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老父亲

方木

父亲已经去世五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经常清晰地浮现我眼前。特别是他晚年时，在双目失明、左耳失聪的情况下，依然趴在桌上笔耕不缀的情景。
那时，父亲因文革遗留的伤疾引起双目失明已近二十年了。左耳也因当年被造反派搧耳光，致使耳膜破损早已聋了。可喜欢舞文弄墨的他不甘于黑色世界的寂寞，竟尝试着将瓦楞纸板当中挖空做成写字模框，下面垫上信纸摸索着在框里面写字。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竟写满了厚厚的十几本信纸。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特别是几个关键节点上，父亲对我的关怀尤为难忘：

三年自然灾害那时，我因营养不良被诊断患了“鸡胸”（佝偻病）。是父亲不顾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每天送我上诊所打钙针，让我如今长成一米八的高个子。

文革中武斗盛行，有一次我不幸被砖块砸中下巴，父亲果断将我从现场揪回来送进了医院。过后严令禁止外出，并给我买了把二胡。从此我成了逍遥派，但有幸因此学会了今后改变我命运的二胡。

我下农场不久，全家又被下放农村。父亲特地选择离我农场最近、但最贫穷落后的响水县下放，以便就近照顾。为了来看我，他每次都要骑行五六十里，过二条河。有一次，沂河塘提前放水，他扛着自行车涉水七里，中途差点发生意外。

当我在农场第五个年头，看到朝夕相处的同伴一个个离开了农场，或上学或参军，或上调兵团工厂，或病退返城回家，而我因毫无“门路”心灰意冷时，父亲竭力争取，将我从农场调到了响水县农村。让我的特长在农村有了长足的发挥，因而参军入伍跳出了“农门”。

当兵后，他写信鼓励我积极上进，并将爷爷受日寇迫害致死奶奶受辱的家史勉励我不忘家仇国耻，学岳飞精忠报国。还多次来部队探望，给我留下许多珍贵的军营写真。

今天是父亲节，我深深缅怀父亲：

不管顺境逆境，始终追求进步，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充分体现了50年代老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

父亲一生推崇“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足以教育我辈，启迪后人。

父亲生于1922年5月28日，是家中五个孩子中的长子。由于爷爷过早逝世，已读初中的父亲只得辍学，十六岁就到工厂当学徒，先后在上海申新二厂、九福布厂、保丰纺织厂当过工人、练习生、副领班。1944年进入无锡一家最负盛名的纺织厂，1959年调到市纺织研究所，1962年又回到原纺织厂。1969年底下放苏北农村，1977年调回市纺工局技术科，1978年又调到纺工局农工商联合公司，1984年光荣退休。

父亲在纺织行业工作了四十多年，无论在纺织技术上，还是在生产管理上，都称得上是“行家里手”。

50年代，他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参加无锡市代表大会，并出席全国工会宣传工作会议。

在紡研所，他带领研究的“白泥上浆”课题论文，代表无锡市参加了全国纺织学术年会。

下放农村返城后，他没能回原单位，被上级单位纺织工业局招致麾下，负责筹建马山纺织新厂。

到退休年龄时，又因为他的专业强项，被要求发挥“余热”多干了二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急风暴雨般的社会变革时代，从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到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父亲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些运动。

这时的父亲仿佛焕发了青春，他年轻时曾参加过“江抗”（江南抗日救国义勇军无锡救亡团），担任第七组组长，在敌占区（无锡当时已沦陷）进行发传单、送情报等抗日活动。

后来组织暴露了，准备连夜转移。由于奶奶的再三阻挠，父亲没有和其他革命志士一样，转移到苏北根据地从而走上革命道路，这件事成为他毕生的遗憾。

为了弥补他年轻时的“过失”，解放后，他积极靠拢党组织，在历次运动中都冲在前面，发挥他的一技之能。

他积极参加公私合营运动，当选为工厂合作社理事。

他认真探讨浆紗工艺革新，多次在工厂放出“技术卫星”，被评上先进生产者。

记得大炼钢铁那会，为了给“小高炉”增加能量，父亲响应街道号召，带了我和妹妹把家里的旧饭锅、锈菜刀等铁器搜拢一空，一股脑儿拿到了东门吊桥前的广场。那里到处是砖头高垒、浓烟滚滚的小高炉，人人动手，个个忙活，让我从小就见识了群众运动的宏大场面。

