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无罪，古玩城购物何罪之有？ —— 延安倒卖文物案判决之后

香港保利拍卖

一次普通的古玩城购物之旅,突然变成一起刑事案件，收藏爱好者面临倒卖文物罪指控；一场营救就此展开，控辩双方激烈较量，错案的本质逐渐揭开；法院变相承认错误，判决后当事人很快获释；但错误的有罪判决犹如一把悬在八千万收藏家头顶上的利剑，随时可能落下，伤及无辜；关注本案，就是关注每一个收藏家自己的命运。

一、古玩城淘宝竟成倒卖文物犯罪

1、重获自由

国庆前夕，大成律师事务所的钱卫清律师、吴炜鹏律师接到了来自宁夏被延安法院释回家的当事人的电话，得知当事人已经平安回到家中，当事人感叹自由来之不易，衷心感谢两位律师。时隔一年零三个月，因古玩城购物被卷入倒卖文物案的普通收藏爱好者终于被释放，能够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人身边共度国庆，噩梦暂时告一段落。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塔法院”）完全按照被告人实际羁押的时间确定刑期，一审判决后很快放人，可以说是变相承认了错抓、错诉，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被告人继续承担刑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宝塔法院在事实和法律面前不能坚守底线，仍然做出有罪判决，不但令三名被告人蒙冤，更制造了一个可怕的先例。

作为律师，实在不能接受当事人的感谢之意。有罪释放，虽感欣慰，却更感到悲哀、无奈和愤怒！当年抗日战争，延安没有“沦陷”，而今，延安却因为此事，成为法治“沦陷”之地！

2、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

一切始于去年6月，宁夏的收藏爱好者李某某、魏某某、冯某某等四人一起驾车外出，打算去周边地区淘淘古玩、散散心。四人在甘肃西峰市圣鼎国际古玩城等地购买了一些古玩后，正准备前往延安继续行程，不料却在途中遭公安机关拦截，此后李某某、魏某某、冯某某三人以涉嫌倒卖文物罪为由被拘留、逮捕、提起公诉。

（本案中收藏爱好者在古玩城以仿品购买的铜压印）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宝塔检察院”）指派的公诉人称，2015年6月13日，为了牟利经事先预谋，被告人李某某、魏某某、冯某某乘坐他人驾驶的车辆从宁夏出发，分别沿路在甘肃省庆阳市、宁县等地的古玩城及古玩城外的地摊上低价收购文物，李某某购买的玉璜1件、石印善本书2套、铜押印2枚、魏某某收购的铜押印2枚、冯某某收购的玉饰1块，经延安市文物研究所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三人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已触犯《刑法》第三百二十六条，应以倒卖文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大成律师远赴延安出庭作无罪辩护

普普通通的收藏爱好者，平平常常的古玩城购物，突然间竟面临倒卖文物罪的指控，这不但令几位当事人感到震惊，更在当地收藏家群体中引起恐慌，宁夏收藏协会急忙向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钱卫清律师告知了这起案件。钱卫清律师团队近年来一直为国内收藏家的权益保护奔走，非常同情几位当事人的遭遇，在会见当事人家属、全面了解案情之后，认为李某某、魏某某、冯某某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对于延安基层司法机关认定收藏爱好者为犯罪的行为做法深感气愤，决定担任辩护人。

2016年3月17日，本案首次开庭，庭审中三名被告人均不认罪，大成律师事务所钱卫清律师、吴炜鹏律师等四名律师作为辩护人一致做无罪辩护。控辩双方围绕鉴定结论是否有效、三名被告人是否具有牟利目的、购买的物品是否属于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等焦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庭审从下午两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期间，辩护人从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力、公诉人的逻辑、法律的理解与适用、目前我国收藏界的实际情况、三名被告人行为的本质等角度，对公诉人的观点一一进行了驳斥，一针见血地指出三名被告人购买古玩属于合法、正当的收藏行为，不构成犯罪。

（本案收藏爱好者在古玩城边地摊以仿品购买的玉璜）

这次庭审也显示出当地基层司法人员对于《刑法》、《文物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关于倒卖文物罪的规定非常陌生，对于古玩、收藏没有基本概念，反复问被告人什么是古玩、被告人有没有购买和收藏古玩的资质，预设“普通人不能购买文物、买了就是犯罪”的错误立场，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落后思维与执法理念，想当然地对几位收藏爱好者采取有罪推定，在侦查及庭审过程中反复对其进行诱供、逼供、嘲讽、讥笑，庭审期间期间还出现了公诉人藐视法庭、公然威胁被告人及其家属，被辩护人及时制止，以及根据辩护人要求播放同步视频，拆穿虚构讯问笔录内容等颇为令人震惊的情形,反映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甚至连人格都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对于诉讼中出现的种种违法现象，大成律师也专门撰文进行了分析。

