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策源地——1927九江风云(之一)

祥富

<h1></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八一义旗举南昌,</b></h1><h1></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我党手中始握枪,</b></h1><h1></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若论哪是策源地,</b></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青史昭昭载九江。</b></h1> <h1>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一声枪响划破了南昌城寂静的夜空。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或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过数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南昌城。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h1> <h1>  八一南昌起义是如何策划、准备和发动的?要弄清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南昌起义策源地——九江去一探究竟。</h1> <h3>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等相继公开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h3><h3>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等地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共”。图为被杀害的部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h3> <h3>  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惨痛的教训,决定以牙还牙,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h3><h3> 1927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利用武汉国民政府“东征讨蒋”,联合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计划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图为“东征讨蒋”的有关报道。</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中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集结九江</h1><h1><br></h1><h3> 7月中旬起,叶挺率二十四师、贺龙率二十军、黄琪翔率四军等“东征讨蒋”的前锋部队先后抵达九江集结。中共中央安排吴玉章、林伯渠等赴九江,建立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中共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各省市代表;委派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到九江,实施和决策对中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的政治领导及军事行动。.</h3> <h3>  7月12曰,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作为“东征讨蒋”部队的前锋开抵九江,师部驻九江圣约翰中学(现解放军第171医院院内)。</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二十四师驻地之一——圣约翰中学</h3> <h3>  叶挺指挥部旧址(现为八一起义策源地纪念馆)</h3> <h3>  7月23日,贺龙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开抵九江,军部驻“塔公祠”(现柴桑小学)。</h3> <h3>  第二十军驻地之一——南伟烈中学(现九江市二中)</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1923年落成的南伟烈中学部分校舍</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东征讨蔣”部队九江驻军态势图</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九江市区航拍图(历史照片)</h3> <h3>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实行“分共”;并图谋下旬在庐山开会,剥夺贺龙、叶挺等人的兵权。</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这是当时有关汪精卫“分共”的报道。</h3> <h1>  7月下旬,周恩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叶挺、贺龙、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和重要军事干部获悉汪精卫、张发奎准备“分共”,先后在九江召开三次重要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讨论、酝酿、确定举行南昌起义,为起义制订了政治纲领、组织章程;决定了叶挺、贺龙部队的军事行动计划;经中央批准,把起义推进到实施阶段。</h1> <h1>  第一次九江会议:明确提出举行南昌暴动。</h1><h3> 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叶挺在九江海关内一幢二层楼房里召开谈话会(谭平山主持),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应"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在军事上我军要“赶快集中南昌”,实行南昌暴动。</h3><h3>7月21日,李立三、邓中夏等上庐山,向中共中央代表瞿秋白、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通报了20日谈话会的意见,进一步讨论南昌暴动问题。</h3><h3><br></h3><h3>图为清末民初的九江洋关(海关)总关(英租界内,1927年初收回租界,后曾为滨江路港务局集体宿舍)</h3> <h3>  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谭平山</h3> <h3>  庐山仙岩饭店(庐山中五路14号,现解放军庐山疗养院院内,庐山第336号別墅),1905年由英国传教士都约瀚投资建造,是当时庐山上的首席接待要地。</h3> <h3>  1927年7月21日深夜,仙岩饭店的厨房里,一根腊烛被人点燃,窗子也被蒙上了被单。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张太雷,中共中央秘书长邓中夏,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副党代表林伯渠,中共中央军委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中央中央委员彭湃,候补中央委员郭亮,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中共中央代表瞿秋白一起,秘密研究南昌起义的准备事宜。</h3><h3> 22日,瞿秋白把“在浔负责同志之意见”带回武汉,“请中央即速决定”。</h3> <h1>  第二次九江会议:把南昌起义推进到实施阶段</h1><h3> 7月24日,恽代英主持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精神,制定了南昌起义的政治纲领、组织章程和行动计划。