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益民往事 作者：杜炜

何言易语

益民建厂52周年纪念活动征文

我的益民往事

我在益民机械厂虽然只生活了近四年的时间，但由于年代的特殊、地域的改变（北方到南方）、风俗的差异、气候的不同等因素所致，在我身上身边发生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随着人生步入老年，好多往事都已伴随岁月的流逝而渐渐淡忘，但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这些往事却时常魂牵梦绕着我，这难道就是益民"基因"的功效？否则，无法释疑。思虑许久，觉得还是应该用我的拙笔把这些往事记录下来，以飨读者，共同缅怀那些曾为益民厂建设、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和巨大牺牲的前辈们。

我的益民往事之一 迁川之路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不满十四岁的我正和红卫兵战友们冒着凛冽的寒风徒步长征在三晋大地上，准备到革命圣地---延安进行串联。在刘胡兰烈士的家乡休整时，我接到母亲发来的电报，大意是"速归家，近日举家迁川"。我只好告别战友乘车返回一零四厂家中。

一九六五年九月，父亲别离家人奉调到四川荣昌建设新厂。其间他多次返回老厂调人、调设备，从他的讲述中对新厂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可能是懵懂少年好奇心驱使，也许是父亲报喜多于报忧的导向，使我早就对举家迁川十分憧憬。我返家后父母亲商议，由我陪同母亲在春节期间赴沈阳724厂舅舅家与从齐齐哈尔123厂赶来的外祖父母团聚过年。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外祖父就带着我母亲等家人，跟随国民政府的兵工厂从沈阳一路辗转南迁，最后落脚在重庆谢家湾的兵工署第一工厂（今建设厂）；抗战胜利后路上历时半年才从重庆返回沈阳，所以他们深知川渝与东北的距离。以当时的交通状况，我家迁川后家人再团聚可谓"难于上青天"，更何况外祖父母年老体衰预后难料，因此本次团聚的气氛十分低沉，甚至有些"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晚上，我家祖孙三代八口人和一零四厂同批迁川的罗庚生、王明范、解文珍等四家人一起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赴京集合迁川；次日晨在北京站与同车到达的来自太原的迁川家庭汇合。厂办事处安排大家下榻于虎坊桥附近的一家旅馆，在京结伴游览三天后（正月十五）同乘九次特快列车南下。我家分得三张铺位，家人轮流休息，但我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在观看窗外的景色，新鲜感甚强，毫无车马劳顿之累。车行秦岭之巅，我为蜿蜒陡峭山路的叠嶂、一个接一个隧洞的扑面而惊呼；车越川西坝子，我为"满眼尽是黄金甲"的油菜花海、一片连一片的稻田而雀跃。这些景色对于在北方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是多麽的新鲜！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许，车到隆昌车站，我们下车了，我们几家随车托运搬家物品也到了，我自告奋勇要乘坐装运搬家物品的卡车，以尽看管职责。我坐在卡车厢上跟在其他人乘坐的专车后面，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多次在我梦里出现的新厂奔驰。

汽车进厂了，看到了父辈们建设的新厂，虽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仍和我的梦中多次出现的新厂相差甚远。面对"地无三尺平"的厂区、散落在乡村之中的宿舍区、干打垒夯墙构建的住宅，失落感不禁而生。汽车攀山而行，把我们送到了一片宿舍前，有人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们新家所在的村三村！"哎呀，真是"近乡者村"，连宿舍区的名字也如此乡村化。

我家被分配在九排三号居住，这是我仅在电影中见到的，类似阁楼式结构的房屋（人称"通天楼"）。房屋总的面积大约四十平米，一进门是小厨房，再往里是一楼房间。在房间侧面的天花板上有个1.2平米见方的洞，洞下竖着一架木梯，通过这架木梯可以上到二楼；此洞通过盖板可以实现一、二楼的隔离。我家和同一列车到厂，分别来自太原、阳泉、包头等地的共八户人家同时入住，每家都是六人以上的多口之家。后来，才知道厂里这种楼房只有两座。

在喜忧参半的氛围中我家开始了新的生活。喜的是全家老少平安乔迁，住房较在老厂时宽敞了一些；忧的是房屋墙壁上挂着、地下渗着水珠，潮湿难耐，二楼顶棚上老鼠乱窜难入眠。但家人都相信这第二故乡，明天会更好。

