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七十年代农村生活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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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进入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不知不觉又过去十多年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许多往事都已渐渐地从我们身边淡出，它们的身影也在岁月的深处越来越模糊。真实的把这些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社会的发展变化记录下来，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传承人类文明，以史为鉴，鉴古知来，推动社会进步应该具有一定的邦助作用。

（家乡田野一角）

一，当时农村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全党讲政冶，全民学大寨，全党实行一元化领导，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抓就灵，积极分子表扬会，落后分子批评会，对地，富，反，坏，右的批斗会说开就开，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呀等等，一不小心就变成落后社员了。

(下图正是当时-农村政冶氛围的真实写照)

那时，日常生活当中还很看重阶级成份，，阶级成份分四类，第一类为贫农，政治地位是最高的。第二类是中农，又细分为下中农与上中农，下中农的地位次于贫农，贫农与下中农统称为贫下中农，是党的力量，国家的主人。第三类富农，政治地位稍好于地主。第四类是地主，几乎无政治地位。富农和地主属于被专政的对象，他们及其子女不能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不能入团，入党，当兵，读书受限制，更不能当选大队，生产队干部，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消了阶级成份，那顶扣在他们头上，脱不了，扔不掉的反动帽子终被历史摘掉焚烧了。从此没有了地主，富农，贫农之界限了，都成为了国家主人。

(下图是当时批斗地主，富农场景)/

二，当时农村基层组织架构及集体经济

(下图为上大坑深井坳五百余亩村级林场)

七十年代农村基本都是公社一大队一生产队三级组织架构，那时我们大队叫前进大队，设有大队党支部和大队革委会，有支书1人，副支书兼革委主任1人，大队会计1人，民兵营长兼治保主任1人。妇女主任，团支书，大队出纳还不是大队干部正式序列，属大队副职干部。(后妇女主任都兼任了大队计生专干)

七十年代的大队干部权力可大啦，真不可小觑，他们当中的多数子女都得到了权力的优先优待。入党优先，当老师优先，推荐读大学，当国家干部，当国家工人优先，而没有当干部的家庭子女，注定是当农民的命，你想出人头地，那是望尘莫及，拿自已来说，申请入党，他们说我父亲解放前当过甲长，叔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当过三青团员，要慎重，要多考察，结果考察了12年还没考察好。想当个民办老师，他们说我家姐姐已当老师了，不能一家出两个老师，宁愿选了两个有关系的初中都未毕业的人当了大队民办老师。七六年春公社来了几个考察的人到我们大队和生产队，说是推荐我去读社来社去的中专，召开推荐会时，有些干部说我爱睡懒觉，不爱做家务事，不遵重父母等等，想尽一切办法，明的，暗的极力阻止，结果发给我的推荐表都还没填好，此希望和前程就被他们破灭和断送了，把我死死压在农村当了十二年地地道道的农民。，现在回想起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还不知有多少有志气，有理想，有抱负的农村优秀青年被那种无情的政治和一些无情的人物而玩弄。消失了斗志，放弃了梦想，内心感到无力回天，只好默默地在农村生活，听天由命，他们心中那种渴望与追求，无助与无奈，一般人是很难感受得了的。

(下图是公社驻村干部与大队干部的合影)

大队集体经济主要有1个大队部(含会堂)，1个养猪场，二个林场，1个碾米厂，一台手扶拖拉机，还有全大队每家每户上缴的提留款。这些经济收入主要用于公益事业，大队的办公费，还有各种会议费用，民兵，团员训练费用，以及干部及抽调人员生活补贴等等，开支项目也很多，经常也是入不敷出。

(下图是当时的大队碾米厂)

生产队干部有队长1人(有个时期叫政治指导员)副队长2人(一个管生产，一个抓付业)，妇女队长1人，会计，出纳各1人，保管兼记工员1人。

生产队队长很难当，没有特权，队里大大小小的事都要亲力亲为，吃苦在前，享受于后，开工要走在别人前面，收工要排在最后面，脏活累活別人不愿做或做不了的农活，队长必须做。但当时能当一个生产队长也是一种政治荣誉，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只有贫下中农才有资格当队长，是群众真正的贴心人，带头人。

(下图是生产队干部正在做计划生育工作)

