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大假，正月初三，2月10日，一个冬日艳阳天。
前一天从成都经遂宁来到重庆，观赏了著名的解放碑夜景与长江灯光秀以后，我们从重庆的南岸区南坪出发，前往江津区的陈独秀旧居。
这是本次行程的重点！ <h3>我是第一次驾车走重庆，道路不熟，完全依靠导航。我把目标设置为江津区陈独秀旧居。
从南岸出发，先走高速到江津下，然后经过省道、县道、乡道，在语音提示下九弯十八拐，才到了位于江津区几江街道五举村石墙院的陈独秀旧居。
什么样的历史潮流，什么样的命运性格，将一位安徽才子、思想家、政治家、语言学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卷裹到了这样一个僻静的山村？
我一边开车，一边冒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h3> 一路的指路牌。 陈独秀旧居距离江津城区约15公里，占地面积16200平方米，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
这里原是清光绪年间贡士杨鲁丞的故居，其复合型四合院极具明清川东民居特色。
这里是陈独秀先生传奇一生的最后寓居地，也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陈独秀先生生前居住地。
现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h3>我一位老同学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后一直从事四川省文物考古工作。
他从他的专业角度和行业背景告诉我：很滑稽的现象是，江津能保留这么好的陈独秀故居，还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而安徽安庆市陈独秀的老家故居申报了若干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一次都被中宣部拿下，从八十年代至今，仍然没批准！他2014年去看的时候，安徽文物部门的人还在摇头，甚是不解！</h3> 陈独秀旧居原是江津人士杨鲁丞故居，因四周用巨大石条砌墙，又称“石墙院”。
陈独秀当年为避重庆酷暑与日机轰炸，应安徽邓姓朋友邀请来到江津。一日，在地摊上购得杨鲁丞遗著，被杨家后人知晓，以整理杨氏遗著为由，诚意邀请来到石墙院居住，无偿提供三间住房，一卧室，一书房，一会客室，直到去世。 入门后的大厅背景板上，“独秀一生”，四字为先生作了高度概括。 旧居依据房屋大小，布置有字画展板、雕塑、文物，按陈独秀生平事迹展示。 陈独秀,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
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考中秀才。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
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
1904年初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后编辑部迁至芜湖，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
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 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前往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二、三大）、中央总书记（四、五大）等职务，并任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
1927年7月离开中央，1929年11月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党籍。
1931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同时，共产党也发表消息，指责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
两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相映成趣，后人评价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
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给蒋介石拍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被捕后不久，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途中，在泥泞道路上陈独秀依然酣然入睡。令彭述之十分羡慕。陈独秀说：“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在监狱中，陈独秀写下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亲自为这个在押犯人写序。令国民党大员们唏嘘不已。
《独秀文存》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 1933 年4月14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审判进行了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陈独秀慷慨答问，“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其《辩护状》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教材。
审判后，55岁的“老青年”陈独秀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判刑13年；后上诉，减刑为8年。即被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
陈独秀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与给自己送饭的老婆潘兰珍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成为千古彪悍之事，也被后人誉为真性情男人。 1937年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胡适、张伯苓、周佛海、傅斯年等名流为其接风洗尘。席上，周佛海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个名，可保后半生衣食无忧，静下心来研究学问；陈独秀的北大学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禀承蒋介石的旨意，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胡适让他去美国写自传的邀请，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均遭陈独秀严词拒绝。
陈独秀同时也拒绝去延安。在武汉时，董必武曾去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唯一的要求是他写个书面检讨。生性狂傲的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陈独秀出狱后，共产党领导人表示过希望他去延安、回到党内的愿望，希望他公开承认错误，因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作出过开除他党籍的决议。
他不是没有考虑过，但又认为自己无错可改，无罪可认。王明、康生等人在《解放》周刊、《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一再污蔑诬陷，强加给他的“汉奸”、“领取日本津贴的间谍”罪名，更使他勃然大怒。
陈独秀曾对一位老朋友说：他们不会欢迎我，我也犯不着找他们。自此断绝了同共产党的任何联系。
他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也就与曾经拥立他担任总书记却又反对国共合作、坚持打倒国民党的托派组织彻底决裂了。
