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站在沙头角看香港

吴春安杂家

香港

中英街

内地

沙头角

深圳

逃港

人来

界碑

以前

毛泽东

　　光阴似箭，过几天到7月1 日，我国被英国霸占的香港就收回20年了，其变化可谓天翻地覆；日月如梭，我不觉已54岁多，肉体与思想都打上了岁月的深深烙印，就是此刻站在深圳沙头角街中英街街中心那块界碑前，也心情平静如水。读中学时写作文，遇这种题材，是必定要写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的，虽不至于到那个程度，但也确有些小激动，那缘自体内荷尔蒙激素的分泌的刺激。此时此刻，我只在心中简单地回味着香港的成长以及回归的历程，并追忆一些知道的相关事实，以及自己与它那些有限的交往，作为一种纪念。

　　在历史的长河中，常常有这种情况出现：个人或小集体，会因国家和民族全局的巨大损失而受大益，香港的崛起就属于这种情况，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国家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将香港这块地方割让和租借给英国，数代国人因此而痛心疾首，但这个昔日本是渔村做转口莞香贸易发展起来的港口，由于成为世界瞩目的帝国主义殖民地而地位急升，变得十分耀眼。但经济发展开始尚不太快，因为帝国主义逼我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明确了内地有许多港口也对外开放了。真正让香港受大益的是毛泽东时代，内地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加之因派志愿军参战对抗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惩罚朝鲜侵略韩国的行动(内地称“抗美援朝”)，结果新中国受到了西方诸国的经济封锁，外贸需要通过转道香港出口。毛泽东时代，大陆不重视抓经济建设而注重搞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香港却在趁机闷声发大财。巨量的转口贸易加上金融自由港政策，使香港经济迅速发展而富裕起来。

　　到文革期间，资本主义的香港已经大富大贵，对比明显的是，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邻居广东却穷得叮当响。当时，宝安县一个农民的日收入为0.20元人民币左右，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50元港币左右，两者相差100倍以上。香港人都是广东人，回乡祭祖探视近亲时，那些原本不相往来的远亲也来攀附，甚至有内地居民想方设法求助香港亲戚，包括不断写信求援等。富了起来的港人很瞧不起这些内地人，统一称之为“表叔”，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内地八个样板戏之一的《红灯记》里铁梅的唱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含自豪、轻蔑和侮辱等多种意味。可见，人是阔不得的，人也是穷不得的。

　　为了避开毛泽东、华国锋时代的贫穷、饥饿和政治迫害，广东数百万农民铤而走险逃港，多数被政府拦截送回乡，也有不少人在下海后淹亡，情况详载于长篇纪实文学《大逃港》。当然，书中因避某种忌讳而一些关键情节没能表现，如我老家邻居周学明透露，他1978年底当兵时属深圳边防军，军装是绿上衣蓝裤子，头戴国徽，职责是防偷渡，对夜间游海去香港的叛国者，一经发现就击毙。他母亲托人写信时教导他别干这种缺德的事。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要求调出来的，他不久后到了广州陆军某部服役。由于以上诸多措施，逃港成功率很低，但香港方面统计的成功逃港者仍多达75万人!多亏了邓小平、胡耀邦不再抓那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阶级斗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让内地也富裕起来，绵延30年的逃港在1982年消失了。

　　现在，深圳市公安局办证机关签发的《前往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仍然是10元一张，就在关前可办，快捷方便。我这是第四次进来，以前是在广州办证，分别在进深圳特区和进沙头角中英街这特区中的特区各查验一次。香港于1997年回归，进深圳的关卡也早撤销了。进关手续简便，亲眼看到，虽然香港回归后内地居民进入方便，中英街地位下降，但感觉不如想象中的萧条，约有昔日顾客数的三分之一，仍然称得上热闹。在街头漫步时，依然有水军靠近联系，试图给报酬让我带水货出去。以前受过指点，知道水军不排除将毒品夹杂里面，因此谨慎为上，仍然拒绝了。以前水军让帮忙提的是力士香皂之类的生活品，现在不知他们在倒腾什么。

