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玫瑰分外红一一一此美篇献给六十五年前绽放在抗美援朝战场的我们可颂可敬的妈妈们！

平分秋色

温馨提示：志愿军的女兵故事中的老照片、文章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志愿军女兵风采》画传中，该书版权归作者，发行权归出版社，未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使用。 美篇作者的话：1950年，美篇中这些青春焕发的志愿军女战士刚满十几岁，当祖国一声召唤，她们毅然离开故乡和学校，参军入伍，跟随入朝作战的部队，跨过鸭绿江，奔赶硝烟弥漫的朝鲜前线。为了正义为了和平，她们中的许多战友，血洒朝鲜三千里江山，长眠在异国他乡。她们用无声的庄严，壮丽地实现了人生的辉煌！她们是那个年代，乃至现在这个时代最可敬可爱的人！女兵们珍藏着的一枚枚军功章，一张张嘉奖状，最让她们自豪的是她们曾经是个抗美援朝的女兵！是经历了战火考验的女兵！抗美援朝战争不仅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凯歌，而且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前　言 我荣幸地看到了由百岁老人、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 军第118 师政治委员张玉华老将军任编委会名誉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装备部副政治委员、中国将军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葛焕标将军题写书名，由志愿军后代武丽佳女士领衔，志愿军老战士曹家麟、牟元礼、刘石安和热衷于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宣传的老同志宋群基等参加编写的《志愿军女兵风采》画册的书稿。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尤其对志愿军女战士无比崇敬和无比爱戴的情感，历经艰辛完成了这部画册，作为一名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者，我既感谢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又被画册中的感人形象与生动回忆所感动，真是思绪万千，感慨连连。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被迫进行的一场战争，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也成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为新中国的巩固、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1840 年以来，中国除1931—1945 年的抗日战争取得反法西斯侵略的胜利外，只有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的挨打受欺历史，只有任人宰割、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1949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无论当时的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没有正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这声呐喊震惊了全世界。中国人民志愿军敢于出现在朝鲜战场与美国军队作战本身，就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中国人民志愿军依靠落后武器装备打败了完全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不但美国而且整个世界，包括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国际威望，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以来的耻辱，中国人民真正地扬眉吐气了，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可以说，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了不起的正气篇。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有中国人民志愿军27 个军、10 个炮兵师、12 个空军师、10 个铁道兵师及高射炮兵、装甲兵、工兵、雷达兵、探照灯兵、公安警卫部队等，共290 余万人次参战。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导下，在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志愿军总部直接指挥下，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与朝鲜军民一道，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扬长避短，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作战。他们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永远的宝贵财富。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女兵参战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那么参战二百九十余万人次的志愿军中究竟有多少女战士？尚未见确切统计；她们在战争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也缺乏专门研究。《志愿军女兵风采》一书从文字和图像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正像志愿军老战士张培林在本书中所说的:“她们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全国解放不久，她们有的只有十四五岁就争先恐后参军。在剿匪反霸、土改征粮、修建铁路等各条战线，都有她们雀跃的英姿和银铃般的欢笑。不久，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下，她们又告别亲人和朋友，毅然跟随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成为一批志愿军女兵。”“她们是勇敢的白衣战士，在残酷的朝鲜战场上，她们为抢救伤病员奋不顾身。第一次把自己的汗水和泪水流洒在重伤员身上和烈士的遗体上。她们吓哭了，但从此消除了心理上的恐惧，不再害怕见到阵亡将士的遗体和伤员的鲜血。在战地临时医院里，她们用稚嫩的肩膀和男同志一起扛木材，抬石头，搭建防空洞。背粮、挑水、造饭，样样参加。在极端艰苦险恶的异国战场，她们是一群天使和保护神。”“她们是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志愿军战地有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文艺鼓动队伍。其中姑娘占半数，她们个个都是多面手，能歌善舞，会编会演。无论进攻防御，她们都经常深入前线，深入防空洞、战壕、坑道，视指战员为亲兄弟，有的还帮他们洗衣缝补。其间创作了成千上万个短小精干的文艺节目。通过精彩表演，传达了祖国的声音，宣扬了英模事迹，总结交流了战斗经验，活跃了战地生活，鼓舞了士气，成为志愿军战斗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正如志愿军女文工队员尹玲转述时任第12 军第35 师师长李德生对女战士的评价说：“你们是战斗的宣传员，你们说的快板，唱的每一首歌，对他们都是很大的鼓舞，是他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你们的慰问有时比我们下命令起的作用还大！……”“她们是各条战线的工作模范。在志愿军各级领率机关、各系统、各部门，随处可以看到她们的身影。女参谋、女干事、女助理员、女文秘、女文化教员、女接线员、女电报员；财务部门的女会计、女出纳，报社的女编辑、女通联、女记者等，她们以其女性固有的品格：自尊自强，不计名利，智慧、坚韧、细腻和柔情，出色地完成各自的工作任务，不断受到表扬。有的还立功受奖，获得更大的荣誉。”一言以蔽之，志愿军女战士发挥的作用是难以比拟的。《志愿军女兵风采》的重要性，不但体现在它独特的史料价值上，更重要的是把抗美援朝精神用最质朴的语言，生动、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如志愿军女战士卢霞友在书中回顾说：“我们小组从丹东过江到朝鲜新义州接重伤员，当时敌特活动猖獗，敌机狂轰滥炸，为确保伤员安全只能在夜间和朝鲜护送队的同志一起把伤员送上列车，途中遇敌机侦察扫射，我们立即停下，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有时抬送一名伤员中途要停多次，一夜之间要往返数次。有一天夜里我看见一名腿被炸断的伤员，拄着拐艰难行走，为了争取时间，当时只有十五岁的我，把他背起来就跑，当跑到列车车梯时，已累得筋疲力尽了，便顺势靠在了车梯旁，不小心头上的军帽掉了下来，那伤员看到我两条辫子，才发现我是个小姑娘，便懊悔地说，要知道你是个小丫头，宁可自己爬也不能让你背。”志愿军女战士文兴惠回忆说：“夜里，两个人背着步枪、提着走马灯，从一个山坡到另一个山坡巡逻、观察伤员病情，防止，保护伤员安全。巡视完后，两人背靠背站岗，观察四周情况。当时不怕特务和野兽侵袭，也不怕牺牲，一心想着为保家卫国做贡献。”凡此种种令我唏嘘不止的同时，感受到鼓舞、振奋和激励。最后我还想说的是，士兵是部队战斗力的基础。任何战争、战役和战斗的胜利，都是战士用一枪一弹、一滴血、一滴汗换来的。没有他们和她们的舍生忘死，就没有战争的胜利。我想说，我们需要这样研究战争历史，需要像本书编者这样为普通女战士立传。我向志愿军老前辈们致敬，向英雄的志愿军女兵们致敬！你们昨天是，今天还是，明天仍然是“最可爱的人”。   齐德学 2016 年1 月  《志愿军女兵风采》画传主编：武丽佳 副主编武将名誉主任：张玉华、葛焕标前言：齐德学副主任：曹家麟、牟元礼、宋群基顾问：马沈、张培林、刘石安封面题词：葛焕标 刘秀珍，1934年11月生，天津人，1947年入伍，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六次，被志愿军总部授予" 二级模范" 、"模范护士" 、"模范共产党员" 称号，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一级、二级国旗勋章和独立勋章，先后受到毛泽东、周总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金日成主席的亲切接见和赞扬。 宋宝华，1930年1月出生，上海人。1948年至1951年2月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1951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2月至8月，在志愿军第9兵团情报处任英文翻译。1951年9月至12月任第9兵团俘虏团英文翻译，1952年1月调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情报科任英文翻译。 王清真，1935年生，北京人。1951年1月参加志愿军，在志愿军第15军45师卫生营任卫生员。电影巜上甘岭》王兰的原型。在上甘岭战役结束后荣立二等功。她是上甘岭战场上众多坑道女护理员的杰出代表。 曹粉善，1933年5月生，朝鲜族。1952年在志愿军后勤部干部速成学校。1950年10月，我从广播中得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侵略朝鲜。当时我还是一个未满18岁的中学生，听此信息，便与十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商量去参军。此时，朝鲜红十字会受朝鲜人民军委托举办的战时救护学校要在延边招收500名女兵，我便与十几个女同学一起报了名。未料，因体检不合格我未被录取。在镇里新兵集合出发时我去送别同学。当时有一人不知何因未到，我未加思索就大声说：我去。带队的人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等一些基本情况后，当即表示同意让我参军。因无任何准备，都没来的及告诉家人，碰巧此事让一位邻居看见了，回去说我参军走了，家里才知道。在延边集中培训了5个月，1951年4月临上前线时，突然有关部门通知，我们这500名女兵是中国籍朝鲜族不应该参加朝鲜人民军，应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至此，我们才知道当错了兵，战友们按照要求把未穿过的新军装交了，换上志愿军军装。几天后，我们从安东（现丹东）出发跨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 陈碧秋，1928年12月生，四川自贡人。1949年12月入伍，1951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入朝，任34师101团宣传股任宣传队员。 陈德林，1933年10月生，四川合江县人。1951年7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入朝，在15军45师卫生科护士。……1952年1月6日，我进入上甘岭阵地，住在五圣山脚下。这次我们的防空洞特别不同，洞很深，里面有很多小洞，有进出口，那间小手术室是用敌人丢下来的照明弹"布"顶起来的，以免震动的泥土掉在伤员的身上。我们共有12人，2名医生，1名叫杜随友，1名是重大毕业的楼志功，女兵只有我和张祥珍，其余的男同志有陈国治、严学容等人。我们担负这么大战役的救护收容工作，是不分白天和黑夜的。这里的战争气味非常浓，这里除了飞机大炮的轰隆声以外，还增加了战斗的机枪声。一条条的坑道、工事随处可见，有我们志愿军的担架队、朝鲜女担架队、从后面上来的运输队、还有石吉荣组织的茶水站。上甘岭战役52年10月14日打响，自15日起战斗非常激烈，在2.0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内，每日竟落弹数十万枚，我们的手术室洞震得石头、泥土往下掉。山石被炸成粉末，气浪焰人，焦土没膝。我们在烟雾中救护伤员。10月15日凌晨，东方刚刚透亮，震天动地的轰隆声，只见30多架轰炸机排成5排，每排6驾，有时8驾，一排紧跟着一排，像老鹰一般从南边窜过来，然后在空中兜了个圈子，一架接一架俯冲下来扫射，降低高度，成堆的炸弹推下来，啸声刺耳，闪光刺目，炸弹爆炸时，冲起的气浪夹杂着弹片和飞石。这时候，我们都在坑道里不出来。几天来，阴沉的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以后就开始下雪了。