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民厂，我成长的摇篮 作者：赵向梅

何言易语

益民建厂52周年纪念活动征文

益民厂，我成长的摇篮

一九六六年十月，我的父亲才二十七岁，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千里迢迢地从山西太原江阳化工厂调到四川国营益民机械厂工作。当时厂里就是一个深山沟，没什么房子，父亲还穿着草鞋，戴着草帽，住在土房子里。一九七一年冬天，我们家解决了户口问题，母亲才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从山西省河津县一个小村庄来到益民厂。当时大姐五岁，我三岁，弟弟刚满一百天，那时的物质生活非常贫瘠，我们都穿着农村的土布衣服，像逃难的一样。

我们的家被分配在四村电影院下面那一栋灰砖楼房里，一楼，阴暗，潮湿，狭窄，但总算是有了落脚之地。当时父亲一个月工资三十七块二毛八，母亲无工作，要养活五口人，五张嘴要吃喝，怎么办呢？后来，父母在房后种了豆角、茄子、辣椒等蔬菜，我们家就省去了很多买菜的钱了。再后来，母亲也上班了，每月工资只有五元钱，现在看来很可笑，还不够别人二两面的钱呢，但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勉强能维持下去了。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父亲带我到厂子弟校报了名。那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上学的路很泥泞，我经常摔跤，下雨天戴草帽；草帽太小遮不住身体，就专门给我买了斗笠，我很高兴，再也不怕风吹雨打了。再后来母亲又专门给我买了一把红点点花的小雨伞，我很爱惜，一直用了很多年。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哪怕得到一点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我都非常珍惜，要高兴上好几天。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很听话，上课认真听讲，期末考试时考了九十多分，父亲还把卷子寄回老家给爷爷看。爷爷是知识分子，作诗作词在我们村里是独一无二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七六年的一天下午，我上小学二年级，放学了在马路边的菜店门口玩耍。六点钟了，厂里的广播响起来了，父亲下班了，他的脸色非常严肃，眼睛红红的，我吓了一跳，从来没见他脸色这么难看；我心里暗暗在想，我今天千万不要惹爸爸生气，要不就有可能要挨打了。父亲平静地说："回家了"，我小心翼翼地跟着他回到家，做完作业吃完饭，晚上按时睡觉，一切都很平静。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广播响了，里面报道了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我心里才恍然大悟，明白父亲当时为什么眼睛红红的。

那时每逢过年，父母都要给我们姐弟三人每人做一身新衣服，母亲还给我和姐姐头上扎上鲜艳的红绸子，一家人喜气洋洋地走路去双河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作为纪念。然后在双河街上花一分钱给我们买一杯粉红色或淡黄色的薄荷水，真是甜到心里去了那是我记忆里最美好的童年。可我从未见他们给自己买一杯水或过年穿新衣服；他们总是微笑着说："我不渴，大人不用穿新衣服"。

父亲当时是三车间检验组长，他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我从未见他迟到、早退过，也未见他发牢骚，抱怨过。他领导的小组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小组，照片还贴在俱乐部门口的玻璃橱窗里。他不仅把小组管理得很好，对我们三姐弟的教育也相当严格，特别是学习方面，弄不好，经常棍棒相加。小时候我们又恨他又怕他，但现在我们已为人母，步入中年，渐渐理解了做父母的心情。

母亲后来就在厂里做卖牛奶的工作，她每天凌晨四点钟就起床，坐厂里专门去荣昌拉牛奶的汽车去拉牛奶，六点多钟才回来。这样，厂里的家家户户才可以排队去打牛奶，才能喝到新鲜、香甜的纯牛奶。母亲不管天晴、下雨，从未间断；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要上班，她毫无怨言。

在父辈他们的字典里，没有"懒惰、畏惧困难、绝望"等字眼，他们永远都是那么勤劳、勇敢、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他们和所有的老军工一样，身上传承着一种军工人特有的自强不息、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奋斗拼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激励、鞭策着我们。

从一九七一年以来，我在厂里上小学、上初中、上技校、上班，到后来上电大。在这里，度过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幼年、童年、少年、青年、中青年时代；到退休时，我在益民厂已度过了我人生中的四十二个春秋，见证了益民厂的兴衰荣辱。

现在，我们也人到中年，想想厂里当时的情形，真觉得它就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一样：邻居和睦友善，互相帮助，伯伯、叔叔、姨姨、老师、同学、兄弟姊妹，亲如一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感觉很亲切。外面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军工人的情怀。

现在，益民厂虽然破产改制，没有"益民厂"这个名称，但我们还是会怀念那时的益民厂，怀念那里的老师和同学，那里的邻居和同事，那里的俱乐部，那里的灯光球场，那里的建新商店，那里的学校和工房，那里的医院大河（现在的秀湖公园），那里的一切，一切因为那里是我们益民人共同的家园！

益民人，有空常回家看看吧

　　作者：赵向梅，一九六八年出生，一九八七年毕业于荣昌机械技工学校；后自费学习，一九九九年毕业于重庆广播电视大学，曾在九车间、汽车分厂、军品分厂工作；二零一三年退休，现居住荣昌。

作者本人留影于荣昌香国故里。

我的父亲赵万鹏与母亲毋淑娥

一九七一年刚入川时，我的父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在双河照相馆的合影。

一九七三年国庆，我们姐弟三人在双河照相馆的留影。

一九六六年，我的父亲刚入川时的留影。

我的姥姥和我们一家人在双河照相馆的留影。

　　一九八四年，我初中毕业时全班同学及老师在子弟校的留影，从下往上数第三排右二是我。

我的一大家人在秀湖公园的合影。

一九八七年技校毕业时，全体师生留影于秀湖公园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