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阿鸣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 这是儿时童谣。我的"外婆桥"是中山公园东面贴隔壁的兆丰别墅113号。那儿是我的外婆家，也是我的出生之地。

其实我外公外婆的老家都在浦东乡下。对那个老家我毫无印象，也从未去过。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他们就住在兆丰别墅113号了。我外公属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产生的那代民族工商业者。在上海恐怕有成百上千者。听家人说我外公从小聪慧，脑子活络，胆子也大。他读过一年交大，但中途放弃转向经商，又办起实业，还从过政，也搞公益慈善。发过财破过产，成功失败交替轮回，总之颠簸折腾。解放后他紧跟共产党，成为一个所谓红色资本家。到我记事时，他是拿定息的民主党派人士，在上海供电局有个象征性的职位。但外公并不住在兆丰别墅，而是住在香山路上的红薇村。那儿是他的二房。我只知道每个星期六外公会去兆丰别墅113号探视外婆。（也许不是每个星期，但总是在星期六）

我父母结婚时的婚房安置在外婆家。在我两岁时父亲所在的机关分配给他房子，于是我们三口之家离开了兆丰别墅。我童年时经常去外婆家，比去奶奶家的曹家塘要勤得多。记得在我上小学前的一年天天在那儿，白天去愚园路幼儿园，晚上就回外婆家。那时三楼住着大舅一家四口。我两个表兄弟和我基本同龄，在一起玩得昏天黑地。后来小舅也结婚在家里就更闹猛了。从上小学开始我虽住回父母家的静安别墅，但外婆家是三天两头去的，直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来临。

六六年夏天后，突然间我不能再去兆丰别墅了。再后来房子也没有了，被没收了。外公先是被单位关押审查，后来说是失踪了。外婆，大舅和小舅都被驱逐出113号。外婆曾被迫与红薇村小外婆挤在很小的亭子间里，其屈辱尴尬纠结可想而知。当"史无前例"略平静些后，外婆就在大舅、小舅及我家轮流蜗居。我大舅一家搬进同一条弄堂的另一幢房子里。但不是正房，是后楼梯盘旋上去的两间亭子间。小舅一家搬到另一条弄堂里的一间亭子间，朝北，终年不见阳光。

七十年代，每到春节外婆和她的子女及第三代经常在大舅处聚会。大人一桌，小孩一桌，两个亭子间里塞得满满的。虽不在113号，但还是在兆丰别墅。七十年代后期两个舅舅相续搬家离开了兆丰别墅。单位分配给了他们新工房。从此我们与兆丰别墅告别了，在生活了近四十年后。

后来我从母亲那里获悉，外公原来是被害而死。他的尸体是在黄浦江里发现的，当年被定为"畏罪自杀"。后来平反，说是被打死抛入江里，算是迫害致死。我母亲告诉我，外公历来慷慨，经常借钱给人。而在动乱中这却成了他的劫数。他很可能是被欠债人打死，原因是可以赖账不还。在那个年头一条人命，而且是"阶级敌人"的人命又算得了什么呢？外婆得到一笔钱，但兆丰别墅113号则再也住不回去了 ，因为外公当年并未买下那房子，只是用多少金条顶下的，故落实政策时不作为私产归还。我外婆就此成了无房户，一直住在子女处，直到去世。。

八十年代末我曾经去过一次兆丰别墅。那是和一个单位同事一起去的。那天我们骑车经过中山公园。不知怎么我突然兴起想去兆丰别墅看看，已十来年没进去过了。我们径直去了113号。但那扇大门紧闭着，不知谁住在里面，我们只在外面看看就走了。如今想想，是什么心理驱使我去那里？大概潜意识中想炫耀一下：我曾经住在那种地方的。它比我后来住过的所有地方在水准和格调上都要高出一筹。也许我在内心向往着真正的中产阶级生活：什么时候能有一幢小楼，独门独户的。

在离开兆丰别墅113号将近半世纪后我又去了一次。那是2015年二月的一天。那天我去徐泾西园公墓祭奠母亲，回来时坐地铁二号线。原本应在静安寺换一号线回父亲家的，但我却在中山公园站下了车。我朝兆丰别墅走去。那里没有人在期待着我，没有可以歇脚之处，但冥冥中似有一种意念在指挥我朝那里走去。

这是兆丰别墅入口处一景。现在叫兆丰小区。门口有门卫、保安人员，但他们晒着太阳，对进入者不闻不问。可见这儿不是高档小区。主弄堂内停着许多车子，这使弄堂显得狭窄。电子广告牌红红绿绿，发布着各种信息，行人不少，外来人员更多，只有建筑和树是熟悉的，其他一切都已陌生。

当年我外婆家所在的支弄。兆丰别墅是一个呈非字形的建筑群。各条支弄的建筑都不一样。我外婆家的这条支弄是一排连体房。六幢相同结构的房子，外墙连成一片。都是三层楼，有个小阳台。