我们还穿着单衣，也有穿棉衣的。打了好几天了，是10月19日，我们的"喀秋莎"、火箭炮、榴弹炮向南发起总攻，恢复了全部阵地，这一天我们的伤员少了，但远处传来黄继光牺牲的消息！首长下令要打到底、打到胜利！我们一个礼拜的战斗，从来没有睡过觉，不能坐下，一坐下来就睡着了，两个手拿重东西都拿不动，背伤员真是很困难，背不动，只有带着伤员趴着前进，伤员真是可怜，但从来没有一个伤员叫过痛，这几天雨夹雪，松土变成了稀泥，弹坑变成了泥坑，给我们转运伤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全身全是雪、血、泥土，伤员更不用说了，也没有衣服换。后边运输物资的人员上来，回去把伤员带走，这些连续不断的人流，在炮声、枪声、炸弹声中完成战斗任务。我们的伤员在前方是不能停留的，断腿、缺手的、肠子打出来的、头部负伤的，都要及时处理，脚手不能保的马上进行手术截肢，腹部伤的要把肠子清洗后，看看有无伤口，然后再缝合。我们每天在洞外埋葬成堆的战友的脚和手，心里非常的难过，我自己也在这里度过了18岁的生日。打了20多天，把我们换下来，回到了收容所，后来在一次救护伤员的途中，我的左脚负伤了。 陈嘉陵，1931年生，四川宜宾人。1949年12月入伍，在12军随校文工队军文工团文艺兵，1951年1954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入朝，两次荣立三等功，多次受嘉奖。 陈良识，1932年8月生，上海人。1947年3月进入上海中国国货公司，1948年2月在该公司任练习生时参加中共地下党。1949年8月入伍，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政治部秘书处任文书。曾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荣立三等功。 陈锡媛，1929年11月生，四川富顺人。1949年12月入伍，1951年3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入朝。 冯朝壁，1930年7月生，重庆合川人。1950年1月参军在12军军政大学学习，1951年12月入朝，在12军34师司令部工作。 陈猗凡，1930年3月生。，湖南常德人。1949年8月参军，1951年入党，1951年3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337团入朝，团部文化教员，1952年、1953年各立两次三等功。 邓翠华，1933年7月生，广西马山县。1949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桂西游击队第三支队，195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113师宣传队宣传员，1950年10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入朝，先后在38军113师宣传队任宣传员，38军113师炮兵团工作员、文化教员等职。作战期间荣立二等功一次。 邓淑君，1932年12月生，江苏无锡人，1950年2月入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20军知识青年训练班，不久知识青年训练班改为教导团。 1950年10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赴朝，分配在58师医疗队手术室。……1952年初，美国鬼子在朝鲜战场发动细菌战，对我志愿军住所投放老鼠等制造鼠疫，为避免伤员受到鼠疫感染，我们全力以赴，既做好抢救伤员的工作，又自制灭鼠工具，有效地遏制了鼠疫的蔓延…… 邓治清，1933年生，四川简阳县人。1949年11月入伍。进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1军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分配到第12军31师91团卫生队任文化教员。1950年10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入朝。战场前线救治伤员环境异常严酷危险，我们女卫生兵除给伤员止血. 包扎. 换药打针等急救性工作之外，还和男卫生兵一样，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扫射的危险，主动承担接受从前线撒下来伤员的转运工作，和战友们一起，不畏惧被病毒细菌传染的危险，上山寻找并扑灭敌机投下的带细菌和病毒的各类昆虫. 老鼠，多次粉碎了敌人的细菌战。当部队爆发夜盲症时，给战友送药送水和男战友一起打坑道挖掩体，坚守在艰苦危险的前线。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定后，十二军整建制撒回祖国，而我随战地医院仍留驻朝鲜战场，接受着不见硝烟的战斗任务。 邓祖琪，1934年8月出生，南京人。1950年11月入伍。1951年3月随志愿军第12军入朝，任志愿军34师文工队员，后任12军文工团员。 丁桂芳，1930年9月生，辽宁庄河县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志愿军第八兵站卫生所从事医务工作，同年3月入朝，1953年编入到沈阳军区营房部工作。 杜念沪，1930年生，1948年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学院，1949年参军入华东军大，1952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入朝。 范道衡，1928年6月出生，重庆人，重庆国立女师学院参军入伍，1951年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及上甘岭等战役。在抗美援朝战斗中，当时的夜行军对我们没经过锻练的学生来讲，就是个极大的考验，特别是我，***山峦起伏，盘山路多又有溪流，常常要爬山涉水，白天有敌机轰炸扫射，部队都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我因工作需要，除了必要的行装外也要背个收音机，象个朩盒子背在背上，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走，一不小心就把脚扭伤了，这还是刚入朝不久，是医院李政委的坐骑帮我驮到了宿营地，以后的行军中，我的脚总是红肿疼痛，休息一段时间会好一些，后来听卫生员说，因为我是平底脚不可能完全好，我只好咬牙坚持行军，有时实在走不动掉队进了收容队，跟着他们走没几个人，离开大部队黑夜经过密密的树林心里非常恐惧，看不见战友也不敢吭声，硬着头皮往前赶，直到追上大部队才放下心来，过后再也不愿离开院部同志们，紧跟大部队行军。五次战役，部队北撤过昭阳江，敌方封锁厉害，常常炮轰，敌机又来回在那儿侦察，并向地面不断扫射，我们跟着领队的过江，一路小跑，敌机来了就赶紧隐蔽，敌机走了又爬起来跑，那时己把生死置之度外，跑过敌人封锁线就是胜利，过封锁区时在山旁路边有不少朝鲜老乡抢修公路时牺牲了，被炸的血肉模糊，肢体不全惨不忍暏。 弓世凯，1929年10月生，山西沁源人。1950年12月参军，1951年3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总医院入朝，先后在总医院药房、180师后卫生所护士、护士长等职，受过多次表彰、奖励。一一一1951年3月，我随60军总医院入朝时在药房工作，我们三四个女同志跟一辆马车行军，车上装满了药品。领导交待，人在、马车、药品就得在。部队刚过鸭绿江不久，就遇到了美国飞机的轰炸，白天无法多走，晚上行军又有敌人照明弹的威胁，如被敌人发现，就会引来敌机的狂轰滥炸。我们只得就地停下不动，等敌机飞走后，再往前走。有一次，我们有两个女战士实在跟不上马车了，只好用被包带一头捆在马车上，另一头捆在自己的腰上，被马车拉着跑，这样虽然很累，但始终没有掉队。 韩德林，1933年7月生，湖北红安县人。1949年10月入伍。第12军军大三大队22队学员，1950年分配到第12军34师通讯科，1951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入朝。 贺应芳，1929年生，重庆人。1951年3月随12军赴朝参战，不久调师部宣传科任战地记者（是12军三个师惟一的女记者）。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东海岸反登陆设防。所撰写的战地报道多次被新华社志愿军分社等报刊采用。 　　胡华敏，1935年5月生，浙江宁波人。1950年2月入伍，1951年随部队入朝，在第五次战役华川阻击战中荣立三等功。 胡顺，1934年10月生，浙江江山人。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文工团，1951年3月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并立三等功一次。 胡湘，1934年生，浙江平湖人，原志愿军23军文工团舞蹈演员。1950年由其堂兄著名军队作家，《柳堡的故事》的作者胡石言介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师文工队和军文工团的演员。部队赴朝参战后，战争环境不能正常演出，文工团就分为一个个小队，深入前沿阵地慰问部队。她和战友们冒着炮火，翻山越岭，爬过烈士的遗体，带着军师首长的关怀，看望战斗中的战友，大家深受鼓舞，她为战士们缝补衣服，见到棉衣扣子掉了，就将自己衣服上的扣子补上，保证了战友的温暖，环境允许表演时，她的舞蹈和小节目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她和女战友们都被称为"三八线战场上的鲜花"。 黄嘉，1935年生，重庆北碚人。1950年11月后分配在解放军二野12军后勤卫生学校，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在前野志愿军第12军军医科当科员，在12军后勤卫生野战医疗二所，先后担任护士长、副排长职务。 黄明，1930年1月生，湖北谷城人。1948年年7月入伍。曾任12军36师文工团员，34师保卫干事。1952年入朝參战。 贾梅，1935年8月生，哈尔滨人。1949年5月参军，原在某政治部文工团工作，曾参加入川战役。1950年10月随志愿军第五十军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为该军文工团员。"穿针"老照片是1952年冬季，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地上，我同朝鲜金顺玉阿妈妮（老大娘）的合影。当时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政治部文工团团员，驻在朝鲜西海岸一个叫青杜里的村子，我的房东阿妈妮，年已花甲，坚毅勤劳，特别慈祥。她的几个儿子都参加了朝鲜人民军，在前线和敌人浴血战斗，家里只剩下儿媳和小孙子、孙女，没有男劳力，加上粮食短缺，日子过得很艰辛。她的儿媳们除了忙农活，还要做很多支前的事，很少有时间做家里活。金大娘忍受着残酷战争带来的困苦，克制着对前方亲人的思念，不顾敌人随时侵袭，拖着虚弱的身体，总是忙碌着家务。一天，我正根据团里部署，在屋里背诵演唱的台词，猛一抬头，看见满脸皱纹的金大娘坐在门口缝补衣物，舔着手里的线，一次次地穿针，怎么也穿不进，我赶忙跑过去，拿起针线帮金大娘穿针。正巧，军政治部摄影记者姜峰挎着照相机来团办事路过门前，他抓拍了这个瞬间，抢拍下这个镜头。这幅照片不仅留下我和朝鲜金大娘的合影，而它更真实地记录了中朝人民亲如一家的情景。这是中朝人民在战斗中结成深厚友谊的一个缩影。当年《解放军画报》以"穿针"为题，用一个整版刊登了这幅照片，此后全国不少画报进行了转载。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1959年《解放军画报》社出版的《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画册，第200页用一个版面刊登这幅照片。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以及平壤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纪念馆，都以很大篇幅陈展。凝视"穿针"这幅照片，眼前就浮现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人民患难与共、情深意重的许许多多的感人事。朝鲜父老兄弟姐妹，对志愿军一往情深，关怀备至。我们房东尽管自己吃、烧、用都紧张，还经常给我们烧开水、烧洗脚水、烧火坑，常常送来好吃的朝鲜咸菜。房东金大娘特别喜欢我们女兵，见面总是笑眯眯地说："小斗毛（小同志）辛苦了。"摸着我身上的衣服，拉着手，比画着问寒问暖，看个没够。朝鲜人民非常乐观，能歌善舞，还热情地教我们唱歌跳舞。每逢他们民族节日，都邀我们联欢，一起尽情的唱啊、跳啊。还拿出朝鲜民族风味的"打糕"（用糯米制作的食品），让我们品尝，共享节日的欢乐。 焦楚玲，1932年生，1949年4月在浙江淳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12军文工团，1949年11月随部队进军西南解放了重庆，1951年随部队入朝作战。……在朝鲜那些年代，战士们除了参加战斗外，下来除休整外就开会。到了冬天，满目只看见一片片的皑皑白雪。生活十分枯燥、单调。但只要文工团员们下部队来，他们都十分高兴，笑声不绝。我们文艺女兵都留着长辫子，系辫子都是用胶圈或从破军衣上撕成一条条布条系上。军里政委派人回国（到丹东）买了几匹红绸，撕成绸带发给女兵。只要下连队，每人必须扎上.自此后，只要我们下连队，整个军营都沸腾了。战士们一片欢呼声："红蝴蝶飘来了！" 蒋昭瑜，1932年生，四川内江人。1949年11月参军入12军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35师103团组织股。1951年3月入朝。在35师野战医院任副班长。我哥是在全国一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中私自离家出走到参加志愿军的。当时我劝他留在家乡照顾爹娘呵护妻子，抗美援朝家里有我去就行了，他执意不肯，于是他就成为我12军35师教导队的一名战士。我们一块由四川到河北深县，再转辽宁宽甸，从长甸河口徒步涉水淌过鸭绿江踏上朝鲜国土。在朝鲜我们兄妹曾两次偶遇。第一次是在入朝的第五天行军中，我们两只队伍相向而行，我突然看到了哥哥，我就大声叫他，他一看是我就向我跑来，我们在异国相遇，心情都非常激动。彼此滔滔不绝地述说着行军中的故事，表达自己要抗美援朝的决心，边走边谈，完全忘记行军中的疲劳，因离部队渐远，为赶上部队只好依依惜别。第二次相见是在加里山下的洪杨公路上，我们野战医院是从加里山带着轻彩号向北转移，他们教导队是到加里山上去抬我们医院留下来的重彩号转移后方。我远远的看见一个瘦高个扛着担架，很像我的哥哥，我就离开队伍向他跑去，跑近一看真是我哥，我就紧紧的抱住了他，连声叫着"哥哥，哥哥，我太想念你了。""你怎么啦，为什么这么瘦？"我哥小声的说：我病了。于是就向我讲述了他在五次战役中的情况。他说：我们的任务是为战斗部队送弹药，抢救战场上的伤员，抬担架转移伤员到医院。他说：每次送伤员到医院时我好想去看你，可没有时间。他说：在过清川江时，我的担架被炮弹炸断了，好险啊，可我没有受伤。他又说：在上有飞机，下有地雷，还要穿过铁丝网，背着一箱炮弹跑，真是太累了，但我挺过来了。他说：我是病了，浑身无力，就像虚脱的感觉。