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一个不能忘却的纪念

jeff zhou

在我的认知里，母亲节是属于歌颂生命的节日；而父亲节则是一个纪念、感恩家族精神的节日。

东西方都喜欢用"树"来形容家族史，把家谱叫做"family tree"。可我却总觉得，我们人类的家族史更像是一股股巨大的缆绳。每个家族成员只是缆绳中一根长长的纤维，我们义无反顾地与其他同辈家族成员的纤维或紧或松地缠绕在一起，然后又不约而同的紧紧地围绕上家族其他辈份已有的主干绳索，交织成同一股不断发展壮大的家族缆绳。

与家谱树（family tree）叫法不同的是，我心目中的家族缆绳是四维的，是多彩的。尽管每根纤维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个性颜色，但是当这一股股巨大的家族缆绳穿越过不同时期的历史长河时，每一股家族的绳索又不可避免地被染上了各自历史时期的色彩共性。

所以，当我从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极目远眺，除了由近而远、由大而小的强烈透视感之外，每一个家族都不仅有着各自独特的精彩色彩，而且还不约而同地染上了一层时代的"流行色"，于是，合在一起便扯起了我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伟大史诗。

一. 生逢乱世的祖辈

我的家族并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高祖是清朝钱塘水师的师爷，放到现在也就相当于东海舰队海军大院里的一个小参谋什么的。

到后来，可能是玩腻了官场的那一套，所以我的曾祖便自由自在地干起了江湖郎中。当时的这种"草泽医人"多是些行走于江湖而又兼通医术的侠义之士，为人治病一般图的不是利；他们行侠仗义，深藏不露，从不与他人争名夺利。就这样，曾祖最后还是举家从杭州定居到了上海。当然，这样的行医家庭和全世界的教师家庭可谓是一根藤上的瓜：吃穿不愁，可怎么的也富裕不到哪儿去。

我的曾祖育有四儿一女。祖父周英才，号纯庐，出生在清末的1905年，在兄弟中排行老三。他生逢乱世却雄心勃勃，而且深谙教育之道。

祖父在高中时就提出要继续读大学-----这对一个江湖郎中的家庭可是个不小的挑战。好在祖父的二哥周英俊当时在上海海关的缉私队工作，收入颇丰，又有远见，是他资助了祖父的学业（二爷的一家一直是我家的恩人。临解放前，二爷的一家去了台湾，他的子女也都在美国发展，他的小女儿我叫淑芳姑妈的以及她在美国农业部工作的丈夫后来又担保了我来到美国，感恩）。

祖父进入大学后把本科的课程读得是得心应手，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他居然在圣约翰大学（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的英语专业和光华大学（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法学院拿了两个学位，后来还成了光华大学的校董。用现下的话来讲，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学霸。

随着自己律师事务所的开张，祖父的事业在上海滩也渐渐进入了佳境。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当日寇的炮火在上海郊区响起之后，祖父不得不把一家老小安顿到了位于天目山和黄山之间、当时有"小上海"之称的安徽屯溪；然后，怀着满腔的救国热情只身去了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

祖父的事业到底做得有多大可绝非吾辈所能想象。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的文件记载，"1941年，中统局派嵇希宗、黄大霖由重庆来沪，以东南银行作掩护进行秘密活动。1942年，又有周英才（祖父当时才36岁）以律师身份掩护潜伏；何尚时以商人身份潜伏；陈叔平以京沪特派员名义，与日伪特工勾搭。"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同时出现4个中统专员办事处：(1)驻沪专员办事处，专员嵇希宗、黄大霖、许渭清。地址：安福路201号。（2）驻沪专员办事处兼市党部调统室，专员兼主任何尚时。地址：福州路519号。（3）京沪区指导专员办事处，专员陈叔平。地址：麦琪路7号。（4）专员办事处，专员周英才。地址：陕西南路153号。"