我的益民往事之二 入乡随"俗"

新的生活是开始了，但地域的改变、风俗的差异、气候的不同等客观条件的变化，使我们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有些变化使人欣慰，有些变化令人无奈，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只能入乡随"俗"，毕竟"适者才能生存"。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每个家庭的第一要务。

先说对"柴"的适应，阳泉市是著名的无烟煤生产基地，我们在老厂时烧煤比较方便，有专门的送煤服务，只要两三元钱，一毛驴车一尺见方，亮晶晶的煤炭就送到家，够几个月使用。该煤热值高且没有一点煤烟，所以老厂住宅的厨房都在室内，做饭不用发愁"柴"的问题。而新厂的"柴"是烟煤，每顿饭都得现生火，一做饭整个家里烟雾缭绕、乌烟瘴气，比今天的雾霾污染严重多了。为此，安顿下来后厨房在室内的家庭，都在门口修建了简易灶台，通过"阵地转移"，让烟雾漂泊在外。烟煤燃烧性差，使用时冒烟多、火苗小，做饭费时费力。邻居梁大爷（梁植基）家，在邻居中率先用风箱解决了这一问题，邻居们各显其能纷纷效仿。梁大爷帮我家打造了一架风箱，我随之荣升为家里的"烧火小子"，结束了我不进厨房的生活。这烧火还真是个技术活，讲究手眼配合，在观测炉膛里情况时左手勾煤右手不停止送风的话，一定会吹你个大花脸。尽管十分注意，我还是时常被吹花脸。然而，在"柴"的问题上最棘手、最麻烦还是它的运输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光荣使命历史的落在我的肩上（父母上班，爷奶老，弟妹小），虽然三年困难时期我也帮家里干过种地养猪的一些力气活，但那最起码也有个独轮车来搬运，挑担子可是从来未有的。刚开始我和小伙伴们一次只能挑三四十斤煤，在大石堡煤矿到厂里的崎岖山路上紧咬牙关，跌跌撞撞，蹒跚而行挑一次煤，肩膀红肿疼痛好几天，所以，每次挑煤都被我视为严酷的肉体折磨而心有余悸。为了减少这种折磨，我和小伙伴们拣柴火、背锯末，凡是能燃烧的物质都弄回家和煤共用。就这样，去矿上挑煤也是经常性的劳动，经过几年的锻炼，我能轻松挑动一百二十斤的担子了。在后来的军营生活中，面对繁重的施工劳动，我能够与来自农村的战友"平分秋色"挑煤的磨炼，功不可没。

再说对"米"的适应。喜好面食是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来到新厂后以大米为主食，时间一长很多人就对米难以适应了，总想隔三岔五的吃些面食，因此，当地的老乡戏称我们是"灰面脑壳"。可是粮站供应的面粉很少，好像是一家每月五斤，实在难解嘴巴之需。我那年应征入伍，作为对军属家庭的优待政策，当月卖给我们二十斤面粉；当时面粉的珍贵，从中可见一斑。因此，我们只能省吃俭用，合理安排。本来可用大米和老乡进行不等量的兑换面粉，但我家因爷爷奶奶是非城镇户口，本来就是八口人吃着六口人的粮食定量，因此没有剩余粮食进行兑换，只好自己动手设法改善生活了。我家就种过麦子，但终究地少产量小并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实在战胜不了馋欲，只好让父亲利用周日带着我们攀山越岭到双河镇上吃一碗8分钱的小面（当时厂里没有饭店等服务业）解解馋。只是到了新厂都是大米白面，很少有粗粮了，彻底摆脱了在老厂时以粗粮为主带来的困惑，又让人感到迁川值了。

在山西时我们一般都吃豆油或花生油，到了新厂主要吃菜籽油，炒菜时油烟较大，但烹调出的菜肴香味要浓一些。四川的醋较山西的醋逊色多了，对正宗的山西人饮食是有一定影响的。我就听到过相关的抱怨，但对我们这些"准晋人"饮食的影响不大，反而督促我们渐渐戒掉"吃醋"的嗜好。到了蜀地，喝茶的氛围浓厚了不少，但可能是工作紧张家务重，冲淡了相关闲情逸致的"培育"，我周围的大部分人也随了这个俗。

