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湘忆之六 《荒唐年代儿时戏》文/吴老满

吴老满

《恰同学少年》

　　同学，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终生不可改变的一个亲切称呼，很少会有人没有同学，也很少没有人不被别人称之为我的同学。并且很多人从小学开始就有了小学同学，到了中学又有了来自城市不同街区的中学同学，直至大学，那同学的范围就更是来自五湖四海了。而正是这一个个不同阶段的同学就这样编织出了一个人绚丽多彩的丰富人生。

而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一个厂矿企业里的职工子弟来说，我们的同学接触面就相对窄小多了。像我的这班同学就是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一起的同班同学，整整十几年就一直没有改变过。所以说，我的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都是没有真正走向社会，而被框定在一个封闭空间，缺乏社交，缺乏对社会了解的单纯群体。

特别是还有很多的同学，高中毕业后就响应党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去，上山下乡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了农村他们仍然是同时分配在一个生产队，或者同在一个知青点，等到招工回城，又同时回到了父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工作单位。他们就像一只圆规，划了一个圈又还是回到了初始的原点。

《七三届同学四十二年重相逢》

　　到如今，几十年光阴飞逝而过，我的这些同学都已步入花甲之年。他们都已渐渐老去，现在都基本上退休了，每天都能见到他们日渐苍老微驼的背影在陈旧的厂区宿舍里蹒跚着，重复着昨天我们父辈们的故事。

每次我回家，在厂区宿舍的路上看到这些老同学的背影，我的心里都会感到一丝酸楚和惆怅。我想如果他们不是像现在这样，把自己的一生都滞留在这个老厂区窄小的世界里，也许他们的生活会更加地丰富多彩。我觉得我们的好多同学一辈子就像一只只关在笼中的鸟，他们不能展翅，更不能高飞。他们一辈子就在这厂区里从生走到老，从老走到死，一段漫长的人生路，就这样从起点走到终点，怎么也走不出那个圆圈。

《水泵厂老校舍》

《师生再相逢》

童年，我们的童年就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到了读书年龄，我们的一年级还是留在幼儿园开始读的。我们的启蒙老师叫屈兰士，她的左手被机器切去了三个指头，因工伤不能上班了才调到子弟学校当老师。她长得身材高大漂亮，说话语速很快，人显得有点泼辣，对我们管得很严，我们都有点怕她。但实际上她待我们非常好，教书也非常认真，好多年后见到我们都很热情的叫出我们的名字。

到了读二年级时，我们才离开幼儿园都同时进了水泵厂子弟学校。我们读书的地方正好是我从小住过的白云石车间，那里成为水泵厂子弟学校小学部，它从原来我们住的白云石车间的中间开了一个大门，进门的正对面，靠墙修了一个大讲台，讲台边上有一间小房是播音室。左右俩边各修建了四间教室。

《老同学喜相逢》

《长泵子校师生重逢照》

　　也就是读小学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记得有一天，我们背着书包走进教室，像往日上课前的点名也没有了，只见教室里挤满了比我们高几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一个个滿脸通红，兴奋异常，大声对着我们喊：

“今天你们不上课了，我们来帮助你们一起写大字报。“

我们都迷惑地望着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大字报，更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这么大的劲头。不一会，就有人来到我们的书桌旁，铺开纸张，捉着我们的小手，歪歪扭扭的书写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大标语，还画了好多漫画，好多字我们都不认识。

写好后就带着我们冲出教室，来到了大讲台边上那个小房间，不一会就把这些花花绿绿的标语和漫画从外面到里面全部贴满了，连里面一张小床的蚊帐上也贴滿了。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这里面不是住着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史慧文老师吗？我们都知道她是刚调来不久，因为还没分到住房，暂时先住在这里面的。我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标语漫画贴到她这里来。

史老师是一名女教师，体态有点胖，待人很热情。她讲课时喜欢翻来覆去地强调重点，平时总是见她笑眯眯的，也不多说话，对我们来说，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好老师。但现在我们才从漫画中知道她是一个地主家的千金小姐，是一个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难怪她平常对我们那么好，那都是笑里藏刀，心怀叵测啊。于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捍卫毛主席，跟地富反坏右划清界限，对于一切反动派，必须要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一定要把她们批倒批臭，再踩上一只脚，让她们永世不得翻身。