生产队集体经济很少，个别生产队也办了集体猪场，多数队里一年收入主要来自粮食生产，极少数的付业款，还有快到年终社员交的出售牲猪款，我们队里还有一片竹山，每年能卖楠竹几万斤，以2元/100斤，收入也有百数上千元。还有几个手艺人，1个木匠，1个裁缝，2个篾匠，他们走村串户去做工，争来的钱交生产队记工分。这些收入生产队都会并入到年终决算分配。

(下图是生产队猪埸饲养员正在喂猪食)

　　三，那个时期是计划经济的票证年代

那个时期，国内运动正酣，个別干部抓阶级斗争比抓生产还来劲，还上瘾。造成社会物质极度匮乏，票证供给制由此迈向了颠峰。

(下图是七十年代使用过的部分票证)

/，布票，七十年代对很多地道的农民来说，布票还显得比较充盈，按家庭人口，不论大人小孩，每人每年1丈4尺5寸布票，大人缝一套衣裤足够了，小孩呢缝一套还有剩，可是啊，那时因为太穷，有很多家庭有票无钱买布，不少人用几条几毛钱一条的澡巾拿到染布店染黑做裤子穿。还有的人用生产队买来的尿素袋，钙镁磷等肥料袋做短衣短裤，因为那种袋子是纤维伲龙的，既轻柔又耐用。

(下图是当时所用的布票)

2，粮票：农民手里是没有粮票的，那时只有吃国家粮的人才有。老百姓想吃个包子，馒头或想买几支面条或想和粮食有关的副食品都要粮票，都难买到。

要想得到粮票，一是要有吃国家粮的亲戚，用大米或其它农产品跟他们换。二是找个理由到公社或大队开个证明，拿大米和茶油到当地粮点等量兑换。那时农民真苦呀。

(下图是当时的全国通用粮票)。

3，其他各种各样的票证多如牛毛，我记忆中，除食盐未凭票供应外，其他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商品都要票，什么糖票，油票，肉票，肥皂票，连煤油都要票。记得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一来无钱，二来无票，衣服太脏了母亲用稻草灰泡水或用茶枯饼泡水洗衣去汚，头发有汗臭了也用稻草灰和茶枯泡水冼发。天黑了，无钱在每个房间装电灯，父亲只好用刀劈成那种又细又长的松光或用葵花杆浸泡晒干后照明。那时农民想赚一块钱都无处可施，16个鸡蛋才能换回1元钱，1元钱又到商店换回几斤食盐，所以，有些人手里分发有票证，但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去购买，票证只好送人或丢在抽屉里过期作废了。

(下图是当时的斤，两票证)

四，七十年代农村的计酬制度

当时农村是集体制度，而且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时期，参加生产队劳动称为出工，用工分计酬，工分计酬有两种，一种是红工工分，一种是定额工分，到了年终，将红工工分加定额工分就得出了某一个人的全年工分。

(下图是当时生产队记工薄格式表)。

　　1，红工工分：(当时也有叫大寨工分)就是生产队所有男女劳动力出工后，在某一个时段，或半年或几个月，全体劳动力集中到队委会坐在起，逐一进行评定工分，由队长报一个人的名字，全体社员讨论，比如队长报出王五这人后，大家发表意见，有人提议可评10分，但要得到90%的社员同意才确准。在我们队里，10分就是一个红工工分，所谓某件事要三个红工才能完成，意即是要30分才能做好，那时，一般青壮年，体力好的，做事肯吃苦的男同志都能评上10分，女同志最高可评8分。

我们那儿全队设有一个记工员，记工员用记工薄登记每个人每天的出工情况，早工，上午，下午在做什么事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一个月一本，一个月一个小累计，比如张山六月份出早工12个，出日工30天，记工员就会按照社员会上对张山评定红工分进行计算，若张山红工每天是10分，其六月份的工分是：早工(12➗3)X10二40(三个早工抵一天)。红工30x10二300。总分：300十40二340分

(下图是全体社员在队委会会议室评定红工工分)

2，定额工分：定额工分也可说是针对某段时期的某项农活为赶时间尽快完成，或由单个劳力或一个家庭小单位能做好的农活而设定定额工分，比如冬春的农田"三光"，积肥，送公粮，刹牛吃草等等，这些多数是用定额工分来完成的，比如送公粮，我们村离粮点只1公里多，挑一担100斤的谷子送到粮点就有1分7厘工分，一个早上可送五趟，力气大的一早上可争10多分。如早上刹草喂牛，每百斤草记2分，有的人一早上也可弄8到9分。还有如冬季农田三光，分配给你家某一片田，这片田的三光工分300分早就定额在那里(生产队有一本定额工分薄，由队长或会计掌管)，你将它三天就搞完了，300分记给你，你拖拖拉拉六，七天才完成，也是给你这300分。

