我站在寒风中的榆树下，突然发现，这一条用石子和红土铺就的东方红大道，要用青春的岁月来走过，原来是那么的漫长，那么的艰难，那么的泪洒。

回上海三十多年后的一天，重又回到黎川，古镇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只是由于城市的改造，东方红大道两旁新建筑的兴起和道路的加宽美化，那两排老榆树已不复存在了。

我沿着新筑成的东方红大道，再一次漫步其中，灯红酒绿间，我不断的环顾，仿佛是想找回那两行参天的榆树，又仿佛是想找回逝去的青春。

黎川东方红饭店

原黎川县西城公社上海知青郝明珠，在县广播站坚守岗位廿多年

52. 黎川县广播站的上海小姑娘

曾经在黎川插队和生活的人们，还记得那一个又一个的黎川的早晨吗？还记得黎滩河那伴随着《东方红》乐曲升起的太阳吗？

在我黎川插队的十年中，每一个清晨和夜晚，耳边都会环绕着二首熟悉的乐曲而挥之不去。

我与县广播站的播音员-一个从上海来的知青女孩的认知，几乎全部都来自于生产队房梁上的扩音喇叭。直到回城几十年后的一天，才在知青的聚会上与这个叫郝明珠的黎川县广播站的播音女孩，有了一次关于黎川的交谈。

一九六九年三月，郝明珠跟随大队人马来到了黎川县城，又辗转几十公里到达黎川县最边远的西城公社，与所有的上海知青一起，开始了插队生活。在众多上海知青人群中，公社干部无意间发现并抽调了郝明珠到公社广播站当广播员。

郝明珠告诉说，不知是自己的努力还是好运的眷顾，在公社广播站主持播音不久，又被县广播站调用。从此，走出了西城的大山，来到日峰山下的县城，与黎滩河结下了近二十年的情缘。

一把竹椅，四尺桌台，小小话筒，千里银线，就这样，郝明珠开始了她的播音生涯。黎川的冬天，寒风刺骨。清晨五点就要钻出暖和的被窝，进机房开机预热，准备一天的工作；黎川的夏天，酷暑难耐。直到播音结束，才可汗流夹背的脱离扩音设备的炙烤。当年工作条件的简陋，也是如今的人们难以想见的。而无论大山深处的田园村庄，还是小城内外的木楼街巷，每天都会准时的听到黎川广播站发出的声音。

“当年，我的每一天都和我们国家的大事小情，黎川的大事小情连在一起的”。看似一句普通的回忆，却也概括了郝明珠黎川生活的全部。

在黎川插队的日子，上海知青们虽然被下放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远离运动的中心。但我们国家发生的每一个震动，都影响着与世隔离的上海知青们。广播里传来“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知青们跟随农民开始无休止的上山毁林烧荒“向山林要田”；广播里传来“要准备打仗”，知青们开始跟随大队民工开山放炮，挥汗洒血，修筑“黎泰公路”······。通过郝明珠那四尺播音讲台，人们会不断从扩音喇叭里收听到各公社传来的“捷报”。

七一年秋季的某一天，郝明珠被请进黎川县电影院，在戒备森严的黎川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用一个播音员的标准音，向“三级干部”们宣读了《中共中央57号文件》的内容，向这些党的干部揭开了一个惊天的秘密。郝明珠与广大上海知青一起，知道了“天才”与“伟大”即将从此走下神坛。

那个冰雪严寒的清晨，郝明珠是第一个饱含泪水，向全黎川播放哀乐，转播了人民心中爱戴的总理去世的噩耗。也间接的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向黎川人民报道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斗争。同年九月的一天下午，县广播站被要求提前向全县广播，并重复播报着“请注意准时收听”的重要通知。郝明珠那小小的播音室和黎川的山水一样，立刻变得凝重了起来。在一片哀乐声中，上海知青们也因此而更加忧心忡忡，“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时过不久，天地间一声十月的春雷，响彻中国大地，云开日出，一样照耀着黎明山川。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黎川县城的东方红大道，用真心的笑容庆祝这十月的胜利。郝明珠告诉说，望着窗外狂欢的人群，心中一样无限感慨，多难的十年就要结束了。结束了全天的播音，郝明珠还是迫不及待的投入了上海知青与黎川人民欢庆的人群里。

“下面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七八年岁末，郝明珠照例向黎川全县转播了党中央一次会议的新闻。谁又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会议的公报，改变了中国国家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改变了中国知青的命运。上海知青因为有一个老人的过问，开始重新踏上回家的路。于是，郝明珠在黎川县广播站的宿舍开始成了上海知青堆放行李的仓库和食堂。那段时间里，郝明珠只能在广播站的窗户里，默默的目送上海知青们从门前的东方红大道上远去，挥手之间，心头掠过几分淡淡的乡愁。

“那么多上海知青回上海了，难道你不曾想过离开吗？”我还是忍不住问道。

“当然想过，但我在黎川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播音也成了我的事业，离开黎川总是有点不舍啊！”郝明珠平静的回答。平静中没有一点造作，平静得发自内心。

二十多年间，郝明珠珍惜与热爱着黎川交给的这份看似平平淡淡，却又连着千家万户的播音工作。一个上海小囡跟男同志一样，会挑上沙石、水泥，登上日峰山顶，为黎川县城的微波插转站(210工程)的建成添砖加瓦；会在烈日下为木电杆刷上柏油；会穿上脚扣攀上高高的电线杆接线······，郝明珠虽然与上海知青们同龄，却倒是少了许多历经沧桑的容颜。说起自己的工作，更是眉飞色舞的讲起了黎川的故事来。

