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 母亲一生在油都没有吃的年代里一共生了十个孩子,在58年前后,在恨不能易子而食的饥饿里,母亲和父亲吃树啃草留下了我哥这根独苗。直到1965年,自然灾害缓过来,母亲几乎枯竭的身体意外的诞下我,接着又有了我妺。所以我这一生只有姊妹三个,而我哥比我大十二岁。<br /></b><b>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终年背着药罐,呆笨胆小,怯懦无能。最早的记忆,是一个深冬的夜晚,有咿呀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睁开眼睛,在昏暗的煤油灯光里,看见了爸爸和妈妈,问是什么声音,爸爸说是猫叫,让我睡觉,实际上,那𠵱咿呀的声音就是我妹来到人世间的第一次啼哭。<br /></b><b> 实际上我只比我妹妹大了三岁,我家当时住的是两进的老房子,中间有天井,四周是熏黑的板壁,楼板上老鼠跑的叮咚作响,燕子从天井里飞来,在屋角屋梁上做窝,厨房边上有鸡笼,母鸡在下蛋后功臣般的在屋内边走边叫,公鸡有时会绕着母鸡咕咕咕的私语,小猫小狗的各自蜷伏在水磨砖的地上,蛇时常出没在鸡笼或燕窝边,当时的妹妹睡在摇窝里,用棉被裹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田里干活,就把我和妹妹锁在家里,让我照看妹妹。妹妹醒了,哭了,我哄不歇,不知道是饿了,我把妹妹抱着放在摇窝的一头,我想爬进摇窝另一头,陪她玩,可我不知道,我比她重许多啊,摇窝瞬间翻了,我的头磕在了房子柱子下的方麻石上了,流的血和头发粘在一起,妹妹掉在棉被里,无恙。母亲回来,我不敢如实说,晚上母亲给我洗脚,手无意中按住我的伤口,我疼的裂嘴,母亲才发现了,剪了我伤口上头发,不知道弄点什么灰敷上了。<br /></b><b> 妹妹长大了,比我结实,比我健康,比我聪明,更比我调皮。因此也常常被母亲用细竹子条抽打的从堂前跑到屋后。最严重的一次,她用竹杆,顶端扎着铁丝圈,铁丝圈上绑着一个塑料袋,在我家菜园地边的后墙上抓了一罐头瓶马蜂,我躲在远处的角落里默默的看着,十岁左右的她,用做好的竹竿网兜瞄准飞舞的马蜂,把它摁住,顺着墙面往下拖,拖到地面用罐头瓶装着,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不记得是怎么东窗事发的,反正被母亲用绳子捆在柱子上打的鬼哭狼嚎,还用砍柴的弯刀吓唬她,再犯砍下她的手⋯⋯之后上树下河,仍打过几回。<br /></b><b> 因为母亲溺爱的缘故,妹妹只读了初一,并赋闲在家,因为爸爸的勤劳,地里永远有干不完的活。我和妹妹都去地里干活,我体弱,她比我干的多。长到十六七岁的样子,母亲叫哥哥托熟人在泾县城里给妹妹找了师傅学裁缝。妹妹很聪明,什么样式的衣服,她只要看一眼就会做。<br /></b><b> 哥哥当时在大队的碾米厂工作,会开拖拉机和汽车。当时考上高中的我,母亲死活不让念,是哥哥拿了十元钱,用我卖冰棍的木箱子装了我的日用品,骑着大杠自行车送我去黄田念了高中。我因病没有参加高考,又回到了村里。哥哥是文革前的小学肄业,当时算是很有文化的人了,他经常带文学杂志或小说回来,我就忙里偷闲的看,他还买了录音机,我和妹妹经常把录音机放在田埂上放着流行歌曲,在田间地头干活,那是我们青春时光里最惬意的生活了!<br /></b><b> 十九岁那年,我得了胃出血,在榔桥医院几度昏迷,因为没有血源,我在死亡边缘徘徊,父母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记忆犹新。妹妹告诉我,医生为了给我打救命针差点摔倒,是哥哥开着小货车,在车拦杆上绑着麻绳形成网状,然后把睡在凉床上面的我放在绳网上,连夜转到泾县医院,输了两斤血,救了我一命。没有哥哥,就没有我了。我至今还记得我的主治医生王后玮,他至今还认识我。<br /></b><b> 妹妹总喜欢偷偷地穿我的衣服和鞋,偷看人家给我写的情书,我22岁,做了老师了,还因为她讨了爸爸的一顿打。因为第二天我要去外校听课,特地把我唯一的一双白力士鞋洗净贴上卫生纸晒干,准备第二天穿。当我下班回家,却看到妹妹正穿着那双白力士鞋在院里的水泥地上跳房子,鞋子上还有两个黑色的脚印,我火冒三丈,厉声叫她脱了来,她毫不理会,我就跟她拉扯,爸爸看到,拿个竹棍对我小腿肚上来了一下,我没吭声,爸爸也打了妹妹一下,那知她厉声尖叫,哭声震天,一屁股坐地上,我爸以为没打着我,又补了我一下。晚上两个人在一起洗脚,挽起裤脚,她一看我小腿上的二条红杠,狡黠的笑了。</b><br /><b> </b></h1> <h1><b> 后来我们三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哥哥和妹妹相隔不远,我在外东奔西走讨生活,只能逢年过节才相聚。可是不管我在哪儿,我最牵挂的还是我哥我妹,现在我们都过半百年纪,各自都有了病痛的折磨,子女又没有一个在身边的。老之将至,相聚越来越少,又不知道来世还能不能做姊妺,忽然有了伤感,翻遍所有相册,只有这三张相片。</b></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