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宗先生与合肥联大

刘渝珍

序：2000年春末得知父亲病重，在日本工作的女儿辞职赶回北京。在医院奔波的那十个多月虽然辛苦，我们一家三口也得以团聚，陪伴贾志斌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

那时工作了两三年，初涉社会的女儿对人生，人际关系也开始有自己酸甜苦辣的体验。记得有一次，她问躺在病床的老贾：“爸爸你挨了一辈子的整，不感到委屈吗？”贾志斌想了一会，神情平静和从容：“不，我觉得这辈子我还是干成了几件事。”。

在科大他命运坎坷，三落三起，而每次复出他都没有计较过那些歪曲和冤枉，总是一心一意为心中的理想努力工作，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自我审视的还是在世上他努力过奋斗过的足迹。

1980年---1983年他有幸在科大杨承宗校长的领导指导下参加了合肥联大的创建工作，这当属在人们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他干成的一项事业，下面陆续发表的三篇文稿的第一篇是他留下的唯一的一篇文章。

杨承宗先生与合肥联合大学

贾志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我早就见过杨承宗先生，仅只是认识而已，有幸的是在1980年，我在他的领导下，创办“联合大学”直接和他一起共事，才真正结识这位科学家、教育家，这位良师。

1980年我国正处百废待兴之机，杨承宗先生也在思考，他首选了抓教育、培养人才、科学兴国之路。当时我国同龄人中只有百分之一的幸运儿能进大学，高考升学率小于百分之四，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仅十四人，情况甚忧。是不是可造就人才就这么少? 显然不是。杨承宗教授对此感受颇深，有一次他和我谈起他在安徽省教育局召开的研究提高教育质量的会上，听一位与会者说他女儿只差0.2分没能考上大学，他当时就想，高考择优录取这条很好，但能精确到0.2分吗？为此，他找一位有经验的数学老师问：阅卷、批分数能够精确到什么地步？得到的回答是：在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一份考卷两个老师分别批阅，分数相差5%不稀奇；他又对科大招生办和参加招生录取的老师进行调查，了解到有人因填报志愿不当而落选，至于考生因在不同省市而高分落榜低分被录取更比比皆是，所以他得出结论：“落榜的高考生中有可造之才，但没有可造之机”。他还跟我说。1980年3月他参加全国科协大会时，听胡耀邦讲全国有1600万失学青年怎么办？后更激起他探索高等教育改革的热情，在教育作为生产力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的时代，国家财力难以投资兴建大批学校，现有的单一化的高等教育解决不了这个矛盾，有识之士认为另辟蹊径已成为势在必行。杨承宗先生经过思考、调查研究后，联合他人向科大党委、安徽省委、省政府打报告，提出创办自费走读国家不包分配的大学的设想，得到了科大党委的重视和支持，并向省政府转报，安徽省委、省政府对此也极力支持。这样，由七月初倡议，八月份省政府批准，一所“联办公助、自费走读、综合优势、面向社会”的新型大学----合肥联合大学诞生了。杨承宗先生被任命为校长、合肥市委书记邓锐同志为董事长，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有些话，我在不同场合下听杨校长说过多次，“哀兵必胜使我有信心”；“联大自由度很大，科大对联大支持很大，反过来联大以长处促科大” ；“我是为了办好科大而办联大的！”