郝明珠郑重其事的把一张由江西省广播电视厅颁发的奖状展开，上面写着“获得全省广播员评比优秀奖”的评语。这是江西，也是黎川，对一个上海知青的褒奖。

尽管已经五十年过去，眼前这位已过花甲的“知青奶奶”，跟当年握着搪瓷饭碗去县委食堂打饭的上海小姑娘依然很相似。

难以想像郝明珠攀在电杆上的样子。

突然想起那个年代的一幅著名的油画《我是海燕！》: 女通讯兵登着脚扣攀在电线杆上，头戴耳麦在暴风雨中，向战友大声呼叫着口令“我是海燕！我是海燕！”

当年上海知青不论在田间辛劳，还是在县城工作，都曾经如海燕一般，用青春的生命和年轻的心经历了暴风雨的洗礼，也曾被迫着发出内心最后的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多么辉煌，那灿烂的阳光。

与郝明珠分手前，不竟又让我想起那熟悉的声音:“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二十一点整。黎川县广播站，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五十年过去了，《国际歌》仍然余音绕梁，声声在耳。

啊，朋友。

请记住一个曾在黎川广播站的上海小姑娘的声音；

请记住一代曾在黎川插队生话的上海知青的声音。

53. 电影《列宁在十月》

　　在农村，晚上是没什么娱乐活动的，除了打扑克、喝酒划拳、现洋盘（吹牛）外，最大型的娱乐活动，莫过于放电影了。公社有一个电影放映队，叫是放映队，其实就两人。拖着一台35毫米的放映机和一架小型的发电机从这个村到那个村的循环放映电影，当时也为普及农村文化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

　　一个生产队大概一个月可以轮到一次看电影，一般相邻的生产队的社员都会从四面八方汇来看。人们早早的吃罢晚饭，扛着条凳或提着小竹椅到晒谷坪上坐下，等着电影开演。邻村的人会打着燃烧松光的摇炉，走上三四里山路赶来。晒谷坪上用毛竹支起一个大框，挂上幕布就可以放电影了。当时的公社放映队来一趟放两个电影，向生产队收取15元钱，放映员晚上的晚饭也是比较丰盛的，队里另外会给一些菜油或花生之类的农副产品让放映员带走。

　　那年月放的电影不多，《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和革命样板戏是电影对的主打影片，也参插一些其他的如《列宁在十月》之类的。《列宁在十月》是最受欢迎的，因为，里面有一段“天鹅湖”的片段和一些男女交色亲昵的镜头。每当瓦西里和娜达莎偎依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会瞪大眼睛。人们牢牢的记住了那句“面包会有的”的台词。农村物质生活虽然清苦，总还是有一日三餐，能解决温饱，但文化生活的匮乏只能苦苦的等待每月一次的露天电影了。

　　戴建国家中有一台唱机，有一年回上海过春节，我们朵在他家的小楼上，大白天的拉上窗帘，偷偷的放起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来。“芳草青青花盛开，两只蝴蝶迎春来”。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美妙的小提琴曲，戴建国还和我们一边听一边讲解《梁祝》那美好动人的爱情传说。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男女之间的爱情是多么的美好和曲折。

　　一九七七年，人们迎来了文艺的春天，但在农村还没有感受的春天的到来。有一天，我从收音机里突然听到了一段类似于敲门声的音乐，接着是柔和的慢板，我的心被震撼着。我怀疑又是收到了国外的哪家电台，直到一曲终了，播音员播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乐团演出的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指挥-李德伦……”我才感到春天即将重新回到祖国每个角落，中国人的命运将重新由自己主宰。

　　三十年过去了，农村依然延续着露天电影的放映，但放映的电影已不再是那不变的《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和革命样板戏了。《第五交响乐-命运》也一直迴荡在我的耳边。

　　真是“没有大踏步的后退，就不会有今天大踏步的前进”啊。

后排左三为李伟忠，时任知青蓄电池隔板厂厂长

54. 住在“井头”的李伟忠

　　李伟忠在我们那片知识青年中是出了名的能工巧匠和上山下乡的标兵。我和李伟忠结下的友情，完全是因为我们俩人都在同伴上调后，能够顽强的在农村生存。

　　李伟忠住在当时东风公社十里大队的一个叫“井头”的村子，我们九源离开井头大约七八里地，戴建国和俞家华他们与李伟忠属同一个大队，相距约两三里。井头村原本在那里插队的有四个上海知青，李伟忠、周雅培、薛维信和一个姓沈的男生。插队的第二年，薛维信就去江西卫生学校念书了，沈同学也因病照顾回上海了。同在屋檐下的只有李伟忠和周雅培。

因为李伟忠很会过日子，两人“你浇水来我耕田”的，鸡鸭成群，瓜果飘香，副业也搞得很好，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光顾井头李伟忠他们住的那个小山坡。李伟忠看我们一大群人来到井头，自然很得意的带我们到瓜地里摘西瓜，杀鸡宰鸭，十分热情周到。我们也不客气，烧火的、挑水的、烧菜的、煮饭的，大家各自施其长。吃完了还要把人家评头论足一番。有一次，李伟忠养的鸡有几只掼头掼脑起来，用现在的说法是得了“禽流感”了。李伟忠马上托人带信，召集大家到井头吃鸡。直至今日，大家聚会时总要提起那次吃瘟鸡的事，把吃的好鸡忘得一干二净。李伟忠自学木匠活，像模像样的着实做过不少家具。我成家时的婚床还是李伟忠做的呢。后来李伟忠又学着做圆作木匠，也都获得成功。

　　尽管李伟忠刻苦的接受再教育，也获得过“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模范”，却与我的遭遇有所相同，迟迟不能搭上上调的班车。周雅培在我们插队的末期获得了一次上学的机会，到抚州师范上了两年学，两年中李伟忠苦苦的等待着自己心上的人学成归来；周雅培从师范毕业本也可远走高飞，但为了相爱多年的伙伴，还是选择了回黎川执教，并放弃了在县城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十里山李伟忠的身边。周雅培比李伟忠小三四岁，在等待了两年后，两颗火热的心终于又走到了一起。

