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女干部的风雨人生 --回首与共和国共同走过的革命历程

五飞

撰稿:黎卾如

定稿时间:2017.6.10

编辑:吴立强

编辑时间:2017.6.29

照片:相册里的老照片

编者的话:作者系我母亲，出生于1935年的一名退休女干部，80多个春秋，她在政府机关、百货公司、农村、银行工作过，从漂亮的知性女郎到优雅的老太太，经历过土改、文革、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是一部活历史。作者虽已80多岁，却思路清晰，文笔流畅，以亲身经历的风雨故事，见证了中国各阶层成员在历史长河中的心路历程。

深度好文，值得一读!

　　我是一九五一年七月参加革命的一名普通妇女干部。我能从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成长为革命女干部，是党给我指引了革命道路。在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个进步，都凝聚着党的心血，饱含着革命大家庭的关怀。

　　寒来暑往，流年逝水，我们的共和国从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到今天改革开放后三十九年的繁荣昌盛，不知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有过去，就有回忆，数十年来的风雨人生，我能与祖国一道艰难乘进，它恰似一本书、一部只有自己能拥有的长篇传记。

学生时代的人生理想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是宜黄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女学生，那时单纯、好学、力求上进。支持我的信念是：毕业以后继续攻读医科大学，做一个为人治病的女医生。记得曾在语文课的作文中表述了这个志愿，班主任的批语是：“很好，望努力”。奔着这个理想，我不仅对攻读课本认真努力，还不时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多项社会活动，如学生会宣传委员，班里团干、上街宣传抗美援朝，演出街头剧等。在宜黄中学初中两年的读书中，我都得到了甲等助学金的奖励，毕业时荣获了全班第一名的初中毕业证书。

　 一九五一年，正是国家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恢复阶段，各部门都在招进人材，学校也有输送任务。我们毕业班当然首当其冲。在以革命为第一需要的动员下，我和班里的四位共青团员同学，服从毕业分配，愉快地走进了政府机关的各个革命岗 位。从此我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走上了革命的人生旅途。

跟随党的路线干革命

在县政府工作的八年中，做过收发、文书、档案、计划统计、财委干事等业务工作。那时单纯、肯学、肯干。领导和老同志都夸我是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入革命门的三门干部，出身清白，思想纯洁，工作上进，是一颗革命的好苗子。

　 一九五四的宜黄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书面报告是我主笔写的，曾受到过县领导的称赞。那时机关内政治空气很活跃，有定期上党课，团支部推荐入党对象等，我都积极主动参加。

　一九五三年正当我憧憬美好人生的时候，我的单位南下领导干部非正式对我谈话时说：“你知道吗？你的父亲现在台湾，县公安局有档案，只是不能给你看……”

我自信地回答说：“我的父亲在北京，北京和平解放时还给家里寄了钱，……”

　　当即我给父亲原来的工作单位（北京石驸马大街2号工人日报社）去信查询，半个月后，原信退回，并注明“查无此人，退回”。此后我就确认父亲真的在台湾了。

以后每当我遇到犯困想不通时，总归咎于父亲在台湾的这个政治原因？一九五六年，全国性反右运动后，机关动荡很大，紧接着就是干部上山下乡，农业大跃进，大办地方工业、全民大搞钢铁等政治生产大运动。

　　各运项动都成立了临时办公室，组织上把我从上山下乡干部的名单中抽出，安排在临时办公室做收集资料和上下联系等工作。

运动结束后，临时办公室正式定编为“钢铁指挥部”进入县委办公。我不是党员，又有着父亲这层关系，自然进不了县委，从此便调离了政府机关，进入新华书店工作。

在进入新华书店工作不久，实际上那时还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继续，全县中一批干部下放劳动说是：“响应党的号召，广阔天地练红心”。

我被通知下放到农场蔬菜队劳动。

劳动一年后，通过劳动单位的鉴定调回分配在商业部门的百货公司搞物价和业务。那时全国各地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各地都好像处在临战的紧张空气中。

有一位略知内情的老同志悄悄透露地对我说：“现在是国家非常时期，像你们这些有政治关系的人（指我父亲在台湾），统属单位的编外人员，对内实行控制使用的。

这让我想起早几天，县委宣传部组织全县干部在大会场收听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的内部矛盾”讲话的发表，会前，我被单位领导安排在单位内工作，没有与大家一齐去参加大会。

　　我想这种迹象，是否表明我有可能已划为“敌我矛盾”！

更令人难堪的是：林彪逃亡坠机事件的文件传达，全国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都在统一时间听传达。那时我正在下放的圳口公社搞中心工作，大会前半个小时，工作组长通知我，你不能参加大会听传达，带领四类份子去水库劳动。

