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携我一程 我记您一生

阿佩

<h1>  我曾经是一九六九年上山下乡的插队青年,那时正值十八、九岁的青春年华,我们三个女孩子分配在大山里的一个生产队,很穷困的地方。住的是在黑油油的菜地(之前一直是菜地)上面盖的泥砖房,前面就是水塘。我在这里住了整整四年六个月,可那房子里的黑土地还能踩出水。我们的使命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天,我们跟着农民出工,学习一年四季不同的农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寒时节,赤脚入水田,炎热夏日,衣服全湿透。高山陡坡挑木薯,翻山越岭送公粮。蚂蝗爬脚草一拨,田施大粪脚下踩。</h1><h1> 虽然我们小时候也要干家务活,但插队务农劳动的强度,以及对脏对惧的克服,是之前难以想像的。记得经常干活回家吃午饭的时间就已是下午两点。早上,我们煮好一大锅木薯粥,再煮熟一些红薯或木薯。收工一进家门,我就拿起一个碗,走到锅台前,弯腰装上一碗粥一喝而尽,连喝三碗才解饥渴,这才移动双腿坐小凳上吃红薯木薯。当时正长身体,劳动强度大,吃的也没什么营养。我和另一个同学都曾经眼睛发矇,看东西像有一层膜。当经过批准回城探亲时对家人一说,母亲特意做了蒸草鱼这道菜。吃上几次,眼睛就不矇了。还有一次我们三个都陆续在大热天发高烧,根本去不了公社医院,村干部去请赤脚医生来,后来又再请公社医院的医生来诊治。用句现代话说,我们感觉自己身体已被掏空了!待我和一同学病好点时,另一同学又高烧。村干都怕了,做了一副担架,把同学抬去医院就医。可是翻过了山过不了水沟沟。因山洪暴发,山涌水深过不去,只好折返队里,待水退了赶紧请医生来诊治。好在年轻,我们熬过了这一关。以后的腰部处长浓疮也整得我们够呛。都没有家人在身边的啊。</h1><h1> 那时隔一段时间公社就会召集插队青年学习开会,那是我们巴望的。因为可以休息几天,也会给我们加点菜。也能看看报纸听听公社和县城广播电台的新闻。也就这样,我操起笔,写点新闻稿,很快有采用的消息,写的是当地的事。很快的我也就有了被通知参加新闻报道写作学习班的资格,尽管我们几个从来干活不偷奸耍滑的,但却又庆幸少干了几天农活。后来知道县有个文艺刊物,试着写点小小说投稿,竟然被通知参加学习班修改。那些年,有村民叫我帮他们写信,其中有父亲给参军儿子写的,有妻子给在矿山工作的丈夫写的,有母亲给出嫁女写的,我都很快办妥。那时大队公路附近墙上都还要写"要斗私批修"等大标语,不知怎的选上我来写,其实也选对了 。文化革命时,停止上课有大把时间,用几毛钱买的学写美术字的书我没少翻少学,现派上用场了,虽然写得不算好,但也不赖,出得了场面,两尺多宽三尺长的大字,站在梯子上写的,力气活,可也比干农活轻松,一干就十天多,那时都觉得自己赚大了。</h1><h1> 那时侯还是唯成份的年代。家庭成份工人、贫农,特别是"红三代"的同学,七一年开始陆续被招工回城或到县城的工厂。我们同队三个有一人被招到县城一个工厂。剩下我们俩个倍觉孤清。尽管我们也认识不少公社街上的本地青年,开会时赶圩时都能聚聚,聊一聊乐一乐。劳动和写稿都很努力的我,却还是很惆怅。这样的日子不是我想要的。虽然我们以知识青年的头衔下乡,充其量就是老三届,但不致于就这样每天辛苦挣不到五毛钱。后来,渐渐有的同学轮不到招工,就争取到了公社水电站做工,发挥自己一点特长,吃饭也更有保障。"成份"好的同学到一九七二年也召回差不多了,我父亲解放前断断续续在小商店打工,我填写的成份是"职员"。那时招工未轮到我,却轮到成为县城知青讲用团两个知青之一。跟随讲用团前往当地十个公社上台"演讲"。终于到了一九七三年,工农兵大学招生在我所在的公社有名额。我被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通过推荐上大学。那一年,是之前之后工农兵上大学唯一要考试的一届,也就是当时闻名的张铁生交白卷那一年。我记得赴县城考试,分面试和笔试,考的是语文知识,后来知道考官是大学毕业在县城工作的老师。考试前后,我都感觉信心满满。逼切要离开村里,逼切要上大学的想法,占踞了我的思想,在考试两天之后,我找招考老师面谈,在省府一大学就职任教的冯老师接待了我,这位四十多岁的冯老师,就是我人生转折点的关键人物,是我生命中的贵人!</h1><h1> 冯老师当时一副学者模样,面容特别慈祥,此后三十年的交往印证了我的第一感觉。当时我没有丝毫胆怯,我向冯老师表达我迫切想读大学的想法,同时也询问了我考试的成绩。冯老师认真听了我的诉说,用平和的语气告诉我,他们就是来挑选考试优秀,品德好的学生到大学学习的。当时传闻已知成绩,但我至今不知是不是打了分数,当时冯老师告诉我,我和一姓周的知青同学考试成绩是最好的。我听了后,自信心满满的。在收到大学录取通知前这个阶段,得知招生的老师又到县城了,是不是确定招生的名单了呢?我请了假到县城找到了冯老师,了解到老师们都去做准录考生的政审工作了。冯老师依然用平和的口气对我说,你的政审有点问题,你父亲档案记录着有右派言论,幸亏不是右派,你品学兼优,我们会努力推荐。但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最后说希望我好好工作和写作,等待最后录取消息。</h1><h1> 我那时也没想太多,以为天时地利人和,应该会问题不大。是的,最后我被录取了,但不是冯老师任教的学校。后来知道,他所在的学校有中文系却没文学创作专业。他希望推荐学生能学有所长。后来更知道,他极力向我后来就读大学举荐,争取。冯老师一直没有对我说。当后来我知道了真相后热泪盈眶,默默把冯老师的知遇之恩记在心里。