在文闻所编的《我所知道的中统》（中国文史出版社）有这么一段记载：抗战胜利后，"一时间从‘地下钻出来的’中统特务就有嵇希宗、黄大霖的‘中央调查统计局驻沪专员办事处’，陈叔平的‘京沪区专员办事处’，周英才的‘上海工作站’，赵洪勋的‘两路特别党部调查统计室’这四个单位；从‘天上飞来的’中统特务机关有何尚时的‘上海市党部调查统计室’；还有一个‘地上爬过来的’所谓‘中统局上海联络站’。"

然而，上述说法同我祖父和其他长辈的回忆是有点出入的。我知道的是，直到抗战胜利后，祖父才星夜兼程地从重庆赶回上海，为的就是接掌上海市市长一职的；只是当时时局太乱，各派系抢摘桃子，最后晚了一步，于是才被封了个专员的位置。

当然，祖父从重庆回来时就像电影里常见的情节一样，还带来了一位年轻美貌的姨太太，江秋帆女士……

不管怎么说，祖父周英才在他年仅22岁时已经身为北伐军的军官带着四弟周英士为国家的命运而南北奔波，然后在那一代的乱世中曾经将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然而好景不长，1949年全国解放前，因为种种原因以及祖父和当时中共地下党领导潘汉年、杨帆的关系，祖父作出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误判：44岁的他选择留在了新中国。不料，到1955年的"肃反"开始后不久就和潘杨案牵扯在了一起而当啷入狱，曾被收押在北京的秦城监狱和内蒙古的监狱。

我们从小只是被告知祖父已故，直到1975年的12月初，父亲在一个家庭会议上宣布，我的祖父将作为特赦战犯回到上海。如果我们接纳他的话，政府会给我们重新分配大一点的住房。不过，鉴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对我们后代的保护，父亲决定不认祖父。我也从此得知，我们的出身是有问题的。

1975年12月23日注定是个不平常的星期二，我就读的上海市共青中学要求全体师生晚上回到学校收听当晚八点新闻联播的重要广播：《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

我已经知道，新闻稿的人员中有我的祖父。血浓于水，听着听着，作为长子长孙，我的心中居然暗暗地浮现出了一丝丝的骄傲。

后来，那一丝丝的骄傲又变成了一滴滴的问号；再后来，那一滴滴的问号最终汇成了一股股的洪流，那洪流在1980年新年过后的一个下午直接将我推到了祖父重庆南路的家门口，只见我故作镇静地告诉一位素昧平生的老人家：

"我是您的长孙……"

尽管被收监了二十年，祖父却告诉我他对197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判决不服，他认为自己不仅对中国人民和共产党无罪，反而有功。他说自己曾在一个官司中救了十几位共产党员和高丽人的命；然而政府却将他收押了，而且连他在青岛仓库中价值几百万的许昌烟叶和位于上海市徐汇区高邮路与当时陈毅市长的居所为隔壁邻居的小洋房都被没收了。

-----"您想翻案？" 我心想，得了吧，您个中统特务头子， 难得回我奶奶家汽车上还要站个保镖什么的，怎么可能无罪呢？ 我那时不懂事，还只是个二十出头的艺术学生，只觉得自己要忙的事情太多，只知道自己的未来都必须得靠自己的努力去打拼，总是认为将来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同祖父再慢慢聊的……

然而，祖父脸上还是阳光灿烂着，并且豪情万丈地问我，假如他在青岛的许昌烟叶和高邮路的房产拿回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笔财产呢?