但你放心，这次从加里山转移彩号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我一定能完成。我想说些安慰她的话，我说什么呢？我什么也没说出来。最后在分别时说了一句"好吧，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看谁表现好，看谁能立功。"临别时我再次嘱咐他，到休整地谷山以后，你一定要来看我。到了谷山，我天天想，天天盼，希望哥哥能早一些来看我。可是他一直没来，我就找指导员请假要去找我哥。指导员说：这里到处是特务，你一个女孩子太危险，不能去，我帮你打听打听吧。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有消息，我又去找指导员说：我要去找我哥哥，不管多危险，我一定要去。这时指导员才沉痛的对我说，你哥哥蒋伯衡已经牺牲了。我当时如五雷轰顶，差点晕过去，一会儿才忍不住大哭起来。哪能想到，洪杨公路上匆匆一别，却成了我们兄妹的永诀。我哥是怎么牺牲的，他的遗体在哪里？我一概不知。后来也曾寻机到教导队打听，但毫无结果，这成了我终身的遗憾。50多年后，我见到了我哥的班长李兆伟，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在他的《家事》一书中是这样写的：同区队的战友蒋伯衡，他是谭笑林副师长的爱人蒋昭瑜的亲哥哥，他也是个学生兵，他积极响应号召参加了志愿军，可惜在北返途中，被飞机投下的汽油弹烧死在我身边。 李慧，1932年5月出生，四川省合川县人。中共党员。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四川省壁山军分区军政干部学校录取。1950年3月分配到第12军35师文工队工作，1951年3月入朝。1953年1月调35师教导队学习，后分配到12军35师司令部任文化教员，1953年3月调到东北局待命分配。……夜里12点左右，沙采洞驻地突然遭到敌机的猛烈轰炸，敌人扔下十几颗炸弹。刹时间，山摇地动，一声声爆炸巨响震撼着山谷。周围的民房炸的千疮百孔，残墙断壁。一匹军马的嘴巴被炸掉了，倒在地上发出阵阵哀鸣。师政治部秘书科的秘书吴嘉元，也是师政治部主任鲁之沫的爱人在轰炸中牺牲了，同时牺牲的还有文工队中浙江籍的女队员陈梅。和我在山口站岗的男队员叶豪，脚后跟被炸弹片削去一块，露出了骨头。政治部秘书张济普和文工队员刘君竹臀部被炸伤，鲜血直流。队员罗素君的腿部炸了一条口子，新发的马裤也打穿了。这次轰炸使三十五师文工队伤亡多人，大家心情十分沉重。在凄凉的月光下，文工队员们默默地给她们穿上新军装，用白布将战友们的遗体裹好，掩埋的时候哭声一片。师首长作了简短的悼词，号召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我在抢救伤员，搬运逝者时都没有哭，这时却泪流满面，旁边的人惊呼："李慧，你的脸上也流血了！"我用手一摸，不觉得疼痛，以为只是蹭破了皮，并不在意。但是，在2010年我78岁时发生了一次脑血管梗塞，在医院无法做核磁共振，被告知头脑中有金属异物。经过检查后才发现，当时的一小块弹片钻进了左耳朵的后下部，已在我的颅脑中共存几十年了。 李黎燕，1932年出生，杭州人，23军文工团独唱演员。1949年5月杭州解放的第二天，她就要求参军。参加志愿军后，就不断奔赴前线，在前沿阵地上，一条条的坑道里，为大家歌唱，有的战士在执行任务没有听到，她就用电话唱给战士一人听。1953年夏季战役时，通往前线的回溪渡口是敌人的炮火点封锁区，许多的同志都在那里牺牲或负伤，部队就在渡口边专设了一个广播站，鼓舞大家不怕危难冲上战场，李黎燕和战友成为那里的专职广播员，不断的用战斗口号歌声和快板等形式，使过往的指战员更勇敢地投入战斗。 李利，1932年4月生，安徽寿县人。1949年3月入伍，同年参加渡江进军西南，1951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入朝。……五次战役回撤途中，部队正加快脚步冲过华川湖封锁线，这时战友黄海掉队了，于是我担当起了收容任务，华川湖位于榆村里到北汉江大桥之间，一面是悬崖绝壁，一边是数十丈深的湖水，一条公路只有五六米宽，上去的部队和撒下来休整的部队都要途经这条唯一的通道，再加各种车辆，稍不当心，人员车辆就会被挤下山崖。在过敌机封锁线时，行军速度加快，有时连走带跑，并要死死盯住你前面的战友，一旦跟不上，就很难找到自己的队伍了。黄海掉队后，心情特别紧张，看到我找她来了，才松了口气，一路上我们互相鼓励，想努力追上大部队，我们随着涌动前进的部队，通过了封锁线，黄昏的时候进入了华川市区，我们在市中心一山坡上休息，敌人的飞机来了，突然在我们的头顶上空一个剧烈的闪光，一颗空中爆炸弹炸开，这种炸弹往往在离地面一米多高的距离爆炸，杀伤力极强，我喊了声快往下跳，我和黄海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硬是从丈把高的山坡上跳到了下面的水田里，爆炸过后我听到了黄海的哭喊声: 班长，我的脚指头打掉了. 我赶忙爬到她身边，安慰她，由于天黑也看不清她伤势，待敌机飞过后，我用力把她拖上了公路，这时我看到她的伤势很重，公路上也有好几匹被炸死的马，有负伤倒地正在呻吟的战士. 我努力背起她，沿着大路北撤，一路上战士们纷纷为我们让路，并轻声喊:" 她俩是女同志，真不容易啊！"在战士们的鼓劢下，我的力量更大了，加快了脚步，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终于在一个三岔路口，我看到了团里来接我们的同志，我高兴极了，战友黄海终于有救了。后来黄海战友被送上了去后方医院的车子，这一别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黄海战友！我十分想念你.. ！ 李希，1931年5月生，四川遂宁县人。1949年12月在重庆大坪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35师，参加卫生训练队学习后分配到师医院，1951年3月21日随部队入朝参战，7月任医院护理班长，1952年4月调35师防疫委员会办公室工作，1953年在文化大进军中兼任文化教员。1954年4月随部队回国， 1953年在文化大进军中因工作表现突出荣获三等功，1951年10月因敌机轰炸受伤被评为三等伤残。在朝鲜战争初期，敌人飞机日夜的狂轰滥炸我们的运输线，在前线经常得不到祖国的补给，药品和生活物质都非常缺乏，伤病员也经常无法运回国。五次战役开始时，十二军投入战斗，我们三十五师医院中几十个的重伤员无法转移，领导命令我们班和他们一起留在当地的一个小村庄里，这些人都是得了回归热和班疹伤寒的病号，经常发热到40度，在治疗上没有退热药，只能采取物理降温的办法，给他们头部用冷水毛巾敷、多擦澡、多喝水，在生活中，他们因发烧胃口极差，加上伙食缺少油、盐，就更吃不下东西了。为了他们能早日康复，我们想尽各种办法，一天听说友邻部队有咸干鱼，我们高兴坏了，就冒着飞机在头上盘旋、子弹在身旁飞过的危险跑到那里去向他们要了几条，回来后我们把鱼洗净蒸熟，就连洗鱼的水也舍不得倒掉，用它加上朝鲜当地的野蒜和着玉米粉煮成糊糊美美得让他们吃了一顿，看病员们吃的开心，我们就像自己也吃到了这顿美餐样的非常快乐。冬天的朝鲜气温在零下三十度，为洗伤病员换下来的衣服，我们要凿开厚厚的冰层，手冻的发紫，甚至被冰碴割破，鲜血直流。白天护理照顾伤病员，晚上还要经常到兵站去背粮食，一天只能休息3-4个小时。有时粮食供应不上了就把自己的粮食给他们，宁愿自己饿着也要照顾好他们，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和这些伤病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战役结束这批伤病员要转走时大家彼此都依依不舍，他们说：我们回到前线一定要多杀美国鬼子，以感谢你们。 李庄容，1931年1月生，四川人。1949年12月入伍，1949年12月在重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文工团，1951年3月随12军入朝。五次战役时李庄容带领文工团一个班的同志，随野战医院到战地前沿抢救，护理伤员。三天后接前线指挥部的命令，要在当天下午三点钟前把全部伤员撤退完毕，当时山沟里还有100多名伤员尚未来得及撤退。在这危急的情况下，李庄容组织护理班把全部伤病员转移出去了，然后带领护理班跑了三天的封锁线找到自己的部队，安全的回到军文工团。军党委为李庄容记了三等功，在国旗下照相，并授予国际军功章一枚。 廖俊芳，1933年生，四川省成都市人。1950年10月考入川西军区卫校，被分配到180师医院任护士。1951年3月18日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刘衡哲，1933年1月生，重庆人。1949年12月参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1950年12月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在军部通信营、随营学校、军政治部任文化教员、干事等职。1951年3月下旬入朝，1954年5月回国。获得参加抗美援朝纪念章。……1950年12月部队接到命令准备入朝，我被派去接受通信收音培训。1951年3月中下旬在鸭绿江边的长甸河口，我和战友们一起，从搭起的浮桥上跨过鸭绿江，来到朝鲜最北的城市新义州，走向硝烟弥漫的战场。到达新义州，看到的是遍地瓦砾、断垣残壁，散在的燃烧弹余烟漂浮空中，一片悲凉惨景。为了在规定时间到达部队的集结地谷山，我们开始了长途行军。20多天的行军，是在敌机的轰炸和扫射中进行的。由于敌人掌握了制空权。敌军在桥梁和重要交通点设立了全天候的飞机封锁点。敌人的飞机沿着狭窄的山沟低空飞行扫射。志愿军白天只能隐蔽在树林和山洞内，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才开始各种活动。我当时的工作，是负责国内外新闻的收听记录。一部陈旧笨重的老式收音机、两块巨大的方电池和两块圆形电池，是我们的收音设备。每次行军，由一个战士负责搬运几十斤重的设备。战友陈原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维修做技术保障。每到一个宿营地，我们就立刻架上天线、调试设备做好准备工作。每天晚上12点，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的记录新闻。次日发到机关各部、各大队、连队。是唯一一份能及时了解国内外新闻、鼓舞战士斗志的报纸。由于每次行军路途有六七十里路，途中还要躲避敌机的轰炸，到达宿营地后要立即开始工作，每天的休息时间很短，非常疲惫。经常在行军时睁不开双眼，边走边睡。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防空枪声不断。四周山上能看到敌特的信号弹升起，敌机又来了。天上悬挂着无数的照明弹，把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照的如同白昼。忽然头顶响起机枪扫射的声音，随即震耳欲聋的飞机轰鸣声呼啸而至，一梭子弹打在离我头部右前方约2尺远的地方，全身被泥土覆盖，以为自己已光荣牺牲。忽然感觉到有一个巨大的力量把我拉向一侧，原来我已被朝鲜老大妈拉到了她的简易防空掩体内。 刘家莉，1934年1月生，四川合川人。1950年入伍，分配到12军31师91团宣传队，1951年入朝。……背上行装和炒面，跨过鸭绿江，白天防空休息，晚上行军，18天行军对我们这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也是一个大考验，到目的地后，随着战争的需要，我们当了卫生兵，在树林里接受一些卫生常识和技术的训练，学习人体生理解剖. 学习止血. 包扎. 注射等，培训结束后有的分到连队，大多数女同志到卫生营作护理工作，照顾伤病员的生活，同时也和男兵一起，修筑防空洞，开山取石，锯树取材，为部队和伤病员搭建住所掩体，为防止敌人的火力攻击，我们吃的粮食全是晚上下山到兵站，用肩膀扛运回来。除了这些工作，我和其他战友精心照顾伤病员生活，送饭送水，换药打针，晚上巡房，伤病员康复出院归队，重症伤员则经过处理运送回祖国治疗，对一些烈士，我们也要给梳洗干净，套上烈士服(一种白色粗布的套装) 同时心情即悲伤又害怕，尤其是第一次，眼泪就滴在烈士的身上.. 刘绮文，1930年12月19日生，重庆人。1949年12月四川北碚解放，我们三姐妹，五妹刘沉(原名刘藻文) 幼师学生，去重庆考的是11军31师干校，我(刘绮文) 和三姐刘郁文是大学法律系及经济糸二年级学生，我俩到12军卫生部参军，1950年2月到12军卫校学习。……1951年7月在宽甸任命我为卫校助理教员，因朝鲜战场急需各类医务人员，将卫校扩大为卫一队培训医生，卫二队培训护士. 司药，卫三队培训卫生员，我先后在卫一队和卫二队任教。主要教人体解剖学中骨骼. 肌肉. 神经系统和急救四大技术: 止血. 包托(扎)固定. 搬运。当时发给我的教材只有一本格氏糸统解剖学，一本卫生员教材，还有一个空的铁皮箱，面对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那时的想法:一切行动听指挥，排除困难，想办法自己动手，发动群众，在大家同心协力的努力下，完成了教学中应有教材. 图表. 绷带. 三角巾. 形状各异的木质夹板，也通过东北人民政府，我们从古墓中得到很多的尸骨，经清洗消毒后应用，保证了学员都有骨骼标本可学习参照，在教学中我请学员们以自身为活的标本，指出在自己身体上的位置和名称，如头顶前面为额骨，后面为颈骨，易懂好记。为了更好更安全地完成为朝鲜战场培训各类医务人员，上级将卫校从宽甸(跨过鸭绿江就是朝鲜土地) 迁移至河北高邑，老区人民拥护抗美援朝，热爱志愿军，给我们卫校送来了羊. 狗等动物，供我们在动物身上作手术开刀，起到很大的效果，提高了学员的学习质量，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们先后较好地为朝鲜前线培训输送各类医务人员。 刘无瑕，1934年生，河北吴桥。1949年8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8月分配至华东军区航空处雷达营，当时为了保密对外称"电讯大队"。1951年3月，军委正式授予我营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雷达第一0一营，"隶属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同年入朝，在部队历任报话员、绘图员、观察员等。……组织上在我们这批学生中挑选文化程度稍高一些的战士去学习当时比较先进的军亊专业技术-雷达。我有幸成为仅有的12名女雷达兵中的一员，感到非常光荣，非常自豪！首先我们由雷达研究所的技术人员为我们讲授"无线电原理" ，我们还有幸聆听了钱三强教授的授课，在初步懂得了雷达原理后，又赴上海接受前苏联教官的情报测定. 编批. 报知以及雷达的架设与操纵训练，本以为我们将为解放祖国的宝岛-台湾，保卫我们祖国领空时，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了朝鲜战争，我们雷达营即开赴东北，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为保卫祖国神圣领空不受侵犯，我和战友们个个写战书，表决心要求入朝参战，可惜首批没有女战士被批准，随后第二批我和吴若萱. 杨桂芝得到组织批准，成为雷达兵入朝参战仅有的三名有战士。我们感到无比光荣！刘颖，1926年生，山东曹县人。大学英语专门肆业。1949年12月于重庆入伍，1951年3月入朝。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第12军35师敌工科工作，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1953年初调志愿军碧潼战俘营从事战俘翻译和审讯工作 刘颖，1926年生，山东曹县人。