文革中，他深受迫害。在批斗殴打之余，他忍辱负重，在浆纱车间当搬运工。百多斤的沙盘，他一人就搬上搬下，甚至脚趾都砸断了，他仍坚持上班劳动。

他先后两次下放农村锻炼，尤其在长达八年的苏北农村中，他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乡亲们打成一片，谁家有困难他都慷慨解囊，全村几乎每家都受过他的恩惠。

父亲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特别喜欢读书。记得住新彩路老家时，西厢房摆有几口大书橱，里面放着几百本书籍，那是父亲的最爱。每一本都被他精心贴上标签，记上书号，分门别类，排列的整整齐齐。

父亲的朋友经常来我家借书，他们感叹父亲的藏书之丰,涉猎之广，给我童年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每逢周日，父亲带我逛街（那时母亲周六休息），去得最多的就是新华书店。往往，他拿着一本“大”书，让我拿着一本“小”书，两人看的津津有味，一看就是半天，回家还捎带着一大篓书。

父亲的字写得非常好，特别是小楷，标准的颜体，经常有人上门来求墨宝。

父亲还喜欢舞文弄墨（尽管文革中很多成为了他的罪证），他创作的反映抓特务、反贪污的多个剧本，先后获得无锡市工人文艺会演的特等奖和二等奖，他把奖金捐献给了飞机大炮（抗美援朝时的募捐活动）。

父亲在纺织界的资历较长，当年的工资很高。为了向工农干部看齐，他自愿提出工资减半。即便如此，每月一百多元的收入在当年的无锡小城市仍显得众目睽睽。

为此，他从小就告诫我和妹妹，要艰苦朴素，不可追求奢华。吃饭时，要注意“吃相”，防止饭菜掉落地上。吃完后，碗底不能留下米粒菜屑。

五六十年代，物质条件比较匮乏，一切都靠户口定量供给。肉、鱼、蛋以及豆制品等都是凭票购买，每人每月仅几两而已。而家禽则是逢年过节才有的稀罕货，甚至特定季节的蔬菜都要定量供应。当然，假如有钱，黑市上这些也可买到，可我家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可有一样“奢侈”品却归我所有。每天一瓶鲜牛奶，那是父亲作为“高知”配给的。就凭它，我的“鸡胸”终于没有发展成前突后凸的丑样，给扼杀在“萌芽”中了。

平时，我们吃的全是蔬菜，偶尔烧了红烧肉（父亲最爱吃了）也舍不得一次拿出，而是每顿捡几块，与大白菜一起煮了吃。只有星期天与父母在一起时，才有些荤腥见到。甚至，在“三年困难时期”，酱油汤也成了桌上“常客”。

记忆中，我们对韭菜炒鸡蛋是情有独钟，百吃不厌。记得父亲曾对我说，以后到你家吃饭，我只要有韭菜炒鸡蛋就行了。后来，真到了我成家立业后，却很少邀请父母来家吃饭，更不用说韭菜炒鸡蛋了，想到此不免泪眼婆娑。

文革开始了。刚从纺织研究所调回老厂不久的父亲，不幸成为了运动的“靶子”。

父亲是个“技术干部”，又不是党员“当权派”，按说轮不上为批斗对象。但他是“老纺织”出身，解放前就在该厂工作，由于对手下的管理一向严格，多年来肯定得罪了不少人。

再加他到纺研所工作出过许多研究成果，多次评为先进，并被推荐到北京开过会，这就养成了他特别看不惯没有技术的同事，所以在厂里留下太多的恩怨。

他还喜欢“拓笔头”，很早就是无锡文联的会员，电台、报纸上经常发表文革中喻为“封资修”的文章，这些对造反派而言，都成了一一罪状。

他们认为：我父亲不仅在日伪时期“吃得开”（显摆），在国民党时期也“吃得开”，甚至解放后依然“吃得开”，是个不折不扣的“三开干部”。因此，他成了厂里最早的揪斗对象。

