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丰佚事:似水年殇

子林

　　1973年8月正是气象意义上的三伏天，大地被太阳烤的热辣辣的，到处蒸腾着热气，某日，苗丰一队一个来自上海农场的"知青"，年仅二十五岁的陈贵洪以残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年青鲜活的生命在火热的夏日里嘎然而止。

没有棺木，没有哭丧人，一块门板，一张芦席便是陈贵洪带走的全部，这，让善良的苗丰人唏嘘不已。

落葬队伍从一队过来，经二队大场向东洼墓地走去，就6个人，4人一抬，面色苍白的龙琪，落在最后的是一队的队长。队伍风飕飕地走，除了脚步和挑夫压抑的呼吸声，没有其他声音。围观的乡亲们安静地目送他们走过，好像怕惊扰什么。

队伍一过，我也随着人们来到陈贵洪的事发现场，陈贵洪的家门口。

哈唏，这还算个家吗？

五根毛竹搭在土块墙上，葵花杆綑绑的屋架，芦杆编织的门扭着身，有气无力地斜靠在墙边，铺着油毛毡的屋顶用三道茅草绳吊着几块砖压的屋顶，墙高约2米，10多平米的屋里有一张芦席床，一只二眼灶，三只类似木质包装箱垒成的桌子，二只木板矮櫈，床头一摞书籍，一只没有罩的煤油灯。

这是我至今见过的最最彻底的无产阶级家庭了。

屋外约莫40岁左右一个壮汉向人们讲述并模拟一天前发生的自刎案。

"就是这把平时铲㶽灰的菜刀"。

"用这把锉刀"

他用劲在菜刀口来回比划着。

"看着这豁口了是不是"？

"你摸摸这刀口"。

"就这样"！

壮汉用菜刀在颈脖上作抺的动作，引得胆小的众人一声惊叫。

离这屋约摸70多米处一幢堂屋就是陈贵洪丈母娘家。一幢靠政府下放落户专用款贴资搭建的普通农舍，尽管也是茅草房，但红砖白缝的墙壁和粗大圆整的衫木结构屋架与陈贵洪那屋相比有了相当的反差，也多了份格外的沉重。

陈贵洪的自刎宣告了这对知青组合的家庭的消亡。

　　大丰.上海农场:上海市的飞地！

每当国家经济政治发生重大困难或变故，总会发生牵动和影响一大批百姓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人口大迁徙。

1949年的上海并非天堂，据新政权的统计，当时上海有500万人，其中失业，无业的"消费性"人口竞达300万人，这些"游民"主体来自苏北，现实是上海不接纳，老家不想回，这是当局重建上海最"头痛的事"。1949年底上海进行了一次突击收容，三天收容了5000多名小偷，乞丐，扒手(团伙作案)以及无业游民，流浪者，收容所人满为患，正在犯愁之际，1950年2月6日兵败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出动4批次17架飞机对上海狂轰烂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当时防空能力除了防空警报几乎为零，飞机一走上海城区哀鸿遍地，死亡的幽灵在大街小巷游荡，人满为患的收容所里游民们心惊胆颤担心死神光临。

上海首任市长陈毅，曾任新四军军长，长期在苏北工作，对苏北大量无主荒地印象深刻，陈毅当时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委员，可以管辖苏北行署，考虑再三，作出一个决定，要求苏北协助上海解决游民垦荒土地问题。

1950年2月26日中央华东局，上海政府，苏中行署协商划出盐城台北县(1951年取大中集，新丰两镇名称的首尾两字改称大丰县)以四岔河为中心的20万亩地荒地作为上海垦区，可以安置4万人垦荒，设立垦管局，第一批就遣送12043人。

垦区的成员组成比较复杂，有军干及家属子女，有提蓝桥监狱调来轻犯，有无业游民，流浪儿童，有刑满安置人员。

1967年中国又一轮人囗大迁徙开始，二三年时间全国各地的中学以上各类院校1700多万毕业生和无数城镇下放户纷纷落户农场农村，迁徙大潮中大丰垦区又安置6000多名上海知青，1972年垦区几经更名正式称为"上海农场"。

陈贵洪，他的家庭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我们无从了解，但上海农场这个"社会"鱼龙混杂环境，对他的社会认知视角和性格形成的影响是勿用置疑的，单从陈贵洪出事后陈家没有露面我们也能猜出一些端倪。

　　1967年，第二次人口大迁徙的知青潮把龙琪带到了苏北某地插队，知青们头一年还能坚持下田劳作，一年后下乡初期对农村的新奇感荡然无存，加之赚取的工分还不够支付口粮钱，因此干脆滞留无锡在社会游荡。

1970年龙琪一家落户苗丰一队，龙琪也告别知青组生活，迁入苗丰一队。

上海农场和苗丰之间有个地方叫大桥镇，知青们时常去上街游玩以排遣劳动的乏味。陈贵洪和龙琪偶遇相识，来往频繁。

青春期躁动和男女之间的自然需要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激情过后，龙琪生下一个女儿。

真实的生活刚开始问题就接踵而来，以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阅历来应付难度太大了。

一切都来得太快，两个小青年还没有回过神来，困难像不可逾越的大山一样横亘在面前。

其一，上海农场是国营农场，龙琪的农村户口根本进不去。

其二，陈贵洪也不想放弃国营农场的身份和那份工资(虽少却是身份的象征)。

其三，双方家庭并不认可两人的结合。

其四，在中国失去家庭经济支持的姻缘有无比的难。

还有其五其六等等我们无法揣摩，无从知晓的种种困难。

于是，接下来我们看到，陈贵洪从丈母娘家里搬出来，单住了。

于是， 穷困潦倒的陈贵洪给万盈公社写了封信，信的内容不外乎求助并夹杂了一些对现实不满的发泄抱怨。

于是，我们看到求助信很快成了政治事件。

于是，接下来我们看到陈贵洪选择了走上极端路。

于是，我们看到了文章开篇的一幕。

陈贵洪的生命就像肥皂泡，瞬间美丽了一下就没了。

清白消瘦，1.67米的个头，一身蓝色工装服，有些腼腆，一口不太标准的上海话，陈贵洪的形象从淡出记忆到慢慢被唤醒又渐渐清晰起来。　 44年过去，世事早已是物是人非，但东洼还在，墓地还在，唯一变化的是大片的盐碱地已自然消褪，寸草难长的土地已然焕发出盎然生机。 每到春天，人们来这里祭奠故人，捧一掬鮮花，点上香烛，回忆至朋亲友的音容笑貌。只有陈贵洪的坟永远没有人来祭扫，而且所谓的"坟"既没有冢，也没有碑，原有的一丁点土堆已被风霜雨雪冲刷成了平地，没有丝毫标记可以告诉偶然路过人们这地下葬着一个外来的上海知青。 "知青"是有知识的青年人吗？ 是！也不是！ "知青"在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有过作用吗？ 是！也不是！ 我真的难以回答了。 假如人生真的可能被轮回， 假如人生真的可以被选择， 陈贵洪，你会怎么做？ 但是这世界哪有什么"假如""也许"，抽刀断水水更流，逝者如斯。帝王将相们治国理政的宗旨千万条唯有一条不会变:侠皇威以平天下。 知青"这个共和国特殊时期出现的称谓，随着日月更新终将湮没在人类前行脚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