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昭盟插队那些事（4）不一般的东山村

臧世英

　　我这个人喜欢刨根问底儿，到哪儿去都要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沿革。来到了刚刚落户的东山村，自然也少不了与乡亲们聊聊东家长西家短等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与我聊天最多的是老房东宋叔、孙书明二叔，老队长邢举大叔、老队长孙书文大叔，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董子云、知青点贫下中农带队干部田秀珍、王永庆等等。

下图是一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油画，展现了那个时代生产队晚间开会、学习、聊天的地方——马号儿，也就是马厩旁特意加盖的大一点儿的房间。这张油画里的情景与我所在的生产队情景太相似了。

　　干农活的间隙，不论在哪儿，都是聊天唠家常的好地方。

　　下图是孙书文大叔与老伴儿董桂珍的合影。大叔是我另一位房东孙书明的哥哥，是文革前东山大队的牧业主任，后担任多年五队的队长。他为人和善，说话办事低调，从不张扬，没有不良嗜好。对农牧业生产颇有章法、见地，我很愿意与他接触聊天，听他讲东山大队过去的事情，跟他学习好多经验，还到他家里吃过饭。令人惋惜的是，二老已经在多年前驾鹤西去。

　　这是孙书文老人晚年时光在儿子家门前的留影。

　　这位是我亦师亦兄的挚友、时任五分地公社团委书记的孙平。他是孙书文大叔的次子，对我总是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我返城后，他曾任翁牛特旗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务。现一家人在上海定居。

　　这是他外出办案时的留影。

　　不聊不知道，一聊吓一跳。别小看这个泥房子、泥墙，到处都是牛羊粪膻味儿的土营子，闹了半天，东山大队还不是一般的庄稼院儿。

　　东山大队一共有1500口人，基本都是汉族，分布在11个生产队、6个营子里居住。东山是最大的营子，有4个生产队，敖汉营子有3个生产队，其余的4个生产队分布在合吾苏、康家泡子、韭菜洼、莫古其等4个营子。全大队集体经济以农业为主，牧业和林业为辅，有2200亩粮田，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牛羊、防风林、牧场等。

东山大队的北面是一片带状沙漠，沙漠的北面就是大名鼎鼎的西拉木伦河，过了河就是巴林右旗。往东就是以牧业为主的蒙古族布力彦大队。南面12里地就是长途汽车站点儿——头分地大队，在这里东西方向有一条战略价值很高的沥青路面公路——205国道。公路以南都是山区，越往南走，山就越高，而且基本都是秃山，树木植被和粮田很少。沿着国道往东走80里地，就是翁牛特旗的旗委所在地——乌丹，往西走40里地就是五分地公社所在地——五分地大队，再往西就是很有名气的解放军五分地兵站，然后是横跨西拉木伦河的、解放军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巴林桥。东山大队的西面16里地是东他拉大队，那里有我们同届抚顺知青50多人的青年点儿，当时我知道点长叫邓宝贵，是一个喜欢学习，吃苦耐劳，在知青中有威望的领头人。

东山大队在解放初期曾经建过乡，称为东山乡。后来成立人民公社后，撤销了乡的编制，改称为五分地公社东山大队。

　　东山大队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军150多万军队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分3路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在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完成战役任务后，一个方面军的苏联红军凯旋回国，经过东山村的地界，跨过西拉木伦河，途径中蒙边境归国。这才发生了大队董子云副主任说到的两辆苏军坦克被西拉木伦河流沙沉到河底的事故。

　　西拉木伦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蒙古语意为“黄色的河”，历史上曾称之为饶乐水、潢水、吐护真水、辽水、大潦水、巨流河等名称。《吕氏春秋》、《淮南子》把它列为“中国六大川”之一，发源于昭盟克什克腾旗大红山的白槽沟，流经克什克腾旗、翁牛特旗、林西县、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最后与老哈河汇合成为西辽河。河长约380公里，流域面积约3万多平方公里。

　　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西拉木伦河好像一个睡美人，一切都是那么恬静、优雅，远远地望去，她逶迤的曲线随处可见，更显得她是那么婉约柔美。她是一条没有航标和船只的河流，因而还显现出一种单纯的、质朴的、天然的美丽，恰如不加修饰的野性与羞涩共存的村姑。她像一束丝绒在阳光下灿然闪烁，优雅缓慢地穿过一片片苍翠欲滴的草场和金色的沙漠。她又像镶嵌在草原上的一根银弦，淙淙流淌，欢快跳跃，滋润着萋萋芳草，催开了簇簇鲜花。她的古风、古韵、美丽、温文、雅致，实在是令人驻足沉思，浮想联翩。

