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咳，咳！”习惯性干咳两声，是祖父起了床的标志。祖父从来不抽烟，不喝酒，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就连感冒都很少得。晨起咳两声相当于生产队里敲出工的铃声，是催促家人起床的号角。天才蒙蒙亮，祖父就提个篮子上白沙铺赶集去了。今天家里“请裁缝。”昨晚，我看见父亲已把缝纫机和裁缝的工具箱挑回了家。</h1><h1><br></h1><h1> 早上六点二十分，大队的广播喇叭准时播放《东方红》的音乐，这是一天三次广播的开始序曲。紧接着就听到喇叭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颂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刋登的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h1><h1><br></h1><h1> 今天是元旦，放假不上学。</h1><h1> 七点钟左右，听得母亲与来人打招呼： “杨师傅、姚老师，这早啊！”</h1><h1> “啊！早！伢们起来了冒？冒起来就喊一下，我要先跟他们量尺寸。”</h1><h1> “啊，好。德安福安快起来，杨师傅他们来了的，快起来量大小。”母亲喊了我和哥，转身又去喊妹妹她们去了。</h1><h1> 我把哥踹了一脚：“快起去。”哥起了床，我就不用起床了，我俩量一人就行。因为我们衣服一样大。</h1> <h1> 过去，无论农村还是城镇，能够到商店买的起成品衣服的家庭极少。一般城里人买块布料到裁缝店里去做，按件收工钱。而农村多是把裁缝请到家里来，我们俗称“请裁缝”。是每年请一次还是隔年请一次，能反映出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h1><h1></h1><h1><br></h1><h1> 裁缝到家里做衣服叫“出活”，包工不包件，以天计工钱。裁缝能够接到活路的多少与师傅的为人态度、手上活的功夫、人缘关系而异。所以裁缝一般会早出晚归，尽量地把雇主想做的衣服都做完，衣服做的越多雇主当然越高兴，评价就高，名声就好，活路就多了。</h1><h1></h1><h1><br></h1><h1> 在我家做衣服的裁缝姓杨，人们习惯叫她“杨师傅。”杨家河人，离我家大约六七里地。我们那儿很多人家都是请她做衣裳。杨师傅四十岁左右的样子，圆脸双下巴，因为没有象其他农民一样常年在外日晒雨淋的，长的格外白净，在她的脸上找一颗小痣都难。齐颈的短发往后梳，两鬓用发卡牢牢固定在耳后的发鞭上，眼大鼻直，嘴唇棱角分明，五官端正匀称，身体有些富态。那时候没有什么化妆品，也许是一白遮百丑，而她并不丑，胖也显精神。喜欢唠个嗑叙个家常，说话时总是一脸笑容，笑起来一串银铃般的声音清脆豪爽。她的老公原是一名教师，后辞职专门跟着她踩缝纫机做车工。姓姚，人们尊称叫他“姚老师。”身高一米八十左右，年近五十岁，很少说话，但听到意见赞同时会点头笑笑。一幅很有修养的样子，在我们看来，这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夫妻俩也算是妇唱夫随，量、裁、缝、熨、钉配合默契，珠连璧合。</h1><h1><br></h1><h1></h1><h1> 一年中都有请裁缝做衣裳，但十冬腊月年终是裁缝最忙的季节。所以做衣裳得提前预约。裁缝都有一个登记本，裁缝安排时间会尽可能选择在前后两家距离较近的空日子里。因为雇主前一天晚上还得去前一家把缝纫机和用具箱子挑回来。</h1> <h1> 父亲赶紧把房门卸掉一扇，搁在搭好的板凳上做裁剪的案板，正好与腰齐高，做起活来会舒服些。案板一般搭在过道屋或厢房里，没见过裁缝在我家堂屋里做过衣服。案板搭好后，母亲就把做衣服的布料拿出来，摆在案板上，哪块布料跟谁做，做什么？哪个孩子的衣服尺寸多放点，做大点，做长点，一般是生长高峰期和最小的没有人能捡旧的孩子。哪个少放点，母亲心里都有数。