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山支教的日子

于无声处

在青山支教的日子（一）

 

骆美林任凤冈县教育局局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凤冈的教育质量要上，教师就要下。”这里说的“教师要下”指的是骨干教师要下到农村学校、薄弱学校支教。他这句话则成了当时的一种政策导向。1994年，民师刚转正的我，也作为所谓的骨干被派到一所村级小学支教。我有自知之明，尽管我在一所有戴帽初中的学校上了十几年的语文课，但根本与骨干不沾边，我只不过脱去了民办教师的外衣而已。当年全县转正的民办教师大概只有二、三十人，而我镇只有两人，县局认为能转正的都是择优录用的，理应是优秀的教师，是优秀的教师就应该下去支教。为了积极响应县局的号召，我与同我一起转正的欧老师于当年的秋季到同一所学校——青山完小支教。

那时村级小学几乎没有公办教师，即使有，都是个别条件稍好的学校才有。但为数不多，一所学校有上两、三个就算好的了。我们支教的那所学校清一色的民师，且都是中年以上的男教师。我与欧老师的到来，竟然成了该校有史以来的“公办教师”。

青山学校隶属于琊川镇青山村（该村现在合为余粮村了）。这里山峦叠嶂，有悬崖陡峭的险峰，也有纵横相连而又相对独立的小峰。虽没有苍山如海的气势，但给人远看是山，近看还是山，除了山还是山的感觉是有的。那些悬崖陡峭的险峰，藤蔓缠绕在斑驳的石壁上，斑驳的石壁，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沟痕，像岁月的风霜在老人的脸上刻下的深深皱纹。不难想象，这些沧桑的石壁已在那里守望千年。而那些起伏的小山则就显得轻柔而温顺了，少了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慢姿态。青山完小就座落在那些群峰仰视的一座大山腰。

在这座大山腰，有一块较为平坦的地势，当地人叫它坪上，坪上居住着十几户人家，住房都依山而建。从这个村子再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你就能看见学校了。这所学校大约修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初，由当地农民出资出力修造。教室分布在操场的两边。两边各有三间教室，属于砖木结构的瓦房。学校自修建以来，教室内外墙壁一直未粉刷，地平一直未打，窗户玻璃一直未安装。墙壁铺满了厚厚的尘土，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显得十分无奈。右边教室的上方还并排建有三间木屋，那是教师办公和就寝的地方。听说那木房是大队支书发动群众把一座庙宇的材料拆下来修建的。

第一天、也是第一次去青山小学报到，我是一个人一边问路一边爬上去的。尽管是秋天了，但夏天的炎热尚未散去，来到学校，我已是汗流浃背。坑洼不平的操场上，立着一架简易而破损的篮球板，几个男孩在烈日下正兴奋地玩着球，扬起的灰尘向我扑面而来，我捂着嘴不知往哪里走，这时先到的欧老师从木屋出来，招手示意我过去。走进木屋，也就走进了学校的办公室，和其他老师见了面，才知道欧老师此次来支教还得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一位年长的老师递给我一根条凳，我坐上后，那根条凳始终左摇右晃，原来是条凳的凳脚长短不齐，地势不平而造成的。爬了半天的坡，流了不少的汗，口渴得很，想喝口水，老师们说没有，要坪上农家才有水。办公室的板壁仿佛被柴烟熏过，黑乎乎的。靠操场一面的板壁上开了一个小窗，阳光从木窗的小格子里洒了进来，有一束光正好射到屋子里的一根柱子上，这根柱子的柱脚已经腐烂。我的目光沿着腐烂的地方往上移动，我看见了柱子上有一段两尺来长的蛇皮，心里不由得一阵紧缩，上下牙齿相互磕碰，双脚不自觉地抖动起来，身上顿时布满了鸡皮疙瘩，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与不安袭上心头。

我只是听说过蛇生长发育，是要脱皮的，脱皮的时候它会找树枝或者一根柱子缠绕在上面慢慢脱下。我只是听说而已，从没有见过，更没有想到也没有见过蛇还会钻进屋子缠绕在柱子上蜕皮。难道办公室那根腐烂的柱子上的蛇皮是在假期中，一条毒蛇钻进来脱下的？想到此，我真想立即逃离此地，逃得越远越好。没有想到来到青山的第一天，就遭遇了如此令人恐怖的事。