沈老师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打倒了，原来的笑容换成了现在的哭脸。一双大圆圆的眼睛也哭红肿了，原本显得富态的身子变成了霜打的茄子，没有一点精气神了。好像没有多久，她就消失不见人了。我们也不知道她调到什么地方去了，从此再也没见到过她。到后来我们真的也没看到她们翻了什么天，却偶尔还会想起她那和蔼可亲的笑容。

《我们还年轻》

《不老的青春》

　　文革那几年，正是我们学习的黄金时期，可是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搞得我们无可适成，也让我们无书可读。我们这些细伢子细妹子，哪个又搞得清什么大是大非？一天到晚只晓得跟着瞎胡闹。课是上不成了，我们只晓得开批斗会了。每次会场上只见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耳边只听见万炮齐轰这个，振臂齐呼打倒那个。我们只觉得好玩得很，也只晓得跟着大人们的屁股后面乱吼乱喊一气。

     由于化工机械厂和新中机械厂都没有子弟学校，他们的工厂和我们水泵厂又都是隔壁邻居，他们厂里的子弟就都到长沙水泵厂子弟学校来上学了，于是，我们子弟学校又盖了一栋教学楼。学校里面设置了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学校的学生多了，就按年级分成了甲乙两个班。像我们这个年级，甲班有一部份是水泵厂子弟，一部份是另外两个厂的子弟，而乙班就全部是水泵厂的子弟了。但到后来也加了几个外面厂里的子弟进来了。

     学生多了，老师就短缺了。只好从三个工厂里面挑选一批有文化知识的职工来学校当老师，还有就是从市教育局调来一批教师速成班的学生来当我们的老师，这些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都是十几岁的娃娃老师。像当过我们班的班主任的廖杰峰，张碧云老师，还有我们的英语老师谭晓玲，她们刚来时都是看起来特别清纯稚嫩，就像是只比我们高两个年级的大姐姐而已，怎么看也不像我们的老师。她们经常被我们这帮跳皮捣蛋的学生气得只晓得哭。当然，到后来她们都成为了非常优秀的令我们尊敬的老师。

《长泵子校高中毕业照》

《同班老同学》

　　我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搞春游。班主任廖杰峰老师带着我们从轮渡码头坐船去岳麓山游玩，从河西上岸后，走了一段路都觉得有点疲倦了，走不动了。她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高喊着：“同学们，前面发现了敌人，我们冲锋啊“。我们那时候可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都打起精神一个个拿着小木棒，勇跃着往前冲上去，哪知道一直冲杀过去才发现，我们居然那直接冲到了湖南大学广场上竖立的一座高大的毛主席的雕像前。那一刻，大家都傻眼了，廖老师更是紧张得一脸苍白。好在后来谁都不敢讲此事，不然大家都惨了。

《老同学贵州行》

   话说回来，我们那个时候，并不是都不爱学习，其实 还是有很多学生开始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我们那个年级两个班从读初中开始，就已经在暗自搞学习竞赛了。要说遵守课堂纪律和学习成绩方面，甲班比我们乙班确实要好些，但要说集体团结性和文体活动方面，乙班又比甲班强。甲班里面学习成绩最突出的是李特寒和陈国应，他们不但学习成绩好，各方面表现也很优秀，他们俩个一直都是学校里的学生干部和学习模范。经常代表我们学校去市里面参加活动。而我们乙班学习成绩最突出的就是徐素华和李安平了，还有陈鸣，刘树林几个都算成绩比较好的，而像我就属于严重偏科型，除了对语文历史感兴趣，对数理化却是一点都提不起精神。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赵树民老师了。他原来是南京军事学院的一名教官，但不知什么原因，居然受到林彪事件影响，被贬到长沙水泵厂当了一名铸造工。到了一九七四年，可能查出他并没什么问题，才把他调到了我们子弟学校当老师 ，并成为了我们的班主任，兼教我们的语文课。他的文学功底深厚，记忆力超强，讲课时经常旁征博引，抛出一个个问题与我们学生进行互动，把一堂课讲得生动有趣。真的很难得有这样的教学效果了，往往觉得还没有听够，下堂铃就响了。