定额工分体现了多劳多得，也逐步打破了平均分配的不合理，所以，在当时很多年青人就很喜欢搞定额工分。

定额工分也有专人登记，年终生产队决算时与红工工分一并统计，两项相加得出全年工分。

(下图是生产队男女社员送公粮图片)

五，七十年代农村分配制度

分配有两种，一种是以人头为单位的平均分配，如粮食分配，上级批复全队全年每人只能按600斤口粮标准分配，就要拿出其中一半的300斤作基本口粮，按全队总人口平均每人300斤，另外300斤才按第二种以工分为单位的按劳分配。总体上是以平均分配为基础的按劳分配制度，这既保证了人人有饭吃，又体现了多劳多得。

(下图是各队会计搞年终分配的武器一一算盘，那时农村没有现在的电子计算器)

1，粮食分配，那时各生产队进行年终分配也不能各行其事，要报分配方案到大队：方案要包括：A：全队稻田总面积，本年度获得粮食总产?万斤(亩产平均?斤)。B：全年上缴国家征，定购任务?万斤并完成情况，双超粮，战备储备粮任务?万斤并完成情况。C：全队总人口。d：全队除完成上缴，留足储备，种子等用粮外，当年可分配?万斤粮食。E：申请全队人平分配标准500斤或600斤。大队接到申报方案后，召开大队两委会议讨论研究，逐一确定各队的口粮标准，并造册报公社党委备案，如无变化，大队下通知给各生产队，就可以进行分配了。

(下图是78年杂交水稻获得全面大丰收景象)

那个时期，政治压倒一切，干部的话就是圣旨，他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比如粮食标准来说，宁肯饿肚皮，也要大喊讲风格比贡献，明明该队除完成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明明还有粮食可分配给社员，但就是不准分，批了500斤就是500斤，600斤就是600斤，多1斤也不行，多余的粮食宁愿堆在仓库里喂老鼠或讲风格借给別队的人吃。自己本队人生产的粮食也不能多吃一点点，这就是当年的分配土政策。

(下图是邻近村社员挎着方布袋，肩挑箩筐去借粮的情景)

2，工分，实物，现金等核算分配，

(1)，几件具体事项的出榜公布：

A：全年总工分，以人，户为单位出榜公布。(包括外调劳力，民办教师，现役军人等相关人员的工分参照落实情况)

B：按人头所分得的基本口粮和工分粮，以户为单位出榜公布(比如我队基本口粮300斤/人，工分粮2斤/10分)。

C：社员现金往来，以户为单位出榜公布(包括收入，支出两部分)。

d：生产队全年收，支情况汇总表(会计，出纳，保管员年终记帐得出此表)。

(各地公布的事项不尽相同，这里仅举例)

(2)，核算求出一个分值(通常所说每个定额即每10分分值多少钱)。简单地说是将全队全年所有收入(主要是粮食，付业，养猪及其它零星收入累总，除去全年生产资料费用以及留足来年必要的生产，办公费用等々)除以全队总工分得出每10分的分值，然后以户核算。(注：1977和1978两年我队每个定额即每10分分值是0,58元)

举例：李四家(以1977年我队状况为基数)

1，基本情况：全家5口人，男，女劳力各1人，全年全家累计总工分为9000分。(其中劳动工分7800分，上交牲猪款拆分1200分)

2，应分粮食：A，基本口粮5人X300斤二1500斤。B，工分粮9000分X2斤/10分二1800斤。C，牲猪款奖励指标粮80斤。合计全年全家粮食3380斤，每月平均281,67斤，人均月平56,33斤。

3，现金收入：A，收入，总工分9000分X 0,58/10分二552,00元。B，支出，粮食款3380斤X9,50元/100斤二321,10元(当时国家粮食定价是9,50元/100斤稻谷)，平时向队里支取现金及小项农产品折价57,00元，合计支出378,10元，两品：552,00元一378,10元二173,90元。

(年终决算我未具体参与，只知大概，细节很多，各队情况不一，此上如有不符，望谅，我只还原一些历史事实)

(下图是生产队会计年终决算表之一).