从此，孑然一身，举家到江津，如同一个隐士了。 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听到几位老友于端阳节屈原忌日聚饮大醉，不觉兴起感慨，遥寄一绝：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实凄凉。
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寥寥二十八字，凝聚了满腹酸甜苦辣，千言万语又无处可以尽情宣泄。 江城诗笔，都是这般潇洒清淡吗?并不，也有金刚怒目、壮怀激烈的时候。
一九三九年八月，他听到苏联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认为一个共产党当政的政府同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携手言和是不能容忍的。
一星期以后，希特勒军队由西线侵入波兰，接着，苏联红军也从东部开进波兰，瓜分了这个中欧古国。
这个举动举世震惊，世人瞠目不知所措。陈独秀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挥笔写了一首题为《少年行》的五言古风，七十行，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他晚年诗作中最长的一首。
他用了古代传说中“伯强大厉疫鬼，所至伤人”(《楚辞王逸注》)的典故。字里行间，充塞着对时局的悲愤，对帝国主义集团的声讨和对苏联参与瓜分波兰行为的谴责。
这样的诗句，哪里还有孤标傲世的隐士心情呢? 这位最早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在古老土地上的漫漫长夜里点燃了先进文明火炬的人，一生执著地追求和实践这个救国救民的根本信念，从未动摇。即使十年前在监狱中，他那哲人的深透襟怀，也仍然关注着人类的命运。一九四〇年三月他给朋友信上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就是说，六七年前他尚被羁囚南京老虎桥监狱中，就已经考虑这一问题了。
他有感于斯大林时代苏联缺乏民主政治和民主空气的状况，从狱中写信对友人表达明确的看法：
“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民主；而苏维埃民主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民主，后者要比前者广泛得多扩大得多……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 陈独秀落泊江津期间，无固定经济来源，除微不足道的一点稿费外，主要靠亲友接济度日。通过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任《时事新闻》名誉主笔，领一点津贴。偶尔，《东方杂志》和编译局付一点稿酬。北大同学会坚持捐赠生活费，好友蔡元培、同乡世交邓蟾秋弟兄叔侄也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他用的“独秀用笺”、“仲甫手缄”，全由四川绥靖公署少将参军杨鹏升私人名义印刷资助。1939年冬，国民政府委员柏文蔚来重庆开会时拜访陈独秀，见他无御寒冬衣，当即将身上的灰鼠皮袍相赠。
别人馈赠的钱物，陈独秀有分寸地接受。“素无知交者，不愿受赐”。国民党政要罗家伦、傅斯年，出于尊师、同情与怜悯，亲自送上钱物，他不收。1941年3月，陈独秀收到5000元汇票，是朱家骅托张国焘转寄来的。陈独秀给张国焘写下短函：“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随函将汇票退给了张国焘。 有人说：陈独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
庄子《逍遥游》所谓“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独秀当之无愧！ 1989年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公开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问题的史实真相大白了,强加给陈独秀的一些罪名也一个个被否定。
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的陈独秀条目注释,摘除了原版注释中“投降主义”“取消主义”两顶大帽子,肯定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党成立后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
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陈独秀”条目注释中又明确肯定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只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什么“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派取消主义”等统统没有了。
2001年重新修订、审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进一步具体地肯定陈独秀从建党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明确将陈独秀和李大钊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并将他们的照片放在正文的前面,肯定陈独秀在推动国共合作、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反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以及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1980年邓小平指出: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李立三同志这三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重要问题要加以论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7页)
邓小平的讲话像春风一样吹过中国大地,使封冻几十年的陈独秀研究工作开始松动。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晚期陈独秀研究开始有了重大突破。
民主思想是陈独秀晚年思想的核心。随着邓小平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有关言论的发表以及苏东剧变的发生，陈独秀晚年思想得到了重新审视，学界一致认为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苏联的命运，陈独秀的形象因此再一次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鉴于广大学者对“不能把陈独秀看做党内人物”规定的不满，《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第五十一至一百辑时，终于把陈独秀纳入其中。
至此，陈独秀的正面形象已经基本上得以恢复。 鲁迅曾浅显而深刻地评价过陈独秀，他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陈独秀正是这样一位“用不着提防”的光明磊落的人。他冲动、奋进，拔山盖势，摧枯拉朽。
他在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激流中，不善游泳，缺乏灵活性，又特别厌恶玩弄权术。
他也知道他鼓吹一生的政治见解，是“很难得人赞同”的。
历史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重要岗位，但象他这样性格的人并不适宜于担任政治家的角色。
他只能在怆凉、孤独中，走完他曲折坎坷的人生旅程。
一切功过是非，都留与后人评说。
历史永远是公正的。它终将拂尽尘埃，涤除污垢，表露出一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身傲骨、满腔正气的一代伟人的本来面目。
（注：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五举村石墙院陈独秀旧居全年开放，免费，参观时填写姓名、来自何地、身份证号码即可。与工作人员交谈，得知每年有50万人前来参观、拜谒。GPS定位系统能准确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