     还有就是他的教学理念与一般老师不一样，他从来不把学生分什么好学生或坏学生，他认为学生跳点皮没问题，只要肯学习，敢担责，不虚假就是好学生。因为我从小喜欢文学，所以我特别喜欢听他的语文课，虽然我比较顽皮，但他对我还是非常好 ，经常把他收藏的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箸悄悄借给我看。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有次他拿一张《人民日报》给我看，说这篇文章有来头，你看这句话，不许放屁，在中央党报上谁敢这么说活？并说振武你看到了吗？这篇文章绝对是一个信号，又有一场大的运动要来了。果然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

《跳房子》

　　我们子弟学校基本上都是兄弟姐妹同在一起读书，只是年级不同而己。还有就是子女在学校读书，爸爸妈妈在学校教书。像我们班的曹健，他家俩个姐姐，一个弟弟都在子弟学校读书，他的父亲曹绍文老师却是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给我们上过语文课和政治课。

曹老师中等身材，平时都着一套中山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嘴边蓄着两撤八字须，随时刁着一只大烟斗。平常见人也不苟言笑，总是显得好严肃的，从神态到长像，都有点像苏联领袖斯大林。有次她女儿曹慧推开他的办公室，刚喊出一声爸爸，就被他一顿怒吼：“在学校我不是你爸爸，你要喊我曹老师“。把他女儿吓得大哭，他却毫不动情，他就是这样一个公私分明的人。但我们却不怕他，都知道他虽然外表严肃，其内心却很柔和，只是不喜欢表露出来。     



有一次他给我们讲政治课，讲的是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了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民兵排长带着民兵在田间劳动，忽然，他看着一颗炮弹朝着他们飞了过来，他赶紧喊一声“卧倒“，民兵们立即全部卧倒在地，倾刻间炮弹落地暴炸了，但没有一个人伤亡。曹老师说这就是服从纪律的结果，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啊，你们如果不遵守纪律，要知道在战场上是要死好多人的大问题啊“！他讲完了，我们座在讲台下的同学们都忍不住笑了。这炮弹飞过来，我们难道用肉眼还可以看得到吗？他见我们笑，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到后来，我们经常学着曹老师的腔调相互调侃：“同学们啊，你这样搞，不守纪律，要知道在战场上是要死好多人的啊“。

《掉进花丛中》

　　上初中的时候，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我们学校开始由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了。工人伯伯不会抓教学，却会抓革命传统教育。经常教导我们的就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大会小会都在不停的教导我们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在一次忆苦思甜的大会上，我们听一位叫邓玉莲的女老师上台诉苦。邓老师人长得漂亮，特别是她那一对乌黑油亮的长辩子，都要拖到屁股下面去了，特别引人注目。她走上讲台还未开口，就先失声痛哭起来。边哭边抽泣着说：“那万恶的旧社会，害得我们穷苦人家的日子没法过啊。我们家有十三个姐妹，每天都只有挖草根熬粥吃，地主老财一点也不管我们穷人死活啊“。我们有几个在下面听到这里，心里都有点纳闷了，你家里一下子生那么多人口，十三张嘴不吃穷才怪呢 ，这怎么怪得上是遭受到地主阶级剝削和压迫啊。

         我们对旧社会实在没有感觉怎么办？工宣队就动员我们满山遍野去挖野菜，然后分班分组拿到班组长家里去煮熟，然后没盐没油让大家吃。工宣队的工人伯伯还带着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地去品尝，如果哪家味道最差最苦，那么就要受到表扬。如果发现哪家放了油盐，搞得味道好，那就肯定要挨批评了。实话实说，那乱七八糟烂菜野草一蜗煮，真的比猪食还难吃。但是为了图个好表现，看到来捡查的，我们还一个个抢着吃。吃了还不敢吐。至今想起那味道，心里还觉得反胃。