那是进入大学第二个学期,同班一位女同学告诉我,你很快会当班干了,我不知啥意思,问她,她说,进大学班干是定好的,但我很奇怪你有能力,咋不当班干,于是我就去问某老师,老师对我说起你进大学政审问题讨论很久,后来是某某大学一起招生的冯老师极力推荐争取得到录取啦。不久我当上了班上的团支部宣传委员。</h1><h1> 尽管我们是工农兵大学生,但来之不易,大家都很珍惜。更何况当时一些有名气的老师从外省到我们所在的大学任教,如秦似、陈光中、鲁原等老师。管理不算严,学习还是靠自觉,那时一星期休一天。我常常在休息日去探望冯老师,并认识了师母龚老师,她也在该校任教。善良、治学、纯朴的老师,经交谈接触,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相信命中的缘份,人与人之间的气场。每多去老师家一次,呆的时间愈长。那时我能力只是买点水果去,而师母则高兴地去不远的菜市场,买回一只活鸡,回家自己杀了炖汤。好多次的情景再现,至今历历在目。吃了午饭,太阳正午,师母收拾一房间让我休息再回校。每次要回去,他们或两人或一个,漫步送我到公交站,直到车来我上了车。 </h1><h1> 大学毕业后,在插队的县城我做了两年所学专业的工作。后来服从组织安排回城从事另一学科的工作,又读了专业的业余大学。但我的工作与文科息息相关。这期间和老师书信往来。后来我结婚有小孩了。记得女儿两岁时,师母出差来我所在的城市,专门来家看了我的孩子,认识了我的丈夫。那时老师师母还叫我小李。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年纪渐长,老师也慢慢的跨过了知命、花甲、古稀。我每年都有机会到老师所在城市出差,就抽时间去探望他们,并给他们买些礼物,记得我认为最实用的买鲁花花生油,天天下厨,不会是他们用不着的东西。只要他们能用,我心里踏实。我的父亲母亲也时常交待我不要忘记冯老师,记得写信、探望。生活,凡人,都会有烦心事。我的工作我的专业,也曾经为两老解过疑惑。他们对我的称呼从小李改为名字,他们把全家福照片送给我。来往信件也多了家常的内容。</h1><h1>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我退休了,猝不及防我接着当了婆婆,带孙女了。而老师小儿子的孩子和我孙女同岁,我们有了新话题的同时,我再没时间探望老师了。不久即2006年年末,是冯老师的八十岁生日。我买了一些特产到邮局给老师寄去,作为生日礼物。这么一点心意,老师却很觉温暖,马上以两老的名义回信表示谢意。并给我寄来了自己手写复印本《诗句拾零》。老师与我谈家常,谈到最小的孙女四岁了,不再请保姆带了。两位老师就在当月把小保姆送去华南职业技术学校交了6000元的学杂费,学一年烹饪,为其将来就业创造机会。写到这里我在想,不知道小保姆还记得善良的冯老师吗?也是她的贵人呀!</h1><h1> 世事无常。冯老师生日的翌年7月,却突然患病,留医诊断是脑瘤,住院后病情并没有好转,再也没有回家的机会。当我知道老师患病,马上给师母寄去一笔钱,作为慰问老师的一点心意。2008年3月28日,老师因病医治无效走了,是师母打电话告诉我,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但没想到那么快。我叮嘱师母节哀,给老师寄去了帛金,最后的心意。</h1><h1> 此后我常打电话给师母,给她以关心和安慰。师母在追悼会后,寄给我2008年3月31日深夜泣告悼念老伴的永别书复印件。师母对老伴的思念之情和哀伤跃然纸上,令我热泪盈眶。同时寄来追悼会所哀思的老师生平。我才祥知老师是离休干部,解放前读过师范,解放前一年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初期参加过清匪反霸斗争,后送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并获研究生学历。在大学一直在政治系任教。"文革"期间,冯老师与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被错误抄家、批斗、隔离审查、强迫劳动等。"文革"结束几年后被恢复名誉。冯老师在其治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有丰硕的成果,多次获奖。多次被授以先进、标兵、优秀称号。</h1><h1> 师母给我的信上说,"老伴捨我而去,实在令人痛心。但人生在老终有一别,只有慢慢把悲痛淡化。"信末对我说,"佩涛,感谢您对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使我度过了最痛苦的时刻。代向~~(指我丈夫)问好!"</h1><h1> 2009年4月11日,师母写给我的信上说,"我最难熬的一年终于挺过来了……人生最后,总有这场悲剧,只有慢慢过渡了……我一切均好,生活能自理,自我调节手段也有,不必挂念。感谢您对我的关心。"同时,师母还寄来她写给冯老师一周年的祭文。我知道,师母心中的倾诉对像此时没几个了,幸好有我!</h1><h1> 也许,师母想不到这是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也想不到!6、7月份,我连打三次电话问侯师母,均没人接听。记得留有老师小儿子的电话号码,拨过去方知师母突发病去世,走得那么匆忙。我听后竟一时无语……</h1><h1> 冯老师、师母,愿您们一起一路走好!您们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我,永远记住您们!您携我一程,我记您一生。</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