在青山支教的日子（二）

    

  去青山的第一天，看到那简陋而又座落于山腰的校舍，心情就有些沉重，再加上那根柱子上卷曲的蛇皮，心里更难受。既然支教已成了不可改变的现实，再有什么理由与借口不去都是苍白无力的。

     刚开学，我不得不住进学校。原因是：一方面，原来任教的那所学校，我才走两天，校长就三番五次的催促我腾寝室，说有新来的老师没有寝室住，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曾经为之付出过青春与汗水，工作十多年的学校，前脚刚走，校长就像催命似的要我立即从那间十分简陋的寝室搬出去；另一方面，儿子六岁，因妻在家务农，我不得不把他带在身边上学。于是，我只好卷好铺盖，带上简单的锅碗瓢盆，当然还得带上一挑水桶，牵着儿子，来到青山。心想：既来之，则安之。

     那时的农村小学，开学报名总是要拖延三天五天，其主要原因是很多孩子家庭贫困，到了开学，书本费，学杂费还凑不齐。

     记得开学上课已经是第三天早上，其他老师还没到校，我一个人静静的坐在办公室，一群孩子围在办公室的门口，挤来挤去，嘻嘻哈哈。最前面的一个小男孩，一手提着滑到肚脐下的裤头，一手扶住门框， 弓着身，用小屁股蛋抵着后面涌来的力量高声叫道：“老师，报名。”“进来。”我提高嗓门应着。小男孩提着裤头踏进办公室，双腿并拢，生怕谁看见他那小玩意似的。我看他个小，估计是刚入学的新生，或许父母外出打工，没有人送他到校报名，是随邻居孩子来学校报名的。于是就叫小男孩把右手从头顶举过，再弯下去摸左边的耳垂，他稍犹豫了一下，还是举起了手朝左耳伸去。他手一伸，过大的裤头就滑了下去，那小玩意便放肆的耷拉在两腿之间。

     “你怎么不拴裤带？”我小声地问。

     “拴了的。”他眨巴着眼。

      “那怎么没有？”

      “ 刚才在门口挤断了。”孩子坦然地将裤头提了上去。

      外面的孩子簇拥着，哄笑着，伸长脖子往里瞧。“去、去、去。”我手一挥，孩子们缩回头，迅速散开。这孩子，那小玩意没有露的时候，紧张极了，害怕极了，露了，反而显得“光明磊落”，坦坦荡荡。

看着这群天真无邪、纯净可爱的孩子，心里感到一丝欣慰。 白天，与这些不被任何世尘玷污心灵的孩子一起，日子还是挺好打发的。可是一放学，老师和学生都回去了，学校只剩下我和儿子，校园及四周就显得十分空寂而可怕。夕阳西下，风声四起，学校周边的树叶呼呼着响；夜深人静的时候，夜食鹰常常在清冷的月色中，发出鬼哭似的叫声；老鼠也竟敢肆无忌惮的疯啃门窗，像鬼敲门似的，这一切让人毛骨悚然。

     记得一个有雾的早晨，坐在窗前作业的儿子突然惊叫起来：“爸，你看。”朝着儿子手指的地方看去，一条5寸多长的蜈蚣在窗户纸上缓缓移动。我赶快抱着儿子退到一边，看着那条可怕的蜈蚣，张着嘴，半天合不拢来。“打死它。”儿子异常惊恐又异常兴奋。 我抓起扁担，呼啦一下，把蜈蚣连同窗纸打掉在地上，再举着扁担向蜈蚣砍去，蜈蚣被砍成两半。尽管如此，蜈蚣的头仍在左右摇摆，摇摆一会，就将紫红的头埋在尘土里，啃着地上的泥土沙沙着响；它的尾巴也在蠕动，慢慢的卷曲起来，又慢慢的伸展开去，在地上翻滚着，一副不肯罢休的样子。从此，我脑海里无法甩掉那条蜈蚣蠕动的样子。晚上睡觉，不敢关灯，不敢熟睡，总担心蜈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在漆黑的夜晚钻进屋来，伤害我们爷儿俩。就在看见蜈蚣的当天晚上，已经接近凌晨了，迷迷糊糊总算入眠。可刚闭上眼，就梦见无数条蜈蚣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我拼命的逃，那些蜈蚣发出怪叫狠命的追。我跑不动了，转身用脚猛踩追赶我的蜈蚣，可这么也踩不死，踩不绝。突然感觉有一条巨大的蜈蚣叮住我的脚心使劲撕咬，我大吼一声，从床上弹了起来，吓醒了熟睡的儿子望着他满头大汗的爸爸直发愣。要说度日如年，那唯有初到青山的时候。在我的经历里，没有哪一段经历有初到青山的日子难熬。不过好在我曾教过的学生得知我到青山支教后，一封封的信件隔三岔五的寄给我，向我表示问候，让我这颗孤苦的心有了许多温暖，让我增添了战胜困难的信心与勇气，也让我意识到不管身处何境，也不要辜负孩子对知识的渴求和和家长对老师寄予的期望。

