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农村，办学为民

驿路梨树

黎京卫

 

我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多年，最初是从农民夜校开始的。我很热爱业余教育，为了农村和群众的需要，我在不同的时期办起了不同类型的夜校，时间之长，办学之苦，又没有任何报酬，但我心甘情愿，乐在其中。

冬学里的“小先生”

1953 年至 1954 年间，全县农村大力开展扫盲运动，主要是利用农闲的冬季开展，因此农民们管他叫“冬学”。黎家寨办冬学比较早，当时教冬学的老师叫黄启云，五十多岁。这时我正在小学念三、四年级。学校里，老师号召我们这些学生娃娃放学后送字上门当个小老师。一听当老师，我心里非常高兴，在学校趁休息的时候就赶紧把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做完，放学后一吃完晚饭，就提着小黑板往那些不能上夜校的老年人或者孩子拖累的妇女家里跑，教他们识字，天晴下雨，从不间断。他们很喜欢我，把好吃的东西留给我吃，还亲切地叫我小先生。黄老师只教了一段时间就外出赶马车去了。乡亲们就一直选我担任他们的老师，当时我非常地高兴，但又有些害怕，高兴的是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娃娃当上了老师，怕的是我才小学四年级文化担心教不好那些大人。那时我家里很穷，兄妹五人，我为长子，父亲疾病缠身。读了几年书的我连本字典都没有，现在要我当老师，遇到生字怎么办？于是我在放学后上山挖树苗卖给道班才换得一本字典，解决了教识字的困难。由于我这个小先生很负责任， 54 年冬我被评为“江口县扫盲积极分子”，出席了县召开的扫盲积极分了表彰大会。在这次出席的代表中，我的年纪最小，个子最矮。大会要我作典型发言，当我走上与我一样高的讲台时，台下一阵热烈的掌声，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讲不出来。这时坐在台下的我的班主任申先登老师赶紧走到台边，悄悄对我说：“京卫，大胆点，不要怕。”找这才结结巴巴讲下去，下面还热烈地鼓掌。56年9月，我考上了初中，冬学也就停办了。

交界农中团支部合影(1960.8)

坚持办文化夜校

1961年冬，正在江口中学高二读书的我因病休学回家。一天，生产队老队长共产党员黎子廷同志找我商量，要我任会计，并要求把原来的夜校恢复起来，当时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休学才一个学期时间，期满就要去复学。那时高中毕业找个工作可说是轻而易举。后来，经老队长的再三劝说，我就勉强答应了。当群众听说要恢复夜校并由我再来当老师，个个都很高兴，办学热情特别高。没有教室，黎京扬就主动地腾出自家三间正房，全家六口人挤在破烂的偏屋里，没有桌凳自己带，没有黑板拆门板代替，没有灯油，就给养护段挑沙来解决，我也把自己家里的烧火凳搬来夜校。

这时的夜校，不只限于冬天才教，而是一年四季不管农闲农忙都挤时间坚持上课，因此不叫“冬学”，改名“文化夜校。”那时没有教材（课本），我就自编一些乡土教材，如：人名、地名、庄稼名、农活名、家具名及一些简单的农村应用文等，算术主要教打算盘。通过几年的坚持，随着学员们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根据他们的要求和文化程度，将全那学员编为普通班、初级班、高级班三个班。普通班主要是老年人，把他们集中起来，读读报纸，学学文件，也教识字；初级班要继续识字提高阅读能力，打打算盘；高级班在巩固识字的基础上，学写文章（主要是应用文），并适当地学些初中基础课程。后来生产队还修了一幢大木楼房，上下十间，有教室、办公室、图书室（有图书七百多本）等。附近村寨的群众也自发到夜校学习。

办夜校，贵在坚持。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坚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武斗激烈才被迫停学。1971年冬又复学，后经上级考试验收，全队五十多名青壮年初步脱盲，占青壮年总数的90%，其中有二十六名达到高小文化水平，绝大多数学员学会了记工分、记账、打算盘，原来连一个会计都找不到的村寨，那时一到查工分，家家算盘响，从记工员到会计以及大多数队干部都是由夜校脱盲的学员担任。73年夜校还推荐高级班学员黎应文到铜仁农校读书，黎子廷同志高兴地说：“要人才，到夜校里去找”。通过夜校的学习，社员们的思想觉悟文化水平都逐步得到了提高，集体的财物小到一把彩页、一块石灰、一根木头，都没有人乱拿，这些事迹曾在《贵州日报》上公开报道过。

黎家寨文化夜校得到了上级的关心和重视，尤其是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李宗朴同志多次来夜校指导，总结经验，还派韩全同志来黎家寨蹲点，韩全同志还亲自任了一段时间高级班的数学课。