大学英语专门肆业。1949年12月于重庆入伍，1951年3月入朝。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第12军35师敌工科工作，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1953年初调志愿军碧潼战俘营从事战俘翻译和审讯工作。 卢葳，1932年4月生，重庆人。 1949年12月于重庆市沙坪坝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投身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军事政治大学三分校女生大队六中队学员一班班长。1950年6月在军政大学加入共青团，同年毕业时被评为甲等学习模范。1950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军31师93团（抗战期间为朱德井卫团，现108团）政治处担任组织工作员，随部队进入贵州剿匪，主要做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工作。1950年12月第31师编入第12军建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7月在志愿军第12军31师政治部任文化教员并在五次战役期间到师医院兼做护理工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全过程，先后受通令嘉奖二次，荣立三等功一次。当五次战役部队后撤时，卢葳同志不幸被感染回归热，畏寒发热、全身无力，但暗下决心一定要坚持跟部队和同志们到达目的地谷山，当我们到达目的地,就摊到在地再也起不来，在这期间天天发高烧衣服湿了，都是战友们轮流用她们唯一的一套干衣服给我换洗照料，由于反复发作 1951年7月会同其他伤病员回国治疗，先在辽宁锦州后方野战医院，后又转长春第一军医大学治疗。病愈后于1951年12月年春回志愿军第12军后勤留守处担任见习青年干事。1952年春到志愿军第12军文化学校 卢霞友，1936年5月生，1950年11月入伍。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后勤部文工队文艺兵，1951年1月入朝。 钮玉珍，1932年5月生，广西邕宁人。1951年2月入伍，1953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4军入朝。 潘碧如，1935年12月生，上海人。1950年2月参加9兵团20军教导团，1951年初随所在部队入朝，1953年调入第20军文化速成学校任数学教员，荣立三等功。1951年初春，我入朝参战，当时只有17岁，在硝烟弥漫的异国战场上，我们不仅夜行军，跋山涉水，忍冻挨饿历尽长途行军的艰辛，还不时的要经受战火和生死的考验。有一次，在经过一整夜将近80里的行军后，拂晓时分我们到达了宿营地平壤市郊，平壤已是一片焦土，我们找到几处未被全部炸毁的房子安顿下来，中队领导在嘱咐我们"注意防空，注意安全"后，就急着去大队部开会去了，大家刚解开背包准备休息，突然听到一阵敌机的轰鸣声，接着就开始了轮番轰炸分队长立即带领各小队上山防空，而我主动要求留在山下住房，一所被炸得门窗全无的邮电局里联络队领导，战友们上山不久，一颗炸弹扔在邮电局空地上炸开了，邮电局顿时湮没在火海之中。在山上防空洞的我的同一个班的战友杨月仙见此情景，认为独自在山下的我不是受伤就是牺牲了，她急得一面哭一面趁着轰炸间隙不顾安危地奔下山来找我，见到我安全无恙只是落了满身尘土时，她才破涕为笑。在这次敌机组队轰炸，四架一组，隔几分钟一次，主要目标是山前铁路上的一列为前线运送物资的火车。我们从山上看下去，只见铁路被炸断，火车被炸毁，在熊熊燃烧的列车旁有不少战士在抢救物资，并不时有人负伤倒下看在眼里我们怒火中烧，激情涌动，在队领导的鼓励下，我们不少人带着急救包冲向轰炸地点去抢救伤员，其间我冒死为一名腿伤的轻伤员包扎好伤口，把一名倒在血泊中的重伤员在司务长的帮助下一起送到安全地点，等担架来抬送，后来因此我获得上级表彰并发给"光荣证"。 齐文英，1934年8月生，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3月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34师文工队队员入朝参战，1951年6月在五次战役中眼睛负伤（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53年初重返朝鲜，54年随部队换防回国。一天夜晚，一阵信号，我们紧急转移。这时天阴得看不见星星。倒有附近敌人炮弹爆炸的闪光和敌人的探照灯光帮助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前进，不致失去联系。就在这时，我前面的一个同志突然跌倒，正当我俯身准备将她扶起时，猛然一件铁器击中了我的右眼，我只感到眼前亮星一闪，泪水淌在了脸上， "我的眼睛"，我不自主地喊道。后面的同志停了下来，走在队伍后面的队长很快赶上前来，一面指挥部队跟上，一面询问我的伤情。前而的同志说："在我跌倒爬起来时，背上的十字镐碰伤了她的眼睛。"队长急忙把电筒贴近我的右眼亮了一下。 "有没有亮?" "有一点"，"包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匆忙间同志们已把我右眼用绷带横七竖八地缠了起来，还把我所携带的救护器材、粮带等物一起抢走。大部队过去了，一个同志牵着我去追赶。走在后面的队长说；"小毛驴，坚持一下，明天你随伤员一起回国治疗。"回国?"多么令我想念的祖国呀当时我想起了前一天，一名战士在冲锋时，子弹打穿了他的肚子，我们要抬他下去，可他说："我没有立功，我还能战斗。"硬是用急救包将腰紧紧地缠住，精神起没有血色的脸，拄着一根棍子，顽强地随着担架队向北方走去。"我不回去，就在战地救护所里边治疗边照应伤员"，我喃喃自语着。是啊，我的战友，张淮、游孟章已在前几天英勇地牺牲了，我这点伤算得了什么。从此，夜行军时，就有一个同志或是用一根小棍或用一根小绳拉着我走，我也手里拿着一根棍备用，如同盲人行路一般。就在我右眼伤情加重，左眼又患夜盲症时，战役结束了 石季玉，1950年10月由四川合川投考12军35师干校入伍，后分配到教导队文工区队宣传员，阻击战后回国到军随营学校培训文化教员。 汤忠恕，1936年2月12日生，浙江平湖人。1950年3月10日参加9兵团教导团，1950年9月分配到20军89师文工队。一一一1951年4月22日五次战役开始，师文工队的男同志，下连队，女同志去医疗队和前方包扎帮着照顾和抢救伤员，做着打针、挂水、喂药并清洗血污的纱布绷带等战地救护工作，夜间也站岗放哨，我们没有枪，只配了两枚手榴弹，每两小时换一次班。医疗队离前线很近，敌人的炮弹落在我们的后面，为了保证伤病员的口粮，我们四、五天要去背一次粮食，途中要经过还在燃烧战场，踩着下面仍被冰雪掩盖着的美国兵的尸体行进着，我们每人有一条长约1米2的细圆柱型的布袋，每袋可装15斤米，口袋扎紧后就挂在左右胸前。我们就这样坚持到5月21日，五次战役结束和历时43天的阻击战至7月25日，27军来接防，此时分散在连队和医疗队的所有文工队员全部归队。在中线阻击战中，我们文工队遭到了敌人远程炮弹的轰击，炊事员老安被炮弹炸飞了一条臂膀，倒地血流不止，我们大家从防空洞出来围着他哭喊着,老安50多岁，无儿无女，对我们非常好，我们都喊他"老爸"，65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经历仍不禁泪流满面，他的遗骨还葬在朝鲜。 唐贤琴，1933年生，重庆人。１９５０月１０月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35师干校，后编入教导队，文工区队宣传员。19５１年随部队入朝，阻击战后回国学文教。1952年第二次入朝，调入34师102团政治处工作队工作员。19５３年调入12军"前方速校"任文化教员，指导部队实行军衔缩编。……三月的朝鲜冰雪复盖，岭高路滑，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高一脚、低一脚，行走十分艰难，一路上常摔跤。听到这个刚爬起，那个又跌倒，谁也不懊恼，听到"叮叮、当当"的洋锹、水壶、菜盆倒地的撞击声，反倒不约而同哈哈嘻嘻一阵笑，阵阵欢笑声，冲破了寒夜山野的寂静。记得我们区队副李导演，戴的眼镜摔得只剩下一个镜片，这使他更大大提高了摔跤的次数，每挨到他摔跤时，我们更足一阵大笑。要过封锁线，又是一声声紧促的口令："跟上！""跟上！"我们班小杨只有14岁，个子又小，穿着又大又长不合身的棉军装，脚穿一双高统大棉靴，走起路来一歪一歪地，沿途都在大家的帮助下行军。副班长石季玉是个四川高个子，分管生活，她背一支苏式步枪，还经常给小杨背背包，两个背包重重地把她两肩压得红红发肿，她的腿筋脉也受到损伤，行军结束后仍长时间里一拐一拐的走路。我们就是这样紧跟部队跑过封锁线，上气不接下气地到了安全地带，便听到"原地休息"的口令，这时心花怒放，好不快活，立即卸下背包，追不及待地去找小便的地方，找水喝。在短短的休息当中，简直是争分夺秒抓紧时间躺在背包上，有时传来"呼噜"、"呼噜"的鼻鼾声，不知是谁，竟进入了梦乡有一次跑过了封锁线，原地休息下来，我渴极了，水壶已没有水，便向一个又一个女同志问去，她们摇摇水壶均无声响。终于走到一个睡着的男同志身边，我摇摇他的水壶，"咣当咣当"发响，我急忙拿起水壶，"咕嘟、咕嘟"喝了几口，顿时心里十分清凉，好不惬意。但走不多时，谁知嘴里逆发出一股股的汽油味儿。哎哟！喝了汽油了，这是那位"烟哥"把打火机用的汽油灌在水壶里，害得我一路上直喷出那股难受的汽油昧。这件事直到如今还牢记在我的心坎里。 王成英，1933年9月生，重庆合川人。1950年2月入伍，1951年3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入朝，曾参加第五次战役。 王乐英，1934年生，河北定州人。19502月入伍。1951年3月入朝参战。1953年5月负伤，三等甲级伤残。多次受到表彰、奖励。1953年5月底，我们文工队三位女同志冯世德、肖明珠和我，还有男同志张晓尧、刘佩荣、魏跃先等奉命到前沿阵地慰问演出。我们爬上山顶，看到师指挥部一颗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山脚下的喀秋莎大炮发出怒吼，咚！咚！咚！炮弹似流星飞向敌阵地。顿时，敌阵地一片火海，我们欢呼跳跃！高喊：我们打翻身仗了！我们打翻身仗了！炮火一停，马上赶去慰问。不料我们到达阵地时，早已炮去山空。怕敌人回击，打一炮换一个地方，炮已撤走了。敌人为了报复，派飞机一批又一批轮番对师部所在地轰炸扫射。对此，我们早已司空见惯，不惊不怕，仍在掩蔽部里排练节目，准备晚上再上前沿演出。中午，我们三个女同志打算到掩蔽部休息一下，当我们刚进掩蔽部，一颗炸弹落在头顶上，掩蔽部被炸塌，泥土、弹片将我们三人全击倒。当时我想到不好，忙拉躺任我身边的冯世德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被炸死了"，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不知过了多久，听到有人叫王乐英，王乐英，这时我感到全身疼痛，睁不开眼，张不开嘴，突然放声大哭，接着又听到有人喊："王乐英活过来了！"可是肖明珠和冯世德再也没醒来，从此，她俩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因伤我被转到兵团医院进行手术，最后，我被转到佳木斯医院。我是死过一次的人，死去活来，更珍惜生命，我为自己庆幸，更为逝去的战友而悲痛。 王慧瑛，1935年生，江苏常州人。 1950年3月入伍。195l年3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入朝，历经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以及第五次战役后艰苦的阻击战役，荣立四等功、三等功各一次。一一一在朝鲜战场上一年多，以上只是我许多回忆中的一部分，参加两次战役长津湖畔的追悼会与庆功大会，是我一生之中第一次，它给我思想上极大的震憾，是自己心灵上的一次"洗礼"，受益非浅，终生难忘。在以后漫漫岁月里，每当碰到一些问题和困难时，回忆起长津湖畔的追悼会、庆功会的情景，想到那些躺在长津湖畔和埋葬在异国他乡的烈士们，倾刻间精神上得到净化，倍添勇气和力量。 王佩英，1935年生，上海人。1950年3月入伍，1951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入朝。……第五次战役叫穿心战，前方部队一直打到***的汉江，因为战线拉的太长粮食弹药供应不上，于是我们奉命掉头北撤，我们从前方的后方顿时变成了真正的前方，我们冒着上空呼啸而过的敌机骚扰，坚持昼夜不停的加速被撤，一面沿途搜索美军留下的食品，其间不少同志因伤不幸被敌人俘虏。我们则带着一百多名伤员排着队伍走，不让一个人掉队，在上空"安静"时，我主动为大家说快板、唱革命歌曲，鼓舞士气，一听到枪声或飞机声，就马上分班左右卧倒，有一次我卧倒在一个大草包上，等飞机一过，爬起来一看，竟是卧倒在一名血肉模糊的牺牲的战友身上，我心里恐慌又伤心，连蹦带跳的大哭了一场。 王瑛，1949年12月参加解放军12军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10月调到12军政治部青年科工作，任正排级干事，12月入朝参战，编入志愿军三兵团序列，于51年3月24日下午6时跨过鸭绿江。我也与这部分同志于1952年4月回到河北高邑，当上了部队文化教员。1953年4月，又被调到邢台志愿军三兵团文化学校学习，1954年回国，在部队我曾立三等功两次。 文兴恵，1933年5月9日生，重庆人。1949年12月入伍，12军卫校学员，1952年入朝在12军二分院护士，，后到12军司令部卫生所护士，回国后，1954年调北京卫生部保健局工作。……白天首先为伤势较轻的伤员打针换药，到防空洞为炕上的重伤员处理伤口，(被俘美军也得到同等对待)。然后到小溪边清洗换下来的脓血绷带。晚上将短期内不能治愈的伤员背下山，送到车上往后方转移，将前方运来的伤员又往山上防空洞背。当时年龄小个头低，将伤员背在肩上拖着走。腿伤的伤员帮我们叠纱布做棉球，手伤的帮我们为伤员们挑饭。有空时为了鼓舞伤员的斗志，与伤员一起跳集体舞。大家都很愉快，不想家，不怕死，在战地还很乐观。夜里，俩人背着步枪、提着走马灯，从一个山坡到另一山坡巡逻、观察伤员病情，防止空降特务侵袭，保护伤员安全。巡视完后，俩人背靠背站岗，观察四周情况。当时不怕特务和野兽侵袭，也不怕牺牲，一心想着为保家卫国做贡献。记得有一天，我和一位战友在防空洞前的小溪清洗绷带，突然敌人的一群战斗机飞来，不断俯冲射击。防空洞门前的战友们叫我们不要动。我蹲在树下，战友害怕，头朝地屁股朝天的钻在草丛里，事后我们都好笑。我们在那儿一动不动，没有暴露目标， 吴炯，原名吴祖福，女，四川省忠县人，1933年2月生。1950年参军，在解放军15军护士训练队学医，毕业后调15军直属连任卫生员。1951年9月入朝，1952年上甘岭战役后入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看过电影《上甘岭》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抢救伤员的女卫生员王兰，被她深情的一曲《我的祖国》所感动。而吴炯就是影片中"王兰"的原型，她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英勇表现。可谓不是王兰胜似王兰。她在第十五军监工一连任卫生员，和志愿军英雄黄继光、邱少云在一个部队。1952年10月在向上甘岭进发的行军途中，不少战士脚走出血泡，当时缺少药品，她把自己的头发消毒后，给战友们穿血泡。