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081:那些远去的声音或影像之四：生产队长

云南果果

我一出生就算生产队的一员了，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天天听着生产队队长“出工啦—出工啦”的吆喝声。这吆喝是乡村中最有权威最有号召力的吆喝了，生产队春种秋收、耕田积肥、烧灰挖沟、除草打稻、拷地晒粪、运粮进种等大事小事，全听队长的这一声吆喝。队里哪块地种啥，哪块田种啥，男人做什么活，女人做什么活，也全听队长的这一声吆喝。

　　我们的村子不算很大也不算小，一共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30多户人家，且每个队都基本集中在村子的某片地旁上。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会计、记分员、保管员。队长是生产队的行政长官了，管工分标准管粮食分配，外出当工人，参军政审什么的都要经过队长盖章批准。大家吃好吃孬全靠队长的智慧，收入分配高低，也在于队长，那时的队长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

　　每天吃过早饭，只要一听到几声清脆的哨响后，就会听到队长“出工啦—出工啦”的吆喝。那些会干很多农活的大人们便即刻带上农具，急匆匆的走出家门，到指定地点参加集体劳动。有人被吆喝去干轻活，听了暗喜；有人被吆喝去干重活，听了就发愁。当然都得服从分配服从命令，规规纪纪的带上劳动工具出工。

　　队长“出工啦—出工啦”，那个“啦”字的尾音拖得很长，并带几分抑扬。在“出工啦—出工啦”之后，会有男人做什么女人做什么之类的分工。这时家家户户都会听得仔细听得认真，以防出错工挨批评。对我而言，队长的吆喝，挺悦耳动听，如同大自然鸟鸣声一般，不会有丝毫的厌倦感。听惯了，遇到不出工的日子，听不到这样的吆喝，倒觉得缺了点什么似的。

　　那个时候，能当队长的，出了有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外，必须得是贫下中农出生。我家属第三生产队，在我记忆中，队长换了好几个，但都没能改变社员们贫穷落后的命运。最后一个队长任职时间较长，姓黄，人们都习惯叫他“黄队长”，是个中等个，圆脸大眼，常头戴一顶遮阳帽，脚穿一双解放鞋，说话干净利落，但总是口中水花四溅。平时在吆喝完“出工啦—出工啦”之后，总是一起参加劳动，从不找借口在家愉懒，因而黄队长很受社员尊敬。

　　上初中的时候，遇假期和农忙时节，我也在队长的吆喝下，随大人在生产队一起参加集体劳动，什么挑秧送肥，什么收谷拨茬，什么除草割麦，什么收瓜挖荸荠……都挣过一些工分，那时我们初中生统统每天工分为5分。真正领会着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著名诗句的意味。

　　在生产队，工分是衡量劳动强度或劳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当时最敏感的概念，其工分多少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粮食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高低。那时，全劳力劳动一天记工分10分，半劳力记工分7分，未成年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记工分5分。生产队分配粮食就按一家人全年的工分总值计算，工分多的分得多，工分少的分得少。当然有些少量的农产品，为省去按工分分配的麻烦，队长会决定按人口分配，人口多的就暗自窃喜。在我的记忆中，也有各家收获的归各家所有的情况，这时当天出工人口多的人家，也就忍不住的欢天喜地。

　　在队长“出工啦—出工啦”的吆喝下，免不了掀起过“农业学大寨”运动，修水利、垦农田、深积肥、坡地改梯田，那是轰轰烈烈，山欢水笑。因为队长到过大寨参观学习，并因去大寨而去过北京。那时到过大寨、到过北京是一种荣耀和幸福，那可说是他一生的自豪和风光。我们也时常会听他讲去大寨去北京的所见所闻，讲起来没完没了。那时我们觉得队长很了不起，甚至很伟大。

　　后来全村架上电线，家家户户安上了一个小喇叭，生产队队长的吆喝就不必出门挨家挨户的一边吹哨子一边吆喝了，队长只要在家中打开收音机和扩音器就行了。在吆喝出工之前，总是放上一段广播和音乐，代替过去的吹哨子，音乐一停，各家各户就开始注意收听队长出工的吆喝了。

　　也就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于是生产队的“大锅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分田到户的“单干”，即每一个家庭都有了可以独立操作的田地。生产队也随之撤消了，生产队队长的吆喝声也随之远去了，并成为历史的产物和我们曾经的记忆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