在青山支教的日子（三）

     

或许是我在大都初中部上初三语文并兼任班主任的原因，来到青山小学，校长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安排我上六年级的语文并担任该班的班主任。当然这还不够，还得担任其他年级其他学科的教学。学校毕竟8个教师，6个年级6个班， 每位老师至少得上20节课。

      第一节课，还未走到教室门口，就看见有的学生将头从窗口伸出来，有的从教室门口探出来，朝我张望。“老师来了。”不知是哪位男生清脆而兴奋的叫道。同学们便齐刷刷的回到座位，端端正正地坐好，像虔诚的教徒等待牧师的到来，像提前恭候的主人等待宾客的“光临”。我把教科书放在一张没有抽屉的、灰褐色的、只有四条腿的讲桌上，环顾布满灰尘的四壁、破损的窗户，抬头再看看头顶的青瓦，太阳的几条光柱从青瓦破损的小孔里斜射下来，射到地上、桌子上，或者孩子们的脸上，鼻尖上。光柱中，你能清楚地看见密密的尘埃上下浮动。同学们的课桌呢？无一例外都是陈旧的、甚至是摇摇欲坠的无抽屉、只有四条腿的课桌。凳子呢？当然是学生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偌大一间教室，只有十来张课桌，20来个学生，这课怎么上？上了十几年初中的课，面对一个班级的学生少则50来个，多则6、70个，而现在却面对的是一个班级的学生只有十几二十来个，这突如其来的反差让我无所适从。我静静的站在讲台上，脚有些发抖，木讷的我看着木讷的学生，一种冷清的感觉，一种莫名的情绪，一种想狼狈逃离此地的念头在脑子里弥漫。女生全低着头，看着桌面或者摆弄着自己的衣角，显得羞涩而自卑。男生呢？有仰视的，也有不屑的；有好奇的，也有淡定的。本来在课前准备好的开场白，现在一句也说不上来。沉默许久，还得由老师来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局面。

      说点什么呢？干脆来点自我介绍吧。我不介绍我的现在，也不介绍那些曾经满足我虚荣心的光环旧事。我只介绍我和同学们同龄时的过去。我说我和他们一样大的时候，是一个反应迟钝的孩子，是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是一个记性差背不到书常被老师批评的学生。一则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的法则，我背了好几天，一旦站在数学老师的面前背诵的时候，竟一个字也想不起来，除了心慌意乱就是一副无可奈何的窘样。到头来得到的回报就是老师的两个字——真笨。我打过架，也逃过学，但是我爱的学校，热爱学校的生活，我笨，但我还是想读书，爱学习。我在初次见面的学生面前自爆家丑，并非说明什么？只想告诉同学们，一个“坏孩子”也会变成好孩子，一个天赋不好的学生，生活、学习环境不好的孩子，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勤奋学习，也有实现梦想的那一天。如此唠叨的开场白， 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我看见了孩子们的脸上犹如春风拂过，绽放出自信的微笑。

      那么，接下来的语文课我该怎么上呢？还是先了解了解班上学生的学习状况吧。于是我选了几篇课文，抽学生朗读，想从学生的朗读中去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抽了几个学生起来朗读，多数都不能正确朗读，有的连基本的句逗都读不准，更有甚者，好多学过的常用的字都忘记了，读错了。如把“一股暖流”的“暖”读成“huan”，把“饮水思源”的“饮”读成“chui”。这是六年级的学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此，后来的语文课堂教学我只能从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确定学习目标和选择教学内容了。