</h3><h3><br></h3> <h1>  第三次九江会议(“小划子会议”):确定了起义部队的军事行动计划</h1><h3> 7月25日,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五人在九江市区甘棠湖中的一艘小船上召开紧急会议,识破了汪精卫企图瓦解叶挺、贺龙部队的阴谋,确定了叶挺、贺龙部队的军事行动计划。</h3><h3><br></h3><h3>图为民国时期的九江甘棠湖</h3> <h1>  7月2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作出同意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前委书记,主持南昌起义。</h1><h3> 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到达九江,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统一了大家的认识,进一步部署军队、地方各方面的工作,加紧起义准备。并派员将起义的详细计划报告中央。</h3> <h1>  7月26、27日,叶挺、贺龙分别率部从九江开赴南昌,准备起义。</h1> <h3>  1907年1月建设的“南浔铁路”(南昌——九江),起义军主力部队从这里开往南昌。</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图为南浔铁路北端的九江老火车站</h3> <h1>  7月27日,周恩来率谭平山、李立三、彭湃、陈赓等从九江赶赴南昌,组织领导起义。</h1><h1> 同日,周恩来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成立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的参谋团,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h1> <h3>  原计划7月30日举行南昌暴动,但由于29日到达九江的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干扰阻挠,起义时间被迫推迟。关键时刻,周恩来排除干扰,一言九鼎: 8月1日举行起义!</h3> <h1>  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暴发。</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南昌起义示意图</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南昌起义部队战斗系列暨主官姓名</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南昌起义部分人员合影</h3> <h3>  八一南昌起义策源地纪念馆——叶挺指挥部旧址</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叶挺楼”</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一次九江会议会址——庐山仙岩饭店</h3> <h3>.</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九江海关</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甘棠湖</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柴桑小学</h3> <h3>  同文中学(九江市二中,原南伟烈中学)</h3> <h3>延伸阅读:</h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九江是南昌起义的策源地》</h1><h3>(原文来源: 中共九江市委党史办,有删节)</h3><h3><br></h3><h3> 南昌起义的爆发,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党在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首次尝试。它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开辟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纪元。</h3><h3><br></h3><h1> 一、南昌起义前的历史背景</h1><h3> 北伐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认为自己羽翼丰满,势力雄厚,就露出了资产阶级的凶残本性。他们以各种借口镇压工农运动,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公开背叛了革命。陈独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也从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那时候,共产党人本来可能利用有利形势,直接掌握一部分军队和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不让“参加政府工作”,只准“全力用在民众方面”。他只叫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为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去卖命当“苦力”,替资产阶级打天下,而不叫工人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工人农民起来了,他却不许要政权,不许要武装,不许要土地,不许触动资产阶级的老根子。这样,不仅抹杀了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也破坏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同盟军的关系,从而使党和工人阶级以及劳动人民完全陷于被动地位。</h3><h3> 正是陈独秀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变成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枷锁,使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枷锁”猖狂地向革命势力步步进攻。正当国民革命军在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和帮助下,以摧枯拉朽之势不断取得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窃取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掌握着国民革命军政最高权力的蒋介石,眼看时机已到,就搖身一变,成了国内外反动势力“集中的中心”,开始了有计划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政变。</h3><h3> 1927年3月11日,蒋介石下令解散南昌市党部。17日,命令杨虎指使青红帮流氓到处进行反革命活动,包围攻击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接着又派兵占领了这两个机关。4月6日,蒋介石、汪精卫等举行秘密会议,商定要使共产党停止一切活动。12日,蒋介石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上海大屠杀,并调遣皖北的军队威胁武汉。5月17日,夏斗寅叛变革命。21日,许克祥包围长沙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大肆屠杀工农群众,史称“马日事变”。7月15日,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党也公开背叛革命,开始大规模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h3><h3> 蒋介石的公开叛变,使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夭折了。