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十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九六八年,那个四十九年前的炎热夏天,父亲的大哥,我们叫大爷的,一个受尽折磨、历尽苦难的老人,离开了这个世界。</p><p class="ql-block"> 大爷死的平平常常。论年龄,刚六十岁,不算很老却绝不算夭折,论死因,是很普遍的高血压,论痛苦,从发病到死去不过两三天时间,沒受罪,也算善终。但不知为什么,这平平常常的死亡却给我留下如此之大的震撼。</p><p class="ql-block"> 死亡固然是个让人忌讳的黑暗话题,却又是每个人都绕不开而最终要遭遇的事。生死寻常事,本谈不上震憾不震撼。问题是,大爷用了整整十年,才完成这死亡过程。这漫漫十年,对大爷,对家人、对旁观者,漫长的近乎残酷。</p><p class="ql-block"> 大爷生病初期请的是中医。大约是名医罢,架子很大,来家看病都是黄包车接送,由大爷的儿子、我的堂哥明扬去请,有时也带上贪玩的我。我好奇地从布帘后睁大眼睛,看着长针在医生手中捻动,颤巍巍地扎在大爷身体各处,连头上都揷满了闪着寒光的银针,大爷光秃秃的头顶便凭白无故长出一头刺来。</p><p class="ql-block"> 初病的大爷内心怀着治愈的希望,象孩子一样任由医生摆布。他万没想到,命运之神已安排好了他的余下十年。从戴着满头银针那一刻起,他其实己迈出了踏入黑暗世界的第一步。</p><p class="ql-block"> 但大爷不是先知,他仍然 满怀期望,不屈不挠地治他的病。</p><p class="ql-block"> 中国的很多病却是治不好的,正如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六十五岁死于肝病,临死前留下用生命換来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越治越毁。</p><p class="ql-block"> 大爷的高血压没治好,却并发了半身不遂,然后眼睛又渐渐生出毛病,最终双目失明。</p><p class="ql-block"> 不起眼的高血压居然是如此顽疾?为此我专门查了百度:</p><p class="ql-block"> " 高血压是指以体循环动脉血压(收缩压和或舒张压)为主要特征,可伴有心、脑、肾等器官的功能或器质性损害的临床综合症。高血压还会引起心血并发症、脑卒中、大小动脉、高血压性肾损害、眼底。"</p><p class="ql-block"> 太专业了,看得我一知半解。反正大爷的所有症状,不幸全被百度所言中。</p><p class="ql-block"> 倘若一个人生下来便失明,黑暗于他原是正常,无色无形的世界倒给了他美好想像的空间。可大爷中年失明,一切可视的东西从眼前消失,五彩缤纷的生活从此与他无缘,这让大爷墜入了无底深渊。巨大的反差,让他无法面对。</p><p class="ql-block">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大爷此时的心情:暗无天日、生不如死、痛不欲生,连这些极端的词都显得那么苍白。</p><p class="ql-block"> 病魔让大爷变得焦躁不安,床前的脚踏子让他跺的嘭嘭响。大娘小心地服侍他,架着他在床前笨拙地活动着腿脚,用热毛巾擦拭他滿是汗水的肥胖身躯。这本没有什么,问题还是,这一擦可是漫漫十年。 </p><p class="ql-block"> 绝望中的大爷最终认了命,过起了牢狱般的生活。 </p><p class="ql-block"> 那年代,日子艰难,物质匮乏,匮乏的让今日青年难以想象。没有暖气,没有空调,一切全没有。冬天,大爷就全天或躺或坐在被窝里,床头是随手可取的尿罐子和踩成拖鞋状的破布鞋,夏天呢,蚊虫成群,酷热难当,温度最高可达四十度。