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那个场景：在我家大院的门口，横放着一条长板凳，父亲两腿颤抖着站在长凳上，脖子上挂着用铅丝吊着写上“三开干部”、并用红笔打叉的大木牌。刁奸促狭的“造反派”们不仅选择了这个醒目“市口”（旁边是幼儿园，迎来送往的家长特别多），而且让个子本来就高的父亲站到了板凳上低头认罪，让人远远望去一览无余。
木牌足有十多斤重，父亲的脖子被铅丝勒出深深的伤痕，而旁边围满了嬉笑谩骂的孩童和看“西洋镜”的邻居。
此时，可想而知父亲的内心充满了羞愧和内疚，那是对家庭的内疚，对孩子的内疚，也许还有对领袖的内疚（凭当时人的觉悟）……
后来我得知，那一天上午，已经好几天没有归家的父亲，在厂里饱受折磨。一个心狠手辣的造反派为了逼他认罪，连续狠狠抽打了他几十下耳光。眼镜打碎了，耳朵打聋了，人都打懵了，被人押解着踉踉跄跄回到家里接受邻里乡亲的批斗示众。

69年3月，为响应“到农村广阔土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十七岁的我在学校第一批报名到苏北农场（当时称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就在年底，为了摆脱政治和经济窘境，父亲顺应“干部下放农村”的潮流，决定全家下方苏北农村。

根据之前的政策承诺，父母的高工资恢复，以前扣发的部分补发，已经冻结的存款解冻。

在挑选落户点时，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距我所在农场的灌云县仅一河之隔的响水县插队落户，全然不顾那是苏北最贫困的而且没有大米吃的穷乡僻壤。

父亲说，当初由于存款冻结，工资停发，一直拿着最低的生活补贴，仅够勉强维持全家日常生活。所以孩子下乡，就因为囊中羞涩，无法接济，连衣服、被褥都是扯的农村土布做的，更不用说零花钱了。农场生活如此艰苦，让宝贝儿子在外受苦，感到很内疚。于是，他特地选择离我农场仅五十多里地的响南公社插队落户。

由此，父亲经常来连队看我，每次总要带些好吃的。虽然路程不远，但沿途要过两条河。一条灌河需要摆渡，一条六七里长的直通大海的沂河，每到旱季断水可以直接行走。父亲每次骑了自行车来，凌晨出发，到我连队都快晌午了。
有一次父亲到了沂河边，不知是上游提前放水，还是下游潮汛水未退尽，只见宽阔的河面茫茫一片，水深足有半米，只能涉水前进。由于根本看不清水面下的路，假如走偏了，就会掉进路旁的沟里，那就麻烦了。可父亲为了我不顾危险，挽起裤管，肩抗自行车，循着前人的身影，慢慢涉水前进。长长的七里水路，很幸运没出意外，安全到了对岸。

那已是我在五图河农场的第五个年头。期间，看到朝夕相处的同伴一个一个跳出农门。表现好的推荐上了大学，出身红的参军入伍，有门路的调到兵团工厂，有疾病的返城回家。当我最要好的同学也调到马鞍山他父亲那里去时，我的心再也按捺不住，早把当初”扎根农场一辈子”的誓言丢到爪哇国去了。

可出路在哪里？那时社会上讲究“根红苗壮”，要想当兵上大学，政审至关重大。我出身既非“红五类”，父亲又是城里下放农村的“三开干部”，“竞争资本”实在可怜。正当灰心失望之际，父亲及时给了我信心。在他的努力下，我离开农场调到了响水农村全家下放的地方。

尽管还是和泥土打交道，可父亲深知我的潜力。正好那年响水县推广种水稻，让我这个农场种过水稻的”大麦头专家”有了用武之地。在父亲的推荐下，我当上了大队水稻种植指导员。

在农场学到的一点知识，让我在响水农村如鱼得水。从开垅挖沟、平整秧田，到撒谷布种、育苗插秧，我到各生产队巡回讲解一一示范。至于后面的水稻技术则再没用上，因为不等水稻成熟，我已离开指导员岗位，投入到准备上学和参军的忙活中去了。

那年，我作为知青优秀代表，被公社推选参加高考。当时高考推崇“白卷书生”，不考文理只考农知。所以，我又将那套水稻种植方法写得事无巨细，讲的头头是道，颇得主考专家和老师的好评。虽然最终没能竞争过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但随后我报名应征入伍，就是凭着种水稻练就的强健体质和优秀知青的衔头，终于实现了跳出“农门”的梦想。

