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国门（副本）

孟国庆

1978年我在山东一个小县城邹县工作，整天和同事为稻粮谋，甚至连“改革开放”这个词都没有好好注意。更没有想到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能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乃至我们自己带来什么。

摄于我们学校Clorado School of Mines校园

39年前的出国留学考试

今年是改革开放38周年，39年前那场考试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敢于向西方大批派遣留学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早在1977年8月8日他老人家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和卡特夫妇

1978 年6 月23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和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瑞斯(Price)博士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举行了会谈，经过多轮磋商，决定中国和美国互派留学生。中国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美国人认为这是这次访问的最大“突破”。

邓小平访美时和卡特总统(1979年1月29日)

1978 年8 月14日大清早，领导通知我参加第二天在省城举行的“教育部10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考试”。我开了介绍信，借了差旅费，凭出差证明领了粮票就匆匆挤上了去济南的火车，等我们摸到在山东大学校园内的考场时，已是华灯初上了。

由于选派手续十分复杂而时间又相当仓促，我们直到第二天临考前才在考场门口拿到“准考证”。“准考证”都来不及盖骑缝章，仅仅用圆珠笔在照片上画了两道线。

为什么搞得如此匆忙？后来才听说鉴于以往政治可靠是第一位的“老规矩”，我们单位原选送的都是“根红苗正”的党团员，甚至连带队的人都定好了。这些同志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学俄文，没有其他外文基础；一些人是“调干生”(调干生指“文革”前从在职工人、干部中抽调出来上大学的人，他们上学带工资或津贴，不同于“文革”时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有些人大学毕业后一直搞政治，业务和外文早已生疏。原以为这次也和以往一样，只要政治好，再经过培训就能出国。后来听说玩真格的要通过考试选拔，才临时替补我们3个1965年毕业的技术员。

据说我是选送名单的最后一名，前面两个出身贫农家庭。尽管我父亲有“历史问题”，但我还算职员家庭出身。有一位出身地主家庭，就被“刷”下去了。

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政审对家庭出身和党、团员看得很重。我父亲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曾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好像还当过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年纪轻轻就当了国民政府的税务局长。他为人老实本分，解放后因坦白交代好，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和冲击，“大跃进”时下放车间劳动至退休。

大概是 “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1978年8月15日成功地通过了“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英语考试”，后来又经层层筛选，最后才三“榜”定案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留学生。

我爸爸和我奶奶得知我出国留学的消息后，激动异常。但不敢张扬，面孔的皱纹也平展了，腰板也直了。两位老人家直到去世对改革开放给我们家带来的恩惠还“念念不忘”。

在美国伯克利大学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此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8年6月23曰，他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问题汇报时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还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Golden，我们学校就在这个小镇上

那时刚粉碎“四人帮”，国内政治气氛乍暖还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不少人的思想还没从长期极“左”的桎梏下解放，对这么多人出国，尤其是到美国留学，更是忧心忡忡。一些人担忧，派这么多人到资本主义国家留学，不回来怎么办?后来了解到，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胆略说话了，话的大意是：中国的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即使出国1000个人中跑掉100个人，也只占十分之一，还有900个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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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1975年会见福特总统

当时私底下还流传邓小平同志的另一种说法，话的大意是不要担心他们不回来，不回来怕什么，跑掉十分之九我们还有十分之一呢! 尽管后来报纸上的说法是：“不回来怕什么，跑掉十分之一我们还有十分之九呢！”，然而我还是相信前面一种说法，因为面对当时的形势，邓小平同志会这样说的，这符合他敢于直言的性格和砥柱中流的勇气。

我是在山东邹县农村劳动休息时，偶然从地头一份旧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的。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个消息具有的历史意义乃至对我个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邓小平访美时和卡特总统(1979年1月29日)

历史证明邓小平这个预言是正确的。正由于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决定，我方能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访问学者到美国留学，后来又结束了我漂泊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叶落归根全家调回上海

穿着那件银枪呢大衣在宿舍前面照相

难倒“英雄汉”的英语试卷

大学时我在哈尔滨学的是俄文，仅在高中学过3年英文。后来长期在贵州大山沟里工作，也没有多少机会碰英文，仅听过英文版的“老三篇”胶木唱片和偷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蹲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把一本借来的英文语法书匆匆走马观花“啃”了一遍。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英语里还有一个什么“虚拟语气”。