晚上,我们小弟兄们可以拉着凉席,露宿街头,大爷只好由大娘扶着,摸索走到小院中的石榴树下,睡在软布做的躺椅上。不堪重负的躺椅兜着大爷肥胖松驰的身躯,好似鱼网兜着一条大鱼。 </p><p class="ql-block"> 那几年夏天蚊虫多 的出奇,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地攻击你。为防蚊虫叮咬,大爷全身涂满了六六粉农药,这不能不算他的一大发明。白色的粉末使他看上去像舞台上的三花脸,又像一个掉进面缸的胖大和尚。</p><p class="ql-block"> 能给大爷带来信息和快乐的是家里的话匣子,这本是为宣传党的政策每家必安的,它成了大爷最亲密的伙伴,也成了他的话题。广播小说巜六十年的变迁》说到黎元洪被强迫做湖北都督,让他听得恍然大悟;梅兰芳逝世的讣告让他想起梅家父子来徐州彭城剧场演出的情景;从新闻联播中让他第一次知道毛泽东的夫人叫江青⋯⋯</p><p class="ql-block"> 郁闷中的大爷总想找个人说话,放学后的我便成了第一人选。他给我讲我听过八百遍的西游记水浒三国,我认真地和他探讨唐僧究竟度过了哪些八十一难,五虎上将中谁的武艺最高,梁山好汉座次的顺序⋯⋯纠缠到不耐烦处,他会跺脚大喊:滾,滾⋯⋯</p><p class="ql-block"> 我常想,一个人在黑暗中枯坐十年,传说中的达摩不过如此,现实中又能有几人?恕我孤陋寡闻,如没有,大爷便是第一人,是吉尼斯纪录保持者,虽然这纪录保持的不情愿不得已。</p><p class="ql-block"> 最后几年,大爷变得好哭,压抑的哽咽的哭声如娘们。也许是想起了战火中死在鬼子手里的父母妻女?也许是想起了兄弟三人养家糊口的艰辛?抑或是知道自己久病,己没有焦躁不安的资格,只有偷偷地女人一样的哭泣才是他喧泄的唯一途径?</p><p class="ql-block"> 终于轮到了死神的召唤。面目可憎可怖的死神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大爷怕吗?从他临死前急促甫伏的前胸和无神的眼中流出的两滴浊泪,可以肯定,他怕。但我想,大爷应该欢呼它的到来,张开双臂拥抱它的到来。所有的亲朋好友,也应为死祌的降临松下一口气。</p><p class="ql-block"> 大爷为后人留下了一张小的可怜的照片,应该是贴在工作证上的。照片是当时习惯用的顶光,这让大爷的秃顶更加光亮,两只眼睛笼罩在一片阴影中。正是这两只眼睛,让我看到了清朝人的麻木、民国人的怯懦,解放初期人的胆小。</p><p class="ql-block"> 他生在一九O八年,清宣统元年,正是革命立宪闹得一塌糊涂的时侯;他死于一九六八年,又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说来这些国家大事与他这小老百姓无关,然而却又有关,最直接的关系就是因为破四旧,走遍徐州却买不到一口棺材。 </p><p class="ql-block"> 生不逢时,死亦不逢时。</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center;">,</p><p class="ql-block"><br></p> <h3> </h3><h3> 十二</h3><h3><br /></h3><h3> 黉学巷拆迁了。</h3><h3> 那一天,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在江苏银行领取了拆迁款,每人分到人民币八万块。</h3><h3> 祖辈居住的黉学巷老宅,化作兄弟姐妹怀中的八万元钱,支离破碎地永远消失了。</h3><h3> 怀揣这八万元,心情竟莫名地沉重。</h3><h3> 冥冥之中,感觉父母正看着我们这些也已变老的孩子们,慈祥的微笑。我知道,这些钱,是他们用瘦弱的双肩,满头的银发换来的,是留给我们的一点心意,一点纪念。</h3><h3> 算起来,母亲己走了三十年。</h3><h3> 当时我在新沂工作,每年难得回几次家。