-----我当时只是看着祖父胸有成竹的神情，无语；只觉得他老人家的那个饼画得有点儿大。

祖父那儿却依然是晴空万里，他说到兴奋处便将指间的烟蒂往桌上的蓝色玻璃烟灰缸底使劲地一掐，说，"记住，读万卷书是不够的。行知，行知，有知无行是会变呆的。 你要出国去， 你要行万里路！ 同时，记住，把钱财捐给大学永远是最明智的举措，可以恩泽社会，恩泽后代。"

不料，1984年底的一个下午，祖父竟然真的略带得意地递给了我他刚刚收到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无罪改判：

祖父从来就没有想过为那二十年的冤案向政府要什么"国家赔偿"，他也没有请求任何亲友的帮助，他更没有什么人脉在北京，他也没有去纠结于被没收的房产和烟叶；他只是用他那古稀老人的最后一点力气，凭着一个律师的天良，用一支笔为他自己洗出了一片清白，也向他的子孙们证明了：人生可以有起有伏，但昧着良心的事不能干。

正如1980年春他在我们见面后所作的一首诗中所写的：

一月真时月月真
何须种种别前尘
禅房昨夜灯前话
谁是客人谁主人

祖父的一生大起大落，叱咤风云，但是有一种精神不朽，那就是教育，那就是正义，那就是宽容。就像他介绍给我们的曾国藩家训里告诫的那样：

"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
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
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 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
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我爱您，爷爷……

二. 低调的父辈

1. 我的父亲

祖父一共育有四儿二女，不幸的是，我的大叔、小叔和大姑在我懂事前就去世了。

家父周叔琦生于1928年， 属龙，又是家中的长子，所以他的青少年期应该是得到过祖父不少关爱的。记得1975年的一个早晨，当全家正在集体赖床时他对15岁的我说，他会开汽车。

-----我望着天花板上的花纹心想，哼，继续，继续吹吧。

父亲真的又继续说道，这世界上最好的汽车就是德国的Benz，它的商标设计得真好，就是一个汽车的方向盘。

-----反正，他问的东西我都答不上来，离我太遥远。俺孤陋寡闻，只知道马路上跑着的叫上海牌轿车，顶级的那叫红旗牌，从没听说过还有"Benz"那一款的。

显然，父亲还是沉醉在他的话题中，欲罢不得。他告诉我那个"Benz"的中文商标译成"奔驰"那真叫一个绝；并加了一句，"对男人来讲，最好看、最有身份的汽车颜色是黑色。"

父亲去世后，他光华大学的老同学告诉我，父亲在大学期间风流倜傥，开着一辆祖父给他的奥斯汀轿车，并常常会带着大家伙外出兜风……

-----"什么？ 他从来没有同我说过他有自己的轿车。" 我赶紧用双手使劲将自己的两个眼球往眼眶里推了一下，再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合力将自己的下巴向上托了一把，方才关上了张得太大的嘴巴。 当时我16岁，只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我爸真的是酷呆了！"

现在想来，"低调"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美德，"低调"也是一个安全的伪装色。可我现在一听到"低调"这个词，不知怎么搞的，脑中马上会反应出来"变态"，"压抑"，"缺乏信任"，好像"低调"就是想剪断与别人的交流似的。 其实，只要大家有足够的自信，只要大家实事求是，真的不必怕别人说自己"高调"，因为人生真的没什么可以炫耀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独立个体，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坏与否同他人并无多大关系；而且，谁都知道，这世上最不缺的，就是富人。

两千七百多年前的左丘明在《左传·文公十七年》里写过："畏首畏尾, 身其余几?" 一个人小心谨慎到连对自己的儿子也要"低调"，那社会该有多变态呀。适当的分享是无私的，适当的分享是会给亲友带来益处的。

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分的"低调"甚至是一种自私，"低调"可以让身边的亲友身处宝山，空手而归。当然，我理解，父亲只是想用"低调"来给他自己和我们涂一层"保护色"，他一定以为自己还有几十年的时间足够可以和我慢慢的促膝谈心，他怎么会想到一年之后就将与我们阴阳两隔！而他当年未成年的儿子，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没有一天不在渴望能够了解他心中每一个被"低调"了的故事！

年轻时我们都梦想着自己会有一个灿烂的明天；实际上，在这世界上，我们可以拥有昨天，我们也可以拥有今天，我们就是无法确定明天。

25年后，为了纪念先父，我们在2001年完全照着父亲的喜好买了我人生的第二辆新车。16年过去了，那辆车至今一尘不染，依旧崭新如初，"精光锃亮"；16年过去了，那辆车至今还是我们父子俩交谈的最好去处……

Dad, this car for you.