哪块布是做里衬的，哪块碎布做腰贴、哪块布片做口袋，差点布的怎么接，多点布丁的做什么，母亲会一一与师傅交待。<br></h1><h1><br></h1><h1> 沟通完毕，师傅就开始量体裁衣，杨师傅每量一个数据，姚老师便认真记了下来。领围、肩宽、袖围、袖长、袖口围、胸围、腰围、摆围、衣长等。裤子得将腰围、臀围、腿围、脚围、裤长和裆高都要测量。一件衣服每个数据必须精确到位，收放自如，才能大小恰当，穿着舒适。</h1><h1><br></h1><h1> 最难做的是棉袄，铺棉花厚薄均匀适度，太薄保暖差，太厚穿着笨拙。另外孩子的衣服也是考虑裁缝手艺功夫课。裁缝应该具备评估每个孩子的生长速度快慢不同，衣服放大的程度也不一样。</h1><h1><br></h1><h1> 杨师傅将裁好的衣服交给姚老师，姚老师便开始了一上午脚手不停的工作，“嘚嘚嘚！”缝纫机响声和杨师傅的笑声混合在一起。有许多程序需手工完成的，如盘纽结纽袢，棉袄铺絮，绞扣眼，挂内里，烙铁熨烫等。他们夫妻俩分工明确，也有换一下工的时候，但裁剪只有杨师傅才能完成。</h1> <h1> 家里请裁缝，一般要准备点菜，再怎么也得奏上几个碗。鱼肉很少买的起，祖父端回了一块豆腐，买了一节藕，称了两皮海带。祖母再蒸碗鸡蛋羹。平时实在没有菜也有用咸菜奏个数，年景好的时候也可能有几片腊肉串个味，一般桌上至少要摆上四五个碗以示盛情。一年四季都是祖母做饭，祖母会变着法子多做几个花样的菜。</h1><h1></h1><h1><br></h1><h1> “婆婆，煎的豆腐冒放盐。”我对奶奶说。</h1><h1> “嗯！怎么会呢？我看看。”奶奶不相信。<br> “我尝一块就晓得了。”我说着把筷子往豆腐碗里伸去。<br> “啪！”说时迟，那时快。奶奶一筷子打在我伸筷子的手背上。<br> “你的个馋猫还想哄我。”奶奶识破了我的诡计，笑着将一小块煎好的豆腐送到了我的嘴里，真香！我含在口里一溜烟地跑出了灶屋。</h1><h1></h1><h1> 开饭的时候，父母有一人陪同师傅先吃，好礼节性叫师傅吃菜。等师傅吃完了后，没有吃完的“关键菜”奶奶会先收起来下餐再用，然后才叫我们孩子上桌实施“三光政策。”杨师傅夫妇也是农村人，知道日子的艰难，他们吃菜很少，主家只要尽了心，给予了尊重，他们吃什么心里也高兴。</h1> <h1> 读小学时穿的衣服，布料都是母亲自己纺织的土布，从衬衣到棉袄。衬衣是白色和蓝白相间的条纹、格子布做的。条纹有粗细不一，格子有大小不同，棉袄的颜色则是非黑即蓝，少有咖啡色。偶尔过年时也能做上一件卡叽外套，灯芯绒的裤子。</h1><h1><br></h1><h1> 最早穿过大襟棉袄，我嫌丑，母亲说大襟袄子暖和，在袄子的外面套上一件对襟褂子遮起来穿，但棉袄光着穿破了也没见到外套褂子。到了七十年代，棉袄和褂子套起来做，立领、对襟、双侧开叉，就是布式纽结改成了塑料扣，纽袢改成了扣眼且暗藏在双层的门脸折里。棉袄布料仍然是母亲织的土布。最好的衣服是做过一件长大衣，蓝色卡叽布，舍不得买毛领，用金丝绒布替代也是不错的，我和哥一人一件。</h1><h1><br></h1><h1> 每次请裁缝，我和哥的衣服是重头戏，哥大我四岁，可从小我与哥就是般般高。我俩衣服每次做的都是一样的，量尺寸从来量一人就行了。直到哥上了高中，优惠政策就开始向他倾斜。我也从来没有捡过哥的旧，他穿小了我也穿不了。 </h1> <h1> 记得除了有两次是母亲的一个表妹夫是个裁缝来家里做过两次外，杨师傅夫妇在我家做衣服也有十几年。在他们的心里，我家除了我是个“拐”家伙，爱挑些衣服毛病外，都是一家老实人。</h1><h1><br></h1><h1> 1978年10月初，我考学了，家里专门为我请了裁缝。终于做了一件蓝色卡叽布“战士服”的棉袄，上面两个口袋带着盖。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还做了一条绿色的棉绸裤子，母亲特地请了湾里针线活最好的大婶挂了一个当时时髦的二寸宽脚褊。穿在身上，走一路，风一吹，摆摆闪闪，好不风光！</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