      其实农村的孩子质朴，心灵纯净也非常聪明。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坚韧和勤奋的品质。我就亲眼看见过班上一位十四岁的男生，放学回家后到他父母收割稻谷的田里，挑着一筐谷子赤着脚丫从坡脚朝坡顶的家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他在课堂上是绝对遵守纪律的，可是学习成绩较差。他们的成绩差，视野不开阔，不是他们的错，是他们在那样的生活、学习的环境中，一开始起跑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许多孩子走进学校的第一天，在第一堂课上，学习的兴趣或许就被老师不当的教学方法给扼杀了，从此对学习产生了恐惧而开始厌学。记得带着孩子到青山学校，孩子第一天进教室上课，数学老师教他们认识1这个数。老师课堂上安排了家庭作业，要学生回去在横格本上一行一行、一个一个的抄写1这个阿拉伯数字，要抄写两页。晚上，孩子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一个的抄写，我说你能写就行了，没有必要写那么多，孩子说老师安排的，要完成。孩子抄到大汗淋漓才完成，弄得大人哭笑不得。那时乡村教师也特别是民办教师学历低，知识占有量不多，教学业务水平不高，也不是他们的错，在一个信息闭塞的地方，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地方，教师很难走出大山学习、深造。他们能把课本上的东西教给学生就不错的了，有时连课本上的东西也未必能正确地教给学生。        

青山小学的老师，虽然人到中年，虽然领着100多块钱的报酬，还是民办教师，但是他们还是比较好学的，别看他们是清一色的中年男老师，但他们几乎都能吹、拉、弹、唱，这些全凭他们自学而成。那位身体有残疾的刘老师，不仅二胡拉得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平时还喜欢写点诗词歌赋的。村子里乡亲们逢年过节，有婚嫁喜事，都会请他写几幅漂亮的对联，他从不收取一分报酬，乡亲们酬谢他的无外乎是在留他吃饭的时候喝两盅包谷酒而已。还有那位患有严重哮喘的杨老师，虽然和我一样，吹笛抚琴不行，但他嗓音不错，会识简谱，不像我，天生五音不全。所以多数班级的音乐课都安排给他上，他欣然接受，从不推诿。我想，如果那时学校也像现在一样，不管大小，非要搞个一校一特，那么那时的青山小学，抓音乐特色，搞一支师生乐队，一定会出彩。杨老师还兼任少先队辅导员，那时学校经费紧张，他就自制队旗，少先队中队长、小队长标志，还经常开展一些有声有色的活动。记得他常常把大一点的少先队员组织起来，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周边的树林捡拾干柴，然后捆成一捆一捆的，为村子里的五保户送去取暖煮饭。他用这样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爱的教育，当然比口号式的教育效果强多了。少先队员更喜欢的是杨老师把他们组织起来，扛着鲜艳的队旗，迎着灿烂的阳光，拉着长长的队伍，唱着嘹亮的革命的歌曲，来到校外翠绿的草坪上，围着一个大圈，听他讲革命英雄的故事。

    或许是老师们需要学习，需要帮助，需要大山以外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学方法，去学校的第二周，那位会吹竹笛，不管在任何困难面前都很乐观的先禹老师，就主动要求我去听他的课，希望我能给他课堂教学指点指点。第三周，老师们就要求我上两节公开课，看着老师那么认真的态度，我很感动，也很忐忑，我怕有负大家的期望，因为上了那么多年的课，也是稀里糊涂地上，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课是好课，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课才是有效的课。不过，我终归还是在诚惶诚恐中答应了。之后，老师们没有课的时候，不时进教室听欧老师和我的课，于是，学校一种没有任何任务的相互听课，在老师们主动、自觉的行动中形成了，不为别的，只为大家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在青山的日子，与其说我是去支教的，不如说我是去学习的，寻求帮助的，去锤炼的，是去让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富的。

　 　 在青山支教的日子（四）

     2010年秋，因生源严重减少，只有十来个学生的青山小学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被撤并的命运。

      撤校的那一天，我和中心校的几个同事与该校唯一的一位老师先禹老师去学校清点校产，办理校产移交手续，看着在这里支教时，欧老师（校长）带领我们走村串寨发动群众集资新建的教学楼，想到从今以后就不再有学生在这里上学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眼眶不禁湿润起来。