　　一九七六年的春天，一个由县知青办牵头，公社出资，李伟忠领头的知青工厂成立了。李伟忠凭着他与生俱来的经济头脑，带领着公社里长期劳作在田间的十余名知识青年，开始了一轮白手起家的创业。三年后，随着知识青年的大批返城，一个在李伟忠苦心经营下的知青工厂自然解体。李伟忠也作为最后的返城知青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上海。

　　回上海后的李伟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继续了自己的事业，创办了“上海集大办公用品公司”，产品畅销国内外。为了报答黎川人民多年的养育之恩，在李伟忠的公司里到处可以看到黎川的打工仔，集大公司吸纳的黎川劳动力所占比例是最高的。黎川县的很多人，不论是县城的高官，还是井头的百姓，与李伟忠常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黎川这块红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们，始终保持着对这里山山水水的红土情节。

原知青蓄电池隔板厂旧址

55. 知青蓄电池木隔板厂

　　整个公社的上海知青和黎川知青已经为数不多了。为了便于知青们的集中管理和公社发展产业的需要，由县知青办的一位姓曾的干部从广东梅县引进了一个生产蓄电池木隔板的项目，公社出一部分资金扶植，在十里山边上的一个砖瓦窑厂的地址上成立了“黎川县蓄电池木隔板厂”。于是散落在公社各个大队的知青残部相继汇拢到了十里山。涟源大队的高伟民、刘建国，点山大队的王荣根、王秋萍，联盟大队的我和蒋良钰，加上还有四五个黎川知青，李伟忠出任厂长。就这样“七八个人，十几条枪”，在两个广东师傅的指导下开张了。木隔板的作用就是把开有槽的木片把蓄电池内的锌极片隔离开，使锌片和电解水能正常工作。木隔板的生产并不复杂，只需将硕大的松树锯成小段，再切成矩形，然后放到一个大铁锅上的大木桶中，放入烧碱烧煮几个时辰，用专用刨床刨出一定大小和一定厚薄的木片，一块半成品的木隔板就制成了。经过晾晒和拉槽、定型切割，包装，木隔板就可以投入市场了。广东师傅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把木隔板加工的前半部分放在黎川，然后把半成品整车的拉回广东，进行后半部分的高附加值的深加工。

　　公社指令性的向各大队下达了砍伐松木段的指标，一时间，大量的松木段被运往十里山的木隔板厂。厂方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松木段。我们几个男生开动着锯板机不停的把松木段锯成加工所需要的矩形，女生就在广东师傅的手下整理着刨出来的松木片。木隔板的生产，产生了大量的木屑和废料；冲洗木片上烧碱的水使大片的清流出现了污染。但是广东师傅和他们的后台-知青办的曾主任却全然不顾这些，因为，从上好的松木段中取出的是他们手中的财富，运到广东再度加工后，他们将得到丰厚的利润。就这样大好的资源和滚滚的财源被曾主任和他的同乡冠冕堂皇的掠夺到了广东，却把污染和废料留在了黎川。

　　因为是以知青的名义，所以各个大队的书记们，在公社有关干部的淫威下也是敢怒而不敢言，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管辖的山林中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才长成的大树，就这样倒在了知识青年的木隔板厂里，心里又是何等的难受啊！

　　一九七六年的五月，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知青厂里同时也掀起了要赶走广东师傅的热潮。在得不到公社领导支持的情况下，李伟忠和我还是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生产，赶走了两位广东师傅，带领大家自己干了起来。我们不断完善工艺流程，大大的减少了废料和污染的产生。把产品销售到了江西省内。

　　九月九日，毛泽东带着一生建立了新中国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两件丰功伟绩，离开了无限忠于他老人家的全国各族人民。当全国人民沉浸在举国悲恸的日子里，一个十月的春雷一声震动了山河，一个新的时代来到了。我们这些饱经风霜的知青儿女终于又一次看到了希望。

　　我们在悄悄的等待，悄悄的等待着黎明的曙光。

　　木隔板厂也在两年后停止了生产，结束了那惨不忍睹的森林大面积砍伐和水资源的大面积污染。

　　上海的和黎川的知青大部分回城得到安置，我也即将结束这漫长的回归之路。

右一为顾秀娟，时隔三十年后摄于九源村山顶的隘口

56. 小站上的孤独

　　一九七四年，对知青回城的政策有所松动，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回城的许可。我们当年下车的小站-光泽也开始热闹了起来，车站行李托运处的库房，堆满了回家的人们托运的铺板，樟木箱和日用行李；回城的知青也从这里等待着登上重又回家的列车。

　　我没法和他们同行，但作为一个留守者，我义不容辞的要帮回家的姐妹们做一些回家的准备工作，例如打包托运、采购些木料箱子什么的。

　　顾秀娟作为独生子女的照顾对象也加入了出发的行列中。九源生产队只有我一个男生可以帮助她。这么多年朝夕相处，一旦分手，再要同灶吃饭是不可能的了，我为顾秀娟找到大队的拖拉机司机武根俚，商量帮助顾秀娟搬家的事，武根俚一口答应帮忙从队里到县城的运输；二哥又联系了从县城到光泽的车。

　　后来我从顾秀娟的谈话中得知，她是独生女，并没有一定要求去插队。但当时她父亲正在接受单位的审查，单位把她父亲让不让女儿去插队，作为鉴别其对党是否忠诚的一种态度，无奈之下顾秀娟的父母只好把自己唯一的女儿交给了黎川；现在女儿终于可以回到父母的怀抱中。

　　列车徐徐开动，望着远去的列车，心中真不知是对回城的人们羡慕呢，还是对未来前途的迷茫。

　　送走顾秀娟后不久，又接到竞果要回家的消息。

　　竞果是母亲的多年老同事的女儿，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每年暑假结束之前，她母亲总会把女儿带来我家和我一起做暑假作业，自己就和母亲一起着手学校的开学工作。一晃我们都成了大人了，没想到插队那年我们会同上一列火车。母亲们都关照，要孩子们到了江西彼此多照顾着。

