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少年:夏官营兰空大院记忆(中篇)

安隐之地

　　他们成群结伙走来，却总是让我无法靠近。

你们去哪里？带上我。

大地是虚幻的，天空也有些飘忽。太阳，亮，并不刺眼，像一个悬浮在高原上空的蛋黄。

嗯，是个做白日梦的好时候。

　　精神生活，这是我后来长大才弄明白的一个高端名词。但只要我每次回想少年时的生活，这个高大上的概念，都会有了无比生动真实的意义。那时的我们，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是贫乏的，精神生活也同样面临着饥渴。而在那样的年代，为数不多的电影就是我们的精神大餐。

在我的大脑中，有关看电影的那些记忆，充满了一个个凌乱、好玩却又多少有些心酸的画面。处在精神饥饿期的我们，如同天天吃着土豆、白菜常年不变的标配食物，一年年地看着那些不知看了多少遍的电影，反复咀嚼着那些电影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意义，还有那些有限的几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电影的异域情调。每次大操场放电影，我们伴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唱腔和剧情，坐在小板凳上耷拉个脑袋打瞌睡，但即便再困，也不愿中途离场，要的就是那个响动和热闹。电影散场，总能看到有那么几个小孩，还窝在小板凳上，栽歪着头呼呼大睡。我们能背下电影中大段台词对话，把电影中的许多情节当成游戏一样模仿表演。我们甚至用电影中的人物给同学起外号，像吉尔吉、马小辫、鬼子、六百工分等等。

1973年春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上映了。大院放映的那天一大早，消息就传开了，传说看这部电影要准备手绢，因为剧情太感人了。下午，电影队早早就开始在大操场中央支杆子拉银幕，因为操场西头的银幕架子小了。要知道，这次放的是宽银幕彩色电影，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宽银幕，大院的人都兴奋得不得了，早早就搬着小凳子去操场占位子，天还没黑，各连队和家属小孩已经黑压压坐了一大片，银幕的正面反面都是人，由于周围部队都组织来观看，一场坐不下，当晚又加映一场，一直放到半夜。影片中花妮和顺妮姐妹俩的悲惨命运，真是十足的“催泪弹”，看得所有的人眼泪哗哗的。

罗马尼亚的电影，像《沸腾的生活》《多瑙河之波》《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都可以说是严重影响我们这些孩子三观的电影了，不仅有男女搂搂抱抱的镜头，《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中，还有穿着类似比基尼一样暴露的女郎镜头，每次看，都能引起孩子们的一阵起哄，个个装着不想看，却又盯得很是用心。

阿尔巴尼亚电影，我们都看不太懂《第八个是铜像》那种倒序、插序的电影表现形式，觉得剧情太烧脑。《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一些经典的画面和情节，像这些台词：“把枪交给吉尔吉。”“夜猫子可回窝了。”“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还有游击队员潜入敌军火库，抱走成排成箱的枪支弹药，女游击队员牺牲前被敌人带到高处最后看一眼美丽家乡的场面，都长久地留在了我们记忆中。

“赶快上山吧游击队员，敌人的末日就要来到……”我们时常唱着这样的歌，略带悲壮的走在上学路上。我们还模仿着《地下游击队》的情节，写了很多“今晚八点半到教堂开会”的纸条，做神秘状，塞到许多人家的门缝里。直到今天我都认为，那一年大院里发生的所谓惊天大案，就是几个孩子从军械仓库中弄出了几支枪和不少子弹的事，一定也是受了这些电影的影响，并且应该是可以原谅的。

那时的我们真的很难分清自己是生活在现实还是电影所布设的世界中，近于真实，近于单纯，也近于荒诞。

说点题外话，1975年的一天晚上，大操场上正放电影，突然人群躁动起来，有人指着天空嚷嚷。这时，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不明飞行物UFO，两头细中间粗呈橄榄型，旋转着拖曳出尾光，在高远浩渺的夜空中缓缓飞过。

这比1970年4月那次，全院人接到通知，夜里都跑出来仰望东方红一号卫星划过夜空还要神奇。后来我讲给别人听，居然没人相信。

那时候，看露天电影的快乐场景大概各地都一样吧。可惜，没法找到我们当年在大操场放电影的照片。

那时的电影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我想，是给了我们一个世界吧，由此少年的梦才有了些缤纷。

大操场东头有单双杠，西头有联合器械。除了放电影，这个大操场还承载着我们更多的快乐。

　 和许多军队大院一样，我们大院儿在那时也放映一种特殊的影片，这就是内部片。这类片子，是不让家属小孩看的，每次都在大礼堂放，机关干部组织观看。礼堂门口纠察都很严，外面聚着我们这些无望的孩子们。