　　对于苏军坦克车沉入河底的事故，我没有了解到更多的细节。据说，苏联红军不知道西拉木伦河是流沙河，1946年3月间回撤过程中，因为打了胜仗，部队有些慵懒，坦克的行进速度不快。在过河的时候，苏联士兵看见放牧的中国人，只顾着远远打招呼讨酒喝，都没太在意这条河流，加上秩序混乱，车辆拥堵，一辆轻型坦克突然熄火抛锚。坦克车里的4名士兵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依然优哉游哉。这时候，一个大胡子军官发现坦克在急速下沉，感觉不好，立即跳上坦克，拔出手枪对天“啪——啪——”打了两枪，坦克车里的士兵才如梦初醒，急忙从舱口跳出来。但还是和那名军官一起被泡在了冰冷的河水里。最后，好歹算是被其余的士兵们给救了上来。

　　湮没了一辆坦克车后，苏军军官大发雷霆，一招手调来一辆重型坦克，派人潜到水下套上钢丝绳，就往外拽已经完全沉没的轻型坦克。可是，再使劲，沉没的坦克也是纹丝不动。结果，这辆救援的重型坦克车也被河水和流沙渐渐淹没。坦克里的战士慌忙跳出舱口逃生，来到岸上的时候，个个吓得脸色煞白，再也不敢小觑这条婉约沉静、温文尔雅的西拉木伦河了。

　　说到苏联红军打日本鬼子，乡亲们告诉我说，老毛子敢打仗，但只是打笨仗。有一天早上，10个苏联红军士兵来到东山西南的莫古其营子，接到老乡密报，有3个日本兵在一个孤立的房子里休息。于是，红军士兵手持苏制自动武器将这个房子团团围住，喊话后双方互相射击，枪声震耳欲聋，战场硝烟弥漫，打了半天也分不出胜负。中午时分，突然有4个红军士兵离开战场，到10里地远的头分地营子笨手笨脚地推来了一门大炮，还带来一大群援兵。两发炮弹打过去，这座房子立马就被炸平了。士兵们急忙上前搜索，发现只有一具日本兵的尸体，那两个日本兵不知道啥时候在苏联红军的眼皮子底下跑了。这场10比3力量的战斗，竟然让苏联红军士兵及其沮丧，因为他们中竟然有3名士兵阵亡，两名士兵受伤，伤亡比居然是5比1。事后，苏军士兵大骂日本人太他妈地鬼道，什么武士道？统统都是胆小鬼儿。

　　正是因为苏联红军曾经从东山村路过的缘故，中苏关系紧张后，这一带的敌情变化开始复杂起来。西拉木伦河两岸经常在夜间有信号弹升空，基本都是遥相呼应。彼方两颗信号弹升空，此方必有两颗信号弹升空相应，而且敌特的行踪极其诡秘，无论是黑夜还是白天，对升起信号弹的地方反复勘察也看不出任何痕迹，更看不到人员出没。为此，据说有专家鉴定，这是敌特分子采用苏制遥控信号弹进行发射，而且是在白天将信号弹埋藏在牛粪里，晚间在远处遥控发射。所以，看不到发射人员，看不到发射痕迹。我们抚顺知青于1975年8月10日进村的当天晚间，在村子东山头上就连续发射了3颗亮度较高的白色信号弹，西拉木伦河对岸也立即升空3颗白色信号弹予以回应。当时，有的女知青看到这些情况，难免有些紧张。而男知青则相反，有的男知青甚至说，我哪天晚上去潜伏，非把那个打信号弹的特务抓住不可。

下图为东山青年点部分男知青在劳动之余的合影。知青们的国防意识很强烈，现实的敌情使大家意识到，保卫边疆的口号不是一句空话。所以有的知青就喜欢穿军装。个别的知青在照相的时候还带上了领章帽微。

　　当时的沈阳军区根据这些敌情和苏军曾经路过的情况，把头分地——东山村——西拉木伦河——中蒙边境一线作为重点区域，经常勘察地形地貌，派出部队侦察训练，强化武装基干民兵建设。当地公安部门和民兵还配合部队多次在出没信号弹的区域进行夜间潜伏蹲守，排查可疑人员。

1976年8月的一天，沈阳军区浩浩荡荡开来两个特务连、3个侦察连进驻东山大队集训。5个连的兵力，加上指挥部的人马，共计600多人，还有几十辆装甲运兵车和给养军车，一下子涌进只有500多口人的东山营子，显得到处都十分拥挤。除了居住在老乡家里的大部队，指挥部的首长和一个警卫排50人的兵力进驻了我们刚刚盖好的知青点宿舍。知青们的姿态很高，不约而同地把朝阳暖和的南面房间让给部队居住，知青们则住比较阴暗的北面房间，中间有一条走廊。那个时候，我作为知青点的点长，十分担心好打架的知青偷盗部队的枪支弹药，还担心个别知青与部队处不好关系。可后来的情况却与我的担心恰恰相反。

