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回忆父亲

故宫老石头

我 的 父 亲

我的父亲石方才，生于癸丑年十二月十四日（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元月9日）。

如果他今天还活着，就整整一百岁了。

但他享年只有58岁。

我想“享年”，就应该是享受人间天伦之乐，具有----甜蜜的幼年，快乐的童年，追梦的青年，富有的中年和享受的晚年。

可父亲活着的时候有的只是----羞涩的幼年，苦难的童年，奔波的青年，艰辛劳碌的中年和没有了的晚年。

如其说父亲享年58岁，还不如说是忍受58年。

（一 ） 羞 涩 的 幼 年

我的老家在湖北阳新狄田的一个偏远的乡村里，叫石德远，也叫石玉挽，现在叫十八折乡。玉堍村：历史文化积淀深厚，阳新县浮屠镇（石玉堍村），是湖北省省级文明村，位于县城西北十公里处风景秀丽的黄姑山脚下，自然环境优美，村前有小溪长流，村后有群山环绕。翠竹摇曳，泉水叮咚，民风纯朴，家乐人和。石玉堍村建村历史悠久，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据阳新县志记载，该村自宋元时期，便有先人居住。村落内保存有为数较多的明清特色民居，至今古风犹存。

玉堍村还保留着大量的中国人类口头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有“吃新节”、“送水节”、“千日关”和“正月十五摸青菜”等民间习俗。玉挽油面也闻名四方。阳新县浮屠镇玉堍村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据《石氏宗谱》记载：早在七百多年前宋末元初，战争频乃，民不聊生，关公肇基玉挽，辈伦五世 ，仍是单传，延至明洪武年间，关公玄孙德远，有三子七孙，由德远公之孙子初扑测此地，称为“德远庄”。至清乾隆已达360余户，人口数千。至15世有裴元公（1757——1843）生活在乾隆二十一年至道光二十二年，生四子：聪光、发光、琅光、軒光；16世琅光、軒光是双生，軒光早殁 ，琅光生三子：名极、名文、名春；17世名春字景新、号熙和（1841——1888）生活在道光二十年至光绪十三年，享年47岁。是父亲的祖父，我的曾祖父，生四子：义功、义广、义帛 、义圭。义功、义广、义帛 都是早殁 ，18世义圭（1874——1929）字华国号守礼，享年55岁，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生二子;方兴、方才。我的伯父和我的父亲。祖父义圭，可算是单独，又生二子，生活真的是羞涩。

（二) 苦 难 的 童 年

祖父义圭，可算是单独，又生二子，生活真的是羞涩。生活上吃了上餐愁下餐，没有兄弟的帮助，靠的是给别人做长工，打短工。

听父亲在世时讲：那时长工一年下来的工钱，给的不是银子（钱），而是粮食：两箩筐干苕丝。苕丝，就是把红苕切成丝晒干，作为全年的粮食，要吃大米，那是过年时的奢侈品了。工钱就是两箩筐干苕丝，好歹就是两箩筐！穷人也有穷人的智慧：父辈们就把苕丝使劲的锤得小小的，几乎成了粉状，满满装上两箩筐，这样就比长长的两箩筐苕丝多多了。父亲小，也拼命的锤，他们知道，苕丝的多少决定着生命维持的长短啊。

父亲不到15岁，父亲就没有了父亲，靠伯父收养，也就是兄弟俩相依为命吧，同样过着做长工，打短工的日子。哪还谈得上读书什么的。所以，我说父亲的童年是苦难的童年一点也不过份。

（三） 奔 波 的 青 年

父亲的青年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那时的中国，一片军阀混战。什么革命军、北伐军、国民党、共产党，相互厮杀，一片混战。父亲不知道什么军可以加入、什么党可以参加，他只信奉土地，信仰劳动，只有劳动，才能活着。所以，他什么军也没当，什么党也不是。是一个纯粹的劳动者。