《跳绳》

《三个老同学》

　　还有就是带着我们“深挖洞，广积粮“。那时候是全国总动员，无处不在挖防空洞。我们学校下面有一个大操场。我们就在操场边的坡坎上挖了两个洞口，一个洞口是我们的高中部的同学负责挖的，一个洞口就是我们初中部的同学负责挖的。说是要直接挖进去，一直挖到学校教室下面，和水泵厂的防空洞连接起来，在上面安置一个疏散口，再将俩个洞口连接在一起。如果帝修反的飞机来轰炸，我们就可以迅速躲进防空洞了。要知道，这都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做的。但是，我们却把挖防空洞当作了一场非常好玩的游戏。我们都想轮班轮到去挖防空洞，这样我们可以在洞内洞外快乐的打闹玩耍。

       实际上从地质结构来讲，我们学校下面全都是由鹅卵石堆积成山的，土层特别坚硬，凭我们这些小萝卜头来挖，是很难啃得动的，挖了几个月，一个个晒得黑不溜秋，也才挖进去了十几米深。到后来上面没那么紧了，学校里也就停工了。

《忘不了的同学情》

　　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我们这帮细伢子就真的得到解放了，你想上课就上课，不想上课就结成一伙去找从乡下到我们这里来放牛的农民伯伯玩。当时，每年到了夏天，我们厂子周边都会有一帮农民伯伯赶着牛群过来放养。好像那个年代乡下没草喂，我们这郊区农业社的草长得到处都是，所以他们赶着牛过来了，就在周边农业社或者我们厂里的空房子里临时租几间房，把稻草一铺，搭一个大床，十几个人就滚在一起睡了。白天他们牵着牛到处去找草，到了晚上他们就挤在一间充满着稻草味和汗臭味的房子里扯四季卵谈，喝晕头撞的烈酒。

      他们的到来，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开心的事了。只要一有空我们就会跑过去，围坐在大铺上，跟着他们卷喇叭简烟，听他们扯四季卵谈，讲恐怖鬼故事。他们也喜欢我们，因为我们可以从家里偷一些厂里的饭菜票和粮票买给他们。

      那时候，我们男同学有一个最喜欢去的地方集中，那就是彩妹子家。彩妹子实际上是个男伢子，叫张德明。他人长得清秀，又会弹吉它，还有一副带磁性的酒嗓子，他边弹边唱“啊巴拉古“流浪者，越听越韵味。他父母亲都是四川人，他有俩个哥哥都在外地，只有他跟着父母亲一起住。他妈妈四川口音很重，每次喊他时，我们都听成了彩妹子。因为他父母亲为人特别好，我们不管什么时候去，从来都不管我们的闲事，那时候我们乙班的好多男伢子都把他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了。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就在几个月前，他刚过花甲之年，却因患癌症而不幸永远离开了我们。现在回想起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而我们班的女同学最喜欢去的就是陈亦欧的家了。如果说彩妹子张德明是我们班的男孩王，那陈亦欧就是我们班的女孩王了。陈亦欧的父亲是水泵厂的党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她父亲虽然也遭受到了冲击，但由于她父亲人缘实在太好了，总的来说还算挨批斗比较少的。她家有三姐妹，她在家里是最小的。她长着一双清澈靓丽黑眼晴，有着俊俏可爱的姣美面容，是我们班公认的美女，但她从小就是一个男孩子性格  ，说话直率，待人热情，凡事又肯帮忙。特别是她父母亲对人非常和蔼，不管我们男女同学任何时候到她家里去玩，她父母亲都是笑脸相迎，热心招待。所以班上的男女同学都喜欢跟她玩。

《少年不识愁》

　　在那个年代，你想完全脱离政治那是不可能的。既算是我们这些学生伢子，也都会不自主地，被打上阶级斗争的烙印。我们班有一帮同学经常玩在一起，不管有什么事发生，我们都是捆绑在一起冲到前面去帮忙，搞得学校里好多人都不敢惹我们。有一天我们学到一篇课文《在井岗山上》，描写的是当年毛主席在井岗山闹革命的故事。毛主席在井岗山遇见当地农民，都亲热地称呼他们为同志哥。