这些话，我是在杨校长的领导下，在合肥联大几年工作贯彻中，逐步加深认识的，这对合肥联大的创立和健康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1980年8月底，我被科大派往合肥联大，任教务长，协助杨校长工作，我们的全部家当是一间二十平米的房间，几张办公桌，包括杨校长在内的六名兼职人员。打扫好房间锁上门就到合肥市招生办公室去招生，我们按理工、中文、英语三个系科，录取了三百四十六名高考落选生，我们是边招生边筹备，那真是从一无所有干起，要确保十月合肥联合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学上课，困难可想而知。我们虽处劣势，但也是转变成优势的前提，合肥联大的创办，旨在挖掘和利用合肥地区七所高校在师资、实验设备、图书……等方面的潜力，广开学路，使更多的青年学生能够进入大学深造成为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这是合肥七所高校以中国科技大学为后盾首肯的。现在兵临城下。我们和我们聘请的中国科技大学七名既有办学经验又有干劲和较高政治思想水平有志于教育改革的同志一起，全部出动，分赴各高校求助：聘请教员、选购教材、借教室见缝插针排课表，由于中国科技大学在各方面的鼎立支持，使合肥联大得以正常运转。任课教员大部分是由中国科技大学和安徽大学聘请的。还有从合肥工业大学及安徽医学院聘来的，合肥联大立即从无教员变成拥有一流教员任教。合肥地区各高校，社会上各个部门，看到我们在这么困难条件下，不是等，而敢于招生办学。也从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给以支持；省图书馆为合肥联大的学生办了借书证、安徽日报社在节假日为合肥联大赶印校刊，合肥市有关部门一次就发给合肥联大二百辆自行车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一学生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鼓励信和表心意的十元钱、海外华人看到自己的家乡办起合肥联大，给我们寄来39包图书，并要我们根据需要提出书目，他再捐赠……。在我们最困难的初创时期，杨校长的哀兵必胜使我有信心，领导我们渡过了万事开头难的难关。

杨承宗校长

在了解到合肥联大的性质和办学实践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合肥晚报、中国青年报、新观察杂志等都先后对合肥联大的教学、组织管理、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和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情况做了宣传报道，给予了肯定和鼓动。有的还拿合肥联大的长处与其他大学的短处做比较。这时杨校长仍让合肥联大以哀兵面貌出现：不是我们合肥联大比别的高校好，而是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这些全国或省的重点大学，他们是一流水平的，实力雄厚，有了他们的全力支持，我们才能做些事，离开了他们全靠我们自己将寸步难行！我们是水涨船高。杨校长用哀兵必胜使合肥联大得道多助，使合肥联大保持清醒头脑。

合肥联大首届80级学生十月份正式开课了，能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是当务之急。前提是要有好的老师，名师出高徒嘛！如何请到高水平的好老师，且持续下去，杨校长主持会议讨论多次，基本上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一种认为：“对被聘老师要给予高报酬，吸引好的老师，这样有竞争性，不要怕人说”。另一种认为：“被聘老师的待遇，参照教育部规定，可就高不就低，要考虑左邻右舍。”

对于这一带有很强政策性的问题，对这一与合肥联大生命攸关的问题，杨校长倾听不同意见，并不急于做决定，他带着双方的意见，当面或书面去请教有关方面的领导，内行，再把他们的答复拿到会上，经反复讨论，最后统一到：被聘教师的待遇按教育部规定的高标准，学期末再由学校根据教师的成绩和对合肥联大的贡献及合肥联大的经济（财力）情况发“特酬”。同时还规定，在原学校没担任课的教师我们不能聘，我们只从在原学校正在上课的教师当中聘讲课效果好的老师。后来演变成一套办法：合肥联大聘在原单位必须有课并完成教学任务且讲课效果好的老师；老学校的基层单位，根据自己人员和任务情况，提出派往合肥联大任课的老师，由联大选聘；合肥联大事先拿出教学计划，老学校某个教研室统筹安排承担联大在某门课程或实验，这样既保证了师资水平，又不会形成挖别的高校墙角。

合肥联大成立和开学时是仓促上阵，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许多是先干起来再研究的应急措施，这是为了能让学生们开始正常的学习生活，教学秩序井井有条，生活丰富多彩，紧张有序。但要办好合肥联大这所与其他大学不同的新型学校，必须有章可循，才能渐进。但这个章没有现成的，这时杨校长又带领我们制订合肥联合大学的章程，杨校长探索高等教育改革的许多设想，在中国科技大学一时难以实施，但可以写入合肥联大的章程。在实践过程中去探索，总结经验。如合肥联大是采取“联办公助、自费走读、综合优势，面向社会，广开学路的一种新型式”；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经费少不向国家要，学生缴纳学费，争取地方政府补助和社会赞助。杨校长说校长是管筹款的，董事长是给钱的；学生学业期满发给毕业证书，不由国家统一分配，由人事、教育部门向有关用人单位推荐、介绍，学生也可自谋职业报考研究生；（这更能激励学生勤奋学习，适应社会需要在竞争中成才）学校不设庞杂的行政机构，只配少数必须的专职人员和高质量教师，教师和干部原则上实行聘请制。（依靠社会办大学，学校只设教学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与各高校联系，挖掘老校潜力并组织教学；负责与社会各部门联系争取支持，并且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适当地结合起来，推动人员的合理流动，还起到了把老校科技人员与地方经济建设联系起来的媒介作用）；系科设置根据经济建设部门及社会上的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而灵活设置，一般大学很难做到这点，而合肥联大是社会办的大学，又实行聘请制，因之自由度很大，而较易做到；合肥联大创办在合肥市，要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向全社会开放、争取政府或地区支持兴建学生公寓，以多层次、多种形式办学，一切为了用人单位着想培养人才，促进本省、本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还可带动餐饮业和其他服务业）。