</h3><h3><br></h3><h3> 这是铁血交融的年代。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壮烈的献身与可耻的背叛、残酷的镇压与英勇的反击、动搖彷徨与坚忍不拔的探索,构成了1927年复杂而壮观的历史画面。妥协退让的策略致使革命失败,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惨痛的教训。南昌起义是党尝试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折的开端。</h3> <h1>  二、南昌起义是在九江酝酿、决定、准备的</h1><h1><br></h1><h1> (一)、中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集结九江</h1><h3> 1927年6月中旬,面对日益恶化的残酷现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常委连日开会讨论对策,一度准备在湖南组织武装起义,打算在力量调集后,派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前去指挥,并派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书记”。由于党内认识不一,这个计划搁浅。</h3><h3> 6月下旬,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东征讨蒋”计划,把中共掌握和影响相对集中的武装力量、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统领)作为“东征讨蒋”的中路前锋开往九江集结,准备由九江、湖口沿江东下,向安庆进发。7月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从安全计,“决定中央机关立迁九江而转上海”,欲借“东征讨蒋”实行“依张回粤”计划。拟联合张发奎统领的国民革命军笫二方面军重回广东,建立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h3><h3> 7月中下旬,中共掌握和影响的主要部队因“东征讨蒋”而集结九江: 7月12日,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作为“东征讨蒋”部队的前锋开抵九江,师部驻九江圣约翰中学(现解放军第171医院院內);23日,贺龙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开抵九江,军部驻“塔公祠”(现柴桑小学)。</h3><h3><br></h3><h1> (二)、中共领导人云集九江</h1><h3> 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担负在严重危机下挽救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h3><h3> 7月14日晚,汪精卫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15日,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h3><h3> 15日晚,中共中央在武昌啸楼巷2号中共湖北省委机关驻地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代表新成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作了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作了撤退的部署:指派中共湖北省委委员、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吴玉章和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祖涵(林伯渠)立即赶赴九江,“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被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礼送”到武汉的江西早期中共党员、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委邓鹤鸣同时被派往九江,协助吴玉章、林伯渠工作。目的是接待和联络国民党左派人士,接应撤到九江的中共干部,着手建立一个共产党员占多数、同国民党左派联盟、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的中央政府。</h3><h3> 16日,吴玉章、谭平山(第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民党中央常委)、林伯渠、邓鹤鸣搭乘第四军特务营的差船抵达九江。在中共九江市委、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的安排下,他们在九江的“审判厅”建立了国民党中央办事处。办事处特别为中共领导人安排了一幢房屋,以便于工作。办事处在九江期间(7月16~29日)先后接待了中共领导人及重要军事干部数十人。</h3><h3> 20日前,因工作需要,中共领导人陆续到达九江: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副委员长刘少奇,经中央批准上庐山养病;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经九江上庐山;17日,受中央委派,临时中央常委张太雷到九江上庐山,向鲍、瞿通报汪精卫公开“分共”和中央紧急会议的情况。19日,临时中央常委李立三,中央委员兼秘书长邓中夏,被周恩来指派为前敌军委书记的中央委员聂荣臻,中央委员、前敌军委委员贺昌,前敌军委委员颜昌颐,驻赣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等先后到达九江。随军到达九江的有叶挺、张云逸、周士弟、李硕勋、许继慎、徐光英、范孟声等中共党员军事干部。</h3><h3> 七月中旬开始,因中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九江集结,中共群英云集九江。中共“五大”选举产生的五届中央委员会四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十六人先后来到九江;十名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有七人来到九江;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五人,除李维汉外都先后来到九江。共和国十大元帅中有朱德、聂荣臻、贺龙、叶剑英、刘伯承、林彪先后到达九江,以及8月2日抵达九江、未赶上起义的陈毅等七人。这些充分说明,共产党人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已醒悟过来,己经认识到独立地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h3> <h1>  (三)、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各省市代表汇集九江</h1><h3> 从吴玉章、林伯渠16日到九江,至29日离浔赴南昌参加起义,国民党中央办事处在九江先后接待了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及国民党各省市代表:安徽代表朱蕴山,湖南代表方维夏、徐特立,四川代表李嘉仲,东北代表陈日新,山西代表王一德,顺直代表孟湘签,福建代表蔡鸿乾,甘肃代表李森,新疆代表张开运,上海代表丁晓生,绥远代表张觉民,浙江代表王贯一,广西代表黄日葵,广东代表沈寿桢,湖北代表陈荫林等。由于来九江的各方人士众多,办事处拥挤不堪,遂安排了一部分人下榻九江大旅社。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九江外交专员兼九江海关监督林祖烈(林伯渠胞弟)也全力投入到接待工作中。</h3><h3> 中共领导人和叶挺、贺龙部队、国民党左派人士来到九江后,中共九江市委、国民党九江市(县)党部、九江总工会、商民协会、县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都全力以赴做好接待工作和“东征讨蒋”部队的生活安排。