为减轻伤员的痛苦。她不但自己背着大药箱，还帮助伤员扛背包，一到宿营地，顾不上休息，就带着药箱到各班巡诊。残酷的上甘岭战役打响了，吴炯冒着战火和敌机的狂轰乱炸，到全连8个驻地送药，抢救伤病员。有一次天降大雪，地上的雪足有一尺厚，她在巡诊时，发现三名同志严重冻伤，失去知觉，她立即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盖在他们身上，用雪浴的方法为他们搓擦，再把他们的脚放在她的胸前取暖、按摩，连续抢救到深夜，终于将冻伤的三位战士救醒过来，然而她自己却发起了高烧。一次，友邻部队战友遭到敌机的轰炸，她很快跑到防空洞去抢救，一位战友身受重伤，已经昏迷过去，大家都认为是牺牲了。就在准备当作烈士遗体安置时。吴炯摸他的脉搏还有一丝微弱的跳动，便立即抢救。她用雪水敷到战友的伤处，再把雪含化后，一滴一滴地喂到他嘴里。战友得救了，吴炯却累的昏倒在他的身边。这位叫姚徐达的战士被转到战地医院再送回祖国。战争结束后，姚徐达到辗转奔波到处寻找他的救命恩人，直到45年后，他们才再天津重逢。两个身穿挂满军功章旧军装的老人见面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紧紧的拥抱在一起。曾经立过两次三等功的吴炯，在上甘岭战役中荣立二等功，1953年，作为15军6位英模代表中唯一的女英雄，吴炯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五一"节归国观礼代表团，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并在怀仁堂向中央领导作了战绩汇报。1996年6月24日，吴炯在上海与电影《上甘岭》中女卫生员王兰的扮演者刘玉菇相见了。两个"王兰"紧紧拥抱，流下了激动地眼泪。 奚敏，1929年3月生，上海人。1950年3月入伍，1951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入朝。1951年2月底，在咸南地区五老里执行的演出任务，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那时我20军与友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将美军陆战第一师打得溃不成军，取得胜利。正当我们欢呼胜利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我们文工团分成两批，一批慰劳战友和答谢朝鲜群众准备演出节目，一批随九兵团团部民运部参加打扫战场，，掩埋牺牲战友的同志回来想我们将述了他们执行任务中看到的情景：在杨根思牺牲的山坡上，整个山坡被打得到处弹痕累累，牺牲的同志血肉模糊，尸体不全，根本无法辨认，战斗英雄杨根思的遗体是从其上衣口袋的符号上才得知而确认的，听着他们的将述，我们这群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和姑娘们禁不住泪流满面，此情此景，更加坚定了我们保家卫国的信心和决心。 夏宪民，1935年6月生，重庆人。1949年11月入伍，1950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入朝。 熊文芳，1930年12月生，四川铜梁人。1949年11月入伍，1952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35师入朝。……五次战役开始后，女同志均留第二线医院等处，我们仍在卫生处看守器材，墙村里十分荒凉，当时那个环境常常令我想到古代的一些诗句：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在墙村里时，一天，我到野战医院去，发现一位女战士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一个屋子的地上，原来她病了，得了黑热病一类的传热病，大家都不敢接近她，我很同情她，看了她以后，我给她留下一些我的朝鲜币，以防急用。 徐琲琴，1932年生，浙江宁波镇海人。1950年4月7日参加9兵团20军教导团，1951年2月随部队入朝，分配到20军59师政治部见习文教。一一一我在20军59师政治部当见习文教，当时文教的工作主要是在部队中开展政治宣传活动，教唱革命歌曲是主要的手段，而我不会唱歌，在学校学习时，音乐考试，别人考唱歌，我考哆来咪，但这是革命的需要，别人能行我也一定行，于是我学简谱，学打拍子，我唱起歌，跳起舞，活跃在文教岗位上，五次战役开始时，先是连续行军13天大行军，部队的领导最担心的是女兵同志是否吃得消，会不会掉队，我不但没有掉队，行军中我还做宣传鼓动工作，面对2山冰河，面对敌人的层层封锁线，我们的队伍始终朝气蓬勃，战斗结束，我被评为四等功，功虽小，但说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我，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得到了部队的认可，大家都喜欢我，都亲切的叫我"小文教"。在自卫还击战时，我被分配到卫生队的前方包扎所，距火线仅只23里，通红的炮弹密集地从头顶飞过，它仿佛反而伤害不到我们。一次领导让我打前站去刚战斗过的地方寻找防空洞安顿伤员，我只身一人，要了一颗手榴弹就雄赳赳地出发了，我暗下决心，不成功就成仁，必要时就与敌人同归于尽。入朝前我们并没有来得及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其实那时候我连扔手榴弹要先拉出引线都不知道，当时真要遇到敌人，要同归于尽也谈何容易？这次战斗后，我又得到了一张光荣证。 谢上珍，1929年生，浙江余姚人。1950年4月参加9兵团20军知识青年训练班，1951年3月随部队入朝，在朝鲜立三等功，并荣获朝鲜民主共和国颁发的军功章一枚，在部队每年均评为三等功。……作为参战部队的女兵，我所在单位只我一个是女的，更有许多特殊困难，每当到达宿营地都与男同志睡在同一个炕上，我都是靠着墙，挨着的是小号兵，碰到行军下雨浑身湿透时，只能在棉被遮掩下才能脱掉湿透的内衣，如果驻地要住下来，就把我安排与朝鲜大妈同炕而睡，晚间只要一开灯一排排的虱子就往墙上爬，令人毛骨悚然，难以入睡，结果我满身、满头都是老白虱，实在难受时，用柏油桶烧点水擦身，洗了头一吹到风，头发全结冰，特别难忍的是来列假，只好拉快棉被里的棉花来解决，结果棉被几乎成为夹被。 徐功煊，1931年生，重庆人。1949年12月入伍，在12军34师政治部教员，1951年从西南到华北、东北赴朝，在朝鲜时一直在师机关工作。 徐佩璜，1934年10月生，上海人。1949年入伍。1950年11月随部队抗美援朝，参加了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斗及第五次战役，1952年到第23军师文工队工作。 徐一新，我亲身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部队进入阵地打响后，飞机在低飞、俯冲，机关炮弹雨点般的打来，我亲眼目睹了担架抬下来的伤员，浑身是血，面目全非，一个个鲜活的战友，瞬间成为伤残甚至失去生命，在不断地接触生死中，"接收大员"的虚荣感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女同志分工的任务，就是参加伤员包扎、安置、转运等二线工作。同时，行军是和敌人抢时间，我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踩着积雪爬山，累极了。遇上下坡，我们就把米袋子搭在脖子上，闭上眼睛，背包往地上一放滑下山去，任凭滚到什么地方，尽管身体到处是伤痛也没有感觉了，爬起来继续走。我亲眼见到一个战士在路边斜卧，我们去推醒他赶上队伍，谁知他抱着枪，已经被过度疲劳和严寒夺去了生命，这种场面，令人心如刀绞、泪涌如柱！在残酷的战争中，我经受了考验和战争的洗礼，如果问我的感受，只有一句话，千千万万的人走了，我还活着，我是幸运的。 徐元坤，　1929年7月25日生，四川省江北县回兴乡石盘河人（今重庆市渝北区回兴镇石盘河）。1949年12月于重庆二野军大三分校参军。1950年1月调入第四野战军50军教导团文教队。1951年1月分配至中国人民自愿军50军司令部通讯营任文化教员并入朝。我参军前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又当过一年半的小学教员，喜欢教育事业，我就担当起了教战士们学文化的任务，与美帝侵略军争抢时间，抓紧学习文化。记得我们经常在秘密的树林里，在蝉的鸣叫声中，在没有喇叭、扩音器、黑板的条件下，教战士们一点一横、一撇一捺地学习识字、朗诵课文、写作文。战士们以消灭敌人的精神来克服学习中的困难，我见到他们取得一点一滴的成绩就高兴不已。我还办了一张小报，叫《战地黄花》。稿件的来源就是战士们在行军、修飞机场及学习中的好人好事，由我收集、采访、编写，然后排版、复写而成。每期五十份，不定期地送到战士们手中。我成了他们中最受欢迎的人，他们见到我就拥上来抢我手中的小报，一见到有他们中同志的事迹都互相鼓掌、拥抱。我见了他们这种高兴劲儿，也兴奋不已，忘记了战争生活的艰难困苦。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像消灭了敌人那样的痛快。 杨兴蓉，1937年9月生，湖南辰溪县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1951年6月考取47军军卫生学校，1952年4月至1953年7月在朝鲜47军医疗二所任护士，1953年8月至1954年12月，47军二所集体上调至志愿军总后改名为3413医院任护士。曾记得一天夜晚，我和医疗队同志冒着抢林弹雨赶往前线，把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抬上担架，盖好棉被，艰难的行进在陡峭的山崖上。一不小心，就会从结满冰块的山道上，滑下万丈深渊。所以我和战友不敢跑，硬是跪在结冰的地上，用两膝爬行，连拉带扯的慢慢移动。途中，野马式敌机发现目标俯冲投弹，这时，我想起了首长的话："在敌机紧急轰炸的情况下，要保护好伤员。不能叫伤员第二次受防。"于是，我便趴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员。敌人投下的炸弹在身边爆炸，我抖掉身上的泥土，又抬起伤员前进。片刻，敌机又跟着追来，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催促说："同志，不要管我了，你们快躲开吧，我们不能死在一起呀！"在漫漫的黑夜里听到伤员说话的声音，再借助敌机照明弹的光，我才清楚的看见了我抬的是一位志愿军的女战士。她头部负伤缠满了绷带，嘴角被弹片炸去了一半，两根黑发长辫只剩下左边的一条了，右边一条已被炸去，双手负伤缠满了绷带，伤势较重。从眉宇间，可以看出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文工团员。我对她说："同志，你放心吧！我是一名白衣战士，只要在你身旁，就绝不让你第二次负伤。"转眼敌机俯冲下来，又丢下几颗炸弹。这回我作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不顾一切地与另一战友同时伏在伤员身上，任凭炸弹雨点般地落下。敌机认为己炸死我们，得意洋洋地飞走了。然而我们安然无恙，只是身上盏满了泥土、碎石。我们拍打几下衣服又抬起伤员前进。 杨曼真，1932年10月生，广西上林人。1948年入伍，1950年10月随38军入朝作战，先后任113师火线报社通联员. 政治部秘书科秘书. 干亊等职，参加第一. 二. 三. 四. 五次战役正面防御，多次受到上级嘉奖，荣立大功一次，并获朝鲜人民共国勇敢勋章。 杨志，1935年6月15日生，四川合川人。1950年3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军大随校卫生科，1950年11月入朝，1951年6月毕业，1951年8月入朝分配到卫生部七分院，1953年7月回国。1951年3月，16岁的护士杨志，随部队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长期住在阴冷潮湿的坑道，不幸得了类风湿，关节肿胀，走路都困难。1995年杨志阿姨退休后，跟随大儿子定居澳洲。他们夫妻俩身在国外，心系祖国。只要看到祖国同胞受灾受难，老两口都会给原单位寄些钱，让年轻同事帮忙捐给灾区。1998年水灾、文川地震、湘西家乡的数名贫困大学生留下了她们的宝贵财富，这就是一个志愿军老战士的博大的胸怀！ 叶敏，1935年生，上海人。1950年3月参加20军教导团，1951年随军入朝。 余海华，1930年7月生，上海人。1949年9月入伍，1950年11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59师入朝。 艺兵，原名沈一湘。1940年出生，江苏滨海人，原志愿军23军文工团舞蹈演员。由于她的清纯活泼和艺术天赋，不满10岁就被动员参军，成为工程兵部队的文工队员，1951年随军入朝，在战斗中过了11岁的生日。工程部队的任务是架桥、开路，特别是拆卸美军炸弹，她都和战士们在一起，为他们表演歌舞，不断进行慰问鼓动，使大家越干越换，虽苦犹荣，长途行军她走不动了，大个子战士们争相背着她，后来她又调到战斗部队，成为23军文工团的小演员。 尹玲，1936年7月生，重庆人。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初随12军35师入朝，1952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回到祖国在"八一" 建军节期间，向中央领导和祖国人民汇报了，反映志愿军战斗生活的文艺节目，同时受到毛主席和军委首长的检阅。1954年参加志愿军文艺代表谈，在国务院、政协组织领导下，赴西藏代表中央领导慰问西藏部队，1964年8月参加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演出，在合唱团担任声部长，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后，受到世界各国首脑的好评，并得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尹玉华，1932年9月生，云南腾冲人。1949年12月考入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分配在三分校四大队十八中队。历任三兵团12军34师文化教员、志愿军34师102团政治处组织股干事、西南军区第七速成中学文化教员等职。……命运之神将把她和这支部队里的一个英雄营长结下一生一世的缘分。1950年底，12军奉命出川开赴华北某地集结，于1951年3月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尹玉华和大多数女同志留守在重庆。由于当时留守处的战士和随军家属文化普遍较低，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留守处成立了补习学校，母亲担任教员。1952年，时任12军34师师长的尤太忠从朝鲜回国，尹玉华曾当过尤师长的文化教员，尤师长将34师102团三营营长权银刚介绍给尹玉华。权银刚，河北人，1938年13岁就参加了八路军，打仗勇敢不怕死，负过几次重伤，百团大战时肠子都打出来了仍坚持战斗，鼻子也被子弹打穿过，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是个很能打仗的英雄。1953年7月3日，尹玉华和权银刚就这样捧着金达莱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他们的婚礼在朝鲜东海岸的防空洞里举行，简单而又温馨。