山东省参加考试的有数百人。吃饭时每人发两个灰不溜秋的大土碗，一个装馒头，一个装菜。因学校饭厅里容不下我们这么多人，大家只能蹲在操场上吃饭。里一圈，外一圈，南腔北调，唧唧喳喳，场面可谓壮观。两年后，我在密苏里州一个城市开会，听说一位中国学者也是上述“食客”时，顿时觉得缘分不浅。这位老兄宁可让80美元一夜的希尔顿大饭店房间空着，晚上也要躺在我房间的地毯上和我“侃大山”，回忆起当年那个场面还是感慨不已。

当时考场上不乏头发灰白的教授和副教授，我们算是年轻的。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第一次公开选拔出国留学生的英语考试。我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要派往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数十年的闭关锁国，我们绝大多数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对“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的教导记忆犹新。

中学时我的英语成绩不错，曾拿过长宁区英文毕业统考两次第一名，所以考前自我感觉非常好，简直有点志在必得的劲头。但考卷一发下来我就傻眼了。考卷上有一种选择题，其中供选择的四个答案看来都不错，但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如今这种出题形式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但当时确实难倒了不少“英雄汉”，面对考卷我迟迟不敢下笔。

20 世纪50 年代，我所在的延安中学上英文课连电唱机都没有，家里也买不起收音机，上课只能照本宣科跟着老师读，英语的听说训练根本谈不上。我当时还有点口吃，自知口试是我的“弱项”，所以一心把“宝”押在笔试上。谁知道笔试竟是如此“惨不忍睹”，要不是怕回去不好交账，我真的连口试都不想参加了。面对三位“铁面判官”，我诚惶诚恐，结结巴巴差点连舌头都不听使唤。后来听说我的笔试是54分，口试是3+。

过去我总认为没碰到让我施展“才华”的机会。今天机会来了，能不能出国全靠本事。既不要“拍马屁”，又不要“开后门”。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啊!面对这一大张密密麻麻的考卷，多少悔恨、多少遗憾交织在心头。短短几个钟头的考试仿佛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使我受用终生。

大概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没想到自己竟通过了这场考试。我于1979年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那年，中国政府首次向世界派出3000名留学生，其中去美国留学1500名。

1979月12月23在科罗拉多Vail和美国福特总统合影

　　体检、签证和出国集训

当时国门初开，除必要的政治、业务审查还要调查被选送者当年大学的学习成绩，以及到指定的医院体检。我随单位保卫干部坐火车到济南体检，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把我的档案专呈山东省公安厅审查，据说有些内控对象只有省公安厅才掌握。山东省第一人民医院的体检十分认真负责，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甚至坚持把我一个残留的牙根拔掉。

国内手续严格也很复杂，美国方面也出了点差错，他们搞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区别，把我的“DSP－66表格”（“交换学者签证申请表”）寄到台湾去了，所以也延误了很长的时间。

在度日如年的焦急中，我总算等来了教育部让我参加出国集训的通知。集训在北京语言学院，主要是学习有关文件、外事纪律及基本的国外礼仪。

除了集训，还要买出国用的东西。当时700元出国置装费可不是笔小数目。那时“出国人员服务部”商品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还不要布票，有不少商品在外面根本见不到。我们都买了不少东西。听说美国东西都贵，怕钱不够花，也想多节约点美元买东西带回国。

赴美前还需通过美国驻华领事的面试。因我们是首批官方派遣的访问学者，美国人对我们十分客气。我当时穿了一套崭新的湖蓝色涤卡中山装，所有的纽扣都扣得紧紧的，如今看起来肯定有点傻乎乎的。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国服”。

一位黄头发的美国领事负责我的面试。他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共青团员?我说都不是，我说只当过少先队员。听罢，他笑了。他又问我留学后还回不回来，我坚定地回答：“当然回来!”