由于办夜校取得了实际效果，黎家寨文化夜校被省、地、县树为先进典型，我多次出席过表彰大会。

桌上铜铃铛是作者爷爷镇远书院中举报童赠送(现己遗失)

“政治夜校”的插曲

在那特殊讲政治路线，搞大批判的年代里，黎家寨文化夜校被改名为“政治夜校”。 1974 年秋，上面派人来黎家寨蹲点，将黎家寨政治夜校变成了学政治、抓路线的典型，原以学文化为主的夜校变为以学政治为主。当时我们很不理解，不懂得怎样学，怎样议，怎样批。后来在他们的“辅导”下，搞一些“赛诗会”、“演讲会”、“文艺演出”、“黑板报”、“大字报”等不同形式来限制“资产阶级”、“批判小生产”。这段时间省广播电台、《贵州日报》、新华社记者都纷纷前来，实地采访。省、地、县还在黎家寨召开现场会。闹了两三年，原来脱盲的学员成绩得不到巩固，新娶来的媳妇不识字又得不到学习，群众对此很不满意。“四人帮”倒台后，老百姓要求继续学文化，这才是实道理。 1976 年 9 月，我从队小学调到村小学任校长，政治夜校也就此结束。

贵州省农业学大寨榜样一江口黎家寨

《铜仁日报》头版对黎家寨夜校报道，图中交界村支书龙世珍唐山大地震遇难

再办“文化技术夜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联产责任承包制。政策虽好，但农民文化水平低，不懂得科学技术，要想在庄稼地里致富很困难。黎家寨有两个村民组，1985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山边队群众不信科学，保守思想严重，大多数农户种常规水稻，粮食产量低。而河边队群众相信科学，大面积种植杂交水稻，年年丰收。尤其是 89 年水稻抽穗时，山边队的常规稻得了穗茎稻瘟病，又不懂得科学防治，亩产不到 150 斤，而河边队的杂交稻却获得了亩产 1200 斤的好收成。鲜明的对比使我认识到“农民有文化才学技术，有技术才能致富”。活生生的事例又触动了我想重办夜校的念头。 1989 年秋后，我找我的学生黎应武、黎伏高（两人当时在交界农中任教）和铜仁农校回乡当村农业技术员的黎应文一起商量，确定不收群众一分钱，重建文化技术夜校。消息传出，群众搬桌拿凳，马上就开学。我拿出 60 元钱安装电灯，后来我又献了120 多本图书给文化技术夜校。

根据报名的 36 名学员的文化情况，我们办了基础班和提高班，课程开设政治、文化、农业技术、畜牧兽医等，一周安排八课时。基础班以识字为主，提高班以学农业技术为主，教学注重学文化与实际相结合，学技术与实践相结合。功夫不负有心人， 1990 年经县教育局文化考试， 18 个文盲半文盲脱了盲，县教育局发了合格证书。大部分学员学有所获，掌握了农作物的栽培、管理及病虫害防治技术，学到了牲畜的饲养及病疫防治知识。90年，两个组全部栽上了杂交稻，并获得亩产 1000 多斤的好收成。农民们高兴地说“夜校真好，一办就办出了高产”。除了学文化学技术外，我们坚持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学习法律知识，夜校健全了团小组，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人团。自夜校办起来后，寨上再未出现打牌赌博、偷鸡摸狗的现象，群众团结，生活富裕，取得了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双丰收。1990年4月5日晚《贵州日报》记者到黎家寨进行专题采访，并于5月 6 日在《贵州日报 》刊登了《夜访黎家寨 》文章。8月省农教检查团实地检查后，对我们办校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9 月8日我出席了全区“农教先进集体（个人）表彰大会”，受到了奖励。上级的肯定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1991 年秋，文化技术夜校受到了“打工潮”的冲击，大多数的学员外出打工，甚至有两位老师也离开了，另一位老师又考起了师范学校。因此，夜校不得不停办，我为此感到十分遗憾。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已从“小先生”变成了“老先生”，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变成了一名光荣的退休教师。回首过去的岁月，我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历经坎坷，四次办学，自始至终坚持“办学为民”的思想，为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富裕，作出了我应尽的努力。如今每当看到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丰收，经济发展，黎家寨现已家家安上闭路电视，户户接通了自来水，我的学生上百人走上了各种工作岗位，由此我深深认识到我当初的选择是光荣而神圣的。根植农村，办学为民，选择无悔。

作者黎京卫，原江口交界中学(兼小学)校长，现退休居铜仁骏逸江山，电话8145181.

与高中班主任江口中学韦柱忠老师及桃映小学熊老师出席省先代会

出席地区教育先代会

交界中学毕业班合影(当年中考升学率获江口县第一)

退休不离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