　　到了黎川，得知竞果分在离开县城100里的一个叫“西城”的公社，而且在一个叫“长兰山”的高山村里。我们落户在芦家后，竞果和一个叫张源芝的女孩一起来芦家找过我和二哥，希望我们能帮她们从西城的大山里搬到我们芦家来插队。可惜，我们势单力薄，联盟大队没有接纳这两个无助的女孩，只是好心的老乡留竞果她俩在村子里住了一晚，她们还是怏怏的回到了长兰山。后来知道，长兰山地处闽赣交界处，那里原始森林密布，是黎川县最边远的一个村子，也是全县最落后的地方。据说到现在长兰山还是黎川最穷的地方。真不知道这两个弱不经风的女孩在山上是怎么过下来的。

　　竞果告诉我她的出发日期，要我帮忙送她和她的一些行李到光泽车站。许多年以前我们的无能为力，使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没有尽到义务，总有点对不起她和她母亲的托付。这次一定要尽力而为了。

　　公社的卡车司机杨永根与我们多年交往，也满口答应帮忙把行李送到火车站。竞果的行李并不多，装在一辆两吨的卡车上，直接送到火车站行李房的月台上，我也帮着卸车，托运的忙里忙外。等全忙完，我才想起这是我两个月来第二次到光泽送插队的女生了。也许是这几年在长兰山独立生活的磨练，竞果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柔弱样子，显得那样的老练和果断。在竞果的心中充满着对上海的美好憧憬和生活的希望。

　　回上海后，竞果出嫁前夕，妈妈让我送去一些贺礼。后来我们就很少联系。偶尔从母亲那里听到一些竞果和她父母的消息。

列车再一次在我面前开动，向着上海，徐徐的驶出了光泽小站。目送着北上的列车，站在那空旷的月台上，黯淡的灯光下，我和我的影子显得那么的孤独，那么的无助。

告别黎川，回城前在九源村的水口竹林与乡亲们的合影

57. 回故乡之路

赴黎川插队的上海知青们，经历了最初的农村生活适应、农活技能的初步掌握，不论落户在县城郊区还是边远山区，绝大部分上海知青们已暂时的安心了眼前与大城市形成极度反差的插队生活。

黎川的当地农民把上海知青们称作“上海佬”。在上海，但凡在称谓后面加上“佬”字总多少带着贬意，其实在黎川人口中的“上海佬”则不然，只是黎川的老乡们对上海知青的一种昵称罢了。

上海佬们跟着老乡们一起下田耕种收割，砍柴挑水，洗衣做饭······。 上海佬们在乡人中间过着无奈与苦涩的田园生活。生产队的农民们在压制上海佬们工分的同时，却给与了千里迢迢来此插队落户的上海佬们其他方面的极大关照和包容。

可是，随着身边插队知青伙伴上调工厂、当兵、入学的相继离开，一种不安的情绪开始不断的在留守知青的心中骚动并蔓延。

一九七一年，毛泽东在南巡途中让全国人民大唱《国际歌》，并指出最高指示: “不仅要唱，而且要向大家讲解。”《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无不对广大上海知青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首原创的《知青之歌》:“我可爱的故乡，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 ，你身旁。”也恰到好处的在上海知青中流传开来，把大家的情绪推向高潮。

上海佬们聚集在一起，重新审视自己佩戴红袖章，拿起笔做刀枪的红色时光；重新审视废除高考、全面停课上山下乡的“大有作为”。人们开始寻找一条更合理合法而且便捷适用的途径，以让自己脱离黎川的农村，脱离黎川的大山，踏上一条可以回故乡的路。

黎川的山村，云遮雾障；黎川的农田，水深蛭多。对许多上海知青来说，水土不服也造成了周身肿痒以至糜烂发炎，极大的影响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程中的日常劳动、生活和学习。一部分人不得不回上海就医治疗，上海的医院大多给出了“不适合长期在当地工作生活，建议返回。”的诊断证明。上海方面也以此为据，适当的接受了部分上海知青返回上海并按排在上海就业。继而，上海知青在黎川当地医院就医的诊断证明，在上海也被认可，成为有效的“病退”证明。

人们从中看到了一扇被推开一条缝隙的门。

渐渐的，上海知青们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或托熟人或送财物找到有资格开出证明的医生，加上那枚“黎川县人民医院革命委员会”的红印，回家的路已不再遥远了。

最初，这样的证明仅限于“水土不服”之类。随着上海知青在黎川的生活状况的越来越未能得到改善和国家知青政策的部分调整，“胃炎”、“血压高”、“关节炎”甚至“妇科病”等一系列

诊断证明变成了一张张返城的路条。

有一位原洵口公社荷源大队的上海男知青，不惜抛弃一切尊严，装疯卖傻以为获得一纸证明文书。就在等待上海调令函的日子里，加紧就地取材锯木料做家俱，(准备带回上海用）不想，一根木料从电锯片中弹出，正中眼珠致瞎。以弄假成真的悲剧方式完成了“病退”。

一些上海知青经人指点，竟然以酗酒和违规吞服药物的方法，以升高自己的血压。不想在获准“病退”回沪后，血压持高不下，而不得不痛苦的常年服药。更有甚者，有个别上海知青实在无法玩弄开病退证明的高招，只能以自残的方式，忍着剧痛使手指骨折，以换取一张X光片，才获得骨折证明完成病退。试想，为了这张宝贵的证明，其本人需要忍受怎样的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创伤啊！