他又问我：“您太太和孩子为什么不和您一起去？”我心想：“当然想，谁给钱呢？”但是嘴上只能推说他们太忙了才不去。面试结束时他猛地问了一句：“等我到科罗拉多，您能请我喝一杯啤酒吗？”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想不到如此严肃的场合他会“蹦”出这么一句。他重说一遍后，我斩钉截铁地说：OK！心想反正吹牛不上税，先答应再说。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就在COORS 啤酒厂旁边，这种啤酒很出名，后来每喝COORS啤酒时我就想起那位风趣的美国领事。

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差不多等了两个月，不是等签证就是等机票。有一回我一身西装、领带已经坐上机场大巴待命了，又因签证没送到，只得回宿舍“卸装”。总算万事俱备真的要走了，临登机时又被告知飞机有故障。听说是机舱门关不上，到晚上也没修好。又累又饿的我们又拖着大箱子到机场宾馆过夜。那时机场宾馆好像刚建好，尚未正式营业。我们这帮“不速之客”真是因祸得福，我还从未住过如此豪华的旅馆。

　　赴美途经巴黎

从北京到巴黎十几个小时的航程中，我一直担心我们波音707的机舱门会不会出问题。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也从未吃过机上提供的如此丰盛的西式饭菜和喝过这么多的饮料。

和当时大多数国人一样，“金元帝国”的美国对我如同天堂和地狱一样遥远。我是在一种迷惑和懵懵懂懂的状态中迈出国门的。中途在伊朗的德黑兰停了几个小时，那时伊朗还听得到枪声，我们都不敢远离飞机。

总算到巴黎了，我们一色穿着当时国内最好的“银枪呢”大衣，其中绝大多数还是黑色的，在五光十色的戴高乐机场里分外醒目，简直和“大兵”一样。我茫然地望着戴高乐机场透明的自动扶梯和窗外闪烁的霓虹灯，我茫然看着四周的外国人，金发碧眼的洋妞穿着时髦的超短裙来去匆匆。机场商店的商品琳琅满目，头一次感到：“我们怎么这么穷啊?”

商店里有很多漂亮的小广告，我小心翼翼地拿了一些，后来托同机的空中小姐带回国寄给家人，如今这些被称为“印刷垃圾”的东西。

我们住在中国驻法使馆商务处，周围就是大花园，漂亮极了。我们每顿饭都是中西结合，色味俱佳，吃完还可以拿一个水果。当时我感到很新鲜，心想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生活。我们吃住在大使馆，为外出上厕所付小费每人发了几个法郎。我们徒步逛巴黎，怀着虔诚的心情瞻仰了周总理的旧居和巴黎公社墙。

我们沿路也逛了商店，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超级市场。巴黎的东西贵极了。我们一伙不敢走散，一是兜里没钱，法郎都在领队手里；二是不懂法文。法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极强，即使懂英语也不太愿意说。

我们从北京语言学院出发时差不多是一飞机人，不少人在巴黎留下或转机去其他国家，离开巴黎飞往美国只剩下我们二十几人。候机时，我看见一小队金发碧眼的美国空中小姐拉着行李小车，高挑儿的身材配着合身的深蓝色制服裙，实在标致极了。

我1980年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三个月，我每周帮他整理花园，代之免吃免住，这是他家的客厅。三个月中净吃西餐，西餐是不错，只是没有味道，肚子差点淡出鸟来。😊

在丹佛大学和同学合影，照片左面的是瑞士人(我们随后二十几年有联系，后来失联了)，右面的是巴西人

初到美国

经过十余小时的航程我们抵达华盛顿机场，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使馆派了专人来接我们，我第一次看见这麽漂亮的大客车，下面装行李上面坐人。大巴士在高速公路上飞弛，我望着窗外车水马龙般的车流，我敢说我从来没见过这麽多和这麽漂亮的汽车。

到美国后每人才真正发到了一点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国钞票。我先在大使馆化十美元买了一台‘独眼龙’录音机。这是一种最原始的砖头状的录音机，只有一个喇叭，今天的年轻人大概都没见过，但是出国以前我还没见过磁带录音机。

俗话说“一分钱能憋死英雄汉”，我们兜里有钱胆子壮了，出门也不心慌了。我们几个人就结伙四处逛，一来怕走丢，二来也是当时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唯恐美国的敌对分子挑衅和捣乱，如今回想起来真有点草木皆兵、疑神疑鬼。