九江人民的革命热情高涨,街头巷尾传来一阵阵“打倒新军阀”的歌声:“蒋逆介石,新军阀,我们团结起来,打倒他”!九江人民对蒋介石在九江一手制造的屠杀共产党员、工人纠察队裕生火柴厂分队长曹炳元等人的“3.17”惨案记忆犹新。九江市委书记袁玉冰为《国民新闻》写文章,揭露汪精卫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假左派真右派的面目。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应约为《国民新闻》给汪精卫写了一封公开信,“攻击他,揭露他背叛革命的阴谋”。</h3><h3> 7月上旬,中共中央还没有在南昌举行起义的明确计划。叶挺和贺龙的部队是因“东征讨蒋”来到九江,各方人士汇集九江也仅是工作上的需要。15日,汪精卫公开“分共”后,又煽动张发奎在第二方面军“分共”,19日,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训令各军,取缔共产党。风云突变,形势危急。</h3> <h1>  (四)、九江谈话会笫一次明确提出举行南昌暴动</h1><h3> 7月20日,在九江的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叶挺等五人,由谭平山主持,召开谈话会。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己完全反动”,张发奎态度犹豫与右倾,依张回粵很难成功,即使回粵成功,“也将与我们回粤号召农民运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时期”。大家一致认为,应“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作一个革命的许克祥,反对武汉政府”。谈话会最后决定: 在军事上我军要“赶快集中南昌”,实行南昌暴动;“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政府来号召”;将会议提出的举行南昌暴动的意见报告中央,同时加紧工作,待中央命令一到即举行暴动。这次谈话会意义重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举行南昌起义。</h3><h3> 21日,李立三、邓中夏上庐山,向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通报了20日九江谈话会关于集合叶挺、贺龙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的意见,鲍、瞿、张三人表示赞同。22日,瞿秋白把“在浔负责同志之意见”带回武汉,“请中央即速决定”。鲍罗廷、李立三、张太雷继续讨论南昌起义问题,弁请聂荣臻、林伯渠上山,进一步了解部队的情况和起义的准备。22日傍晚,张太雷、聂荣臻、林伯渠下山,张太雷把与鲍、李、聂研究的意见带回武汉。</h3><h3>7月23日,贺龙到达九江。南昌起义能否举行,一要待中央决策,二要看统率二十军的贺龙的态度。二十军不参加,南昌起义便不能举行。贺龙此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多次向他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周逸群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愿接受党的领导。谭平山做贺的工作,“介绍各省代表谒贺,又得叶挺出来说硬话,于是贺之主张更为坚决”。贺龙还在驻地塔公祠接见了九江工农代表。</h3> <h1>  (五)、九江第二次会议把南昌起义推进到实施阶段</h1><h3> 7月23日,奉中共中央命令,与李立三、邓中夏、叶挺、聂荣臻一道“负责主持我们的军队及党的指挥”的恽代英到达九江。24日,恽代英主持,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会上恽代英传达了中央精神。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当前形势和南昌起义问题。会议为南昌起义制订了政治纲领、组织章程和行动计划。“会议决定,叶、贺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和中央党部,继承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领导下,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发表宣言。九江第二次会议对南昌起义发起的时间、部署及各种具体问题都进行了研究,已经把南昌起义推进到实施阶段。会后,恽代英开始着手起草《中央委员宣言》。</h3> <h1>  (六)、“小划子”会议确定了叶挺、贺龙部队的军事行动计划</h1><h3> 7月25日,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五人,在九江市区甘棠湖中的一艘小船上,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叶剑英汇报了汪精卫在准备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欲剥夺贺龙、叶挺兵权的阴谋。根据九江第二次会议精神,会议作出了三项决定:一是贺龙、叶挺不参加庐山会议;二是贺龙部队不去德安,与叶挺部队一道开到牛行车站;三是叶挺率部队26日从九江开赴南昌,贺龙率部队27日从九江开赴南昌,作起义前的准备。</h3><h3> 九江“小划子”会议识破了汪精卫的阴谋,确定了叶挺、贺龙部队的军事行动计划。</h3><h3><br></h3><h3> 中共中央于7月24日在武汉召开会议,讨论了在九江的李立三等人的报告,作出同意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任命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主持南昌起义。</h3><h3> 7月26日,周恩来携陈赓到达九江,向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等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听取了他们有关第二次九江会议的情况和南昌起义准备工作的报告。周恩来表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并统一了大家的认识,积极作南昌起义的军事准备,派邓中夏将南昌起义的详细计划带回武汉,报告中央。</h3><h3> 周恩来在九江期间,还召集中共九江市委书记袁玉冰、九江总工会委员长彭江等人谈话,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党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的指示,讲述了当前危急的形势,告之党将领导武装起义,但九江并不是作战的地方,指出九江形势会很快逆转,要作好撤退的准备。</h3><h3> 从27日开始,党和军事领导人陆续赶赴南昌,组织领导南昌起义。</h3><h3><br></h3><h3>从1927年7月20日开始,在九江的酝酿、决定、准备举行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以“东征讨蒋”的名义集结九江,是酝酿举行南昌起义的军事基础;中共领导人云集九江使策划南昌起义有了政治、组织保证;贺龙等重要军事干部及掌握的部队听党指挥是能顺利举行起义的关键。</h3> <h1>  (七)、南昌起义主力部队从九江出发</h1><h3> 7月26日,贺龙部队让出控制的车皮,叶挺率二十四师由九江乘火车开往南昌牛行车站;27日,贺龙率第二十军从九江开赴南昌,作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南昌起义的主要部队完成了从九江出发开往南昌集结的军事行动计划,准备起义。</h3><h3> 至此,在九江酝酿、决定、准备南昌起义的各项工作全面完成。</h3><h3><br></h3><h1>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h1><h3><br></h3><h3> 南昌起义,是我党我军和我国革命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壮举。南昌起义是在九江酝酿、决定、准备的,九江是南昌起义策源地。</h3><h3><br></h3><h3><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