上述有些做法当时在其他高校无法做到，在合肥联大则可以试行，成功之处必将对落后的教育体制是个冲击（革命），可见杨校长“我办联大是为了办好科大”意义之深。

杨校长深知，合肥联大要有必要的自己基地，所以他十分关心校舍建设。合肥联大利用“余热发电”创办起来了，但连年招生为各高校带来教室和实验室的巨大压力，各高校本身教室实验室尚且紧张，哪有“余热”可言。我们只能用余热，不能连发电设备都给破坏了，不连年招生，合肥联大很可能中途夭折，合肥联大又面临生死关头。杨校长不顾年迈，不辞辛苦，积极与安徽省、合肥市的主要领导、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争取支持，此举颇有成效，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同志批示：“联大办的不错，反映很好，这一新生事物要给予支持，拟转省计委、建委研究尽可能给予照顾”。合肥市委书记郑锐带着市教育局、市建委的负责同志和我去常青公社开现场会。由合肥联大提出想要的地址，郑锐当场拍板定下来，地价优惠，并指定设计，基建部门，立即动手，按期将教学楼建成交付联大使用。此教学楼建成前，合肥市从新建的小学借10间教室，再盖一个简易大教室以解燃眉之急，后来合肥联大得到世界银行货款后，又兴建了一座实验楼。这为合肥联大生存、发展奠定了基础。

合肥联大创办时，针对同学们高考落榜后的悲观情绪和苦闷心理，作为教育家的杨校长从开阔同学的视野，扩大知识面来解决，他聘请了美籍物理学家任之恭教授，钱致榕教授，中国科技大学龚升教授，安徽大学杨巩祚教授来校演讲，任之恭教授认为合肥联大的创办是在进行着有价值的创新试验，是广开学路的方向。表示热烈的赞扬和支持。钱致榕教授说合肥联大在中国代表一种新精神，去年（指1980）我周游中国时，感到国内百废待举，但条条框框限制多，只限于议论，而合肥联大脚踏实地干起来了。我愿给联大当啦啦队。龚升教授，杨巩教授向同学们传授了学习方法，还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些都使联大的学生受到极大鼓舞。

杨校长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有条件也有机会，设法使合肥联大与省、市领导的联系渠道，始终保持通畅。张劲夫同志支持创办合肥联大，并对合肥联大的实践予以肯定，1981年3月12日讲到合肥联合大学时说，联合大学自费走读，学生学的不错，将来的人才很可能是出在条件差的人身上。希望你们在困难的情况下，更加勤奋学习。合肥市委书记郑锐同志对合肥联大是有求必应。他说：联大杨长避短，方向对头，以竞争造就人才，教书育人，低耗高效的精干班子，人员的合理流动，这些经验都值得总结。历史是公正的，将对付出代价、时间而前进的人给以加倍荣誉，而对害怕困难的人不会给以地位。他深有体会的说：“办联大功德无量。“

省市主要领导对合肥联大这么重视，加上自己实际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同学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十分珍惜所获得的学习机会，许多同学表示要争口气，闯条路，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使联大成为社会上所欢迎和期望的一所好学校，为探索高等教育的改革出点力。