      和我同时去青山小学支教的欧老师，一位学识丰富，厚道质朴，敢于担当，一身正气的老师，被任命为该校的校长。欧校长来到学校，看见孩子们在那破败不堪的教室里、杂草丛生的校园里学习、生活，他心疼了。当时凤冈县为了提前实现“普六”，要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在改善办学条件中，需要新建教学楼和改善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的学校，由政府投入和群众集资共同解决经费的来源。哪个地方群众集资部分先筹措起来，政府就先划拨经费给哪个地方建校。欧老师想到这项政策，于是在秋收过后，便三番五次去找村里的支书、村长协商动员群众集资修建学校事宜。村委会的同志被一位外地调来的老师对当地教育的热情感动了，表示全力支持学校的工作，与学校一起动员群众集资建校。

     发动群众集资建校，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把群众的工作做通的，而是要通过耐心细致的大量的做思想工作。在集资的过程中，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毕竟当地还有些群众家庭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很多困难，很多棘手的实际问题，都需要在具体的工作中去面对，去解决。

     新建教学楼，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舒适美好的学习环境，一经达成共识，就得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做群众的思想工作。白天该上课就上课，晚上呢？老师们就在欧老师的带领下，或披星戴月，或举着火把，打着手电，冒着风雪，踏着泥泞的山路，跟着村委会的同志去一个个村民组召开动员会，有时动员会一开就是凌晨1、2点钟。如果遇到部分村民思想不通，还得在晚上亲自登门做思想工作。工作中，被不理解的群众说两句重话，羞辱几句也是难免的。不管怎样，通过一个冬天的工作，群众的思想工作基本上做通了，大家总算松了口气。一家一户交款的时候，极个别的实在交不起，村里和学校就答应他们等学校修建动工的时候，可以上工地做杂工，以劳代资。记得有一家，丈夫外出打工多年一直未回，杳无音讯，多病的妻子拖着三个孩子在贫困中度日，交款的时候还差几十元，是欧老师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为她垫付的。

      当学校将资金筹足，修建学校的手续办下来后，准备在新的学年里动工的时候，非常遗憾的是我却在假期中被通知回大都学校上课，没能亲眼看见新的教学楼一砖一砖砌起的过程。欧老师作为学校的负责人，得亲自抓学校的修建，当年没能回大都。那一年，我相信欧老师和学校所有的老师都比以往更累更辛苦。

      站在曾经满是泥土、坑洼不平而眼前是宽阔平整的水泥操场上，看着校园翠绿的桂花树、香樟树、刺柏蓬勃向上的生机以及漂亮的教学楼，想到曾经在这里生活、工作、学习的一年，那些人，那些事历历在目。一年的支教，时间不长，但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是多么值得回忆珍惜的一年。

      还记得，初到学校，老师们就在为我的吃住考虑。先德老师作为学校的后勤人员，主动把学校教师宿舍中唯一间有地楼的寝室腾了出来，让了出来，并请来木匠把坏了的地方修补好后，才让我住了进去。

       还记得，离学校较近的坪上的村民组长刘大叔，在我住进学校的第一天晚上，他含着旱烟袋，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提着一袋蔬菜、一包糯米来到我寝室的情景。临走时，他说以后没有菜吃，就到他家菜园子去弄。

       还记得，刚到学校，我无法拒绝同学在上学的时候，纷纷从家里带给我很多新鲜的蔬菜、瓜果，吃不完，烂掉可惜，我只得在晚上偷偷的把它送给附近的人家。

     还记得，每到中午，趁我不在，班上的男生就悄悄的遛进我的厨房，见水桶里没有水，就到坪上村子的井里抬来一桶桶清澈的泉水。

    还记得，到了年边，家长、学生盛情的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围着温暖的火炉，吃着喷香的泡汤肉，喝着醇厚的包谷酒，充满欢乐、幸福的情景。

    我不知道，那一年，我六岁的儿子，是否还记得，坪上一个与你同年的叫刘波的孩子，是他每天早上和下午陪你度过了本该属于你能和很多孩子玩耍的时光。有他，你才不会因早上和下午校园里只有你一个孩子而感到孤独。孩子，别忘了那个叫刘波的你儿时的朋友。

      在青山的日子，累着、苦着，有过孤独，有过怅然，但也快乐着，幸福着。忘不了那一个个有如高山流水般纯净心灵的学生；忘不了那里淳朴厚道的村民们那份浓浓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