尤太忠师长不仅是他们的红娘，还亲自签发了结婚证书，在尤师长的见证下他们喜结良缘。虽然没有漂亮的婚纱和喜庆热闹的场面，但战友们和领导的真诚祝福让他们感到无比幸福和满足。当摄影灯打开的一刹那，权银刚像变魔术似的变出一个苹果放在尹玉华的肩上，意味深长地对她说："我把苹果放在你的身上，保我们平平安安地幸福一生！" 于恵，1932年10月24日生，辽宁省大连市人。1948年入伍，是38军（万岁军）113师的一名宣传队员。但这张照片中没有于恵，是她的战友们。 余帼华，1933年8月生，江苏常熟人。1950年3月入伍，1950年11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入朝。1951年的11月，最寒冷的冬天，让我们仓促入朝，根本来不及换装，头戴大盖帽，脚穿解放鞋一过鸭绿江，就在气温低到零下30-40度的朝鲜的高山丛林行军打仗，很多的指战员冻伤，有的两只耳朵冻的像蒲扇，有的手指、脚趾冻得发黑而干性坏死，严重的肢体肿胀坏死，连鞋袜都无法脱掉，以致造成终身残疾。面对这些急需治疗的伤员，面对因运输线被敌机控制物资运不到前线而卫生所没有必要的药物，我们心急如焚，只能含着泪水眼睁睁看着他们再次感染，看着他们在抽搐和角弓反射中备受折磨。。。。。。在缺医少药的前线，我还目睹了伤员间的深厚战友情，有次前线送来一位枪弹伤员，需立即手术，但麻药缺少，这位伤员听说后，竟忍痛提出自己不用麻药，把麻药留给比他伤势更重的战友，就这样，我们眼见他咬紧牙关，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让医务人员捏紧他的手，在无麻醉的状态下取出深嵌入血的子弹。如今硝烟早已散尽，但伤员们坚强的意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仍然历历在目。 袁素芬，1932年2月生，重庆合川人。1950年3月入伍，1951年3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入朝。不几日，金……城防御阻击战又开始，紧接着1952年10月打上甘岭战役(我十二军是于第三阶段参战) 打得很壮烈的决定性反攻，直到最终取得全面甠利。此时，我院更名为医疗二所，仍坚持战地阶梯治疗的第二级救死扶伤抢救性处理任务，并将伤员转运后方(阳德) ，战事不断，救护不停，我和战友们又投入到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中，到山里寻找并烧毀敌机扔下的带细菌和病毒的昆虫以及其他带病毒迷惑人的载体等，在严酷的前线战场环境中，战友们营养严重不良，又极度疲劳，部队爆发了夜盲症，我又义不容辞地参加了抢救性治疗，送药到第一线。随着部队战伤的减少，但内疾在增多的形势，医院立即组建化验室.x光室. 病房. 药房. 护士班. 医生班等各尽其职，虽然是散居山峦东西的简陋科室，但为医疗解决燃眉之急，我和我的战友们，在艰苦严酷的环境中，边学习边钻研，不惧困难不怕牺牲，为战地救护做岀了应有的贡献。 袁志，1936年生，四川自贡人。1951年入伍，1952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入朝，文工团员，同年又分配到44师文工队。 张波，1932年4月生，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文工团，1951年3月随12军入朝。 张建贞，1926年8月生，河北省束鹿县人。1945年入伍。察冀边区第六中学（后改为河北辛集中学）第一期训练班。不久转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参军。解放战争期间随19兵团参加解放太原、西安、兰州等战役，荣获解放奖章，解放华北西北、人民功臣等纪念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随65军教导团入朝参战。1953年驻三八线以南的开城地区，执行和谈代表团的医疗保障工作。……二十多年后的一天，父亲与几位老战友一起喝酒，说起朝鲜战场上的往事：在一次开会途中他的车被敌机击中，敌机掉过头又朝他扫射。父亲见无处躲避，索性掏出手枪与敌机对射。我问母亲他讲这件"傻事儿"是什么意思，母亲说："什么意思，不就是想说他不怕死呗，那时候我们谁怕呀？没有人害怕"。望着母亲平静而又刚毅表情，我明白了志愿军为什么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 张景贤，1928年生，1949年12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政大学川东分校学习政治，1950年12月随部队出川参加抗美援朝，1951年3月1953年在志愿军第12军随营学校任文化教育干事。 徐佩璜，1934年10月生，上海人。1949年入伍。1950年11月随部队抗美援朝，参加了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斗及第五次战役，1952年到第23军师文工队工作。 张丽人，1936年生，湖南长沙人。1949年12月参军，在二野11军31师军干校学习，1950年1月分配在后勤医训队学习，1951年3月入朝，1952年10月，组织派我去三兵团参加迎接"祖国人民慰问志愿军赴朝两周年慰问团"去平壤参加了金日成将军慰问志愿军入朝二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怀仁堂受到毛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党中央领导的接见并摄影留念，1953年底我在朝鲜矿山入党，回到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代表志愿军赴西南军区、西藏地区慰问解放军筑路英雄们，1954年回到部队。 张佩兰，1929年6月17日生，河北人。1945年11月参军（二野六纵队），1950年1月入朝在12军34师卫生营护士。 张明明，1935年12月生，浙江杭州人。1950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直属炮兵团文工组，12月分配在军文工团。1952年6月调69师206团直属队任见习文教，同年9月部队入朝作战。……1953年7月的"石砚洞北山" 战斗是我们23军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一场重大战斗。它虽不能与"上甘岭" 战役相比，却也有它一段特殊的故事。原来山顶上盘踞着美军，要夺取这块高地，战斗人员与武器弹药必须先行，智慧的指挥员利用夜间炮击的掩护，在它的山腰间打坑道，让出击前的志愿军战士，早早隐蔽其中。我们文工团创作组的仇天、刘德根也提前进了这个特别的坑道，与战士们一起准备战斗，并搜集素材进行创作，后来他们先后都牺牲了，没有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打完"石砚洞北山" 就停战了，在停战生效的一刻起，23军文工团团长尤明，就带着我们几个小组上了" 北山" ，山上的树都打光了，地上更是见不到一根小草，软绵绵的沙砾，脚踩上去就像踏在棉絮上，一条条硕大的蛆，不断地从地下钻出来，不远的山坡上还有好几具敌人来不及运走的尸首，暴晒在炙热的阳光下，美式军服都膨胀的鼓起来，一阵阵腐尸的恶臭不断袭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目睹这血腥的战场。 张文一，　1933年12月30生，吉林省蛟河人。1947年10月参加东北民主联军一纵（后称38军）2师政治部宣传队任宣传员，1950年后任分队长，1951年4月入朝，荣立三等功。……有一位副排长伤很重，头部、肩膀、大腿都有伤，但他不顾伤痛劝其他的战友不要大喊大叫，少给这些护理员小同志添麻烦，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吴厚智坐在地上，让副排长上半身躺在她的腿上，她左手抱着他的头，右手拿一个瓷缸子喂他水喝。她见我进来，就对我说："文一，你看他怎么不喝水呀。"我蹲下来，把手指放到副排长的鼻孔前对小吴说："他永远喝不了水了，呼吸已经停止了。"只听咣当一声，小吴手里的瓷缸子摔在地上，接着哇地一声，她痛哭起来。我一边劝小吴不要哭，让副排长安静地走，可我自己的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小吴才16岁，第一次经历刚刚还与自己说话的人，就这么死在自己的怀里，惊吓、害怕、痛心一股脑涌上心头，怎能不让人心痛呢！我从小吴怀里把副排长放到地上，小吴边哭边说：副排长很坚强，自己多处负伤再疼也不吭一声，还帮我劝别的伤员，没想到他会此时，一名伤员大声地说："我们万岁军的每一个战士都是好样的，英勇杀敌，流血不流泪"。小吴停止哭泣，我拉她走出病房，派她去找负责烈士工作的同志，把副排长安排好。 钟平均，1935年10月生，重庆人。1949年12月参军，历任12军31师文工队队员，12军文工团团员，南京军区前线歌剧演员，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历时三年又三个月，因突出表现荣立三等功，授予军功章。……在明亮的月光下，这片开阔地一片银白，周围静悄悄的，要不是前方时而闪现爆炸的火光，传来轰隆的炮声，真让人感觉不到这是在朝鲜战场。我们女兵们走在队伍的前面，进出苏谷山口要经过一条小河，河水很浅，已有薄冰，白天我们可以踩着石头过河，晚上看不清，前面的人怕打湿棉鞋在哪里一脚一脚找石头，后面的人仍然往前走，人群都渐渐挤到河边了，正在这时，突然听见" 哧.. 咣" 一声巨响，我习惯地卧倒在河中的石头上，头上的棉帽和手中的服装包都掉到河里去了，一发炮弹在队伍中爆炸，火光和热浪过后，弹片. 碎石. 冰水打在我的右腿上，糟了！我的腿可能负伤了，我立即试着伸一伸腿，还能动，于是赶快站起来找我的棉帽和服装包，这时上来二位男同志" 小钟，快走！"话音未落，他们就像提小鸡似的一人抓住我的一只胳膊，飞快地向山沟里跑。回到驻地，各班清点人数，我们女兵班副班长戴儒品和一班的严挺. 阵显连没有归队，女兵刘文负重伤，另有七八个人负轻伤。队长. 指导员和几位分队长商议后，决定派肖丹(党员). 任洪举. 炊事员老黄原路返回寻找，一定要找到他们。他们三人走后不久，山沟里传来他们的喊声:" 戴儒品！- 严挺！-陈显连！"呼唤战友的声音，听来是多么的急切，充满期望。多么希望能听到三位战友的回答啊.！我们坐在队部门口，指导员多次叫大家回去休息，可谁也不动，大家期盼着，等待着，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感到身上越来越凉，心越跳越急。终于等到肖丹他们三人回来了，大家一齐拥上去问:" 找到了吗"" 他们在那里？"三人低下头，默默地没有回答。从他们的神情上，大家明白了，我忍不住痛哭失声，引起一片嚎啕大哭 周克俭，1926年生，江苏江阴人。1950年1月入伍，1950年11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入朝。……我被分配在20军60师司令部管理军需物质，我深知这些物质都是祖国人民克勤克俭省下来的，是运输兵冒着生命危险运到前线的，决不能有一丁点浪费，无论是吃的香肠压缩饼干、或是衣服、帽子等我珍惜我经手的每一件物品，并及时发送到战士们的手里，以后我又到军械科与战友郭秀华一起管理枪支弹药，这是一项直接与战事胜负乃至与战士生命有关的极其重要的工作，这是组织对我们的信任，工作中我们不敢有半点松懈丝毫差错，我们密切配合，检查认真，收送及时，为收回损坏的武器或把修好的武器送到基层，我们两个有一次为送一份急件给司令部，为我们各配了支防身短枪，黑夜里我们翻山越岭，来回走了100多里路，就是在这样的艰苦共患难的战地生活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周守玉，1950年11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6军入朝，参军，两次被评为军里的一等功臣，参加了军的英模大会，荣膺"巾帼英雄"称誉。1950年冬，上海掀起抗美援朝报名热潮，上海纺织系统周守玉第一个写血书报名，带动了系统许多女工积极响应，批准了周守玉为首的18名女工参加。参军入伍是周守玉找了陈毅市长当面批的。周守玉有关节病，部队首长要将她们留在后方做后勤工作，周守玉坚决要求上前线！首长很感动，批准了她们的要求，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26军政治部政工队。1951年，一进入朝鲜就经历了残酷的二次战役考验。接着进入冰天雪地的冬天，零下20-30度。白天美机轰炸，部队只能夜间行动。这对来自南方的18个年轻姑娘来说，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18个女队员中只有周守玉、杜鹃是共产党员。周守玉23岁，是老大姐，处处带头，带着政治鼓动组赶到部队前面，登上山岭为部队唱歌，说自己编的快板，鼓得战士们斗志昂扬。第三次战役打响，军里下令将18个女政工队员编为"救护队"，上前线运送弹药、救护伤员。在周守玉带领下，背（抬）伤员设立救护所，为伤员洗伤口、敷药、包扎，18个女队员都成了"护理员"，做得井井有条；重伤员不能起来大小便，周守玉带着"护理员"们不顾少女的羞涩为重伤员排解。一次，在抢救一个重伤员时，尿道堵塞，危及生命，在缺乏医疗器具的情况下，周守玉毫不犹豫俯身用口将重伤员的尿吸出 朱正美，1934年3月19日生，南京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江苏松江人，抗战期间随祖父母和父母逃难到四川，在江津和重庆上小学和中学。1949年11月重庆刚解放从求精中学参加二野11军31师，在医训队学习一年，结业时因学习成绩优秀、主动帮助文化低的同志评为乙等学习模范；1951年春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31师入朝，为野战医院护士以及师卫生营医政股工作，1951年秋在谷山缘木洞驻地洪水突发，因和战友在水中抢救朝鲜人民粮食，由师卫生营上报请功，受师后勤的通报表扬。1954年春随部队回到祖国。这是我在朝鲜三年多一个最刻骨铭心的时刻，它永远深藏在我的心里。在朝鲜作战期间，因美军具有空中优势，我们部队多半是在天黑后活动，为了防空，夜间驻地的周围也是黑成一片、毫无光亮，以避免空袭；而这时也是特务活动猖狂的时间，他们常常暗藏在山间或旷野用手电、灯光给美机打信号，指引美机来轰炸。因此，大家都很警惕，部队有时还在发现灯光后，循光搜索，去抓特务。53年夏，当时我和同在野战医院工作的战友庹重同志一起，由单位派到军里去进修学习，我们住在一个半山的防空洞里。学习就快结束的一个晚上，我从洞里出去透气，掀开帘子抬头一看，对面小山边居然有几十个灯光在闪烁，几乎成片！我大吃一惊，心想有这么多的特务！赶快转身回到防空洞里，静观事态变化，一夜平安却无事。天亮后出去看到对面的小村庄，那儿热闹非凡，欢声、笑声、乐声，原来是昨天（7月27日）和谈签了字，战争结束了！而时那已经是1953年7月28日的清晨，我们因为单独住在外面没有听到消息，虚惊一场。其实，头天晚上看见的是和平的灯光！这些闪烁的小小灯光永远清晰地印在我的心里，她宣告了战争的结束，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和平建设时期的开始。 朱铭伟，丨1934年生，上海人。