提到合肥联合大学，就绝对离不开中国科技大学。杨承宗先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副校长，受科大之命任合肥联合大学的校长。杨校长办自费走读学校的设想一开始就受到中国科技大学的重视和支持。科大党委书记、副校长杨海波同志充分肯定了各校挖掘潜力办自费走读大学，肯定了“余热发电”的提法，并提议这所大学取名为“合肥联全大学”。杨校长说科大对联大支持很大，几年之内联大不能不依靠科大。的确如此，杨海波同志一开始就表态科大一定全力支持，教育上要创新，不要受社会上舆论左右，科大应全力支持，不应单从经济上考虑。他还强调除去科大一如既往支持外，联大的生命力就在联合，一定要拉住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农学院……等。科大分管合肥联大的副书记，副校长卢岗峰，熟悉安徽省合肥市情况，掌管科大后勤，每在合肥联大处于关键时刻，他都能出主意，并多次表态，科大后勤就是联大的后勤。杨校长说我是为了办好科大而办联大的，除去前面提到的在高等教育制度改革上，合肥联大可以利用自由度大率先探索，失败了损失也不大，成功了可以总结经验，以联大的长处促科大外，扎扎实实办好联大，让合肥市受益，安徽省受益，省市都知道这是中国科技大学通过合肥联合大学为地方办实事。提高了中国科大在安徽省的地位和声望。另外，合肥联大还可以在稳定科大师资队伍和骨干方面尽些力，比如在子女升学、解决夫妻分居两地，部分改善应聘教员的生活条件等。这些联大做起来都是一举两得的事。

杨校长是一位可敬的领导有方的长者，他身居高位，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他要办一件事，事先总是先和我们打招呼，如：“教员待遇问题要讨论一下”；“我们是先开学，后定章程，大家都没经验，一起来创造”；“学费问题要不要增加”，“校址定在哪儿好？” 大家听后都知道最近重点抓什么，便于思考、准备。我们每月一日、十六日开例会，除去就日常工作互通情况外，就是讨论中心议题。畅所欲言，杨校长非常注意倾听大家意见，有的讨论一次定不下来，就二次，三次再议，直到作出统一的意见。有了原则制度后，对合肥联大的日常工作，他放手让分管的人去做，给以充分的信任，从不在具体问题上给以干预，这极大的调动和发挥了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当时合肥联大仅有的六名兼职，二名专职人员都既是领导者，又是办事员，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工作中互相支持，通力协作，所有同志都处在第一线为教学服务。杨校长掌握全校大政方针，为合肥联大的重大问题呕心沥血。

合肥联合大学的创办，合肥联合大学能有今天桃李芬芳，杨承宗先生功不可没。

还有几件事，虽与合肥联大没有直接关系，但可看出杨承宗先生的品格，我想再用点篇幅也不会显得累赘吧。

有时要汇报或请示工作，我去杨先生家，每次去都看到坐在轮椅上的杨师母，得到身兼省人大，省科协，中国科大，合肥联大重任的杨先生细心、周到的照顾，此情此景令人十分感动。

我参加过一项有争议的研究工作， 1981年3月4日我请杨先生和安徽省领导、科大的几个教授等观看我们的实验，那次实验非常成功。后来我们这题目被撤，舆论也对我们不利。观看1981年3月4日实验的人中，有的出自关心我，让我停止该项研究，我婉绝了，可是杨先生不随波逐流，嘱我还可以继续搞，有困难可找他。话不多，一股暖流注进我心田，我看到了一位对待未知事物采取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的科学家的高大形象。

杨先生对他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上、生活上非常关心。1986年当他得知我想换工作环境时（我那时早已不在合肥联大工作了）。他把我找去，问我是不是决心走？想到哪儿？有什么要求……。他除去帮我出主意，还为我写推荐信。

我1983年离开合肥联合大学，至今已近十七年了，但回想起和杨校长创建合肥联合大学初期的情况，历历在目，这段经历，使我受益，终身难忘。

仅以此文献给杨承宗先生九十大寿，祝愿这位为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良师健康长寿，安享幸福。

追忆：上文录于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的“杨承宗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P91-95. 并再版于“杨承宗教授九十五华诞纪念文集”。

该文贾志斌写于2000年初（1999年底) 在北京家中一气呵成，落笔时手微抖难控。我与他相识相伴30多载，这是他唯一的文章！

杨校长90华诞盛会，贾志斌已住进医院，杨先生特托女婿远泽清送来先生90华诞的生日蛋糕…

刘渝珍2017年7月10日于北京

女儿98年夏赴日本前与老贾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