父亲有了体力，为了生存，也出去当“脚夫”，就是给别人挑、搬东西，赚点银子。

三十年代，日本进攻中国，国中无处不受日本人的蹂躏。好在石德远偏远贫赫，加之地形复杂，在战争时那种地形叫葫芦肚，进村路口有个崖头山，像马上要倒塌了一样，日本人到达此地时就报告太君：前面是葫芦口，一定有埋伏。所以，石德远没有受到日本人的蹂躏。这是我父亲给我讲的。

父亲生性倔强，外出当脚夫，不是什么人给钱叫挑就挑的。特别是那些说话鸡里哇啦像畜生让人听不懂的日本人，他是不干的，打，就让他打。别人教他叫喊疼，他就是不叫喊，让他打去，别人只好说他是哑巴，才不了了之。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还是靠一条扁担，四处奔波，当力夫生活也很艰辛，娶了邱氏，我的前母。生一子：循权。前母离世是很凄惨的：由于生活窘迫，赚的银两不能生存，靠借债维生。那时的债务都是高利贷，借人一升得还人一斗。到了年关，债主都来讨债，前母说这样的生活怎么过啊，就一头投进了门前的港里。。。。。。

为了生存，父亲就只能是更加的奔波了。常听他说“过江西”。那就是当年的阳新龙港和江西瑞昌一带，常有白军和红军打仗的地方，遇到有搬运的就搬运，有农活就干农活。所以，父亲的农活是多方面多能耐的，什么事都会做，什么活都能干。栽秧割谷、扶犁打耙、撞油打油、制豆腐、烧火做饭样样精通。现在我还记得父亲常说的“构心犁”“构边犁”，制豆腐的“点浆”。

（四） 艰 辛 劳 碌 的 中 年

1 949年全国解放了，父亲也结束了四处奔波的日子。当时兴国州（也就是现在的阳新城关镇）上街，有一方姓家，母亲带一四岁儿子相依为命，招夫养子，此时的父亲也是带一儿子无处着落，就这样建立了家庭。这位母亲，就是我的生母。

五十年代，土地改革，城乡划分成份：由穷至富依次为贫农、中农、地主；父亲是靠打长工和卖短工为生的，比贫农还贫，我家的成分是---贫雇农，还分得了一套房子约一百平米，是当时兴国上街邓家的一个私塾学堂。现在上街的99号付1号，时价300个大洋。是父亲在农业合作社时付清的。

农业合作社时期，兴国上街是一个大队，有六个小队，我们家是三小队。

父亲在生产队里是能人，他的栽秧割谷、扶犁打耙等等都派上了用场，还可以教别人，家庭成分又好，当时很多的职业都由他选。他，就选择当农民。叫他去城关里上班或在国营食堂当厨师，他说一个月才二十几块钱，那有什么用？他不去。叫他当“领导”队长什么的，他说我领导别人，还不如自己干了快些，他不干。父亲在生产队里确实是比上班拿的钱多些，他一个人是几个劳力：白天和生产队里的社员一样出工干活，拿一个劳力的工分；早晚给生产队里喂养四条牛（后来只三条牛），每条牛是3个工分，这又是一个劳力；还有就是半夜里给上街一个叫王老八的做豆腐，做好后去放牛然后正好是生产队里出工的时间，这又是一个劳动力；除此，还有“私留地”。。。。。。

五十年代，农业大兴水利，到处做堤修水库，父亲是主力军。阳新的富水水库、阳新的王英水库，我父亲都参加了修建。他在完成自己的定额土方外，就去砍柴。砍的柴火给生产队里顶工分，还有多的，就拿回家烧饭。

在王英水库修建期间，有一次，父亲喂养的牛和别的牛斗了起来。真正的斗牛是一个多么惨烈的场面啊：两牛相斗，两牛的双眼都发红，满山遍野的追打，非要斗个你死我活不可。除了用火，是无法解开的。父亲想，如果自己养的牛被斗死了，不就少了3个工分？他就只身冲到两牛相斗中，妄图把牛扯开。结果，父亲被牛角顶到了父亲的左眼，当场把眼珠子给顶了出来，父亲用手把眼珠子扶了上去，但无用。后来，父亲的左眼是用假眼植上去的。从此，父亲的能见度是一只眼。

