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维勤先生二三事<br /></h3><h3><br /></h3><h3>今天早上惊闻曹维勤先生昨天在香港因急性心脏病去世。让人震惊,让人难以相信。虽然他已近78岁,但言谈举止,与年轻人无异。近年他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健行,单是2013年就走了13个国家。去年他在南美旅行近一个月。登上过秘鲁著名的马丘比丘高峰,这是很多年轻人都视为畏途的天路。如此年轻的心态,如此元气充沛的人,怎么就老了,怎么就走了。<br /></h3><h3><br /></h3><h3>落笔写这篇文章,我踌躇该怎样称呼曹维勤先生。他是我的硕士导师,但我从来没有称呼过他曹老师,也没有叫过先生,因为他不让。我在人前人后,都叫他老曹。他对于我,首先是朋友,其次才是老师。这不仅是感情使然,也有历史原因。1982年6月,我研究生录取了,但还未入学,仍在四川大学等待毕业。曹维勤先生有个项目,用鱼类染色体变异测定水污染程度。四川大渡河有一种鱼叫白缘秧,是中国淡水鱼中染色体数量最少的品种,适合做毒理模型。他从北京到乐山,约我和他一起去买鱼。原定一天搞定,换洗衣物都没带。没想到乐山后,买鱼并不顺利,滞留了好几天。当时住的旅馆是大通铺,一间屋很多人,一层楼只有一个洗手间。我们没有衣服换洗。只能下半夜等别人都熟睡之后,在洗手间脱下衣服,慌慌张张搓洗几下,然后赤条条冲回蚊帐,把湿衣服挂在帐外。早上起来,不管衣服干湿,胡乱套回去。有次裸奔回来的时候惊吓了一个女性。幸好旅馆的经理知道缘由,笑笑就过去了。我们的交往就这样开始的,毫无师生的隔阂。</h3><h3><br /></h3><h3>和我先后到研究室的年轻人有好几位,大家都有相似的感触。曹维勤先生是研究室主任,研究生导师,在全国淡水生态毒理学界很有名,是研究所里最年轻的学术带头人。他只有谈课题的时候才难得认真,平时总是嘻嘻哈哈,随随便便。那时候每周一次政治学习。我百无聊赖时只能打瞌睡。他百无聊赖却时常常恶作剧,比如在前排的人衣领上沾个纸条之类。因他在家里排行第八,同辈人都称呼他"曹八"。如果哪天听到有人称呼他主任或老师,一定是有外人在场了。</h3><h3><br /></h3><h3>真有事情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是最值得信赖的兄长。年轻人要报名考TOEFL,凑不齐美元报名费,常常是他解囊相助。我们外地的学生逢年过节,也常常在他们家包饺子。1983年春季,我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选了三门课。考试前夕,正是我在重庆读书的女朋友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候。我心急如焚,没和谁讲,偷偷放弃考试回四川了。回京以后,本来是要被退学处分的大事。但他却主动承担责任,说我回川是经他同意的,是他让我在重庆联系课题。主管研究生的徐爱舫老师是视学生为自己孩子的仁厚长者。她暗示让我在重庆医院开一个证明,说我女朋友病重,我才急着回去。天大的事情就这样被两位长辈,用两个相互矛盾的借口消解了。没有期末考试成绩,就用期中成绩加平时成绩平均来计算。</h3><h3><br /></h3><h3>当时我有三个导师。学术导师是潘南鹏先生,麻省理工学院(MIT)1949年理学工学双硕士。实际上论文和实验指导是曹维勤先生和朱新源先生。三位先生亦师亦友,让人觉得实验室的气氛富有家庭味道。我这辈子就那几年认真做了些事情,写了些学术文章。</h3><h3><br /></h3><h3>曹维勤先生出身名门,幼承严格的家教,毕业于名校。他个人魅力四射。按我太太的说法,未见面单凭电话中的磁性嗓音就能迷倒一片,见面凭言谈举止又能迷倒一片,深入了解后又因学识和为人迷倒最后一片。如此天赋秉异,文质辉映之人,为师则能升华学生的学识文章,为友则能让人饱享人世间的种种美好。维勤, 维勤,你一路走好。我记忆中你的印象,以及邮箱中你的照片文字,将温暖我的余生。</h3><h3><br /></h3><h3>许晓鸣 2017年7月6日急就于多伦多</h3><h3><br /></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