当然，也有人不用靠皮肉之苦获得病退证明的。一些与医院关系不错的知青也会让医生随意开一张“十二支肠胃溃疡”的证明。但是需要附有X光片，那就更容易，找一张老病人的旧片不就得了。估计，因“胃病”病退回上海的知青大多使用这种“一不吃苦，二不会死”的简单方法。湖坊公社被黎川农民称做“猴(头)子”的沈克延就是其中之一。

上海知青们在玩弄“病退”造假时，除了要忍受身体的折磨，也需要开动脑筋。不过时刻提防上海里弄居委会“小脚侦缉队”的抽查，比在黎川玩把戏要难多了，不得不提心吊胆的度日如年，等待病退的成功。

“病退”对于已经成婚的知青并不适用。唯一可以变通的是假离婚后再病退。一位从原西城公社嫁至华山农场的上海女知青，以假离婚的方式完成了病退回城。不尽如人意的回城生活迫使其带着一双儿女重返黎川，欲与前夫安心度日。不期，一纸真的离婚证书在手的假离婚，早已让前夫堂而皇之的再续新弦。这位心灰意冷的上海女知青只有抛下儿女寻了短见。

这种假“病退”、假离婚，虽说为上海知青们完成了回城之举，但也部分的上演了又一幕人间悲剧。

网开一面的回城方式，却也说明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四不滿意”的上山下乡运动，在黎川县正走向偃旗息鼓。

也有一部分意志坚定的“扎根”志士，从送同伴回上海时目光的鄙视、不舍，转而到引引欲试参与其中。最后，在云南知青全面罢工，状告至中央，取得成功的人浪中，绝大多数完成了返回上海的十年苦旅。

云南知青在回城宣言中字字血、声声泪的写道“不回城，毋宁死”。尽管一条回故乡的路，充满了艰难险阻，充满了泪和血，但零落尘泥饱经风霜的知青们还是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归途。

一时间，从黎川的长途汽车站，到临县的光泽火车站，总能看见一个个兴高釆烈回家的上海佬。

他们都走了。

他们艰难的走了。

“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重新走进课堂、重新走上创业的道路······。回到上海的知青们重新规划了后来的人生路。

但是，回城后的上海知青们，无论身居在高位，还是沉默在底层，总有一番插队的情节、黎川的情节始终萦绕在心头。昔日的上海佬们在告别黎川几十年后，仍心系黎川。大家以不同的方式报效着黎川的父老乡亲，从捐上希望小学到赠送学习用品；从送上帮困红包到买些水泥修建乡路······。毕竟黎川是滋养了上海佬们的第二故乡啊！

很多年了，上海佬们在千方百计的离开黎川后，又陆陆续续的重新回访黎川-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故乡的故乡。有些上海佬宁愿舍弃高铁的便利，搭乘绿皮火车，经光泽过洵口到黎川，只为了寻找当年下乡的小站和土路，再次感受一下到插队到黎川的初心。人们穿过山间小路，在昔日的旧居久久停留；在曾经劳作的田头久久停留；在牛栏，在井头，在老樟树下，在翠竹林间······久久的停留。只为了寻找当年劳作的艰辛和与命运抗爭的卓绝。

不论再走在光泽到黎川的路上，还是再走在乡间的小路，重回故乡黎川的路，其意义非同寻常。

不远千里的重走回故乡之路。

不远千里的重走回黎川之路。

人们追寻可亲可敬的黎川人，也是在追寻曾经的青春岁月；人们追寻断壁残垣的知青屋，也是在追寻失去的大好时光。

回故乡的路还在，

覆辙将永不会重蹈！

原黎川县潭溪公社文青大队上海知青夏惠迪(因公殉职)与妹妹夏娜迪

58. 寄给天国的知青大姐

大姐:

你好吗？

今天，是你离开我们的第四十一个清明节。远离你的我们，在上海给你写这封信，愿在天国的你，能收到并睁开双眼看一看。

大姐，你还记得吗？

一九六九年三月的那个没有太阳的上午，我们和上海各个中学的一千多名老三届初、高中生，一起登上南下的知青专列，前往江西的一个叫黎川的县城插队落户。上海老北站的站台上是我们满眼泪水的爸爸妈妈；车厢内却是充满壮志雄心的我们。

列车一路奔驰，汽车高歌猛进。我们互相俏俏的抹去泪水，开始在车厢里畅想起插队落户后的大有作为。黎川以她那秀丽的黎明山川迎接了我们；漫山遍野盛开着火红的清明花(杜鹃花)。

大姐，你还记得吗？

拖拉机载着我们和我们的行李，一路尘土滚滚来到了潭溪公社文青大队。在村上的老乡腾出的老屋里，开始了我们相依为命的插队生活。在后来的日子里，妇女队长和老乡们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帮助，让我们这些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上海知青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大姐，你还记得吗？

最初的日子，我们一起到老乡家吃轮饭。平日里以腌菜、霉豆腐艰难度日的乡亲们，为了不亏待上海来的知青，各家还是拿出了不舍不得吃的腊肉鸡蛋、荞头芋艿，做成可口的饭菜来款待我们。

我们自己开伙后，老乡们又专门派人教会了我们砻谷碾米、砍柴种菜、挑水做饭······，又帮我们解决了吃饭用的桌凳和床铺。尽管显得都很简陋与不习惯，但每个细微之处的得当，都成了插队生活的不可或缺。你是我们的大姐，你总把难活、累活都抢着干完。就像你在班上一样，事事走在同学们的前面。

大姐，你还记得吗？

随着春耕的开始，艰苦的田间劳动也开始考验起我们这些上海知青小媛。

你是一个不肯服输的人。当地妇女会干的农活，你要学会；当地妇女不干的农活，你也要干。插秧、耘禾、施肥、撒药、割稻、晒谷······，甚至连秋收时男人们挑起的打谷“桶旁”，你都挑在肩膀如飞的行走在田埂。你俨然已成了村里女人中的生产能手。

