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婉晴

父亲

文/张旭

六月的一天夜里，熟睡中的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电话那端生音很低沉。父亲说："你外婆走了，明天回来吧。"

第二天安顿好手头事物，赶到外婆村庄时已是中午。从接到父亲电话那刻起，我的心就被悲伤围困了。越接近这个从小就熟悉的小山村心情就越悲凉。整个村庄一片死寂，百年的老槐树孤立在村子中央，静默而萧瑟，显得哀曲更凄婉。瘦小的外婆安详地躺在寿棺里，身着她有生之年从未穿过的华丽服装，知足似的睡着了。闭棺仪式是所有孝子跪地，由一位至亲的人说悼词。想着外婆对我的种种之好，从此将阴阳两隔就忍不住掉下眼泪。泪眼中我发现是年已七旬的父亲蹒跚地走上前去，话筒在颤抖的手中险些滑落，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最后，终于用沙哑的声音讲述着外婆艰辛的一生。外公走的早，外婆一人把八个儿女在那个饥荒的年月拉扯带大。在这个穷山僻壤的村庄娶媳妇是最困难的事情，今年外婆看着最后一个儿子结婚后，九十岁高龄的她才安心地闭上了眼。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哽咽，不完整、最后泣不成声……有人把父亲搀扶了下去。

父亲哭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一座山，从未见他流过泪，就是在爷爷奶奶过世时，看见的也只是父亲忙前忙后奔跑着料理后事的身影，也许那时的他连哭的时间都没有吧。今天，看到父亲这样悲痛地哭，我的泪在脸颊肆意地狂奔，极度的痛苦淹没了我。我不知道外婆的离去让我伤心，还是父亲的流泪让我揪心。

一九四二年，抗战时期，父亲出生了，在一个叫泥湾的小山村。村子处在宜川与延安的交界地，当时宜川住着国民党称之为白军保安队，延安地界住着共产党就是所谓的红军。正是这个缘故，父亲的童年是在动荡不安和饥饿中度过的。白军保安队不择日子地骚扰着小村庄的安宁。人们在地里干活时，总会派人藏在原峁的老杜李树上放哨，发现白军从四梁崾崄上来就甩响鞭子，鞭子的声音那叫一个嘹亮。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像大雨前的蚂蚁奔忙起来，带上一点粮食及充饥的瓜果，抱着小的，拉着大的向窑洞后的西洼跑去，溜下山沟藏在疯长的蒿草里。父亲说那时的他总是自己跑，不让大人拉，溜下山沟时被荆棘划伤也不觉得疼，吃奶的小孩都好像很懂事一样不哭不闹。

熬到天黑回到村里，家被翻的凌乱不堪，所有的东西洗劫一空。据说他们用枣条把鸡抽打的跑不动了，就挑在木棍上扛走了。让我想起电影《举起手来》中潘长江饰演的日本兵，用刺刀挑着鸡仔的模样。没来得及藏起来的四爷爷被拉到镇上毒打了几天，硬说他给红军报信了。每天人心慌慌不能安心劳动，秋来颗粒难收，饥饿无法摆脱的困扰着父辈们。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生活安定了下来。父亲十岁才上学，康先生是他的启蒙老师。每次提起康先生，父亲就激情飞扬，手舞足蹈的向我们演示先生给他们授课时的风采。父亲读了小学、完小、初中，在当时也算是高材生。毕业后代替康先生当了小学老师。去年在地区医院给父亲看病时，医生看着父亲骨节粗大，血肉贫瘠，老树皮似的黑皱黑皱的手。感慨的说也是一双受了苦的手，父亲笑着应道："如果一直教书我现在是老干部呢，手也不会是这样。"说起父亲的学历，医生说："放现在您也是大学生呢。"父亲听了一脸自豪的笑。当时老师工资只有二十几元，国家正处在五八年大跃进时期，炼钢、炼铁、修水利、大会战。每家的锅都拿去炼铁了，生产队吃起了大锅饭。六一、二年饥荒开始了，父亲被迫放弃了教书回家种地。

十九岁的父亲凭着一身的血气方刚，白天在生产队上工，下雨天或者有月的晚上开荒种地，父亲姐弟共八个，秋后一大家人就有了足够吃的粮食。每听别人讲父亲开荒种地，我的思绪就会飞到当年那个阴雨绵绵，冷风萧瑟的日子。一个补丁压补丁的衣衫上沾满泥土的少年，挥舞着镢头奋力地在杂草丛生的山坡上挖地。或许是满月的夜晚，借着凉风一寸一寸延伸着土地。这种场景远没有少年闰土在金黄的圆月下，碧绿的西瓜地里刺猹那般有情趣。那滴入泥土的汗水和满手的血泡，凭我怎样费尽心思也无法猜想，当年的父亲是怀着怎样的一种执念在支撑着他的行为的。

后来父亲想去当兵，奶奶要死要活的阻拦，父亲未能如愿，从那时起父亲就安心的务了农。父亲二十五岁那年，经媒人说合娶了母亲。成家后的父亲不仅担起了家庭责任，也担任了村长之职。那时人们用的是粮票、布证、棉花证等。每人每年只有三尺七的布证，因此衣服都是大孩子穿过小孩子穿，破了补补继续穿。吃肉就更困难了，当村长的父亲总有办法在中秋或过年时，让全村人吃上肉。那真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大人们怀里揣着个瓷盆，孩子们疯天疯地的笑闹着跟在身后，去村子中央大碾盘宰羊分肉。每户一点羊肉一点羊血，足以让饭点时整个村庄上空肉香飘荡。