最后一次见母亲,是一九八八年春节,她睡在黉学巷袓宅的破木板床上,满头白发,骨瘦如柴。</h3><h3> 我奉上孝敬老人过年的四十元钱,母亲喘着说不要,又让父亲张罗着收拾南屋,让我住下。这南屋其实是由一间锅屋改造而成,仅容一张床,寒冷狭窄,我却感到无限温暖。</h3><h3> 母亲当晚病重,送去了财贸医院。</h3><h3> 我和弟兄们轮流守护床前,母亲醒来的第一句话便是问我可住下了,冷吗?</h3><h3> 年初四,母亲病情似有好转,我因欲去中央美院进修,便去二府街寻中央美院教师罗尔纯商谈,谁知此去与母亲竟成永别。再回到医院,看到的己是脸复白布的母亲。 </h3><h3> 悔恨,惭愧,但愿母亲原谅儿子。</h3><h3> 按风俗,母亲最终要回到她生活了一辈子的黉学巷,我和二哥先回家安排停灵。情急中 把门板缷掉,再用两条长凳,搭成一张灵床,停在堂屋中间,弟兄们和姐姐早一路把母亲遗体抬来。</h3><h3> 这门板搭成的灵床,宽约五十公分,有些地方木质己朽,门鼻处横七竖八钉着几枚窝倒的大铁钉,锈迹斑斑,高低不平。母亲一辈子没住上象样的房屋,没睡过宽绰的大床,临终竟还是如此。</h3><h3> 出殡那天,父亲没把母亲送到坟地,只是呆滞地依门而立,看着送葬的子女亲属,沒有流泪,目送着同甘共苦五十多年的妻子渐行渐远,那瘦弱伛偻的身影愈发显的形单影只。又有谁能知他心底此刻涌起的汹涌波澜?</h3><h3> 母亲的去世,让子女们痛苦万分。每每看到与母亲年龄相仿的老人,我便禁不住伤心:为什么别家老人都健康的活着,</h3><h3>唯独母亲去世了呢?</h3><h3> 愈加思念家人。</h3><h3> 三个月后,当我再次回到徐州老宅,己物是人非。</h3><h3>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明月惨淡的挂在夜空,院中石榴树在秋风中习习摇曳,树姿婆娑,树影斑驳。</h3><h3> 父亲己被弟兄们接走,三间堂屋无人居住,尘封已久,房门虚掩,没有灯光。只有东屋还住着七十多岁的二大爷二大娘,不到八点便熄灯安歇,小院愈发显得冷落沉寂,阴气逼人。</h3><h3> 我睡在南屋小床上,仰对孤灯,转侧难眠。风声中,我隐约听到一声叹息:哎哟,硌死我了!是母亲的声音!惊坐外望,唯见月光洒满一地。</h3><h3> 直到今天,我都没弄明白:真的是母亲显灵,还是我对那带钉的门板印象太深,以至产生幻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母子连心,生死难分呀。</h3><h3> 第一年清明上坟,我从新沂赶到徐州。弟兄们尚未到来,面对一坯新土,分不清的泪水雨水打湿了我的衣衫,浸湿了面颊。</h3><h3> 晚上回家,又恸哭了一场。</h3><h3> 母亲走后,父亲在弟兄们家住了几年,直到拆迁房落成才又搬回黉学巷。</h3><h3> 父亲患有哮喘病,有时一咳就是半夜。终于在八十八岁哪一年,病情加重,被用三轮车送往医院。</h3><h3> 我清楚记得,父亲被抬出门时,努力挣脫医生抱住的胳膊,用䊀瘦的双手紧紧扣住门边,执拗不愿离去。眼神里充满眷恋,甚至哀求。这里是他袓辈居住的地方,是他与母亲含辛茹苦、生儿育女的地方,如今,他老了,该走了,但不甘如此离去;或许,预感告诉他,此一去,永不回?</h3><h3> 这紧紧的一扣,令人心碎,令人动容。想到此,至今让我心如刀绞。</h3><h3> 父亲一去,确实沒能再回来。儿女们把忚和母亲合葬在了一起,母亲坟前碑上空了十五年的空白处刻上了父亲的名讳。</h3><h3> 二老走了,留给子女的又岂止这八万元钱?他们留下的与人为善的做人准则,勤俭节约的持家作风,至今让我们受用无穷。</h3><h3> 春风又起,天堂里的二老注意身体,添加衣服⋯⋯</h3><h3><br /></h3><h3> 写于2018年3月23日 清明前夕</h3><h3><br /></h3><h3><br /></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