四天后我离开华盛顿飞往科罗拉多，机上的乘客知道我们是中国人都很新奇,也很友好。当时普通美国人对大陆来的中国人很稀罕,很想知道他们称为“铁幕”后面的情况。这时飞机上仅有我们两个中国人，这时我才真正感到我是在国外, 当时忐忑不安的感觉我至今还记得。美国飞机上的服务态度比中国民航好得多，送饮料时,一位笑容可掬的空中小姐问我喝什麽？我想说随便什麽饮料都行,但当时我用英文怎么也“憋”不出这句话。看到我的窘迫, 空中小姐嫣然一笑，随手递给我一杯可口可乐，这是我懂事后喝的第一杯可口可乐。

两个小时后就飞到了科罗拉多的首府丹佛。刚出机场，一位美国小姐就问我：”您是孟先生吗? 我叫玛琳达。” 她亭亭玉立，看上去足有一米七五，我头一次看到外国人还有银发碧眼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我们的秘书。当时我也犹豫过：“跟不跟她走呢？万一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来绑架怎麽办?”后来,我也顾不了这麽多了，横下一条心就跟她到了学校。

我们的宿舍很不错，我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周围草坪恰似绿色的丝绒毯；煤气灶不需要点火,开关一拧就有火；洗碗池被菜堵住,一按开关就把里面的东西粉碎，洗碗池又通了，为此我琢磨好久。学校有免费的游泳池,校园犹如花园一般，一些同学大声开着录音机熙熙攘攘在打球，不少女生穿着“三点式”泳衣躺在草坪上晒太阳，都是那样无忧无虑，我突然感到我们过去活得多累啊!

当晚台湾同学开车带我到超市买东西，我走进超级市场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各种吃的、用的东西铺天盖地而来，有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干什麽用。我心想世界上怎麽还有东西卖不掉的地方呢？要知道几天前在国内买东西还处处要“票”。 当时我脑中突然闪过一句话：“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看见台湾同学后，我发现原来他们和我们差不多，都有大致相同的喜怒哀乐，那时我才体会到“PEOPLE IS ALWAYS THE PEOPLE ” ( “人民总是人民” )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初次听到别人喊“某某太太” 时我十分的惊奇，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太太” 和 “同志” 一样，仅仅是个称呼而已。几天后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彩色照片，当时还不好意思问别人这是怎麽印出来的。

我第一次走进教室时，不知哪位仁兄在教室黑板上用粉笔写了爱因斯坦解释什麽是相对论的一段话，大意是当你坐在火炉上一分钟你也会感到长，但是与一位漂亮姑娘在一起，几十分钟你也会觉得很短。当时我想，这也太不严肃了，要是在中国写这种东西还了得吗?

教授走上讲台刚准备讲课，一位女同学姗姗“飘” 了进来，因为性急就一屁股坐在我前面。她下面是短裤，上衣比胸罩长不多少，整个肩膀和后背裸露在外，因为正坐在我的前排，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金色汗毛历历在目，她脖子上还有不知道是什麽材料的项链也在闪烁。本来我的英语听力就有问题，加上她这副打扮弄得我整节课没听好，好在我是“久经考验” 的，她这副打扮还不至于让我“神魂颠倒”和“乱方寸”，只不过面对着她咫尺之外的这副光脊梁听课终究不是个滋味。我一直在“研究”她的胸衣没有吊带靠什么“支撑”，怎么掉不下来呢？她这副尊容在中国，又会发生什麽呢?

我们的房东是个老工人，属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谓的“血统工人”，大致相当于国内的四级工，老太太腿不好，不大出门。他们的房子带地下室和花园，有三个大盥洗室，还有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工具间。他们有一辆小汽车、一辆小货车、一辆能睡六个人，带煤气和淋浴设备的旅行房车。老头爱钓鱼，还有一艘摩托艇，因为钓鱼要穿小路，旅行车后面还挂一辆摩托车。嘿！这就是美国的工人阶级。

我和台湾同学

初出国门的我，在彷徨和惊奇中在美国度过了七百多天。在地球另一端的我，对祖国从来没有这么热爱过，对祖国的每一个细小的进步都狂喜不已。甚至连看到 Made in China 的商品也会高兴好久。

近40年来，我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我一直在努力。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参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能献身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是我莫大的幸福和无上的光荣。

1980年在旧金山唐人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