祖父让父亲读的是法律，其培养儿子从政的用心显而易见。可是，又是一个我们家族的"人算不如天算"：父亲大三时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败走台湾。父亲在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市北郊中学，五十四中学和曹溪中学中任历史教师，直至文革中被打成坏分子送到崇明的五七干校改造，"五七干校解放后"被分到徐汇教具修造厂，最后是徐汇区图书馆，并在得知祖父特赦后的一个月内车祸去世，年仅49岁。

虽然身处人生低谷，父亲却从未因此而怨天尤人，放弃生活。现在想来，我当时应该是可以看出他骨子里的少爷派头的。他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外出时总是将头发打理得"精光锃亮"，骑在他那辆与众不同的"锃亮的"自行车上，腰板笔挺，好想是将军骑在马上凯旋归来似的。

-----至于吗？不就是一辆出口转内销的双杠永久牌自行车么？我曾经这么想。

父亲喜欢旅游，在我14岁那年我俩就骑车从上海到太仓再到常熟，一天骑了一百公里！怕我半路骑不动，父亲还特意准备了绳索可以拖。从虞山下来后我们又直扑无锡，尽管我念念不忘的还是常熟饭店里那一元钱一盘的阳澄湖炒蟹粉；玩了无锡之后我们坐船到苏州，最后再从苏州坐火车到昆山，父亲说我们昆山下车后骑自行车回上海可以顺路买一麻袋阳澄湖大闸蟹回家……

嗨，有一个见过世面的男人当爸爸，我是幸运的。

2. 我的叔父

父亲英年早逝来不及传达给我的许多父爱和人生指点，后来都是由小我父亲9岁的胞弟周叔球叔父来完成的。叔父是位文武双全的文艺青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的数学系，打得一手好篮球，又弹得一手好吉他，还会画画-----酷得不可思议。

叔父和父亲手足情深。当时叔父在上海郊区的杜行中学教数学，每周回家一两次，可他俩每周至少会坐在楼下的花园里聊上几个小时。

我很喜欢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偷听他们有趣的谈话，因为他们讲的东西上至国家大事，小到夫妻不和以及子女教育尽是些新闻广播里边所没有的，什么章含之与华东建筑设计院的丈夫闹离婚了呀，什么文革还能持续多久呀，等等等等。当年，他们谈论林彪事件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还回头看了一眼端端正正地贴在毛主席像下面的那张林副统帅书写的桔底黑字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呢……

叔父多才多艺，又有爱心，深得我们小辈的崇拜。 我至今还在寻找我4岁左右手抱心爱的绒面大长颈鹿在上海岳阳路普希金铜像前叔父帮我拍的一张照片，背带短裤小皮鞋，至今还记得叔父帮我吹小分头时，我是纹丝不动，乖得像只小狗狗，叔侄情深。

叔叔也酷爱旅游。文革期间，我们两家曾经一起在杭州湖滨路父亲朋友的空楼里欢度春节；我也曾经跟着叔父朋友的黄河牌大卡车逃课去宜兴的善卷洞、张公洞玩，可惜那时不懂，否则一块钱也许真能买它个五、六把紫砂壶呢。

下面这张照片就是1975年9月，我16岁时叔父他们从汽修厂借到一辆军队牌照的苏联华沙轿车，于是我们仨加上一位司机朋友就来了个说走就走的杭州一日游：

世事难料，谁能想到那次杭州之游的三个月后，我们会被通知祖父将被特赦？更不料那次杭州之游的四个月之后父亲会突遭飞来横祸。

父亲出事的前一天，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叔父、父亲和我还齐心协力地扛着一面大镜子走了几个街区在襄阳南路永嘉路的一家玻璃店里为叔父家改镜子的尺寸……