当时我吓懵了，我感到政治上受了一种耻辱，我难堪而又难过地关起房门哭了一整天。 这是党的过左路线对一个普通公民的政治伤害，也是我为父亲所背政治包袱无法摆脱的境地！

一九七一年，文革后调入下放的所在地圳口营业所工作。后调往蓝水营业所任会计。

　　“金融”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这是我热爱向往的单位。一九八一年，县里组建农业银行时，我调入县支行任会计、计划统计、以及资金调度工作。

农行是我从事革命工作的最后一站，我能在农业银行退休是很幸运的，再说农行为我定下了“会计”职务职称，也是我革命一生的总结。我已退休了，无论何时何地遇到熟悉的人都会热情而随和地称呼“黎会计”，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不堪回首的十年动乱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四旧、立四新，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一点水看太阳”，现就家人的亲身经历分别简略叙述：

首先受惊的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县城一名普通居民。一九六六年秋天，附近小学的几个老师，举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帜，敲锣打鼓的来到我家破四旧，妈妈没有经受过这种场面，吓得无所适从，听着造反派的责令，把家里使用的旧瓷器、旧书信、旧家俱等都搬到大厅堂任他们鉴别销毁，当时砸烂一些旧瓷器，粉碎了爸妈的合瓷像，烧毁了旧书信，铲掉了家俱上的旧木雕等。事后老妈对我说：“毁掉东西不要紧，只要大小有口平安饭吃就可以”。

这是我家文革之风初起，也是十年大动乱的前奏。

我的丈夫受我的牵连，经受了残酷致命的武斗。文化大革命时，我的丈夫在潭坊公社任团委书记，文革开始后，公社某些人借着社会上搞政治假案（反共救国军）之机，大搞派别斗争。

一九六八年四月诬告我的丈夫是与我父亲里应外合的现行反革命，大搞武斗、逼、供、信、逼我丈夫承认是反共救国军一0一支队的政委，私藏有反动纲领、印章、联络工具……等等，各种捆绑吊打，手铐足镣，触电麻痹等刑法都在他身上使用了，更丧失立场的是：组织原来被监管过的四类份子打斗他，说是让反革命互相狗咬狗。

　　在武斗折磨的半年中，我的丈夫寻机逃走过三次，每次被抓回更是一顿毒打并饿饭，而且每一次的逃走，家里就受连累，遭殃，说是他把反革命的联络工具私藏家里来了，来的一伙所谓的造反派拆夹墙、撬地板、掀屋顶，其意是让周边的邻居远隔我家。对我丈夫的各种折磨长达一年之久。

最后县委书记在总结文革武斗的结论时说：“这次武斗事件，从头到尾都是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这个经典的总结为我丈夫平反了，但身体所受的创伤和心灵的内伤是久久难以平复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我被通知下放在黄陂公社罗湾大队插队劳动。文革下放对我来说早有准备的。我有着父亲这层关系，自然逃脱不了每一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更何况文革下放，声势浩大，有省、地、县三级干部，因此我筹划着自带家俱下去面对新的生活。

那时，我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出生还不到六个月。妈为了减轻我的负担，决定留下大儿子和小女儿在县城家中，我带着大女儿和吃奶的小儿子随同下放。

　　临别前，汽车发动了，妈妈一再叮咛要带好孩子，说着说着，妈妈哭了，我哭了，孩子们也跟着哭了，相送的亲友们红着眼睛挥泪道别。

人们常说，伤心莫过于“生离死别”。此时此刻，我的感受是生离更苦于死别，我想着年迈体弱的母亲，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有那经受残酷武斗的丈夫，生活真是挑不起的担子，放不下的包袱。尽管生活是怎样的不顺，但是日子总得过下去。多少年来革命道路上的风雨坎坷，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我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革命斗志。

在当地农民朋友的热心帮助下，我抹去那苦涩的眼泪，经受起时间的磨炼，我深信党的政策，等待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一天，这是我渡过艰苦岁月的精神支柱和对革命所持的乐观态度。半年后，我适应了农村的各种家务活，如带孩子、种菜、砍柴和下地劳动等。一九七0年，我的丈夫平反后来到了我的劳动地点，一九七一年随同丈夫调往圳口，走出了广阔的天地，回到了工作岗位。

穿越六十九年的亲情

确认父亲在台湾的事实后，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县对台机构动员我们台属与政府共同做好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工作。我每年都要不定期的给父亲发去介绍家乡变化，家庭生活幸福等感化性的家书，这种做法循环往复有20多年，所有的信件交由对台办统一投递，其中我曾收到一次中央台播部邮来的稿费。令我可怕与胆怯的一次是：抚州与宜黄台办专门为我组织了一次录音讲话。那时全国城乡拥有收音机的很普及，我害怕录音一经播出，收听的范围很广，以后对孩子的升学，就业有影响？我担心与悲观极了，我自叹地认为：“我是一颗不幸的种子，永远萌受着不能发芽的痛苦”！