　　中英街长不足500米，宽不够7米，购物面积不超过3000平方米，以街心“界碑”为界，街两边都商店林立，是“一街两制”的缩影：东边属深圳，各店铺面较大，店员在柜台内站等顾客，似乎是国营或集体所有制。门口统一挂国旗，显得整齐划一。西边属香港，店铺大小不一，店员在外邀客入内，显示出私有制的特色。有中年人谈好了一个皮包，结果又不要了，结果引发了那位40岁左右香港妇女的强烈不满：“大热天费劲谈那么久，谈好又不要，你找消遣来了？!”那男人理亏，没有搭腔，走了。细看香港一侧店铺经营的商品，与回归前大为不同了：以前很多杂货店有赤裸裸的日本A片碟子和黄色扑克明摆着，十分刺眼，现在已经绝迹，大概是内地现在暗地里也买得到，无顾客需求了；也可能是带不出关，销不动而不卖了。因人民币汇率的下行，内地与香港的黄金价差没有以前那么大，饰品店也有所减少，倒是大量增加了意大利皮制品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药品的销售，生活必需品那类店子，大致还是以前那么多。

　　我在这购物天堂，记得早年也有过消费：1992年陪下属单位李照等人来，当时中英街正刮着席卷全国的“黄金热”，内地黄金100元/克，这里68元/克，差额较大，金饰品成为游客购物的首选目标，我未能免俗，给妻子买了一条金项链。还替她买了一件用料高档、式样新颖和做工精致的连衣裙，可惜回去一试大了一些，挨了批评；1994年陪总后勤部赵亮助理员等人来，仅买了几十元的生活小用品；1997年陪《军用油料》杂志周利华主编夫妇等人来，买了一台电子产品，花1500元，与广州价比可节约900元，结果带不出关。最后是战士(驾驶员)小梁拿去找商店，居然顺利地退货了，没收一分钱手续费，便庆幸是在深圳这边街店里买的，香港那边肯定不退。这次，陪我来的是高中学弟孙金山，他居住在这深圳已久，居然还是第一次来，我俩都没买东西。他一度想在深圳这边街买T恤，100元4件，便宜到笑，但最终没下决心。故此行我们纯粹只是追求一下精神的享受，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凑凑热闹。

　　以前进沙头角，只走完这中英街便完事。这次，我们朝属于深圳这边的街向南多走了很长一段，过了新建的博物馆50米才坐在路边吹海风休息，举目眺望，发现虽然香港寸土寸金，市民蜗居者不少，但对面还有大片的山峦可以开发，事实上，对于香港700万人口而言，1104平方公里地域并不狭窄，甚至称得上宽敞。早年我试图技术移民香港时便发现了问题：从皇岗口岸入关后，坐巴士到在湾仔区的特区入境事务管理处的途中，也看到了路边还有大面积的空闲地待开发。我从2009年申请到2012年因打分不够标准要求而被拒绝，时间长达2年多，感觉警察办事认真负责，廉洁奉公，这是香港的优势。但感觉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也并不完善，有需要改进之处：一是政权的上层架构设计有疏漏，导致李嘉诚等经营房地产的寡头为保房价，可以施手段左右权力施政，有土地储备政府也想建新房，却二十年都开不了工；二是办事机构的制度设计思路不够清晰且微观上执行不好，如引进人才的技术移民，很大程度上办成了供内地名人马云、郎朗和章子怡等拥有双重身份的一项福利，这明显变味了，因为这些名人并不会为香港办任何具体事，顶多去买套房继续抬高房价危害香港居民而已。

　　出关前，孙金山请我用手机给他与界碑合影留念。我思绪绵绵，竟然忘记让他也帮我照一张，结果便是，我四次到沙头角并到过湾仔区，却至今没有一张与香港的合影。

2017.7.7.南海黄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