父亲离去后，叔父对我们视如己出，挑起了教育我和弟弟的担子。即使后来他当了龙华中学的校长，工作再忙，他每个星期总会来探望我们，问寒问暖，或帮我们理一下发。

叔父在卸下校长职务后，退而不休，宝刀不老，开创了自己的生意，服务社会，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将自己的人生安排得妥妥贴贴，也为我们后代树立了一个自力更生，与时俱进，关爱后生的令人肃然起敬的长辈楷模。

毫无夸张地说，我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都得到了叔父的教诲和支持。我1981年考取大学时因为工龄已满五年是带薪读书的，可是叔父和姑妈还是从他们当时为数不多的工资里每月抽出一部分来贴补给我。没有叔父、姑妈帮助的话，我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谢谢您，叔叔-----您是世上最伟大的叔父。

3. 我的姑妈

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

我的姑妈周淑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随着自己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男友为了建立西安交大，一起义无反顾地去了大西北。尽管他俩在西安举目无亲，除了爱情是一无所有，也吃足了苦头，但是我们后辈还是被他们年轻时的爱情故事美得不行。

更为离奇的是，就在上周，姑父姑妈竟在5天内相继结伴仙逝。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又一曲"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的感人爱情故事。

可能就是出于对自己出身成分的不服气，姑妈的医术和干劲在陕西省是小有名气的。前些天我上网查了一下，居然至今仍能看到许多姑妈发表的小儿呼吸系统疾病的学术论文和提到她大名的信息报道（恐怕现在正在阅读本文的西安市长大的读者中就有不少人是经过我姑妈亲手救治的）。改革开放以后，姑妈历任西安市儿童医院院长，并被评为全国劳模，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党代会代表。

刚刚参加完姑妈告别仪式的堂弟说得好：

"我想这些虚名于孃孃的意义是社会对她的肯定。""非常惊讶的看到，除了她那些含着眼泪的老同事们，出席仪式的竟然有西安市府的官员，她服务过的医院的高层管理亦全数出席。但我亲爱的孃孃于我心中是个如此质朴，平淡和低调的普通人。我从来没听她讲过自己有多了不起，做了多大的事情，领受了多少的荣誉。我记得的只是她淡淡的笑容，以及毫不华丽的声音。"

三、父亲节感言

几个被错打为反革命家庭的子女，能够在那么严酷的逆境中，活出自己，活出欢乐，活出爱情，并且想方设法地不让祖辈的阴影再投射到我们孙辈的身上，真可谓是世上最伟大的父辈了。

纵观我们家族那一股股四维的缆绳，曾祖那股染的应该是清末的色彩，而祖父那一股染的则是民国的色彩，父辈那一股染的基本是建国后的色彩，到了我们这一辈，非常幸运地赶上了文革后的灿烂。假如把我们家族的缆绳合在一起，不就是一部活脱脱的中国当代史：写成小说，堪比《战争与和平》；拍成连续剧，不输《伪装者》！

纵观我们家族那一股股四维的缆绳，尽管人算不如天算，而且人算还不断落空；但是，我的父辈和祖辈用他们的生命告诉了我们，咱们家族精神的主干就是无论世态多变，大丈夫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当父亲节来临的时刻，我无以言表自己对我们家族精神的感恩，谨以Brendan Graham作词，Rolf Løvland作曲的《You raise me up》献给天下所有的父亲们和像父亲一样爱过我们的好人：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你激励了我故我能立足于群山之巅。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你鼓舞了我,故我能行进于暴风雨的洋面。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在你坚实的臂膀上我变得坚韧强壮。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你的鼓励使我超越了自我。

父亲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