相比而言，饮食上的最大困难还是蔬菜副食品供应问题。在老厂时尽管蔬菜副食品凭票证供应，但总可保证生活的最低需要。而新厂就缺乏"菜篮子"的供应渠道，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而当地农村也是以粮为纲，农民只能通过有限的自留地种植和家庭养殖来实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满足自己需求后的多余产品才拿到市场上交换，供应量难以满足需要。再加上受 "割资本主义尾巴" 极左思潮的影响，农民的市场交换只能"地下"、"场外"进行，更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我就有在玄滩集市外购买农民的鸡蛋而被撵得满山狂奔的经历。而米饭这种饮食又是需要较大量的蔬菜副食品做"伴侣"的，否则难以下咽。没有供应渠道只好自己"开凿"了双河、玄滩等地的赶场天我和伙伴们场场光顾，而且一段时间成了职工食堂采买老郑大爷的"跟班"，他时常带车出去采购蔬菜副食品。他坐驾驶室，我们爬车厢，撵下去再爬上去；他到哪个集市采买，我们就到哪个市场抢购。就这样我们粘着他到过吴家、安富等集市；我在荣昌观光旅游就是这样进行的。再者，就是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爷爷是"职业农民"，种地是行家里手。我跟着爷爷在家门口搭架种葡萄，葡萄架下养鸡鸭，房前开荒地种细菜，屋后拓荒修梯田，甘蔗种一层，薯类豆类二、三层，几棵果树点缀中，上下两个厕所是肥源。为了鸡鸭多产蛋，我到菜市场捡菜叶，下河捞河蚌（逮鱼捞虾不在行）是必修课，更有蛇口夺蛋的惊险瞬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丰收的果实极大地弥补了家庭生活之需，有时也能让邻居们尝尝鲜。

至于白天的麦蚊袭击、晚上的花蚊"轰炸"，夏天的酷暑难耐、冬天的阴冷潮湿，交通的落后不便（厂里--荣昌，我就步行往返多次），行路的泥泞不堪，雷电的震耳欲聋等在老厂所没有的困难和不适，只有既来之，则安之，反正也不可能离开了（想不到后来的离开），只有自我改造慢慢适应了。

我的益民往事之三 艰难求学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小学毕业，被晋东化工厂中学考后录取，并于当年九月到该校报到（提高粮食定量、编班），后被停课闹革命了刚来新厂时，益民子弟学校建筑刚刚竣工，学校的组织体系正在构建。我母亲报到后即被工厂安排作为负责人组建"益民厂子弟学校"，当时学校仅十多名员工。她们上荣昌、下泸州，从桌椅板凳、教学教具的订购，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经过她们辛勤劳作，几个月后初中一、二年级的两个班率先开课了。我在一年级那个班，班主任、语文授课是王子和老师，数学授课是王淑霞老师，其他学科都是借师代课。我记得政治老师借自厂宣传科，音乐老师借自504车间等，还有些课因借不到老师只好暂停了。随着小学各年级的陆续开课，教师的短缺问题更加突出，因此，我母亲当时的一项重要和棘手的工作，就是和厂里有关部门及当事人协商借调老师，以解教学燃眉之急。