兆丰别墅113号。那天这扇大门竟然半开着。显然这儿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户之家。门上油漆斑驳，台阶上的马赛克也很破残。新添了金属扶手，与建筑整体在风格上不太协调。左边从墙内通出一根粗大的黑色管道，不知是用作什么。门一旁竖着一个拖把。另一旁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估计是用来放牛奶瓶的。门上方是乱七八糟的电线。只有那优美别致的镶门边框让人依稀感受到这房子曾经的美丽。

我在门前伫立良久，终于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进这阔别了近五十年的"外婆桥"。

一进大门先喊，有宁伐？（上海话）再用普通话喊，有人吗？没有反应。声量放大再喊，还是无人答应。细看，原来里面的两扇门都上着锁呢。是那种简易锁，在门上和门框上钻几个洞，装个搭扣，锁门时扣上，穿把锁就行了。也就是说，在这幢楼里是一间一户。如果将亭子间也算上的话，最多可住九户。我边喊着边朝楼上走去。悄无声息。二楼的两扇门像下面一样地锁着，连一侧走几级楼梯的那个亭子间门也锁着。走廊的一半被煤气灶和橱柜占去，还有各种杂物，显得很逼仄。只有那个浴室门是开着。于是我朝光线明亮的浴室走去。

浴室可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浴缸肮脏锈蚀，好几个水龙头胡乱安装在一边，地上和架上摆着各种塑料盆和桶，有一个桶上还贴有已褪色的大红禧字。看来这儿住着一对新人。唯一还留有当年痕迹的是地上铺的六角形白色马赛克。估计在这幢楼里住着外来打工人员，到处显示着的是临时凑合，应付过度，马马虎虎，不做长远打算的。这儿已不是住宅而是宿舍。

我走上三楼。终于见到朝南那间房门开着，叫了几声，有人答应了。一位六十出头的女人，手里拿着正在编结的毛线出现在我面前。我有点慌乱地忙作解释，说我很早以前住在这儿的，今天路过进来看看老房子。女人很和气，允许我这个陌生人进屋。一听她上海口音我心情一下子宽松了。好歹这里还住着一个上海人！她告诉我，她和老公在这里住了有二十年了。现在就老夫妻两人，南北两间都是他们的。孩子已成家搬出去了。我问她楼下住的都是谁。她也不知道，只说调换频繁，她搞不清楚，反正她过她的日子，跟他们不搭界。征得她的同意我拍了以上这张照片。

这个阳台我太熟悉了，铸铁围栏和地转还是当年的。五十多年前我大舅一家住在三楼，我和两个表兄在这个阳台上折纸飞机往下抛去，然后飞奔下楼，等候纸飞机缓缓降落，谁先着地谁输，拾起，再奔上楼，再往下抛，一次又一次……

这部楼梯是我童年时代的滑梯，每天和两表兄弟不知要滑多少次。从二楼跨上去，上身紧贴扶手，底端是弧形，可潇洒落地。当我从上走下去时，耳边又响起儿时的嬉笑争吵，侬下来侬下来，该我滑了……

从外面仰望三楼的阳台。兆丰别墅是市级优秀历史建筑，外表经过修葺维护，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风格。特别是外墙的颜色涂料仍是当年那种奶黄色，毛啦啦的粗粝型。但里面呢？不说也罢。

这是113号楼的上半部分。一户一门，二楼朝南正房两扇钢窗，右面是浴室的窗。三楼一扇钢窗，一扇落地钢窗通阳台。右面也是浴室的窗。后房和亭子间则有朝北的窗，亭子间下的底层以前是厨房，有后天井和后门。忘了去看看，如今大概也用作住房了。这种房子面积并不大，朝南一间也就18至20平米左右，后间略小些，亭子间大约六、七平米。从前住一家人家，夫妻俩带三到五个孩子，加个保姆或佣人也就住的满满的了。

现在里面住了几户不清楚，反正是七十二家房客的样子。我注意到外墙右侧呈放射状的下水管道，每层都安装了晾衣架，大门前也是，再加上悬在窗外的空调机，显得很杂乱。说是别墅，但居住风格早已改变。

这兆丰别墅弄堂底左边有扇门，出去就是华阳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扇门内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华阳路两边是低矮的简陋房，到处是小铺子和地摊，很热闹。小时候我和表兄弟会从外婆零钱罐里偷偷拿几个硬币，一共加起来不超过一角。不敢多拿，怕被她察觉。当年的一毛钱在华阳路上可"消费"得很开心，如看西洋镜，小人书，买两根陈皮条，几粒糖吃吃之类的，都是一分两分的干活。华阳路走到底就是苏州河，趴在河堤上看轮船往来，船上人家的生活觉得很有趣。那时候河上多粪船，一阵阵臭气飘来，但我们不在乎。

我从113号出来后就想去看看华阳路。出了那扇铁门走了不到五分钟就返回了。我记忆里的华阳路早已不存在了。现在那一片马路宽阔，交通繁忙，高楼，大商场……

有人羡慕我，说你从前住过的房子都还在，可以怀旧，我们的都拆了，整条弄堂，整片街区都没有了。但老房子在带给人的不一定是怀旧的优美愉悦，还有沉重和痛楚，特别是看到童年温馨的老家变成大杂院或集体宿舍。

