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父亲忏悔

开达

（爸爸妈妈和我）

以下的文字只真实地还原历史，并由本人负完全法律责任。

当初我曾经向母亲许下诺言：我愿为她付出双倍的孝心。
原因是我逼着母亲与父亲离婚。
因此，我服侍母亲20多年，直到102岁。
但是，我却欠下了对父亲的忏悔。
48年来，它象一块巨石死死地压住我的良心。
今天，在母亲仙游，父亲节110年的前夕，
我向父亲忏悔。
父亲熊挹清，1911年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幼时因摔跤跌断背骨而成为驼背，终生残疾。
因为残疾，父亲便只能靠超出常人的勤奋与努力来支撑自己的人生。
天资聪颖的父亲，从小学习能力超强，诗词歌赋过目能诵，吹拉弹唱一学即会。
但贫穷的家却无力供他读书，他便考入不花钱的重庆南泉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乡村教育，并终生在乡村教书育人，直到死于文革，将自己的热血与生命奉献给了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
我家九口人，父亲、母亲、祖祖（妈妈的外婆）、大哥、大姐、二哥、我、妹妹、弟弟。
父亲的时间不是教书就是读书，因此与我与家人的交流不多，对我们的教育用自由二字最恰当。
父亲自己也是自由的，教书不拘于书，每堂课，他都会有新的故事讲给学生，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他是全科老师，语、算、劳、音、体、美都教，一架风琴就放在我们家，上音乐课了，学生们自己来抬；他走到一所学校就是那里的明星，深得学生与老师们的喜爱。
儿时，父亲将我们搬到农村，在那里分到了田地和房屋。父亲没能参加到我的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之中，因为他很少回家，要去的很远的市郊教书，用他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我们一大家人。
所以，我记忆中的父亲只生活在最苦难的年代。
饥饿难耐的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带我去学校附近农场收割后的地里捡红苕拾麦穗，在学校后面的山坡种菜，种出的萝卜特别大，青菜特别绿……以后是不堪回首的“文革”……
父亲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乐观与读书，日子不管怎么艰难，父亲脸上的笑容都不会缺席。
每天晚上，批改完作业后，他都会躺在床上吟诵唐诗宋词。书是线装书，读书是用有韵律的歌吟唱。
我们家就在学校，在学校间流动，父母在哪里教书，我们的家就搬到哪个学校。那时的乡村小学都穷，每个学校都只能分配给我们家一间屋，放两张床，垒一个灶。
但是，我们家却有几木箱“宝贝”：书画，线装书加古画。
给我印象深的古画有深山小径、烟雨湖畔、垂钓老翁等，能看懂的是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以及郭沫若给父亲的题字。
郭沫若的题字是：
“学以为人教以为己，骤看虽若反语，实有至理，含蓄于其中”。
那时郭沫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及后来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都住在巴县西永乡赖家桥，而父亲只是西永乡小学教师。让我完全不能够想象的是这样的两个人怎样产生联系，部长级高官又为什么给乡村小学教师题字。
后来采访父亲教书地的老人，说父亲将歌乐山下的一间极小的新民堂村小学，建设成有校舍有操场有石板大路的西永乡第二中心校……父亲带着全家人在戏台上演活报剧：日本兵端着枪冲进我的家，大哥吓得乱叫，大姐吓得从摇篮里滚出来……
父亲居然在那时加入了国民党……这些都极有可能联系上担任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
也许，父亲正因为相信了郭沫若而加入了国民党，而在文革中遭受无妄之灾（最终送命）。
父亲待学生如子女，虽然残疾，他却常常家访。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随父亲去家访（那时，我们家住在寺庙改成来的鹿寺小学），家访的是一家石子山山中的农户，顶着烈日在山路上走了一上午，我们又渴又累，精疲力竭，当时的我，完全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为学生去吃这样的苦。
（也有学生来访，父亲的一个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前来拜访，居然将自己划龙舟竞赛得的奖章送给父亲）
不但对学生，他对弱者也充满同情。
一年冬天，一个家住西永乡的右派分子（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周期伯）翻越歌乐山来重庆卖鸡蛋，到桂花园小学已是晚上（也许是为了躲避而专门晚上来吧），父亲就找出一床棉絮，悄悄地为他在一间教室里坝地铺（学校是原来的炮连，教室都是木地板），留他住宿。

以上是现在的回忆。
以下是当时的记忆：
我们这辈是戴着红领巾长大，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喝党的奶水长大”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小学时，我是少年先锋队大队长。
小学时以董加耕、赵耘、邢燕子、侯隽为榜样，1964年第一个申请上山下乡。
在农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天天劳动之余在煤油灯下通读“毛泽东选集”1-4卷（出5卷后又通读了），成为“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成为县“第三届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
1968年参军保卫祖国。
在部队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救人救水救火，连年五好战士。
参加“三支两军”，在黑龙江支农，在县医院支左。
入党、提干、进京见毛主席（组织已经谈话，拟任副指导员）前，我的政治生命嘎然而止（文革翻出了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的历史）。
那时的我和我们是真心实意地听党的话，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愿意为党和毛主席付出鲜血和生命！
但是，我的父亲竟然参加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反动的国民党！
被转业回乡的我，与熊挹清断绝了父子关系。
我想如果在嘉陵江的木船上相遇，将把他推到江里。
我逼着母亲（带着母亲），去江北区军管会与父亲办理离婚登记。
父亲死后我不准家人前去悼念送葬，火化后连骨灰都不收捡。
……
虽然我后来为父亲垒了衣冠冢，但是，我却欠下了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良心债！
在父亲生命最艰困、苦难、虚弱的时候，我却还从背后捅了他一刀。
从背后捅刀子的人，向亲人向父亲捅刀子的人猪狗不如！

爸爸：
我知道，
我枉披了人皮。
我没有资格跪在你的坟前，
我更没有理由请你原谅，
我也找不出理由让你原谅。
更让我困惑与难受的是，
48年过去了，我仍然不知道怎样向你忏悔，
我仍然不知道用什么向你忏悔。
但是，我必须忏悔，
只有忏悔，
我才能够从野兽重新变回人。
再不忏悔，恐怕连忏悔的时间都没有了。
虽然，我们至今也没有设立正式的父亲节，但是，你不肖的儿子，却只能在72岁的今天，
用这种方式来向你忏悔，
来救赎我的灵魂。
安息吧，我的父亲。
愿上帝与你同在。

写于2017年6月18日
2019年4月20日母亲周月重记

（这是全家仅有的一张父亲在的全家福-于1948年摄于新民堂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