六，那个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

农村合作医疗是六十年代响应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而诞生的农村一件伟大的新鲜事物。

它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用大队公益金投资为每位社员每年缴纳5,00元左右，社员个人每年缴纳1,00元的共同集资办医疗的有效尝试和保健制度，同时直接催生了农村半农半医的医护人员一赤脚医生。

记得我们大队合作医疗室(也叫医疗点)就设在大队部楼下的一间大房子里，室内陈设简陋，一张桌子，几把櫈子，一个棕色带有红十字的皮保健箱，一个听诊器，一个支体测温表，一个装有少量药品小药柜。药品很少，最主要的是阿司匹林和感冒，退烧，腹泻，痢疾等最常见病，多发病，小病，小灾的药品。

(下图是七十年代大队合作医疗室)

赤脚医生也是由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研究挑选出来的，必须是贫下中农子弟，政治可靠，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肯吃苦，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而且还要有大公无私精神。

赤脚医生首先必须参加县，公社一些机构的短期培训，并到公社卫生院跟班实习一段时间，经县，公社卫生主管部门鉴定后才能到其所在大队走村串户，给社员看病，开药，打针。

那时我们大队有12个生产队，按地理位置分成三个片，赤脚医生会每隔3到5天轮流下队巡疗。尽管当时农村生活清贫，却很少有人生病，即使生病也只有感冒，发烧，头痛脑热什么的，赤脚医生开几粒药丸子吃了就好了，仅需几分钱，最多也就几毛钱。

赤脚医生那时还承担象现在的疾病预防和小儿预防接种等工作，他(她)们每到农活忙时或者不需出诊时，也要卷起袖子扎起裤子与同队社员一块出工下地劳动。

(下图是赤脚医生下队给小儿检查身体，准备注射接种预防针)

七，那个时期的农村教育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的农村几乎村村设有小学，甚至多所小学，一是为了孩子就近上学，也方便家长上工干活。二是那时设一所小学也简单，只要当地群众要求高，大队同意，写个报告给公社管教育的领导和公社学区，一般是会批准设置的，老师反正是到队上记工分，课，桌，椅，櫈可以自家带。小学生都在自已村子里的学校上学，成群结队，无论年龄大小，从来没有家长接送，学校硬件设施很简陋，可那时也不觉得艰苦。

我们大队有12个生产队，1100来口人，按地理位置分为三个片，记得74,75,76那几年高峰时达到5所学校。一所初中(竹石坳)，一所完全小学(大队部)，中洞小学，龙江小学，陈家小学。学校老师多是本大队民办制的，只有1一2名由公社学区统一安排来的国字号教师。

当时的小学是五年制，初中，高中是二年制，小学是春节入学，即发蒙读小学第一册是春季的3月1日，小学，初中不用考试，直接入学，高中也不用考试，是由所谓的群众推荐，实则是大队干部决定入学的，只有贫下中农的子弟才有资格被推荐，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弟是没资格读高中的。

那时的学费不高，小学1至2元一学期，初中2,5元一学期，但尽管如此，这点学费对部分人来说还是有点困难，但那时政策好，会实行减免，不会使学生缀学的。

(下图是七十年代大队中心小学校)

　　那个时候的教育质量也是很一般的，一是国家教学大纲编制的影响，二是当时社会风气影响，三是老师的教学能力参差不齐，四是学校偏辟，学生少，个别小学全校才十多二十几个学生，编有三个年级，且都挤在一个教室，老师一节课分别要讲三个教材不同的内容，，同样一个课时，这些偏辟学校的学生只接受了三分之一的老师授业。而且从小学到初中，名目繁多的学工，学农，学兵，学商等々活动，这样的环境也确是很难提高质量的。

到了1977年全部改变了，高考恢复了，小学六年制了，个别偏辟，生源太少的小学校取消了，夏季的9月1日入学了，初中，高中三年制了，高中推荐制取消了，从此，农村教育也逐步步入了正常轨道。

(下图是小学老师在给学生上课)

四十多年过去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东西消失了，永远无法找回了，就像秋日飘落的叶子，有些随风，有些如梦。我们只有在心中默默回忆，默默地怀念……

以上回忆不很全面，类似的也各地不同，文中出现不妥处，请谅解。

2017年8月写于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