下面将发些我外婆家及兆丰别墅的老照片。也许那怀念最终只能寄托于老照片了。

这是我手头保留的，最早的"外婆桥"照片。时间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地点可能是在外公外婆浦东老家。我母亲坐在外公腿上，外婆抱着小舅舅，前排是大舅，二舅和三舅。

这是三个舅舅在浦东老宅。时间同上

这张照片应该摄于三十年代后期。我想，那时外公外婆已住在兆丰别墅了。照片上全家人的装束与在浦东乡下截然不同。短短几年"外婆桥"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市民的变化。

在兆丰别墅113号门前。前排最左是外婆，她右边是我母亲和小舅。后排左二是三舅，其他是亲戚。

我母亲与三舅小舅站在弄堂家门口。四十年代中期。那时的底层窗户外有西洋风格的铸铁围栏，图案做工远胜于现在的。两窗之间的墙壁上有一圆形凹陷，摆放着着装饰性的巴罗克花瓶。墙上没有横七竖八的电线，落水管是每户一根，从上到下笔直的，很规整。如今注视这张照片竟会想到张爱玲的小说，脑子里浮现"民国"两字。

我母亲在弄堂里骑自行车。窗外没有装晾衣架，墙壁上清清爽爽，没有附加物。那时候一家一户，一般是将衣服晾在晒台上。这比较隐蔽，但多少有点麻烦的。从前的人怎么能做到不把衣服像万国旗般地凉出去，影响弄堂景观呢？难道有明文规定吗？即使有规定，能自觉遵守也不容易。

外公和外婆。

外公外婆（第二排左一）和小外婆（第二排右一）及几个她的子女。我从未在外婆家见到过这位小外婆。但我听母亲说过，她曾经也住在113号，后来才搬走的。我母亲有时会带我去红薇村。我非常喜欢去那儿，因为有好吃的，好玩的。我印象中，小外婆很会说话，嗓音悦耳，烧一手好菜，还会打款式新颖的毛衣。妈妈当年与她关系不错的。

父母在兆丰别墅113号。五十年代中。当时他们还在恋爱中。右上角书橱上是一尊毛泽东石膏塑像，多少渲染出时代特性。

这张照片摄于中山公园。是唯一一张我和外公拍在一起的照片。除了他总是星期六来外婆家外，我能回忆起来的事只有一件。文革前夕的某一个星期六，他来看外婆，说他随一个工商业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我就问他是否去了黑海，那是苏联著名的旅游度假地。他回答去了呀，有点惊讶地看我。我又问他，你有没有去看黑海海底沉船啊？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从"十万个为什么"上看来的。外公高兴地摸着我的头夸奖我聪明好学。我当时那个得意啊，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我和大舅家两个表兄弟在中山公园。大表兄是皮大王，比我大一个月，却比我矮半头。他知道一条去中山公园的秘密通道。那是兆丰别墅里的一个隐蔽角落，那里有只特别高的垃圾箱，站在上面可翻过墙到中山公园。我们翻过很多次，也摔下来过，弄得一身脏，还蹭破了膝盖。

外婆和我及两表兄弟在113号门口。在我右侧尚可见到大门的圆弧型轮廓。外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自己动手，没有佣人没有钟点工。她也不大管我们，农村式的"放养"，由我和表兄弟们自由玩耍。她和老家浦东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直到年近八十，她还提着大包小包去探望乡下亲戚。

我和妈妈在中山公园。这个公园从前叫兆丰公园。我将它视为兆丰别墅的延伸，在那儿留下了许多欢乐。我喜欢这张摄于文革前夕的照片。那双目低垂，即陶醉又有点调皮的神情非常能代表我的"外婆桥"生活。我哪能料到，"外婆桥"即将破碎，一地鸡毛，一去不返。

仍是在中山公园，但已是七十年代了。我时常还进出兆丰别墅，因为大舅和小舅还住在那里。

外婆八十岁时的留影。

外婆八十五岁左右的照片。她八九年在我父母家中去世，享年九十。

再说几句题外话。

兆丰别墅的前世今生如上海其他老洋房，老公寓，新式里弄一样，经历了一个产权与居住形式的变迁。从私有到公有，独用到公用，人口密度上升，管理护养下降，居住的层次由中上层为主变为以下层，外来流散人口为主。洋房的外壳，城中村的内核。所谓保护优秀历史建筑也只局限在外墙的粉刷，属于面子工程，因而也很难阻止这些房子内部继续破损下去。真正的保护只有从所有权开始动手，将公产合法合理地转化为私产。

兆丰别墅目前房价是十六万元一平米。有房地产商将一间间单间买下，再整幢出售，如张治中故居那幢挂牌4500万。

113号整幢会卖多少呢？估计不会低于三千万。我内心希望这幢楼能被有财力者买下。希望有朝一日里面住着一个温馨的家庭。但这也许是梦想。大富大贵者大概不会在这儿置产，因为房屋格局较小，派头不大，豪气不够。中产阶层则还无经济实力购买一楼一户型居所。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独门独院却通常是中产式居住配置。

我想，我不会再去兆丰别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