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回首我的过往</p><p class="ql-block">刘立应,男,1940年农历6月17日生于柳林县柳林镇青龙刘家巷,系刘氏家族三代大门刘光喜之子。</p><p class="ql-block">童年生活</p><p class="ql-block">我出生于战乱时期,为了躲避日军及国民党的欺压,在我三岁时(1943年),我们举家迁往了当时相对安定的锄沟时,等到1951年,时局相对稳定回来时,我已11岁,可以说,我记忆中的童年就是在锄沟村度过的那段岁月。</p><p class="ql-block">印象中小时候会经常跟随父亲到南头起和西门外自家地里玩,地旁有一大片苇则地,一到夏天,鸟语花香,蛙鸣声此起彼伏,淘气的我摘马莲花、种杏树、种花草,从早玩到晚,乐此不疲。慢慢的,等到稍微长大一些时,在父亲手把手的教导下,也学会了翻地、扒地、浇地以及给农作物打掐、绑黄瓜上的架等简单的农活。到了冬天,也会和邻家的孩子们相跟着到矾水沟、兴无煤矿担炭,用砂锅在小河里挑水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母见我小小年纪主动为家里做活计,自然是开心许多。</p><p class="ql-block">印象中小时候还会经常跟随父亲或外祖母到锄沟村的禅堂沟、娘娘庙、大寺上和观音楼等寺庙上看戏,参加一些佛事。印象最深的是锄沟曹家楼底二月十九观音会,一到晚上,一帮孩子们拿着自家的炭到楼周围争先恐后地垒小旺火,旺火点着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幼年时的这些经历,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有机会,都会到当地的庙宇看看,点柱香上点布施以求心安。直到现在,逢年过节,我也会供奉观音,祈求保佑儿女孙辈们健康平安。</p><p class="ql-block">童年生活中,最大的阴影即九岁时我的母亲因生孩子早早离世。即便在后来的生活中,虽有父亲及外祖母的呵护与照料,但母亲的离世还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痛。</p><p class="ql-block">求学生活</p><p class="ql-block">我于一九四八年入学,在锄沟和柳林东街学校上的小学,那时按父亲的初衷,识几个字、能算个账,不要像他那样当一辈子睁眼瞎就足够了。也是受生活所迫,父亲对我的学习从来不管不问,由我自己乱跑乱窜。有时吃了饭名义上是上学去了,实际上就跟着拦羊的去山上玩去了,即便到了学校也不好好听老师讲课,想方设法干扰同学,印象中,老师经常会拿棍子和板则敲打我。所以,在后来一段时间,每当老师喊我的名字,自己都会心惊肉跳。也就是在那时留下的阴影,等到长大些时,我就把老人们给我起的"刘廷万"改为了现在的名字"刘立应"。</p><p class="ql-block">五年小学没有好好念,一九五三年考完小时,自然也就名落孙山了,这是我学习生涯中第一次受到的打击。后来柳林街上的商户为了让没考上完小的孩子们继续上学,集体创办了柳林东街民办高小,我也就顺势上了这所学校。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小学升完小考试的失利,自己也开始懂得要好好学习了,慢慢进入学习状态,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九五五年,我顺利考上了柳林中学。那年,父亲同全国的几亿农民一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当时的父亲已经六十多岁,腿又残疾,队里每天只给七分工,多年的种地好把式变成了和妇女一样的半劳力,家里的日子大不如前。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我也会利用假期和大外甥树清租平车给工地送些砖、帮测量队背仪器、街上卖瓜菜等做些小活计挣点小钱,贴补家用。</p><p class="ql-block">中学毕业后,正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报名就可以升学,班里大多同学都选择填报中专或师范,当时我一心想着上大学,于是毫不犹豫填报了贺昌中学读高中。</p><p class="ql-block">三年的高中生活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学校一日三餐,每顿饭都是二两或三两的玉米窝头加一碗水煮白菜或玉米糊,吃了早饭等不到中午,吃了午饭等不到下午,一天二十四小时经常处于饥饿当中,晚自习后饿得不行,只好抽五分钱一包的双鱼烟,一连抽上两到三根,像打麻醉针一样方可入睡。记得有一晚实在饿得不行,就约了几个同学到了新关食堂,每人花了三毛钱,吃了六碗撒了把盐的茴苔菜,也算是奢侈了一把。星期天不上课,更是饿得顶不住,相跟上几个同学到南关莲花池挖的吃收了茴苔后留在地里的根。为了勤工俭学,除每周在校劳动半天外,还要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到方山陈赛番和离石小神头种收土豆,或到兑镇林中伐木栽树。那时,背着行李和铁锹,带上三两面的窝头两个,步行七八十里地,精疲办尽、饥肠辘辘的感觉至今刻骨铭心。不过不管饿到什么程度,遇到什么困难,都忘不了一条宗旨,那就是刻苦学习,考上大学。即使放了假回了家每天上地劳动,只要有时间也会翻翻书。</p><p class="ql-block">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同社员们一样烈日当头照样钻在地里间谷锄谷,锄草培土,汗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想想农民常年劳作,将生产的粮食全部贡献给国家,夏收分的麦子不够过年过节招待亲戚,过年有时连口粮钱也挣不回来,当时的奇缺物资更是没有农民的份,所有的这一切,反复地刺激着我,心想:必须寻找一条路,挣脱绑在土地上的绳索,走出去建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当时的我来说,也就只有一条路,努力学习、改变命运。</p><p class="ql-block">一九六一年,天道酬勤,自己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尽管当时填报的第一志愿北京中医学院没有考上,但还好收到了山西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多年梦寐以求跳出农门、端上国家饭碗的夙愿也终于实现了。</p><p class="ql-block">进入大学后,各方面的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学校给了我最高助学金。每个月十七元钱,除去十三元饭钱外,还有四元的零花钱,家里基本不用补贴。优美的校园环境、热情活泼的同学、认真负责的教师、可口多样的饭菜,一扫我高中时艰难度日及婚变带来的阴影。也正因为来之不易,所以那时的我,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积极,不仅入了团、当了班上的卫生委员,而且被选为校学生会的卫生委员。现在想来,当时的这些不仅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更为我后来参加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p><p class="ql-block">四年毕业后,我被分配至祁县水利局工作,从此开始了我三十七年的工作历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