1954年一场大洪水，长江周边人民深受其灾。我家土改时分的房屋也被冲跨了，好在有个“五架”就是木质的房框没有被冲跑，父亲就自己拣砖、和泥堆砌修好一直住到九十年代。当年得一子，取名“循水”，奶名“必”，寓意：必定过上好日子；1956年得一女，取名“循春”，奶名“竹”，意祝愿能过上安稳的日子；1958年又得一子，取名“循木”，奶名“树林”，意希望生活能像树林一样繁茂昌盛。这就是我了。

父亲没有文化，但他有：没有文化的文化。父亲可以说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他仅能在生产队里领钱或领东西时“画”上自己的大名“石方才”。别人看了，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个石方才没有文化。原来，他的签名是一个先生替他写的，然后父亲就照着样子画了出来，并记住，每次签字时就画，就画得“有文化”了。

大跃进时，号召种苧蔴，每个苧蔴泼一桶粪。父亲说，让你一次吃半只猪的肉，你能吃得了啊？

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没有文化，更不关心什么文化大革命。大哥方贤望当时是革命造反司令，父亲就训他：文化革命就文化革命，为什么搞起武斗来？大哥说，我不去打别人，别人就会来打你。父亲说：鬼话，我每天在挖地种菜，也没人来打我？的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一如既往的上地干活，照样养着生产队里的几条牛，没被人革过命，没被人打过。相反，大哥革命却革反了，成了反革命，后来去开“学习班”改造思想去了。

文革期间有个“早请示”“晚汇报”，父亲也是不“懂”的，他说，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只知道早上去放牛，晚上去喂牛 。儿子你去。我？你去跟队长说：负债子还，儿子还代替不了父亲的？我就真的去代替父亲“早请示”“晚汇报”了。

在革资本主义尾巴时期，我们是菜农，靠卖点私留地的菜，买点盐什么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啊。父亲又望着我笑。我那时只有十来岁，又是老幺（最小的)。你去吧，尾巴割了就散伙。（我想他肯定知道，不够年龄犯罪是不好处理的）

父亲的吃喝，在我的印象里，是没有吃饱过的，至少没能吃足饱。那时，除了过年，能有什么东西吃啊。我还记得那时的“儿歌”：“肥肉我不喜，瘦肉粘牙齿，我只喜那麻油鐹豆腐子”。这其实是我们讥笑那些没吃的人说的风凉话。哪还挑肥捡瘦的，就是骨头，我们也肯得光光的，好像怕好了狗一样。唯独只有在生产队里吃席或是哪家老了人，父亲是理所当然的“八仙”了，就是抬柩的“八脚”，才能吃足。在席上，剩下的肉，父亲一个人能吃完，喝不完的酒，父亲能一个人喝干。

父亲也抽烟，是靠老家自己种的烟叶抽。我还记得，那是我到开会的地方去拣烟屁股，回来剥干净，给父亲抽。

父亲的穿着，也是不可想象的。父亲照的遗像戴的帽子，还是在家族的大哥那借来照像再送还的。

想起这些，我心不由酸了起来。。。。。。

（五） 没 有 了 的 晚 年

晚年应该是享受的，可父亲没有。六十年代末，大哥方贤望搞文化大革命，结果革反了，去住“学习班”；二哥石循水，在宜昌“330”工程，也不在家里；我只有十二三岁，刚进初中，真的不懂什么，也做不了什么；母亲本来腿脚不方便，又能做什么呢？父亲多年的超负荷劳作，身体渐渐跨了，说是肺病，后来检查是“肺穿孔”，要很多的钱也不能治好。父亲也就没了那个指望。我还记得：父亲每天要咳很多的浓痰，最后一直到踹不过气来。。。。。。

1971年父亲因病无钱医治，与世长辞。

2021年6月20日《父亲节》石循水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