1950年3月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教导团学员，1950年9月至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文训队学员，1950年11月至1951年1月，在江苏省嘉定县参加土改工作队（部队派遣）1951年1月至8月，在解放军23军69师206团文化教员，1951年8月至1952年9月，解放军23军69师司令部办公室文印室打字员，1952年9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入朝，任69师司令部保密室文印员。……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位战友虽然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但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如生前那样真切地活在我心中。一位是叫吴达的战友，他是侦察参谋。一天，他对我说：天冷了，他身上穿着的还是出国时带来的南方的薄衣，想托我给他织一件毛衣。我欣然应允。可刚过两天，领导突然跑来对我说，吴达的毛衣你得抓紧织好。我问为什么？这才两天，他人呢？领导神态凝重地告诉我：他回不来了，牺牲了。我们要把吴达的遗物一并寄给他的家人，包括这件毛衣。原来吴达两天前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被流弹击中牺牲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悄悄地离我们而去，连一句遗言都来不及留下。为他的死，我难过了好长时间。还有一位，我至今也叫不出他的名字，只知道大家都叫他小胖。他当时只有19岁，比我大一岁。小胖是一位卫生员，当时我因为在给部队运粮时，被马车压伤了腿,小胖天天负责照料我，每天按时换药、检查伤情，无微不至的护理我。有一次，小胖也是在给部队运粮，可能是因为过于劳累，途中他在运粮车上实在睏得不行，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结果行进在山路上的车子一颠，瞬间将他甩下了悬崖，就这样，小胖也离我们而去。 竺桴，1931年12月生，浙江省上虞人。1950年1月参加20军教导团，1951年1月随所在部队入朝参战，直接到战斗部队60师180团卫生队工作。 她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贾明端、穆惠、余中华、曾皖筠、吴昆、聂耀兰丶朱小珍、袁隆光 她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女战士吴忠林、陈笑玲、徐丕珠、唐书香和她的战友、瓦兆萍、王元益和她的战友。 罗秀，1948年11月入伍，1951年3月入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 马建华，女，1934年7月出生，汉族，原籍河北省定州清风店人。1949年12月参加革命，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10月回国，1955年转业，1965年两次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2020年，荣获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章一 耿玉兰，1933年7月出生。1949年12月1日入伍，在12军31师文工团。1951年3月10日入朝，参加了金城防役、上甘岭战役。 张珑<1933.2～>，女，重庆人，1949.12从重庆立信会计学校参军，1951.3.21随志愿军第12军31师入朝参战。参加了五次战役、金城阻击战和东海岸反美军元山登陆作战准备等战役战 黄丽英，1929年8月出生。1949年12月在重庆入伍，参加过改造起义部队，贵州剿匪，抗美援朝3年，战时任文艺兵，停战后调31师警卫连任文化教员。 丁文青，上海人。1949年5月在上海入伍，20军卫校学员，1950年10至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20军后勤部治疗队，20军直属队，军直高炮团，军直通讯营，20军护干队学员，华东军区高干疗养院等。 肖进一，曾用名肖文学，女，汉族，1930年农历7月24日出生，四川省璧山县人，1949年12月18日于重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进入12军军政大学学习，担任三分校四大队十六中队学员。1950年7月12军35师103团宣传队宣传队员。1951年2月在执行开赴华北军事任务中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1951年3月志愿军12军35师野战医院护理员入朝出国作战，连续20多天行军与大部队会合，参加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历经加里山战斗、三八线以南穿插等战斗。1951年6月志愿军35师文工队宣传员。1952年3月志愿军35师教导队一队学员。1952年6月志愿军35师轮训队一中队学员。1953年1月志愿军35师司令部直工科干事。1953年10月西南军区第七速成中学助教。1954年10月转业至重庆市市中区法院。1970年6月入党。荣获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各一枚。 妈妈讲述抗美援朝往事（一）——开赴华北1950年7月，我从12军军政大学毕业后分到35师103团宣传队。宣传队属于团机关，经常下部队为战士演出，今天到一营，过两天去二营。时间长了，团首长、与宣传队归属管理以及工作联系较多的机关干部、营一级的主官都熟悉了，像谭笑林团长、崔松山参谋长，还有李子英等好多熟悉的人，就是那时认识的。1950年12月，部队即将参加抗美援朝。一天，我向指导员请假，说自己参军一年多了还没有回过家，临行前给父母告个别。指导员对我说：“给你四个小时假，对外注意保密，按时归队。”103团住在重庆市南岸，我父母家住在重庆市江北县。江北县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北岸，与南岸、渝中、沙坪坝隔江相望。但是，从部队驻地到我家，要过长江、嘉陵江两条江。先要从南岸坐火轮过长江到临江门码头，再换乘小木船过嘉陵江到江北。船到江北上岸后，走一段细沙路，到了岸边坡底，沿着石阶梯一层一层往坡顶上走。洗布塘街正街在石阶梯坡顶，正街到坡底上下落差好几十米高，从石阶梯一步一步走上来要走好一阵。我父母家住在洗布塘街21号，还在正街后面。爸爸妈妈看我回家感到很突然，问我怎么回来了？我随口答道：“现在部队到南岸来了。”部队参加抗美援朝属于军事秘密，对外包括对父母及家人不能讲。我有意和爸爸妈妈说一些家里的事，问妈妈每天织的布好不好卖啊，每天赚的钱够不够开销啊？弟弟学费有没有钱交啊？部队离开重庆的事，半个字也没说。爸爸妈妈很高兴，临走对我说:“这下好了，部队到南岸来了，以后有空可以请假回家。”部队离开重庆时，对内称执行“开赴华北练兵”的任务，抗美援朝秘而不宣。我们宣传队乘坐机动木帆船悄悄地驶离了重庆码头，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为了活跃航行途中气氛，我为战士们讲顺口溜：“美国兵十大怕”，教战士一些简单的朝鲜语，“哈拉波及”（老大爷），“哈莫尼”（大妈）。船在江面上开了一天一夜，停靠在湖北汉口。汉口打前站的，专门挑了一间带木地板的房间给我们宣传队的女同志，晚上，我们班十几个女同志在地板上打地铺美美的睡了一觉。隔日，从汉口坐火车到达河北省会石家庄。石家庄火车站下车的时候，每个人发一个馒头，随后开始徒步行军，途径衡水，最后到达深县。1951年二月的华北，格外寒冷，野外全是积雪。我们住的屋子，是当地老百姓腾出来给部队的，炕没烧，凉冰冰的，上面什么也不铺。吃的是大锅小米粥，稀稀的，像米汤，吃起来嚼不到米。早上出操，棉帽子耳朵不准放下来，跑步的时候，踩在冰碴子上，脚底下不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重庆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是零上五六度，从没下过雪，从小到大没有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天气下跑过步。刚开始，我的手、脚、耳朵都冻麻了，两个脸颊也冻的红通通的。但是，我一直咬牙坚持训练，不叫苦，每天保持旺盛的练兵热情。深县练兵任务期间，我被团里记个人三等功一次。当时，我自己不知道立功这事，记功证是团里直接寄到我爸妈家里的，记功证一直由我爸爸保管。1993年我爸爸辞世后的第二年，我大弟弟文藻来合肥时，特地把这张记功证带来，交到我手中。 妈妈讲述抗美援朝往事（二）——批准入朝深县练兵任务完成后，团里召开赴朝作战誓师大会，团首长作动员讲话，讲抗美援朝的形势和伟大意义。会后，各级指战员纷纷表决心。我早在开赴华北之前就递交了决心书，参加志愿军，赴朝参战，保家卫国。结合此次练兵个人表现，团里经过审查，批准我参加志愿军，同时被批准的还有韩明、蒋昭瑜等其他军政大学同学。为适应战场和战斗需要，上级决定，全团女同志，不论是团机关的，还是宣传队的，全部编入师野战医院。到师野战医院以后，再分成一组、二组、三组等若干战斗小组，李希、韩明、蒋昭瑜我们几个被分到不同战斗小组。我所在的小组组长是原三野的女同志，个人身体素质很好，有战斗经验。分到小组后，我们随即投入战场急救、伤口包扎等野战医护训练，边学习，边操作。到辽宁丹东以后，没几天，陆续开始发装备。今天发一套单军装，过几天发一件雨衣，原来穿的解放鞋换成高腰的。每人发一把手铲，铲子三角形，是用来挖猫耳洞防身用的。最后发了一件棉大衣。每个战士从头到脚的装备是，棉军帽、棉军装、一双解放鞋、一双布鞋，二套单军装、二件衬衣、一件棉大衣、一件雨衣、一个水壶、一个干粮袋、一床被子、一个搪瓷碗、一把手铲。当时，没有配发适合冬季作战穿的防寒衣物，每个人只能在衬衣外面加一件单军装，单军装外面再套上棉军服。每天除了出操、行军，还训练打背包。开始按照要领学习叠被子，把被子叠成不大不小长方形，再把背包带定好合适的长度，按照要领把被子扎成井字形。熟练了以后，晚上训练，摸黑打背包。 1951年3月下旬一天，接到命令，野战医院每个人带上个人全部装备，私人物品一件不准留下。我们每个小组每个女同志，左挎干粮袋急救包，右挎水壶，搪瓷碗用布套子穿在腰带上，往身上一扎，棉大衣卷起来插在背包右边，雨衣放在背包左边，手铲插在背包后面，个个像即将奔赴战场的勇士一样，做好了随时入朝的战斗准备。 妈妈回忆抗美援朝往事（三）——最长的一次夜行军1951年3月21日夜晚，志愿军35师野战医院从浮桥上快速通过鸭绿江入朝。过江时，人踩在浮桥上面，浮桥两边一直在晃动，我跟着前面的人疾行，什么话也不说。过了江，就是新义州，朝鲜的一座边境城市，与我国辽宁省丹东市隔江相望。一踏上新义州，看到的是整座城市已成废墟，地上左一个右一个大弹坑，大弹坑有三四米宽，好几米深，市区道路交通完全被摧毁。原来计划沿大路赶往集合地，由于出现眼前意想不到的情况，行军路线随之改走小路。朝鲜属丘陵地带，山多水多。改在小路行军，其实就是爬山涉水。爬过一座山后下到山底，过一条河，往前又是沿着崎岖山路爬山、下山、过河。山的海拔并不高，但是爬山下山耗费体力，更何况每人负重要爬好几座山，比空着手走平路要累好多倍。翻山过河都是趁夜色隐蔽行进，从这个地点到下一个宿营地，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赶到。白天部队移动会暴露目标，每天黄昏开始行军，整夜不休息，摸黑行军。出发前讲过，部队行军途中不能掉队，如果哪个人掉队了，就意味着报销，没有人回去找你。夜色中，队伍悄然无声地行进在荒山野外，逢山爬坡，遇水过河，每一个人都处在高度紧张的行进状态，生怕掉队，报销了。过河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拿出军用水壶往河里一舀，盛满水，喝几口，边喝边走。我们刚入朝的时候，河水很清，能喝，以后，随着战事发展，美国飞机在入境附近地区沿途各处洒下细菌，河水被污染，不能喝了。行军途中，耳朵里最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原地休息”，可是，每次传来的，总是组长那句短促、轻声而有力的话，“跟上，别掉队”。每天，从黄昏行军开始到凌晨休息为至，大约要徒步行军10个小时左右，一直走到天上出现鱼肚白才停止前进。过去，不晓得该怎么形容鱼肚白的颜色。几天行军下来，渐渐地对鱼肚白有了即熟悉又深刻的印象。当漫漫长夜无休止地笼罩在朝鲜北部山地的时候，正值人马困乏至极，从一个盹里惊醒过来，队伍前方的天空，或隐或现地出现银灰色，渐渐地变白，白里透着青色，好像鱼肚子的颜色。每每见到鱼肚白，就是原地休息的时候了。部队休息地点，都选择在山底或树林里，不容易被发现。休息的时候，找块比较平坦的地方，把雨衣往地上一铺，几个女同志挨着一起睡觉。比较讲究一点的女同志，有时趁白天休息间隙到河边洗个头，清除头发汗味。黄昏时分，部队又要向下一个目的地进发。经过连续20多天的夜行军，我们野战医院终于到达上级指定的集结地，与作战部队会合。 妈妈讲述抗美援朝往事（四）——向北转移1951年5月16日，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正式打响。我们野战医院奉命向加里山东面迅速南插行动。当时，天已暗下来了，一路上扑面而来的爆炸声，“呜，咣”，不时掠过我们的头顶，探照灯照射出的巨大光束，与曳光弹交相辉映，此起彼落，把上空照的雪亮雪亮。过汉江的时候，江面不宽，我在齐胸的江水中奋力向前挪动着双腿，身体不时被涌动的江水来回摇晃着。过了江，再往前走的时候，突然感觉自己右半身一直到整条腿，好像筋被拉住了，迈不开步，行走不自如了。和我落在后面的，还有一个叫许巍的女同志，是重庆沙坪坝人，我俩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医院领导一看这个情况，便让我俩立刻原路返回找12军文工团收容大队报到。我俩返回去过江的时候，水里来往的人很多，大都是朝南去的志愿军，有的是从南返回向北去的。找到收容大队后，我出示了介绍信，说明了情况。休息一天后，分派我俩一起帮助照顾伤员。收容大队属于伤员中转站。阵地上负伤的指战员，轻伤不下火线，只要负伤部位不是很重，还能拿武器坚持打仗的，一般不送医院。如果是重伤员，抬下来后会及时送到后方治疗。送到收容大队的伤员很多，大多是胳膊、腿炸断的，还有一些头部、胸部伤口出血较多的，浑身血呼啦几的，绷带早就被污血浸透了，虽然暂时不会危及生命，但伤势不比送往后方治疗的重伤员轻多少。另一方面，送来的伤员基本上已经失去战斗力了。对送来的伤员，需要根据伤情清洗、止血、消炎、包扎，因为是晚上送来的，伤口处理之后，需要就地找地方隐蔽安置好。我看到，有的伤员因失血过多引起口干，一个人爬到河边找水喝。没多久，收容大队紧急集合，指导员说现在形势危急，全体人员立刻向北转移。我把手里东西一放，背包装备什么都没带，立刻动身向北。伤员们看到我们要走，纷纷喊到：“带我们走吧”，有的伤员说：“给我一颗手榴弹”。走的时候，我实在不忍心回头再看那些可怜的伤员。一路上，北撤的部队很多，部队建制也打乱了，我跟着队伍中的人群一股劲地拼命往前跑。跑累的时候，就停下来喘喘气，遇到经过的队伍就问：“你们是哪部分的？”。入朝部队番号保密，平时都用代号。920代表12军，35师称三大队。每个人必须记住自己部队的代号，一个人离开部队或走散时靠代号找到部队。也不知跑了多久，我终于听到了“三大队”的回应，找到35师野战医院后立即归队，继续向北撤离，最终撤回到金化。每当回忆起在加里山战斗中发生的这场惊心动魄的行动，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如果当时在收容大队转移不及时，进攻线空隙被美军封堵上了，再想回撤到三八线以北地区，回到祖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刘军，1942年12月出生在山东烟台市。