邓小平同志的“对台实行三通”讲话发表以后，宜黄藉在台的父老乡亲陆续地来到家乡探亲。趁此机会，我托他们带去了许多给父亲的信件，也许是“人有至诚感天地，细水长滴石也穿”，一九八九年，一位与我父亲在台的单位同事来家乡探亲时找到我说：“你给父亲的许多信件我都看到，只是无法转交，因为你的父亲在一九七九年就已亡故了。"并交我一份当时治丧委员会为我父亲写的一份“行述”，即父亲生前生平事迹介绍。其时我身边的母亲也于一九八七年过世了。我想，我可以告慰父亲、母亲的英灵，我此生为父亲所承担的一切，我为统一祖国所做的一切，于国、于家都已尽职尽责了。

　　“叶落归根”、“寻根问祖”这是多年在外游子的心愿。我的父亲也是一样，据说临终前交待家人争取机会去宜黄家乡看看祖居地（宜黄县城器械山）和阅看一下黎家近代家谱，于是父亲在台的后妻携带着他的女儿、女媳于二00八年来到家乡寻根问祖了。

由于时过境迁，该祖居已拆建，连地址也改名称了，寻查家谱时又找错了宗祠。她们在县公安局查过户籍也没有结果。幸好她们空手而归时，留下了联系的传真号码在一个朋友家。事情已过去一年多了，我偶尔在一次亲友的闲谈中得知了此事，便按照他留下的传真号码将父亲的“行述”发了过去，彼此都深知，这只是亲人才该有的文稿，经过数次传真联络后，我与在台的弟妹联系上了。二0一一年十月十七日，六十九年才相见的台湾的弟弟和美国、香港的妹妹还有妹夫等五人远渡重洋来到家乡，与我和同在宜黄的弟弟相聚。

从未谋过面的兄弟姐妹相见的第一句话都是从父亲开始的，首先是大妹问我说：“大姐，你看我像父亲吗？”紧接着小弟、小妹也都是这样的问，我仔细地端详着他们（因为我最后一次离开父亲已有十三岁，对父亲有一定的记忆）颇为认真地说：“小弟最像爸爸，无论是外形、气质上，连说话的声音都和爸爸一样”。大家笑了，高兴的相拥在一起。我们的身体里都流着爸爸的血。

穿越六十九年的血缘与亲情立刻融遍了我们的全身，彼此大家心息相通，不约而同的拿出了数码相机摄下了许多相聚时刻的珍贵镜头。相聚的第二天，我带领他们看了父亲祖居地的遗址，翻印了黎家近四代人的家谱。爸的遗愿终于兑现了。此后我还与弟妹们在上海、深圳等地也相聚了三次。最近我还学会了使用高科技智能手机，在智能手机的微信中，组建了黎氏大家群，我的全家和弟妹的家人可以不时地在微信上聊天，传递信息，真是说不完的亲情话，道不完的家乡情！

姗姗来迟的春天

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四人帮倒台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也吹进了我们的家庭。

春天的阳光和气候充满着一片生机，从八十年代起，我有了安定的工作的环境，四个孩子相继长大，他们在“政治待遇平等，学习成绩择优”的条件下，先后受到了高等教育，首先是我的大女儿，高中毕业下放劳动三年，七七年恢复高考时考入了江西冶金学院，工作中获得了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职称。小儿子在中国人民大学取得研究生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在是北京央企高管。大儿子在县里已是一名中层领导干部。小女儿顺应改革大潮，南下广东拓展事业。

后起之秀的孙辈们都取得了硕士以上的学位，

我的孙儿都在攻读博士后哩。

大凡做母亲的人都是这样，看到自己的儿孙们出息，有进步，简直比自己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快乐十倍哩！

　　不能忘记的是我这位台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仅卸下了父亲的政治包袱，还有了新的政治地位，一九八四年，县政协成立时，我作为台属成为政协常委。当我第一次走上主席台，和县里领导同志一起共商国家大事时，一股股暖流即刻涌遍我的全身。

我无限感慨的认为：“我这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女干部能有今天，我的孩子们有今天，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改革开放的大好政策，也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我要千遍万遍地高呼：“天大地大，不如党恩情大，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八十多个春秋弹指而过，我已进入迟暮之年。生活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岁月使我丧失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大凡一个人的一生，都要经过无数的苦与乐，但不论什么样的经历，它都让人享受生活的多样化。我珍惜改革开放带给人生之旅的春天，我追逐这“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的晚情晚景。我为自己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写下如下的心音：“十六结下革命缘，风风雨雨四十年；历尽沧桑人亦老，改革春风暖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