我们一起战胜了夏天的烈日、水中的蚂蝗、冷浆的“泛田”······，我们也战胜了自我，变得更加坚强。那一片片梯田里都洒下了我们上海知青的血汗和泪水。

大姐，你还记得吗？

我们也有我们的开心一刻，村里的老乡对我们大家真的很好。

很难忘记那村里的“杀猪饭”；很难忘记端午节老乡送的“碱水粽”；很难忘记与村里的女孩上山釆的蘑菇、揪的笋鼻；很难忘记过年时老乡送来的掼蕊米糖······，还有每年深秋山上釆不完的“毛栗”。

那年，我们中的一个女生生病“打摆子”，发烧到39℃。你和老乡用大板车送她到县城医院。在昏迷的日子里，你日夜陪伴在她的床头。你和老乡们轮流喂汤吃药，真的让人觉得又回到了上海的爸爸妈妈身边，这也是令人难忘的时光。

大姐，你还记得吗？

随着一个又一个同公社的上海知青的入学、招工和病退回沪的离开，大家的情绪落到了底点。新建成知青屋的人去楼空，让留在村里的上海知青更凭添了几分惆怅。可是，你却保持着饱满的情绪，投入到了知青农机的工作中。

大姐，你还记得吗？

一九七七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你走路也变得轻快，你的眼中放射出光芒。你这个我们上海重点女子中学的优等生，就要可以一试身手了。你的家人也为你寄来了高考复习所需的资料，你开始用全部的业余时间投入了高考前准备的同时，也带着我们一起复习迎考。

在你深度近视的眼镜后面，蕴藏的是期盼已久的求知眼神，暴发的是积淀已久的智慧火山，释放的是被排除删选过后的压抑。

公平的挑选即将来临。

可是，大姐，你知道吗？

你为“知青农机厂”成品运输去光泽押运途中的那场车祸，不仅夺走了你参加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也永远的夺走了你年轻的生命！

我们接到你出车祸的噩耗，谁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还等着和你一起步入黎川中学的高考考场；还等着我们共同金榜提名的喜讯；还等着与你一起踏上回上海的列车······。可是当我们再见到你时，你已躺在冰冷的棺廓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你紧闭的双眼在流着泪，你停止跳动的心脏在淌着血。望着你那和蔼的脸庞，我们这些年在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仿佛就在昨天。可是，你离我们而去了！

姐，你知道吗？

为你送行的人中，除了你悲伤欲绝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这些与你患难与共的上海知青；还有和你朝夕相处的乡亲们，许多人志愿轮流为你抬棺，一路泪洒把你送上归途。

你是爸爸妈妈的好女儿，你是我们好大姐，你是知青们的好伙伴。

你在黎川的八年是那么艰苦，但你没有成为懦夫；你在黎川的八年是那么漫长，但你始终保持乐观；你在黎川的八年是那么的奋发，那么的励志，直到生命停止的那一刻。

大姐，你知道吗？

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全终于结束了持续全面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黎川的上海知青终于大多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大姐，你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黎川这片红色的第二故乡。你的一生是平凡的，却放射过光和热；你的一生是短暂的，却永远留在黎川人民和我们上海知青的记忆中。

大姐，你知道吗？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黎川和上海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黎河两岸建起了工业开发区，黎川人已不再贫穷；京福高速经过黎川县城，村村通了公路，回乡的路不再难走；黎川的老街经过改造，古镇焕发着年轻的朝气······。

大姐，你安卧过的黎川红土，远离上海，但在我们知青心中却有着永远的祭奠。

陪伴在你坟头的那片山上的松树已经成材，每年的这个时节都会萌发新芽；每年春天的这个时间，漫山遍野盛开着血色的“清明花”，还有想念着你的可爱可亲的黎川人民。春天是我们上海知青的，春天也是你的。

大姐，你知道吗？

我们曾经插队落户的黎川县政协，将汇同文史办，编撰一本关于上海知青十年在黎川的书。我们想把你的故事也写进去，对，一定要写进去！

只是为了祭奠我们在这片红土逝去的青春；只是为了告诉后人，不要让我们的挽歌重演。

明年三月，等书出版后，我们一定要带着我们上海知青在黎川的故事，再去你的墓地看你。

姐，在清明节给你写信，我们知道你会收到的，因为我们曾经是同窗共读的同学，因为我们是同甘共苦的知青，因为我们是相依为命的亲人。

就此搁笔

见字如面！

你当年的同学

和黎川的队友

二0一八年清明节

于上海

59. 天边飘来故乡的云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天边飘来故乡的云”，一个等待已久的鼓舞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1978年的12月底党中央在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同时，同意在全国各地的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有条件的返回原地。

　　1979年春节前，我收到了返城的通知。

　　我到联盟大队向黄书记告别。这位正直善良的老书记像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一样，特意在大队部安排了一顿丰盛的酒菜，为我送行。黄书记知道上海的木材紧张，饭后让会计挑了一段上好的杉木破成板给我带回家。与黄书记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连一盒烟都没送过给他，这次我要走了，把身边还有的两盒上海烟盒两块上海的肥皂送给他，也表示对黄书记对我关心照顾的一点感谢之情。

　　从大队出来我又来到石泉向才福和根俚的母亲告别。分别时，两位老人依依不舍的一直把我送到家门的石阶下，两位慈祥的老人挥手之间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的在我的记忆中。我挨家挨户的向曾经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告别，感谢他们在石泉为我所提供的一切，也请他们原谅我在教学中不尽人意的每个点点滴滴。

　　农历腊月廿六，离开大年卅还有四天了，芦家和九源的乡亲们，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过节，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为了感谢芦家和九源的父老乡亲这十年来的涌泉之恩，我请来了公社的电影放映队，为大家放了两部电影，也算是一次电影招待会来答谢芦家和九源的父老乡亲吧。电影开始前，我好想跟大家说上几句感谢的话。可是，面对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要想说的太多太多，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很晚了，我来到小木匠家，和小木匠在他家厨房的灶前烤火抽着烟。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默默的坐了很久。我把我唯一的一件的确良卡其中山装和一些书送给他，留作纪念。毕竟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十年。