1949年10月在广西横县太平镇任儿童团付团长。1950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45军军文工团，隨部队剿匪。1952年隨部队入朝。 李光融（1930年—2006年），重庆巴南区人，沙坪坝高中毕业，1949年12月重庆解放时，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到二野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到11军31师91团任文化教员，1950年参加了川东剿匪并荣立三等功。1951年元月，李光融随部队离开四川到河北冀县结集，并于当年随12军开赴朝鲜，先后在91团卫生队及31师野战医院任医护人员，在残酷金城防御战和上甘岭战役战场，昼夜参加抢救伤员。并在东海岸筑城战斗期间二次入朝。朝鲜战争还未结束李光融回到河北高邑的12军卫校学习。学校开设有药剂、护士和医训三个队。李光融在军医一队，军医队是为朝鲜战场培养医生，但还未毕业战争就结束了。 1954年12月中央直属医院来12军卫校军医班要人，李光融转业到北京，先后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三里河医务所、公安部北京复兴医院任医士。1960年调入长江委医院工作，任外科医生，副主任医师，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颜枫，女，1933年4月出生，四川重庆人。197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分配在12军36师文工团，任106团宣传队员，并随部队进军西南山区剿匪。1950年12月调入12军34文工团，1951年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1951年5月入朝，任12军34师司令部文化教员。1954年随部队回国，1958年转入地方工作，1960年在江苏省电影公司工作至退休，1987年在深圳市参加公益工作。 蒲季萱，女1930.6.8出生1949.12-1950.8，四川合川十二军军大学习，1950.8-1950.12北碚十二军司令部任文教1950.12-1951.6，华北十二军卫校学习，1951.6-1951.9，华北十二军卫生科卫生员，1951.9-1951.11，十二军军校1951.11-1954.9，赴朝鲜十二军后勤卫生部1954.9-1957.10，南京军事学院附属医院1957.10-1959.9，浙江金华第二人民医院1959.9-1960.9，浙江卫生干校1960.9-1968.5，浙江中医学院（上学）1968.5-1969.12，淮阴地区医院，中医师1969.12-1971.7，十二军药厂1971.7-1974.2，合肥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1974.2-1976.4，青山五七中学，主治医师1976.4-1985.6，安徽中医学院，副主任医师荣誉：1950.6，入团1954.3，入党1951年，华北十二军卫校，模范团员1952年，十二军防疫队（朝鲜），通讯表扬1956年，南京军事学院附属医院，三等奖1973年，合肥市人民医院，三等奖1982年，安徽中医学院，先进工作者 杨莺， 1934年2月出生，江苏无锡人，祖籍湖南省湘荫县。1950年3月参加20军教导团，同年11月入朝参战，在20军后政文工队，第五次战役中负伤，评为二等一级伤残军人。 刘慧萍汉族，1932年1月8日出生，浙江黄岩人。1950.3.5一53.3.5第三野战军21军62师护士，1953.3.5一12抗美援朝，1953.12一1954.4山东曲阜集训，1954.4一1956.11南京军区第七军医护校学员。 吴玉美，1932年11月29日生，浙江宁波人。1951年1月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61师181团任卫生员，1953年3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加了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和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停战后，一直随部队留在朝鲜参加朝鲜经济恢复和建设，维护停战协定。 王代玲，1932年生，重庆合川人。1949年11月参军入12军军政大学，后分配到35师教导大队任文化敎员，1951年3月入朝。先后在35师青年科、组织科任干事。第五次战役中调任师作训参谋，经历了激烈的血染红杨公路战斗和残酷的细菌战，参加报告团下部队报告英烈事迹。 张玉光1927年生于四川，1949年11月30在重庆参军（重庆大学肄业生。参军介绍人赵兰田）。参军后50年3月到11军31师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分到31师师部任文化教员。入朝后在31师司令部干部部工作。54年5月回国。在朝鲜，母亲和一位战士往团部驻地送文件，在路上遇到一穿志愿军军服的人与母亲和战士讲话，并打探消息……。母亲感觉此人不像志愿军，他有时说英语或朝语都佷流利，因母亲英语也很好（母亲是重庆大学化学系学生，又因母亲从小在红岩村绕国模舅妈家住，跟红岩村前面住的特务们周璇，帮八路军办事处送信，炼就了一双敏锐的眼睛）。这时母亲从背后向战士打了个手势，瞬间她和战士俩人就把那个可疑人绑了起来，押到团部。审讯时那个可疑人对答如流，看不出破绽，母亲就让可疑人脱了军装，用女同志的细心数起了每寸衣服的缝线针数，结果可疑人的军服比我军军服的针数多2针。我军服是每寸18针。最终可疑人原形毕露，承认是敌军特务。他们抓了特务，从他口里也得到很重要的情报。这就是老兵的智慧和警惕的眼睛！她们在朝鲜做好本职工作后也帮助战地医院洗辅料，打扫战场，背伤员，救护伤员。这就是一名志愿军老兵的战斗情怀，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贡献了青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我敬爱的母亲感到骄傲和自豪！为赴朝参战的母亲点赞！为赴朝参战的全体女兵点赞！真是战地黄花分外香，分外妖娆[玫瑰][玫瑰][玫瑰] 戴儒品，女，1932年出生，四川江北县人。参军前就读于重庆女子师范学校音乐系。1949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31师文工队，1951年3月随部队入朝作战。她从小喜欢唱歌跳舞，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参军后成为文工队的主要演员，主演《白毛女》歌剧《枣红马》等节目，她任女同志班副班长，对同志热情关心，受到大家的尊重和信赖。1951年11月在演出归途中遭敌机袭击，光荣牺牲，时年19岁。 志愿军第12军31师文工队戴儒品烈士，林警官把烈士的照片补上了二条辨子。现退休在南京的肖丹、钟平均是烈士戴儒品的战友，他们在《他们永远是十九岁》回忆文章中写到戴儒品的牺牲时的情况，她被炮弹炸的把她的两根辨子都炸飞了，第二天他们看见二根辨子挂在树上，就把她的两根辨子就地掩埋了，这一情节深深的打动着美篇作者，多次给肖叔叔电话联系，把英雄的家人找到，戴阿姨生前有二根美丽的辨子，舞跳的很好，她的牺牲无尚光荣，我们请林警官把阿姨的辨子画上去。美篇作着通过重庆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找到烈士的亲人，并把该情况告诉侯庆瑛老师，侯老师与山东卫视联系，卫视赴重庆采访了烈士家人。在这过程中，美篇作者还找到了在那次行军中负伤的阿姨，想通过她说说当年的故事，可还没有来得及，阿姨于7月3日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天堂没有病痛阿姨一路走好！我爱着的志愿军女兵！😂🌺🌺🌺 《志愿军女兵风采》赠送给朝鲜。 后记我岀身于一个军人家庭，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光荣的志愿军军人，曾经同赴抗美援朝战场，我的血脉里流淌着军人的血液。军人家庭的教育熏陶，部队大院生活的锤炼，使我的心中始终装着满满的军人情怀。在我敬爱的父亲病重期间，母亲怀着对父亲——一个光荣老兵深厚的情谊和爱，给予了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父亲去世后，我看到了母亲坚强外表下，表露岀对父亲深深的怀念，对昔日战友苦苦的思念之情，我切身感受着这崇高而伟大的父范母仪。长时间以来，耳闻目睹现实生活中许多参战老兵特别是参战女兵们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我被这一切深深地感动着，于是内心萌生了要为这些我们尊敬的女兵们制作一本纪念画册的愿望，以传承老一辈志愿军女战士那种保和平为祖国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让我们的后代能始终铭记，中华民族这一代英雄儿女为和平和正义所做岀的巨大牺牲，让我们的后代始终恪守一个信念，无论时代怎样变迁，社会如何现代化，老一辈军人身上所固有的革命传统和高尚情操，仍应成为我们的生活准则和前进方向的坐标。我们的母亲们，在六十五年前曾经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战士一样，浴血战斗在朝鲜战场，她们的青春、她们的风采，绽放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1950 年，画册中这些青春焕发的志愿军女兵都才十几岁，当祖国一声召唤，她们毅然离开温暖的家和父母亲，离开故乡和学校，参军入伍，跟随入朝作战的各部队，跨过鸭绿江，奔赴硝烟弥漫的朝鲜前线。为了正义、为了和平，她们中的许多战友，血洒朝鲜三千里江山，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停战回国后有的转业、有的复员，先后被分配到祖国建设的各个岗位，她们平凡地工作生活着。现在她们都年事已高，有的因伤病卧床不起，有的已故去，但她们用无声的庄严壮丽地实现了人生的辉煌！她们是那个年代，乃至现在这个时代最可敬可爱的人！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我们的母亲们，也很少提起自己曾有的光荣和功绩，她们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自己理应得到尊重和颂扬的光荣功绩在纪念画册制作前期寻访、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入朝参战女兵们一封封充满对昔日战友怀念和战场风采回忆的信，从全国各地寄来，看着这些已是耄耋之年、白发苍苍阿姨们一字一句书写的满怀深情的信，和一张张她们在朝鲜战场英姿飒爽的旧照片，我的心被震撼着，几度落泪……岁月能改变她们的容颜，时间也许会淡忘她们曾经有过的光荣，但在我心里她们永远是那样的美丽！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怀念！在日后的走访中，我深深感受到我所接触到的毎一位老兵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她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她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正是这一切感动着我、激励着我，让我始终心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把女兵阿姨们的这种光荣传载下去，记载在世！把她们的功绩和风采很好地展示在这本画册中，以教育后人，告慰英灵……让我们的下一代铭记这段历史，铭记这场战争中有这样一群女兵……编撰画册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认识母亲、认识亲人的过程。岁月流逝，我们对自己的母亲了解得很少很少，她们曾经的光荣经历也鲜为人知，每当我看到父母亲和其他女兵们珍藏着的一枚枚军功章、一张张嘉奖状，听到她们爽朗的笑声，看到她们写满岁月沧桑慈祥和蔼的脸庞，我真想紧紧拥抱她们……每当我通过各种线索，寻访到这些参加过这场战争的女兵们，我都会被一种深深的感动包围着，脑海中一次次浮现着她们在炮火连天、环境严酷、随时可能牺牲的朝鲜战场上浴血战斗的画面。她们一生中担当了众多岀色的角色，然而最让她们自豪的是她们曾经是个抗美援朝的女兵！是经历了战火考验的女兵！由于时间和其他因素，在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只能寻访和搜集到多以和父母亲相关的志愿军第12 军为主的女兵的资料。我曾努力扩大采访范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是力所未及。但我深知参加过这场战争的女兵成千上万……我们把这两百余位女兵作为众多参战女兵的代表，把她们的光荣和风采展示给大家，并向暂未列入本画册和未寻访到的女兵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歉意！你们的光荣和功绩将与日月同在！向那些已知名和不知名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女兵英烈们致以深深的怀念和追思！祖国和人民永远铭记你们不朽的功绩！你们正如美丽的金达莱，永远绽放在朝鲜三千里江山的沃土原野中！本画册的制作过程，得到了社会各界知名学者、教授以及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和重视，得到了军队从事军史研究的相关学者的指正和帮助。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战略部副部长齐德学少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马沈同志，他们在百忙之中为本画册写前言，并做了大量的指导工作。感谢张玉华老将军在病中为画册题名，感谢原总装备部副政委葛焕标中将为画册题名。感谢上海志愿军文献馆吕焕皋馆长、上海志愿军第20 军历史研究会刘石安会长和我父亲最亲密的战友张培林伯伯以及老战士代表提供了不少的寻访志愿军女兵线索和资料。感谢志愿军女兵后代、南京大学国家一级美术师杨娌娅为本画册封面装帧所做的美术设计。感谢我熟知的但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家，感谢所有支持和鼓励的朋友们！因是初次制作史实性纪念画册，经验不足且相关资料欠缺、无从考证，由于人力、时间等原因，画册存在种种不足之处，恳请读者和老兵们批评指正，并向我们提供更多新的线索，便于我们在增印再版时补充完善。本画册收集了两百余位女志愿军的资料，照片达三百五十余张，短文七十余篇。在采用每一位女兵的文章的篇幅上，为了尊重每位阿姨的意愿，对各位长辈的回忆文章和照片说明，除做了技术性处理外，尽量保持原汁原味，同时尽量采取了“有文必录，有照定选”的原则。书中除前三名阿姨外，按照几位编委会老战士的意见，其他阿姨在书中的姓名先后，一律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但由于版面的需要，个别女兵的排列做了适当的调整，也请阿姨们见谅！ 晚辈丽佳，向你们英雄的志愿军女战士、我亲爱的妈妈们致敬！   主编武丽佳 2016 年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