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租住的老屋

周海良

　　197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三十一岁的父亲在床上辗转反侧后，终于作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决定：从拥挤不堪的女青塘祖父老屋搬岀来，租住到一里路外的蒋氏街王家湾。

当时我六岁，大弟三岁。

房东周秋初，蒋氏街人，老周不苟言笑，常穿一件绿色的邮政工作服，应是吃国家粮的邮局工人，几番商定，每年租金六元，父亲另外不定期无偿提供劳务若干。尽管房子阴暗潮湿，白天黑夜差不多，终日黑乎乎的，但父母却是满心欢喜，总算有了一个独立的栖身之所了。

从图片上父亲站立处身后一个公共的厅屋进去，左行，一小门入室，一灶屋，一卧房。在这里，我度过了六至八岁的童年。

　　我放学回家，总是看到邻居家窗户下面坐着一位常年抽水烟筒的老人，老人叫周景仲，身材高大，慈眉善目，善讲故事，尤喜翻古。

我很纳闷，那把锃亮的黄铜水烟壶里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一个老人终日壶不离手，烟不离身，尤其羨慕他全神贯注抽烟时的陶醉模样：将一小撮自己切好的烟丝紧密地装进乌黑发亮的烟嘴，用一根毛草纸捻点火，金黄的烟丝在烟嘴上方烧得通红，随着一缕缕烟雾缭绕升腾，随着腮帮子的一张一合，水烟筒发出有节奏的咕噜咕噜声响，四周便弥漫着浓浓的烟草味道，老人眯眼凝神，如入化境，让我心迷神往。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老人抽烟的一系列动作，是那么连贯流畅，一气呵成，天衣无缝，仿佛一个胸有成竹的指挥家，在熟稔地演奏一曲交响乐。

有一回，趁着老人去田间地头劳作之机，我踮起脚尖，从窗台上偷偷拿起那把神往已久的烟壶猛吸了一口，孰料，一大口陈年烟叶水如辣椒水般，钻进我的五脏六腑，呛得我眼冒金星，头晕脑胀，从此再也不敢靠近它。

老人有个儿子叫周学玉，当过生产队长，老实本份，为人公道，母亲经常念叨着他当队长时对我家的种种关照，年近七旬的他现在还承包蒋氏街的环境卫生，今年七月，我在蒋市街邮电所对面的马路上见到他正在清扫路面，见我走来，主动招呼，倍感亲切。

　　那条长长的走廊，是童年每天无数次穿梭的地方。

走廊西头的住户是文兰桂，一个矮小瘦弱的驼背老婆婆。小时候总记得她经常出现在生产队忆苦思甜的会场，她每次都以一句"想起万恶的旧社会，我就心辣辣的痛"开头，然后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声泪俱下。

开始，大家还很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后来，次数多了，乡人也麻木了，路上遇到，总是调侃她："文兰桂，你如今还心辣辣的痛不？"她就很生气，不再理睬人家。

小时候常去她家玩，我规规矩矩，不惹事生非，她对我倒不介意，却对我大弟严防死守，必欲驱之而后快，一个三岁的男孩，正是狗都嫌烦的时候，让大人讨厌的事肯定没少干。她经常在家门口指桑骂槐：麻雀子都有个竹筒眼，叫化子也有个土地庙！经常向我们的房东告状，投诉大弟的种种玩劣之处。

　　命运多舛的老父亲站在四十多年前的老屋后门前若有所思。

租住两年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经常深夜从很远的地方扛一些楠竹回来，准备自己建房的材料。母亲在这里患过一次急性甲肝，差点没命了，连续几个晚上，虚弱无力的母亲坐在火塘边烧火，等待外出的父亲，脸色蜡黄得吓人，我站在灶台旁紧张而惶恐不安。幸亏遇到曾益民医生，对症下药，才迅速痊愈。

　　如今，屋后山上的灌木丛长满了竹子，当年这个地方是我童年的乐园。春天，山坡上长满了各种不知名的野花，最喜欢闻野菊花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秋天，满坡都是各种不知名的野果子，总是随手摘下往嘴里塞。

　　当年父亲在这扇窄窄的木门前不知穿梭过多少次！墙壁上挂的楠竹，太让人浮想联翩了，为了省钱，父亲后来新建三间屋子的房梁，用的全部是楠竹，父亲当年一根一根地从外面扛进这间屋子，又一根一根地扛到女青塘，如燕子筑巢般，不舍昼夜。

　　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很高的那个山坡，当年咋就摔伤了一头大黄牛呢？我当时负责看护生产队的一头大黄牛，有一次不小心从山顶滚到山脚，摔断了腿，生产队几个人就把它抬了出来杀了，当时正在赶修涓水河，几百号人一餐就吃光了，母亲在生产队煮饭，中午放学时，母亲挑了一担饭菜去工地，途经我读书的学校，母亲给了我一钵米饭，仍然记得是一种叫三系杂交水稻的籼米，香喷喷，一小钵红辣椒炒黄牛肉，我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差点噎着。那米香，那肉香，多年以后，仍刻骨铭心。

经常在房梁上看见四五尺长的绵蛇，楼上那些积满灰尘的桌椅应是当年我们使用过的老物件吧。

父亲向现在的屋主周方华回忆当年的往事。母亲称呼周方华的母亲叫三嫂子，一个心地善良的瘦个老婆婆，大弟经常跑到她家的灶台和炉膛内掏一种叫土鳖虫的虫子，焙干可卖二分钱一个，供销社有柜台专门收购。运气好的话，一次可以收获十多只。大弟尝到了甜头，一发不可收拾，隔三岔五，将王家湾每户人家的灶台都轮番扫荡一遍，引发邻居的呵斥责骂，但三嫂子却从不责怪，反而在一旁乐呵呵的笑。

父亲在我儿时的玩伴周学友家门口陈述沧桑岁月，父亲站立的地方，原是一处菜园，菜园下方是一口小鱼塘，现在菜园和鱼塘都只留存在记忆中了。

　　庆幸的是，儿时我每天挑水的那口泉水井犹在。只是当年的水井是一个长方形的露天水井，供应方圆几公里上千人的生活饮用水，甘甜无比，清澈见底。井底水草丰美，常有鱼虾浮游其中，每次经过，总要在井边蹲上一阵，痴痴的看泥鳅上下翻飞，看小虾悠然爬行。

水井不远处，那口每天都要经过的池塘依然碧波荡漾。生产队时代，我和母亲经常割鱼草，由专人称了重量后，将草料投入这口池塘喂鱼，一担青草可抵十分工日，母亲出完集体工后，常常利用中午的时间飞快的跑到山上，手脚麻利的割了一担担的青草，记忆中的母亲总是汗流夹背，记忆中的鱼塘总是鱼儿成群。

夏天的傍晚，我和母亲放鱼草时，草鱼蜂涌而至，一转眼就把一担青草抢个精光，耳畔满是鱼儿嚼草的声音，我静静地立在池塘边，看着水面泛起的涟漪，内心充满了期待，想到年底能够分到一条大鱼，全家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便不自觉的失声笑了。

那是我在乡村最温暖的童年记忆。

         

        197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家五口打着火把，搬离了这个租住了两年的临时栖身之所，欢天喜地住进了女青塘自己新建的三间土砖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