那年的征兵名额很少，竞争非常激烈。就在欢迎带兵首长的招待晚会上，公社文艺宣传队奉命演出。在听惯了样板戏，看厌了忠字舞后，我的一曲二胡独奏《赛马》令人耳目一新，顿时赢得满堂喝彩。尤以那位带兵首长“络腮胡”特别带劲，除了带头鼓掌外，还不断在向周围人打听我的情况。

以后才知晓，正是我那一曲《赛马》，勾起了这位骑兵出身的参谋长的骑士魂。出于对知青的特别青睐，此后他就一口咬定，非带我走不可。尽管公社书记千方百计想把他那患有色盲的儿子“夹塞”进来，但最终还是让我如愿穿上了那身久盼的绿军装。

而这一切不都是父亲当初为我铺垫的吗？

刚拿到入伍通知书，深受文革磨难的父亲比我还要高兴。自从城市“流放”农村后，他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看着草屋门楣上“军属光荣”的红匾，他喜不自禁一遍又一遍的叮咛我，“在部队好好干，争取上进，早日加入党组织”。他多么期待儿子当兵后有进一步的“发展”，从此能改变自己乃至家庭的命运。
临入伍前，父母、妹妹和我，全家一起在响水河边的闸门前照相留念。大家笑颜逐开，父亲尤其笑得开心。

而我，穿了肥大的棉军装，戴着海富绒的棉军帽，充满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向往。

我下定决心，在部队好好干，决不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

来到部队后，我牢记父亲的嘱咐，努力地“上进”自己。

我驯过战马，扛过火箭筒，当过文艺兵，也打过坑道。虽没有战火硝烟的磨砺，却也遇生死危难的风险（详见美篇“入党的考验”）。

入伍当年我就提交了入党志愿书，第二年破格直升班长。

我年年获得连队嘉奖，本以为按照表现，发展我入党不成问题。可直到连队大多数班长都已入党，甚至我的副班长也已填表，而我仍迟迟不见动静。

有一天，指导员突然找我，亲手把一个厚厚的档案袋和一个薄信封递给我。他告诉我，这是你入党的外调材料，你父母的问题已经彻底平反了。

我激动地拿来翻阅，厚厚的档案袋里全是我父母的外调资料。有经历复杂的履历抄本，有单位、居委开具的权威证明，白纸黑字红印，张张证明着事实的无误。其中，历史问题，文革审查结论，同事邻居揭发材料，无一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甚至还有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海外关系。
我总算明白了，就是这些“黑”材料深深阻拦着，让我当兵四年始终进不了党的大门。而薄薄的信封中仅有一纸公文，那是父母原单位（他俩在同一家工厂）出具的证明，上面写着父母已经平反，不实材料予以全部撤销的最终结论。

不久，父亲来信告知，全家将从响水迁回无锡，父母将重新安排工作。

啊！我深爱的老父亲！我总算明白了：

当年英俊潇洒的你，自文革以来为何如此迅速衰老。那强颜欢笑的脸上，深深的眼镜片后隐藏了多少忧愁……

父亲平反回城后，仿佛解除了全身的枷锁，重新焕发了激情。他不仅积极投身于筹建马山纺织新厂的工作，还拿起笔，热情讴歌新时代的来临。

在他“七十抒怀”的作品集中，收录的50多篇诗作中百分之九十是他平反以后的作品。他为建党六十周年创作的诗歌“心声——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宿愿”，充分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从对党犹豫、徘徊直到向往的心理过程。诗作发表在当年无锡日报副刊版上，并被评为“太湖文学二等奖”。

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双目失明，左耳失聪的情况下，仍然对生活充满信念，通过写作，尽情的抒发他的热情。每天他都要在硬板纸镂空做成书写模板上，双手摸索着写字四五个小时。

他先后写了“被湮灭的一代名匠——记橡皮砻谷机发明者施金川”、“龙船帮的传说”、“劝君莫污太湖水”、“二十世纪家乡丧葬风俗的变化”等十多篇介绍无锡风土人情的文章，多篇发表在《太湖》杂志和《无锡史志》上。

亲爱的父亲！今天我们在这里缅怀你，不仅感谢你的养育之恩，更感激你传下的知书达理、温良谦恭、勤奋好学、执着顶真的品质。尽管你的一生追求有些未能如愿，但你的子孙后代都非常努力。有的事业有成，有的学业有获，实现了你未达成的心愿，延续着你传下的门风。

愿你在天国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