　 什么叫百爪挠心？这个词所呈现的状态和感受，我们那时是真切体会到了。当时，放苏联电影《解放》，八个小时，中间干部们还要休息，回家吃过饭，接着看。而我们，一个个可怜巴巴的守在礼堂边上，一刻也不想离开。还有日本电影《三本五十六》《啊，海军》和《军阀》，放映时，我们在外面听着礼堂里不时传出电影里的对话、喊叫和枪炮声，急得在外面上跳下窜。

我们一帮孩子先是冒险顺着外墙的排水管趴上二楼，被纠察抓住递解出来后，我们又跑到礼堂后台外，不知谁先把通往后台的下水道铁盖掀开了，我们一个个钻进下水道，在密布的一根根铁管间爬行，从后台的出口溜进了礼堂，进去一看，银幕的后面，已经坐了长长一溜小孩了。我们离银幕的距离，不过只有二三米远，银幕上的人几乎就压在了我们的身上。我记得进去时看的是《军阀》，正好是枪决政变的日本军人的画面，军人高喊着天皇万岁。扩音器就在我们边上，声音太响了，加上冷不丁看到这一场面，觉得头都要炸了。惊魂还未定下来，有人喊了声：“纠察！跑！”大家一轰而散，有跳窗的，有钻洞的，真是狼狈不堪。

第二天，一切都平静了下来。我们几个伙伴，就如同罪犯总是留恋犯罪现场一样，又来到礼堂那儿，看着昨天爬过的水管、钻过的下水道，对自己当时哪儿来的巨大勇气真是感到不可思议。

这些年才完整地恶补看了这批内部片，但时过境迁，已经再也找不到那时百爪挠心拼命一看的心气劲了。

　　除了每周有电影看，军区空军的文工团还会时常在大礼堂给大院儿的军人和家属子女搞一些汇报演出。文工团，那是我们这个院儿的文艺中心，那些男女文工团员的做派，也是大院儿孩子们暗自艳羡和模仿的对象，当时若说谁家孩子长得好，标准就是“你看人家长得，像文工团的。”至今想起来，我也就记住了天津琴书《送苹果》，伴奏的乐器以扬琴为主，一篮苹果墙里墙外扔来扔去。

逢年过节，兰州市歌舞团、杂技团这些专业文艺团体和兰炼、兰化的宣传队都会来大院慰问演出。每场演出开始时，漂亮的女报幕员从幕布后袅袅闪出，美目顾盼往台下那么一扫，先就电麻了一批人，接着，声音清脆地那么一声“慰问演出现在开始！”那态、那派，立时就激起台下干部战士和家属小孩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地方上的文艺团队是新面孔，又有着与部队文工团员不一样的气质，总之，两个字，新鲜。

我们学校的业余宣传队，在榆中县各中学里，也是小有名气的。有一年，全县学校搞文艺汇演，我校宣传队排了个节目，是歌舞《火车向着韶山跑》，结束退场时编排了一套动作，是七八个女生排成一列火车行驶的样子，各自一只手搭在前一人肩上，另一只手曲臂挥动做车轮状，边唱出呜呜——轰隆隆——的鸣笛声边退场。演出时，到了退场一段，女生们来到了舞台边，就要下场了，台下也响起了观众的掌声。做车头的同学一转身，又多来了一个通场，火车向舞台的另一面开去。台下的观众先是一楞，接着发出更加热烈的掌声，这掌声也刹不住闸了，一直把这列调皮的火车送了下去，还是停不下来，可见我榆中人民是多么喜欢这列开往韶山的单程车呵。

宣传队算是一演成名，学校的艺术指导是教音乐的宫老师，原来是唱陕西迷胡戏的女演员，随了军才来当的老师，她一看县上的观众这么热情，一时兴起，也没跟谁说，就跑到台上，对着台下的观众说：“我在这里给大家清唱一段陕西迷胡戏。”临时加的这个节目，让台下的观众兴奋异常。宫老师一起调，清亮高亢，这专业的唱腔、嗓音，一下把榆中人民镇住了。唱到一半，宫老师忽然停了下来说：“对不起，后面的词忘了，好久不唱了。”然后就不好意思地退了场。这时，台下掌声那才叫一个雷动，弄得宫老师又上去谢了两次幕才算平息。

那时，凡是有点音乐细胞的孩子，家里大凡都会有一二样乐器，标配大概就是上海造凤凰牌口琴和笛子了，那时笛膜也是稀罕物，我们常用的，就是大葱剥了外皮里面那一层薄薄的皮。口琴更成为我们搞文艺小聚会时不可少的乐器，最有创意的是合奏时，我们还按着点敲着箱子和碗盆，弄得动静很大，这大概就是我们的摇滚启蒙吧。

对于口琴的感情我一直保持至今，写到这里时，楼下有人正吹着口琴曲，令人怀旧的口琴声飘进了我的书房。我的手停在电脑的键盘上，静静听着。

此时，心像泊了岸，无波无澜。

学校的宣传队在县上演出，榆中人民是欢迎滴。

大礼堂，大院的地标性建筑，相信绝大数大院人都在此留过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