4、各界强烈关注，司法机关骑虎难下

国内绝大多数收藏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过到古玩城购物的经历。正当民间收藏在党和国家的鼓励下逐渐繁荣之时，去年底公布的两高司法解释又引起很大争议，许多收藏家担心该解释会不当扩大打击范围，把普通的购买古玩当成犯罪行为。本案中延安基层司法机关如此简单粗暴地对待几位宁夏几位收藏爱好，更令民间收藏家们的担忧雪上加霜，一时间本案受到了全国各地的收藏家和其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民主与法制》等媒体也对该案进行了报道，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一致认为将古玩城收购古玩行为认定犯罪极为不妥。

（本案收藏爱好者在宁县合法经营的古玩店购买的玉饰）

诉讼中，辩护人的意见合乎事实、法律，而公诉人的指控不但与法与理无据，更显得不近人情，原本打玉饰算草草判决的宝塔法院顿时骑虎难下，迟迟不能作出判决。案件发展到这一步，错误提起公诉的宝塔检察院更是格外紧张，但检察院并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纠正错案，反而向北京市律师协会进行投诉，称辩护人公开报道案情有损检察院的声誉，要求律协查处辩护人，试图以此报复辩护人并通过律协给辩护人施压。但辩护人不惧压力和打击报复，据理力争，投诉无果。毕竟辩护人的行为不但完全合法合规，而且有助于广大收藏家了解案件真相，正确理解法律、规范收藏行为，认识违法办案行为，发挥律师依法执业的作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利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5、认罪放人，变相的辩诉交易

专业的辩护意见面前，宝塔法院实际已经认识到这是一起被错误提起公诉的案件，态度上缓和了许多。遗憾的是，宝塔法院仍然缺乏依法纠正错案的勇气与担当，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不作出判决，也不组织重新鉴定，仅仅让公诉人补充了一些不甚重要的证据。期间，法院反复劝说被告人认罪，认罪轻判，不认罪重判，而被告人长期身陷囹吾，每天都战战兢兢，早已身心俱疲，尤其是挂念自己的家人，不忍让他们在外面无依无靠。权衡再三，虽然明白自己无罪，但为了早日摆脱牢狱之灾，被告人最终选择了认罪。

2016年7月28日，本案再次开庭，对于公诉人补充提交的《宁夏收藏协会入会登记申请表》、延安市文物研究所自己出具的《回复》、与本案无关的一份《情况说明》等证据，辩护人指出，这些证据既不能证明几位被告人没有资格从事收藏，也不能证明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的所谓“司法鉴定”有效，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退一步讲，被告人的行为在客观上保护了购买的物品，没有造成文物损毁，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情节显著轻微，至少应免予刑事处罚。公诉人补充了量刑建议，考虑到被告人如实供述罪行，建议对被告人从轻处罚。这看似平静的庭审，实际是司法机关利用被告人对牢狱的恐惧和对自由的渴望达成的变相的辩诉交易，暗含着深深的无奈。

最终，宝塔法院于2016年9月1日作出一审判决，李某某、魏某某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又三个月，刑期至2016年9月16日止，并处罚金10,000元；冯某某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又三个月，宣告缓刑，考验期二年，并处罚金10,000元。面对唾手可得的自由，被告人没有选择上诉。很快，十天的上诉期很快过去，接着刑期届满，李某某、魏某某终于被释放，重获自由。

二、法院判决的主要错误

1、依据无效的鉴定结论将被告人购买的物品认定为“三级文物”

首先，本案中延安市文物鉴定研究所出具的《延安市文物司法鉴定结论书》无效，不能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延安市文物研究所不是司法鉴定机构，没有《司法鉴定许可证》，具体进行鉴定的樊俊成、王沛、杜林渊三人没有《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同时该研究所也不是国家文物局根据两高司法解释指定的有权对案涉文物鉴定出具报告的13家机构之一，该研究所并没有资质在本案中进行文物鉴定。