　　村上的一些妇女们一大早都来到我的知青屋，为我送行。他们手里都捧着竹簸箕，装着好些黄豆、花生之类的自己种的土产，把我的行李包装了满满的三大包。乡亲们没有更多的告别，只是很真诚的说“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带回家给爸爸妈妈尝尝”“有空再来黎川偎（玩）”。面对九源的这些朝夕相处的乡亲们，我不知说什么感谢的话来表达那一刻的感激之情。房东“腰伟”、荷花夫妇把我叫到家中的厨房，打开锅盖，把一碗刚蒸熟的子鸡放在我面前，要看着我吃下。我执意不肯，却无法推卸，只有从命。那一刻，我的眼泪终于止不住的流了下来。十年来，他们象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和帮助我的点点滴滴涌现眼前。黎滩河水深千尺，不及乡亲人送我情啊。

　　拖拉机载着我和我的行李，沿着当年的路向县城开去。山上当年我们种下的杉树苗已经露出了高大的躯干；路两边枯萎的映山红在风中摇摆着枝丫，它们都和我一样，等待着一个新的春天的来临。

　　节日前夕的古县城，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的古朴。我再一次漫步老街，向“闽赣苏维埃政府旧址”告别；向明代的木街楼告别；向街道两边的古青石板路告别；向黎川告别。

　　我重新把这条古镇的明清老街又慢慢的走了一遍。古巷的青石路依旧；老街的木楼依旧；廊桥的风姿依旧······。血红的夕阳下，在这条红土铺就的路上留下了我长长的影子。

　　我终于登上了回家的列车，呼啸着向着上海奔驰而去。车窗前迷茫的我，不知是兴奋和激动还是留恋和惜别，酸楚的泪水在眼眶里久久滚动着。

　　“踏着沉重的脚步，

　　归故乡的路是那么漫长，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

　　……。”

　　我终于在离别十年后的1979年春节前回到了父母身边，结束了在江西黎川插队落户的日子。

　　除夕的夜晚，烟花和爆竹响彻上海的夜空。

　　一朵朵祥云在头顶上飘过……。

2008年三月完稿于上海

2017年八月修改于上海

2019年三月修改于上海

水调歌头·红土情结

吾离别黎川三十年，十年插队斯土。辛酸苦辣甜，诸味皆尝。乡人对吾恩重，没齿不忘。十一长假，受乡情所驱，只身寻探故土旧友。有感于此。

回首昔蹉跎，天命仍彷徨。

红土情节未了，重回小村庄。

青草溪边牛犊，竹林梯田依旧，何处寻小芳。残荷塘中蛙，又闻稻谷香。

共患难，同食寝，勿能忘。

一池清泉作镜，同伴皆鬓霜。

乡音浓浓未改，情真切切还诉，欲说泪成行。热血注青山，爱怨两迷茫！

2000年秋于黎川

2005年春摄于黎川横港古桥

1969年三月插队于江西的九源上海知青相聚上海

原黎川东风公社十里大队上海知青

原黎川东风公社十里大队、联盟大队部分知青在上海的合影

60. 后 记

新年春早伴晨钟，忽见立石别样红。

2005年重回黎川至今又十二年过去了，我们在乡间小路上立的那块刻石也成了我们想念黎川的一个标志和拾沉黎河的一个标志。

2017年农历丁酉鸡年春节，网友丁艳在个黎川的官方文化网《黎川发布》上发了一篇前几年我重访黎川的散记。好感动，返城已近四十年了，黎川人民还把我们这些上海知青当作亲人。阅完后，图文中的那块‘’青春永驻‘’石斑驳的画面引发了我为石上文字重新描红一下的愿望。我把这个愿望通过微信告诉丁艳，几分钟就得到了丁艳这位从未谋面的青年作家的允诺：‘’后天就办。‘’

新年中的第一个望外的惊喜。

本以为，大过年的，丁艳只是个随口的承诺。不想大年初九（黎川还在新年的狂欢之中）的上午，就收到了丁艳带着她的好友：艺术家冯忠先生和摄影家邓少洲先生，在春寒料俏的风中锄草整地、挥.笔描字的画面。

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动，满腔心潮在胸中泛起。几个不曾谋面的陌人，为了一块尘封已旧的石头，驱车描红，仅仅是为了让石上的文字重现起色吗？

如同把珍藏托付给挚爱；如同把宝石交给亲朋。

上海与这座小小的古城相隔千里，我在黄浦江的这头，他们在黎滩河的那头，现代科技的微信把我们紧紧地联接在了一起。整个上午，我都在想像着他们在风中工作的艰辛。

随着一个个影像的不断传来，我也在想像：他们在一笔一画的描写中，会跟随着我的思绪回到那春种秋收的梯田吗？会跟随着我的思绪回到那破旧不堪的屋舍吗？会跟随我的思绪回到那彻夜烧窑的炉边吗？会跟随着我的思绪回到那月下与村姑们的嬉笑中吗••••••?

