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红小兵记忆</p><p class="ql-block"> 50年多前的一段时间里，小学里的少先队组织曾被“红小兵团”所取代。对于我和我的同学们来说，上清路小学红小兵的经历应该是我们那一代人绝无仅有的记忆。</p><p class="ql-block"> 1966年是那个无解10年的开始。那年我们小学四年级了，前四年的时间我们戴着红领巾，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高呼"时刻准备着"！老师告诉我们五星红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红领巾就是红旗的一角，少先队队礼的含义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激情澎湃。可就是从1966年起一切似乎都在变，从前那些年都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不再好好上课，跟着当时的风潮一起去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黑店，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十七年的教育黑线"。我们虽然不知道邓拓、吴晗、廖沫沙何许人也犯了啥事，也不知道谁是"走资派"，但我们知道有样学样。我们虽然不知道前十七年教育怎么就成了"黑线"？但我们朦胧中信以为真。</p> <p class="ql-block"> 不久街上出现了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四处抄家翻箱倒柜地"破四旧"。目标是那些古董、字画一类"封资修黑货"，手段是打、砸、烧和没收。我们围观看着很刺激。也想搞个红袖标戴戴，可是人家不许，嫌我们是小孩子。《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以后，满世界大字报山呼海啸一般。后来有拍电影制造那时的场景，却无论如何都制造不出当年那份真实。学校里开始批斗校长和老师，是个人就可以成立个"战斗队"，对谁有意见就写张大字报；是个战斗队就可以把不喜欢的校长和老师拉过来批斗一顿。人们都像吃了药，都很亢奋。</p> <p class="ql-block"> 我跟建强几个宣传队的小伙伴也组织了一个"小红军"战斗队，也要写大字报，可是行政处的那个长着红鼻头的老师不发我们纸笔墨。郁闷中我们跑到当时赫赫有名的青岛医学院红卫兵大哥哥那里寻求帮助。排了一下午队终于受到接见，大哥哥问我们什么事，我们说学校的老师不支持我们闹革命。大哥哥微微一笑，顺手在一张公函纸上写了几句话，大意是必须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还盖上了"青医"红卫兵组织红红的印章。我们如获至宝。我说我要带回家去给我爸爸看看。第二天带着那封信我们又去找"红鼻子"老师，还没等出示老师就已经把我们需要的文具纸张发给我们了。我们很意外，猜他一定是接到了上级新的指示。</p><p class="ql-block"> 全国大串联开始了，那是令红卫兵们欢呼雀跃的事情。我们也要去，可是学校不给开介绍信，说小学生不许串联。学校已经停课，所有教室腾出来用作招待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住宿。教室多用不了，我们战斗队趁机占据了一间教室做为队部。白天写大字报，晚上就睡在课桌椅上，上面铺些稻草，挺软和。从收音机里不断传来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纪录领袖接见盛况的新闻电影以超常的速度与观众见面一遍又一遍撩动着我们的心，我们只恨被爹娘晚生了几年。</p> <p class="ql-block"> 之后的"文革"迅速走向高潮，造反、夺权席卷全国，直接后果是社会无序、治安混乱、人心不古。学校也更乱了。我们几个本来就是老实好学的孩子，因听话而跟着"革命"，因好玩而瞎折腾，一旦遇到"无政府"状态下的争勇斗狠来了便显露原形。不跟他们玩了，回家练字，下海游泳，或者上山"打游击"去了。</p><p class="ql-block"> 1967年2月3月间，中小学率先"复课闹革命"。我们重新回到了教室。说是复课教学上也是有一搭无一搭，重心还都在"闹革命"那里。一年后学校开始酝酿成立红小兵组织，我被李文德老师选进学校红小兵团筹备组，同时被选进的还有陈淑珍、曲黎明、任敦超、孙绍峰、夏秋兰、綦煜等同学。李老师给我们念了一份中共中央的文件，这个文件转发了某地某小学组建红小兵的经验，明确全国小学撤销少先队，建立红小兵团。