（本案收藏爱好者在西峰市古玩城店铺购买的石印善本）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延安市文物研究所明明不是司法鉴定机构，却出具所谓的“司法鉴定结论书”，而且该鉴定文书没有对于鉴定材料基本情况、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鉴定过程的任何分析、说明，直接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明显缺乏必要的严谨、科学、客观、中立。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直接得出“三级文物”的鉴定结论，没有任何论证过程，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无效。

事实上，鉴定人樊俊成、王沛、杜林渊三人的身份分别是研究馆员、副研究馆员、历史学副教授，由三人出具的仅有结论的鉴定文书，在正常的收藏活动或者民事诉讼中，恐怕都很难被收藏家或法院采信，本案中却成为将三位收藏爱好者送入大牢的依据，何等轻率！其实李某某只花了630元就购得了被指控倒卖的玉璜、铜押印和两套书，其中200元的玉璜和30元的铜押印当时就是当作仿品购买的，正常情况下这样的价格根本不可能买到三级文物。即便是被指控倒卖的物品中最贵的，由冯某某花三千元购得的玉饰，业内鉴定专家也普遍认为系仿古赝品。

2、无论如何，被告人购买的物品均不是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

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五十条，公民可以收藏通过多种方式取得的文物，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可以依法转让、流通。只有《文物保护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几类文物才属于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包括：国有文物（国家允许的除外）、非国有馆藏珍贵文物、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壁画、雕塑、建筑构件等、来源不符合该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文物。本案中，公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以证明三名被告人购买的物品属于禁止买卖的文物中的任何一类。事实上，这些物品既不是盗墓或者走私所得，也不是馆藏文物，而是在政府许可开办的古玩城、古玩店购买的，而且司法机关并没有就卖方将几件物品出售给三名被告人的行为追究卖方的刑事责任，应推定这些物品系卖方合法所有并依法转让给三名被告人，无论其是否属于文物，都不会构成“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倒卖犯罪的对象根本不存在。

3、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将合法的收藏行为认定为以牟利为目的倒卖文物

公诉人并未提供任何客观证据证明三名被告人系以牟利为目的倒卖文物。三人仅仅是到周边地区购买古玩，没有寻找买家、发送图片、商谈价格、包装等为出售做准备的行为，对于倒卖可以说八字还没一撇。并且侦查阶段的笔录和第一次开庭时被告人的陈述均表明，三人购买这些物品的目的仅仅是个人收藏。即便在第二次开庭中，被告人为尽快获得自由被迫称想等日后这些物品价值增长之后卖出、赚取差价，这也不过是一种希望藏品升值的收藏爱好者的普遍心理，根本谈不上是犯罪故意。毕竟收藏本来也是一种合法的投资行为，法律可没有规定买了文物只能自己留着欣赏，不能投资增值。判决认定三名被告人以牟利为目的倒卖文物牵强附会，主观推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根本不能认定以牟利为目的。

4、定罪错误，量刑也明显过重

退一万步讲，假设三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一审判决在量刑上也明显过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三名被告人仅仅是作为收藏爱好者，从政府许可开办的古玩城、古玩店购买了物品，并不构成妨害文物管理。被告人的行为在客观上保护了所购物品，没有造成损毁，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同时，三人被指控倒卖的物品数量很少，并且交易价格极低，只花了几十元至三千元就购得，情节显著轻微。根据两高司法解释，也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可见，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一年又三个月明显过重，是为了掩盖之前的错抓、错诉，避免引起国家赔偿责任和具体办案人员因错案被追究责任，羁押多久判多久。此外，被告人并无任何获利，不应判处罚金。被告人家里本来就穷，又坐了一年多班房，还被判处罚金，真可谓雪上加霜。

结语：“收藏无罪。”

这是诉讼中几位被告人反复述说的一句话，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是几位收藏爱好者内心真实想法的吐露，也揭示了这起案件的本质。此次三位普通收藏爱好者因收藏而被判犯有莫须有的罪名，令人唏嘘不已。延安基层司法机关为了掩盖错抓、错诉、免除自身的责任，强行作出有罪判决，实质上剥夺了普通人爱好收藏的基本权利。如果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都如此乱作为，那全国八千万收藏家岂不都要变成犯罪分子了？这一判决是一起明显的冤案，应依法予以纠正，否则，不利于保护民间的合法收藏行为，严重打击民间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对我国文物的法律保护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