复课了，我们挺高兴的，因为这时老厂的学校还在停课闹革命，那里的同学还处在有书不能读的境地。我们三村的几个同学每天在十排綦洪福家集合，结伴穿过医院旁水库的堤坝，路过二村又有同学同行。我们沿着竹林的山路攀登着嬉闹着，时常顺便在老乡的地里拔个萝卜，拽个凉薯等可生吃之物，边走边吃；放学也是顺山而下蹦跳、追赶而归。当时上课也无统一教材，是老师们自己编印的。尽管学校竭尽全力维持，呵护，开课不到一个学期初中两个班就遵照上级指示停课闹革命了。尽管我在以后的求学生涯中先后取得了高中、专科、本科的毕业证书，但唯独缺少初中这第一学历的毕业证书，无疑是件奇闻趣事。后来我多次和母亲闲聊过我们停课的事，共识是即便没有上级指示，我们上课也坚持不了多久。一是大环境不允许。当时初中以上的年级、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受之影响厂学校也一片混乱，濒临瘫痪；加之重庆地区武斗局势越演越烈，更是搞得人心慌慌。一九六七年十月的一天，我们课间活动时看见有几个头戴柳条帽、肩扛钢筋枪（钢筋条上做有尖头的武斗用具）的年轻人，走进母亲的办公室；我甚为母亲安危担忧，前去打探，方知是某个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来校报到虚惊一场。可见当时局势的严峻，大有"战火"烧到家门口之感，如果这时谁还能安心的教书与学习，可称奇人怪事了。二是受"读书无用论"和"造反有理"的影响，相当多的同学都有"达到年龄就能进厂做工的"想法，学习自然没有积极性和压力；我也有同感，只是碍于母亲在校工作不便造次而已。个别同学经常课堂上就造起反来，弄得老师很是尴尬，无法组织教学。再者是师资严重不足。此时工厂已经几乎陷于无政府状态，借老师的事，都无人和部门协调受理了，学校实在无力解决师资问题。几种因素的聚焦结果是"初中停课闹革命，小学坚持教学"。谁知重庆地区武斗日趋激烈，大环境越来越恶劣，根本找不到能放下"一张书桌"的地方，只有辍学回家闹革命（革命无对象）去了。待后来复课时，我们都已超过初中毕业生的年龄，所以这课一停，至今未复

回家闹革命后，在父母的"逼迫"下我坚持了一段时间的自学。白天在家里自学初中课程，晚上到单身宿舍请王子和老师教语文，求王茂林（厂宣传科工作）老师教数学（两位王老师同宿舍）。但好景不长，随着武斗局势的升级，两位王老师离厂躲避，加之我学习的热情不高，自学也就无期限的"休学"了彻底结束了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此时我那些老厂的同学已重回校园复课了，经过努力，他们基本上都取得了高中毕业证书，一些佼佼者还接受了高等教育；而我的"少壮不努力"，让我饱尝了"老大徒伤悲"的恶果。一九七三年部队选送我上大学，在简单的入学考试时也未通过，与"工农兵大学生"失之交臂。改革开放后对文化、学历的高要求，逼迫我在承担繁重的工作和家务之际，用十多年的时间刻苦学习，努力对学历"追赶"。通过拼搏，虽然达到了相关的要求，但其间的苦衷，对家人的亏欠，是难以言表的。我有时在想，这种与老厂同学们在求学方面的差距，这种对宝贵青春年华的无奈浪费，可否视为我们为三线建设做出的牺牲呢？这不正是父辈们为了祖国的三线建设"献了终生献子孙"的真实写照吗？

我的益民往事之四 参与建厂

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们求学路断，每天"赋闲"在家啃老，除了在家帮助做些家务外便无所事事，实在于心不安。总想能够参加工作自食其力，一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二来不再浪费宝贵年华。可总是难遂人愿，前两年厂里招工我们不够年龄，只能怨命不济。这两年我们达到岁数了（约有百余人），厂里又混乱的自顾不暇，招工的事宜根本没人管，我们的怨气日益剧增，怨气的发泄又会给本就混乱的工厂添乱，成为厂里棘手的问题之一。