理由是少先队是刘少奇的"全民"少先队，丧失了少年先锋作用，不突出毛泽东思想，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打破了旧的东西总要建立新的东西，上清路小学红小兵团就这样应运而生。</p> <p class="ql-block"> 红小兵团成立的那天，我当年有一篇日记记叙如下：</p><p class="ql-block"> "1968年3月30日，星期六。</p><p class="ql-block"> 红小兵团成立和庆祝大会是在海军潜校大礼堂里召开的。今天中午，暖日当空照耀着大地。已是初春季节，地里的麦苗已爆发新芽。从远处传来了锵锵有力的军鼓声，一列队伍从山那边走来，呼啦啦飘着一面红旗，上写着青岛上清路小学红小兵团几个金色大字。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将在这第一批加入红小兵的同学，他们背着红宝书就像战士背着自己的武器。走在后面的同学也不示弱，他们学着红小兵的样子大踏步前进。</p><p class="ql-block">大会在庄严豪迈的《东方红》歌声中拉开了序幕。当主持会议的同学说全体起立的时候，全场立刻崩（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p><p class="ql-block">当年的日记写得很幼稚，且狂热，且罗嗦。令今人匪夷所思。不过很真实。从现场到心境。</p><p class="ql-block"> 在那次大会上我以红小兵"团长"的身份作了自己起草的会议报告。主席台上的那些"首长们"给我们佩戴了红小兵的符号，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首长们"挨次致辞，满是颂扬领袖和鼓励我们的话。会后还举行了各班自编自排的节目演出。一场好大的热闹终告结束。</p> <p class="ql-block"> 场面上的热闹过后我们也像模像样地开始做事。开会议事、传达精神、学习讨论、组织活动。我最感兴趣的事是主办《红小兵》小报。小报就是8开纸大小的一张手工油印的印刷品，需要组稿、写稿、排版、刻写和印刷。我的拿手是刻蜡版，把一张蜡纸铺在正面直纹反面斜纹的专用钢板上，用铁笔刻写文字和图案。有一种圆头的铁笔可以在蜡纸上刻画出粗笔的各种图案，我用它刻画毛主席头像和"红小兵"的报头，而且可以套印成红色。每当一期小报刻印成品我都自我欣赏成就感满满，随即又投入到下一期的准备，急切着有新的尝试。今天令我惋惜的是当年的小报一张没有留下，感慨万端的是当年那些刻写油印方式和工具永不再有，只能留存在记忆之中。</p> <p class="ql-block"> 我们本该1968年下半年小学毕业升入中学，秩序所乱致使我们继续留在小学成为七年级。多出的将近一年的时间更丰富了我们红小兵的经历。"工宣队"、"军宣队"轮番进驻，他们是来进行改造和教育的。他们做了什么我们似懂非懂，但我们跟他们成了好朋友。我跟工宣队的师傅们睡在一个宿舍里，买了饭票跟他们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吃饭前跟他们并肩站着排成横排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他们撤走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照相留念。"军宣队"的几位军人来自"太平角"那里的营地，带着我们军训，军事动作极其漂亮。撤走后我们经常去营地找他们玩，他们复员的时候还互留地址和照片，希望有一天还能再见。谁想时光荏苒，相聚无期。</p> <p class="ql-block"> 孩子们的游戏总是有大人们在主导。李文德老师是我们的辅导员，"教父"式的人物，所有的活剧都是他在导演。他个子不高，长相英俊，眼睛炯炯有神，两嘴角略微上翘，很像电影《51号兵站》里的"小老大"（梁波罗）。口才很好，却不刻板，讲话我们爱听；待人和善，尊重我们这些学生，不纠小节，却目光锐利，该说的直接点到你的心里。我们这些团部常委们都服他，也喜欢他。他曾批评我过于关注"小报"而忽略抓整体，我认可。现在想来不善做官喜欢依兴趣个性行事自那时便显端倪。</p> <p class="ql-block"> 我毕业之后红小兵团长的担子就交给副团长了。她后来还有过青岛市红代会主任的经历。走出上清路跟红小兵团的小战友们联系不多，除了跟任敦超中学同班，跟牛禧龙一起分配在港务局，只有跟副团长联系较多。她在我家隔壁的十九中上初中、高中，我们经常见面。我后来去了北京，我俩保持通信。再后来，她嫁给了我......</p><p class="ql-block"> 2017年7月8日星期六</p><p class="ql-block"> 2023年3月修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