丁艳还在不断的把画面实时的传递过来：冯、邓两位大师几乎是匍匐在地的完成了最后的那排人名小字。

这是十几个上海知青和黎川知青的名字。在名字的上面有一行‘’纪念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九年我们在这里的难忘岁月‘’的标注。一遍又一遍的读着每个人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的再现着每个人的笑脸。在那个艰难而苦涩的十年中，我们的坚韧与卓绝，我们的乐观与奋发，我们在逆境中的情同手足，此刻，再一次深深的打动着滿头华发的我，乃至老泪盈眶不能自己。

几乎与丁艳老师的微信同步，我把每幅照片一一发给知青的群。大家在点赞与感激黎川网友的同时，也纷纷表达了对黎川人民的怀念与对青春永驻的无限感慨。这个新年的正月，真的在人们的心中掀起了滚滚春潮。

黎川这个上海知青们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们真的没有把我们忘记。一次三个后生在风中为一块石头艰辛的点缀，即是一次让两地友情的延续，又是一次为往事的拾沉；即是一次网约承诺的践言，又是一次为青春的祭奠。

祝黎川这座古镇更加焕发青春容颜。

愿一代知青的难忘岁月青春永驻。

再一次感谢黎川。

再一次感谢黎川的网友们。

2017年八月于上海

61.附文:

青春的挽歌

三月的南方，刚刚经历了长时间阴冷天气，田里的草才开始泛绿,岸边的柳条也渐渐变青，看到久违的太阳，第一次感觉到了春天的气息，我突然有了一种想到野外走走，感受大自然的冲动。不知为什么，立刻就想起去年底，在裘坊乡九源村路口看到的那块石碑，那是块硕大的青山石，石面上镌刻着：“青春永驻，纪念1969年至1979年，我们在这里难忘的岁月，上海及黎川知青”然后是一串知青的名字。当时看到这一石碑，心情格外沉重，有一种莫名的酸痛和淡淡的悲哀，我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是一代青春少年被驱逐流放的悲惨历史。怀着对老三届们美好青春的祭奠，我深情的抚摸着他们的名字，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何方，但我知道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这片大山，献给了这片令他们恨过爱过至今仍然思念着的红土地。

当时由于没有携带照相设备，我只好遗撼地离开。但我知道有一天我还会来的，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鼓舞着我，沿着他们的足迹，去寻找有关上海知青遗落在大山深处的生活，去感受他们的迷茫、幼稚、欢乐、痛苦、胆怯、恐惧，更准确的说，是要寻找那个年代他们身上特有的精神皈依。今天，我行动了，又一次来到了石碑前，从不同的角度拍下了这饱含历史沧桑的石碑。我知道，沿着这石碑后面的小路，就走进了当年上海知青的世界，走进了一个恢色、愚昧而又荒唐的时代。

来到九源村，碰到一位八十多岁的饶姓老者，我问了他一些上海下放知青的情况，老人抽着旱烟，显得很热情，说现在的知青楼已经没了，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们就住在这老厅堂，老人指着后面的厅堂，我探头看看，里面已经破烂不堪了，堆满了柴草。老人接着说，这些上海牙仔，刚来时都还十几岁，又没有做过农活，雪白嫩嫩的，吃了不少苦，唉 ，真造孽，后来终于回去了，我们也放心了，省得人家父母记挂。你对他们还有印象吗？我又问。有呀，大陈小陈两兄弟，很懂事，能吃苦，早几年还回来看过我们，重情义。聊到最后，老人问我是从上海来的吗，我有点尴尬，只好含糊其辞。是啊，我究竟来干什么，出于好奇，还是因为对那段历史的探究、追思或者祭奠。我说不清楚，因为这是一段与我无关的青春，但似乎又有某种难以言说的上海情结。

1969年3月，当他们千里迢迢来到黎川，我整好八岁，那时也是“文革”进入高潮的时候，我随父母下放在城关公社篁竹大队，这是紧邻县城的乡村，能下放到此地，算是运气相当不错的家庭。村里突然来了两位从上海来的学生，白白胖胖，干干净净，她们经常手挽着手，从村里的石板路上走过，引起了许多村民的好奇，后来大家才知道她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俩姊妹，大伙都叫她们大乔小乔。有一次，队长带她们俩来到我们学校，学生们全体在祠堂集合，大乔小乔端来了一架小型机器，队长接上电小机器就开始旋转，并发出铿锵有力的歌声，我记忆最深第一首歌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接着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和《我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小机器叫留声机，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新鲜玩意。之后，小乔还为我们吹奏了口琴，这就是上海知青在我们脑子里的第一印象。

没想到，这次九源村之行回来后，我兴致冲冲的打开电脑点开上海知青网，希望能获得有关黎川上海知青的信息。果然不出所料，陈伦修不就是石碑上刻有的上海知青姓名吗，也就是饶姓老者所称的大陈或者小陈，抱着对这段历史的浓厚兴趣，用上半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黎滩拾沉》，完成了一次沉重的穿越历史时空的精神之旅。

可以说这是一部上海知青被放逐的全景式历史画轴，它真实的反映了那个恢色年代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和政治生态，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的痛苦经历，真实的再现了当年赣东地区农村的落后、淳朴、善良和丑恶，也充分表现了上海知青们不屈服悲惨命运的奋斗、坚韧和承担，这是一首饱含深情和悲壮的奋斗之歌。我被感动了，对那段历史有了更真切的了解和感悟。没有想到，主人公对那些过去了生活，点点滴滴，如此清晰真实；没有想到，主人公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却能以一种客观的视野，审视那个时代；没有想到，一个初中毕业的城市孩子，远离父母之后，能够完全融入穷乡僻壤的农村，并受到村民们的爱护和尊重；没有想到，一个下放学生，对黎川古镇的风俗俚语、文化底蕴有如此真切的研究和体认；没有想到，主人公回到朝思暮想的城市之后，对为之付出了青春年华的小山村，会如此一往深情，会如此的魂牵梦萦，我知道，那是他们一段最宝贵的生命和年华，当主人公三十年后重返小村，蹲在曾经劳作的田野、菜地嚎啕大哭的时候，我也掉下了酸楚的泪水。我理解，那个时代葬送了多少的青春年华，葬送了多少年轻的宝贵生命，这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而且是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们今天放声大哭，是为了记住历史，警醒后人；我们今天祭奠，是为了历史不再重复，悲剧不再重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告慰老三届们逝去的青春和生命。

江西黎川《风雅黎川》主编

黄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