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寒幽月

今夜无心读书，打开电视，正播放《焦裕禄》，看着看着，脑海中便浮现出父亲的身影。

三十多年前，因为照顾得病的奶奶，父亲放弃了担任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的机会，留在了故乡当上了村小学的校长。望着学校没有围墙的破烂的土房，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开始了重新筹建校园的征程。整整一个秋天，他背着自家地里的土产（土豆、葵花、蔓菁）不停往返在乡、县城之间。1984年冬天他终于争取下近20万元修建基金。当得知还差近10万元时，一夜间他抽掉了四盒烟，第二天二话不说请人宰了自家的猪，给村里炼焦炭的企业家和跑运输的万元户发出去三十张请帖。三天后破旧的教室里举行了一场历来未见的集资活动，我家的一头猪和父亲三个月工资买的酒换来了十万元的集资款。那年除夕，我没有吃到肉哭鼻子顶嘴，挨了生平第一记耳光。

那年正月，舅舅领着一个拎着烟酒的包工头和父亲谈盖学校的事情，得知工头以帮我家重盖新房为条件换取父亲放低验收标准时，在我们姐弟欣喜的目光中，父亲将舅舅、工头连同烟酒一起撵出门外，那一年，“树叶掉下来怕砸脑袋”的称号落在了父亲头上，一落几乎一辈子。

半年后，学校重建完工，工人们和父亲处成了好友，因为父亲经常给他们做肉菜送酒；工头却将父亲骂破脑袋，因为父亲总会毫不留情推倒不合格的砖墙。不管怎样，村里有了漂亮的学校，而我家依旧是那几间破旧的土房，直到我结婚时依旧是土房。

十年后，父亲仍是小学校长，我考上了师范学校。我那两个高考落第的姐姐被父亲拒绝聘到学校任教，父亲用了两名贫困人家的孩子。后来姐姐们参加乡代课教师考试，当上了代课教师。去进修学校学习的名额又被父亲让给了其他老师的子女，人家毕业转正，我的姐姐成了没有工作的农民。那一年，我的两个姐姐和父亲闹的很僵，“树叶掉下来怕砸脑袋”的称号更牢固的砸到父亲头上。

虽然父亲的脾气很暴躁，我们姐弟三个都很怕他，但在我们心里，就认定他是个胆小到“树叶掉下来怕砸脑袋”的人，我们从未想过靠他的人脉和威望得到什么，只是自己拼命的努力着，同时心里暗暗嘲笑着。直到那一年为了学生的利益，父亲厉声斥责主管教育的乡长，那摔碎在官僚面前的水杯将父亲头上缠绕好久的那个“冠冕”砸的粉碎。

我们依旧贫穷的生活着，虽然有遗憾，但不再责怪父亲什么。之后，我从教导主任到校长，从教育系统到政府机关，始终把父亲头上那顶“树叶掉下来怕砸脑袋”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时时警醒自己：那掉下来的不是树叶，是头顶高悬的铡刀，是群众雪亮的眼睛，是腐蚀灵魂的污水，是心难安宁的噩梦。

年关前几日，买了二十斤肉托同事用车送到父亲家，父亲跟我黑了三天脸，直到除夕父子对饮，方知竟是父亲误会我收受礼品。我再三解释，父亲才相信，他慢饮一口，轻松的靠在沙发背上，悠然的对我说：“贪手莫伸，即使暂时安稳，但心毕竟有了污痕，心不净则必然不会安然，心不安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就这样，我在父亲“树叶掉下来怕砸脑袋”的品格中，谨慎且安心的行走着，无论面对再大的风都无所畏惧，因为父亲就是我灵魂深处的一双眼睛，静静的看着我笔直走去的身影。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