一九八零年，邓小平出任主席改革开放。生产队开始分组最后包干到户。父亲分到了五十多亩田地，跟着形式的转变，父亲大胆地第一个领头种植了烤烟。没有经验和技术，父亲买了书边看边琢磨。从育苗到移栽再送入烤炉，父亲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好几个晚上起夜，看到炉火正旺映得半个院子通红，父亲守在炉火前身影被火光拉的很长很大。在我看来父亲是极尽力了的，但是第一炉烟考出来不是黑就是绿，唯独没有标准的黄。父亲没有气馁，当天跑镇上请了个技术员回来。技术员帮父亲修正了烤炉，指导父亲掌握火候和炉内温度，接下来一炉比一炉烤的出色。年底去烟站卖完烟叶，父亲喜滋滋地回到家就开始数钱，我们幸福的围着父亲看，沾着口水父亲数着一叠厚厚的钞票。一千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弟弟让父亲再数一遍，父亲重新沾下口水，一下一下地再数一遍。那晚一千元被父亲足足数了五遍，我们姐弟四人连同母亲，眼睛紧紧地盯着看了五遍。

父亲是村子里第一个千元户，也是第一个给家里买自行车、录音机和缝纫机的人。在我眼里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别的孩子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家的三大件时，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我最喜欢红色的录音机了，记得那年麦子成熟之际，也正是《平凡的世界》热播之时。三十几亩地的麦子要在连阴雨来之前抢收完，否则被雨淋了会霉掉。为了听《平凡的世界》父亲顾不了虎口夺食，太阳还没落山就匆匆收工。捆好的麦子像小山一样，结结实实的装了满满一架子车。父亲在前面驾辕掌握方向并用力的把身子向后靠在车子上，我们姐弟四个像被钓起的鱼儿一样，在车子后拽着绳子倾斜身体向后坠。车子在山峁通向河川的崎岖山路上下滑，山路很陡车子很快，所到之处黄土飞扬。等到了河川麦场，我们姐弟就只剩眼睛土人一个了。跳进河里水被太阳晒得暖暖的无比享受，蝌蚪小鱼在身边游来游去。不过更享受的是姐弟几个围着父亲，坐在硷畔石凳上听《平凡的世界》，入迷的我们忘了周围的一切。袅袅弥漫的炊烟，把沸腾的小山村裹在朦胧之中。父亲眯着眼吱吱地吸着旱烟，母亲在院子的炉灶前准备着晚饭，油黑的辫子摆来摆去。树影婆娑着把晚霞推向山与天的消融处，青蛙开始凑响了单曲，萤火虫像幽灵一样到处游荡，月光柔柔地洒在河面上闪着粼粼的光，星子眨着眼聆听山村特有的灵动。吃过饭，一家人围着煤油灯，父亲和我们看书，母亲做着她那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针线活。

在父亲眼里什么都不是困难，总能让清贫的日子过的鲜亮。我们姐弟四个及小姑都在上学，最愁的就是开学那一大笔报名费。父亲不仅学会了木工还学会了石工，农闲时做几套家具打凿几盘石磨，我们的学费被父亲用汗水提前一点点积攒好了。别人家的孩子一个个都辍学时，我们被父亲坚决地留在了学校。五十多亩的田地全靠父母，长年累月摸爬滚打地耕种着。我们渐渐长大，家里只有一孔窑洞，父亲开始打窑洞利用雨天或者晚上。我们姐弟几个也帮忙往出运土，马灯把黑暗驱散，映出我们快乐忙碌的身影，没过多久崭新的三孔窑洞就展现在村人面前了。我们还从河边捡回石块，父亲把硷畔垒的整整齐齐，一个安乐的家诞生了。时至今日还依旧存在着，装载着我们满满的回忆。

多年后，我们都长大成家立业，爷爷奶奶相继也过世了，按说父母没了负担，应该享享清福了，可是父亲仍然离不开土地，倔强的种着地。去年过年回家，天很冷，到家就爬上热热的炕头，不见父亲问母亲才知道去镇上卖菜去了。快晚饭时，七十多岁的父亲推着一车的白菜回来了。我边帮他卸菜边责怪地说大冷的天跑去卖什么菜啊，父亲很歉意地笑着说栽的多了吃不了，现在人都吃肉了吧，白菜不好卖才卖得四块五毛钱。我忍不住泪目，四块五毛钱连一份面皮都买不下，父亲竟在寒风中守了一天。

　　父亲没坐过飞机，前两天借着假期带着父母去了趟北京。飞机起飞时我紧张地盯着父亲，怕他有不适反应，父亲很淡定的看着乘机需知手册。一位好心人知道父亲是第一次坐飞机时，执意把他靠窗的位置让给了父亲，我一谢再谢感动的差点流泪。父亲开心的像孩子一样，描述着窗外变换的景色。当父亲单薄的身躯颤巍巍地站在天安门广场，注视着毛主席照片时，笑得像幸福的花儿一样。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着：这辈子知足了，该坐的坐了该看的也看了。

我和父亲几乎没谈过心，我总是从父亲的表情去判断，猜想和理解父亲。这段时间一直困惑我的是在外婆的葬礼上，父亲的泪到底包含了什么？仅仅是为外婆的去世吗？还是为外婆那辈人艰辛的一生？还是父亲自己那辈人艰辛的一生？或者是为我们这一代人呢？无从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