　　我们觉得这个称呼蛮有味，也就跟着学，相互之间见面也称“同志哥“，其实不过是觉得这称呼显得亲热，也觉得好玩。哪晓得有一天，我们这帮人居然被人举报了，说我们是在搞帮会小团伙，我们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同志哥“落后小帮派。我们都成了无政府主义落后份子，并接受全校召开的批斗会。

我记得一个工宣队的领导，非常严肃的找我们一个个谈话，说我们有组织有领导，还有接头暗号。说有人举报你们了，张德明是“同志哥“小帮会的司令，我是参谋长，刘树林是特别行动队队长，周石柱是联络副官。还说我们的联络点就在那放牛人住的牛棚农舍里，接头暗号就是“同志哥“。他严厉的口吻讲得是泡沫横飞，有鼻子有眼的，我们却听得是云里雾里。一切都定好调子了，你们就老实交待，接受批判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就这样，我们这一帮子乙班同学，一下子成为了学校的反面教材。当时工宣队的领导，在大会小会上都把我们当反面典型反复拿出来批评。但是，这场闹剧也没搞多久，到后来随着工宣队撤出学校，我们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但到如今，我也不知道这“同志哥“究竟有什么错，更不知道是谁举报了我们。

《当年你我他》

　　时间就这样流水一样地从我们身边流逝，没有想到，我们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一下子都长成了十几岁的青少年了。一九七四年，我们高中毕业了。除了一部分特殊情况留城的，大多数人只有响应党的号召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我们那一代人别无选择的选择。当时长沙水泵厂在长沙县水渡河公社的高沙和土桥两个大队修建了知青点，我们班大部份同学都被下放到高沙知青点。

那一天，我陪着他们一起下乡去知青点。我记得天阴沉沉的飘着细雨，一辆大卡车载着这一帮刚出校门的学生，摇摇晃晃地开到村头。知青点在一个山坡下面，只见他们跳下车厢，背着被包，提着网袋，一个个跌跌撞撞地顺着泥泞的黄泥土路拥进知青点。没有喧哗，没有笑语，整个天空中弥漫着一股沉闷的无望与惆怅的气氛。

那天晚上，我和几个老同学挤在一个床上，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聊到后来，几个人越聊越悲戚，他们都觉得这辈子肯定是回不了城了。沉默，大家再也无语，在这凄冷如冰的雨夜里，我看到一双双泪眼在黑暗中闪晃着恐惧，犹如一只只恙羊掉进深渊前的无望和无助。他们都是从未离开过父母的孩子啊。这陌生冷凄的山村第一夜让我心颤，让我陷入无法排解的孤独。

半夜里，我忽然听到了不知从哪个房间里传出一阵压抑不住的抽泣声，接着我听到了伴随着低沉的吉它声，一阵沙哑如泣的歌声在漆黑的夜雨中飘荡：“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可爱的家乡，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年迈的爹娘……“。

2017.9.9凌晨完稿于望漠

《作者吴老满》

作者简介：

吴老满，湖南长沙人，本名吴振武。1985年毕业于中央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2000年毕业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法律本科。1989年下海，1991年曾创办珠海星光制药有限公司。2003年来贵阳创业，现为贵阳福万家大药房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省药品零售行业商会执委。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吴老满就与友人在长沙创办《希翼》《田野》等民间刊物。当年曾写下大量的文学评论，后来由于下海创业而搁笔多年。

近年来，吴老满在贵州连续写了数十篇文学评论。推介了哑默、王强、王力农、杨杰、李勇、曹伟、陈润生、王付、阿诺阿布、卡西、张凯、谢丙质、胡强、刘桉、詹青、海上、赵石、邓红、农夫、郭思思、蹇人毅、谢迎旭、尹志军、吴立忠、宋培伦，刘林勇，汪逍，孙嘉镭等贵州和湖南的诗人、书法家、画家。

吴老满的文学评论，给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不枯燥，不骄情，不随意去拔高或贬低，更没有故弄玄虚的高深晦涩。读他的文章很轻松，他总是先从写人入笔，以人为中心，让读先去了解这个人，再通过这个人去了解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