对此，工厂的第四任军管会在百事待兴、人手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派出一位邱代表（据说是营职干部），组织成立了"青少年学习班"，组织我们边学习边参加建厂劳动。学习班是仿照部队的模式进行管理的。每个村为一个排，共四个排（当时还没有五村），共计有百十号人。每个排设排长一人，负责本排的组织管理工作。我担任三排的排长，我们排人数最多，大约有近四十人，且棒劳力最多，是学习班特别能战斗的"主力排"。尽管每人每天只给四五角钱的补贴，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大有找到组织的归属感。因此大家劳动积极性很高，每天都是舞镐弄锹、挥汗如雨，手拉肩扛、争先恐后，尽管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但没有一个退缩的叫苦的喊累的，基本上都能保质保量完成各种任务。我们先后承担了多个工房排洪沟的修建、施工场地的平整、临时工棚的搭建、协助工厂动力车间进行外线线路架设等任务，为工厂建设贡献了我们的力量。劳动中几个排间相互竞争不甘落后，有力的促进了各项任务的完成，竞争中我们排和二排"较劲"最多，大都以我排获胜告终。但由于正值青春躁动时期，这些竞争有时又会演变成不愉快的恶性竞争甚至争斗。邱代表懂得"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就经常召集我们几个排长协调处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一天我们排的几个兄弟将二排长的后脑勺给打破了，当时我正好不在现场，否则难逃幕后操纵的干系。邱代表命我尽快查明肇事者严肃处理，我"积极"的查来查去就是落实不了。一直到二排长脑袋都长好了还没结果，尽管邱代表多次训斥，但我始终没有"暴露"真情，时间久了便不了了之了。这件事后，二排基本不与我排正面较量了。这个学习班一学就是一年多，我直到应征入伍才得以"毕业"。

在这个学习班时，我们有组织有报酬的参加了建厂劳动，在这之前我们还以其他形式参与了建厂活动。一九六七年四月份，我们一行二十多个小伙伴在工厂一位干部（记不清姓名了）的带领下，高举红旗背着行囊，沿着田埂小道，步行十多里到清升公社三层岩水库工地参加筑坝劳动，代表工厂支援农业生产，密切工农关系。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们住在生产队一间存放农具的库房里，睡的稻草铺就的地铺，用的小溪流水，分散在老乡家里吃派饭。白天和老乡一起挖土筑坝赛高低，齐声呼号夯坝基，中午吃在工地，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尽管老乡们对我们比较关照，但我们每天还是累得腰酸背痛，疲惫不堪，苦不堪言。就这样，坚持了十多天，直到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在这次劳动中我学会了一把锄头既当镐用又当锹使的技巧，这算是有组织无报酬参与的间接的建厂活动。

辍学后，我们无所事事时常在厂里游荡消磨时光，在游荡中我们发现在厂大门附近用竹竿苇席搭筑的铆焊车间里，经常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在独自坚持工作。经过打听得知他是工厂的副厂长徐宝海老人，在被打倒后发配到这里劳动，由于他是走资派，只有被革命的资格；别人都去闹革命了，他只能独自劳动。我们的无聊和他的寂寞相遇就碰撞出忘年的交情；于是，我们常常在下午到那里看他制造钣金件，看到一块块金属件经过他的摆弄就变成符合图纸要求的钣金产品，很是佩服他的高超技能。时间长了，我们居然对铆工技能产生了兴趣，去得更勤了，且由观看者变成了实践者。他放大样，我们拉尺子；他调直，我们抡大锤；他焊接，我们扶工件这种无组织无报酬参与建厂的自发劳动断断续续进行了五六个月，直到守护家园的成了工厂第一要务时，我们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才很少去了。可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二年后我参军到工程兵部队服役，居然被安排从事安装铆工的工作。虽然工作对象、工作场地和徐老前辈的制作铆工有些不同，但工作原理是一样的；由于有那段铆工助手的经历"垫底"，我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并能够独当一面了，让领导和战友们感到十分诧异。

我虽然只在益民厂生活了一千多天，但我没有仅当看客，也曾以多种形式为益民厂的建设流过汗出过力，并伴随着这一过程让益民"基因"牢牢的渗透在我的身心中，使我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益民人，我为此欣慰和自豪到现在。

笔者简介：

杜炜，男，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67年2月随家由104厂来厂，1970年12月从厂应征入伍。1979年3月起，先后在5143厂、104厂人力资源部和发展计划部业务主管、基层党支部书记、厂工会副主席、厂宣传部长等岗位工作。现退休定居太原。

　　由于当时益民厂区没有照相馆，所以我在厂里时没有照过相。这张照片是厂里第一批（70年12月）应征入伍战友72年春节合影（一人因公负伤未参加），是距在厂里生活时间最近的照片。后排中间者为笔者。

　　2015年4月陪耄耋老母亲回到其阔别四十年的益民厂时，她与学校部分老师的合影，左边第四人是我母亲。

　　笔者2015年4 月重回益民厂时，与发小的合影，右边第一人为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