　　这5个连的部队装备比较好，每一个战士都配备一支五四式手枪、一把单兵匕首、一支八一式自动步枪。此外，还有大量的携行子弹供他们消耗。每天，部队训练的 枪声不断，就像战前训练一样。东山村的老乡们对部队的感情很深。经常有人像在辽沈战役期间支前一样，赶着大肥猪和肥羊往部队上送，部队给钱都不收。部队也经常有战士帮助房东和五保户挑水、扫院子、扫大街。

　　有一次，部队首长发现我们知青点伙房的柴禾不多了，第二天就安排了10辆装甲运兵车和一个连的战士们进山给我们割柴禾。部队进山了，所有的长短枪支和匕首都堆放到青年点食堂的大桌面上，只有一名16岁的小战士看管。那名战士毕竟年龄太小，有些贪玩，抱个篮球在院子的篮球架下一个劲儿地玩。青年点炊事员张春兰和外号叫小泥人的杨明学只好一边做饭，一边看管着堆积如山的长短枪支。晚间，部队回来了，经过清点，一支枪、一把匕首也不少，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

　　下图都是我们青年点的抚顺知青。右为炊事员张春兰，左为王淑玲。

　　“小泥人” 杨明学憨厚朴实，言语不多，任劳任怨，知青们很喜欢他。只是不知道他还有如此浪漫的情调。

我们知青与部队相处得十分融洽。平时，部队天天晚间在知青点院子里开大会、学习、拉歌、学唱歌。我就组织知青们也整齐地坐在一旁，与战士们一起唱歌、一起开会，一起学习。为了帮助地方培训武装基干民兵，部队首长还特意组织我们青年点的男女知青（都是武装基干民兵）和侦察连全体官兵一起来到部队的临时靶场，举行了一次实弹射击。那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也许是我小时候喜欢用气枪打鸟的缘故，也许是该我露脸。侦察连四川籍的何连长首先给大家做示范，百米胸环靶卧姿射击他三枪打了29环。我是第二个射击，“啪、啪、啪” 三声枪响，居然也打了29环。顿时，引起全连官兵和知青战友的惊呼：“太厉害了，枪法这么好！” 随后，山东籍的刘指导员操枪表演，三枪打了30环，抚顺知青刘忠杰和马宏民接着射击，都获得25环的好成绩。知青们射击结束后，连长高兴，让男知青们享受了一把特殊待遇。除了与大家一样用长枪射击外，还打了五四式手枪和一位老排长佩戴的20响驳壳枪。那天与部队的战士们在一起射击训练，知青们既紧张，又兴奋。即使是现在，提起这件事儿还是有些兴奋。

　　部队来东山村驻训期间发生了具有戏剧性的一幕。有一天，我发现同睡一个炕的抚顺知青迟景富在院子里与一位战士拥抱在一起。后来，我才得知，那名战士竟然是咱抚顺兵，而且当兵前居住在望花区，是迟景富哥哥的同班同学。他乡遇故知，人生之大喜呀。于是我和迟景富一起兴致勃勃地与这位抚顺兵哥见了几次面，讲起家乡的人和事儿，那个亲热劲儿，的确让人至今都难以忘怀。只可惜，那时候因为手里没有照相机，没有留下合影照片。

　　9月10日那天的早饭后，一阵急促的军号声突然响起，部队开拔了，那个迅速和利索劲儿，真是没说的。一切都是体现着快速、准确。只是一会儿的功夫，600多人的部队就没了踪影。后来得知，当天沈阳军区得知毛主席去世的消息，立即召回在外地驻训的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一个月后，部队专门派出两名军官，骑着挎斗摩托，回到东山村处理善后，挨家挨户地给所有送猪和羊的老乡们送来钱，还赔偿用坏的生活用品等等。

　　在战争年代。除了苏联红军在东山村的地界路过和战斗过的事情，东山村还有一件发生在辽沈战役期间的惨案，时常被营子里的老年人提起。

　　在辽沈战役接近尾声的1948年10月的一天，几百个被打散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在深夜时分突然流窜到东山村，大肆抓捕地下党员和村干部。他们把在村子里开展土改工作的梁指导员堵在地主大院里。梁指导员面对歇斯底里的国民党残兵败将，面无惧色，挥起手枪向敌人射击，最后被国民党军残酷杀害。

　　惨案发生不到一个月，这批国民党残兵败将被东北野战军内蒙古骑兵部队一网打尽，尽数歼灭。对梁指导员施刑和行凶的三个国民党军官最终被游街示众后就地枪决。后来听说，梁指导员的遗体最初就安葬在东山，东山村的父老乡亲每年清明节都会去祭扫烈士墓。为了体现对家人的安慰，文革前部队派人把梁指导员的遗骨转移安葬到家乡四川的烈士陵园。至今，在东山村里凡是上了年纪的人，提起梁指导员都唏嘘不已。

　　东山村，一个不一般的村庄，一个让我终身都魂牵梦绕，刻骨铭心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