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对父亲的怀念

我心飞翔

2005年的1月19日，父亲从天津总医院安详的走了，享年81岁。

我在医院昼夜陪伴了父亲21天。虽看到了父亲因器官极度衰竭已经处于衰弱的状态，我还是苍白的告慰父亲："医生已经在用最好的药治疗，咱们一定会回家的！"父亲头脑却极其冷静，在一次昏睡后，他缓慢的问我："你还那么乐观吗？"我心里一阵颤抖。父亲最后的话是："你娘这辈子不容易，我走后，你们一定要照顾好娘！"。不久就辞世了。

父亲一生平实耿直，用母亲的话说，父亲虽身在外交部工作，却"不善外交"，平实的作风使父亲一生受益，而耿直的性格却使父亲没有躲过文革的灾难。

父亲生活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而父亲的音容笑貌却永远在我心中。

我家祖籍直隶的广府古城永年县，再溯源是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泽州迁徙到河北永年西杨庄，后又迁到永年县东街。

李家为广府古城三大名门之一，祖辈世代书香，近代曾出过三名进士，两名两品官，两名三品官。高祖李审言清同治年间曾同其兄李吉言在江西一同剿匪，克复袁州，以知府选用。同治八年李审言调浙江防汛有功，遂在海昌（今海宁）监修潮神庙，官至二品顶戴，并权守衢州、处州。年六十卒。李审言兄李吉言进士出身，道光己酉拔贡，本科举人，庚戌科会魁进士，三品衔补用道，福建建宁府知府。曾祖李宝权在江西崇仁县做知县，为五品候补知州。

曾祖父李宝权（1851～1900）一生清廉，五十岁即客死江西任上，留下李士伟（字伯芝，大爷爷）、李士俊 (字仲芝，二爷爷)、李士炯 （字叔芝，四爷爷。李家祖上曾因排行老三者为官时，面对匪患，挂印落荒而逃，为家族所不齿除籍，故嘱后人历代排行不许行三）、李士熙（字季芝，我爷爷，行五）、李士杰（七爷爷）五个儿子及三个女儿。另有六爷爷李士煜为李宝祯之独子，因三岁丧父，过继给曾祖父李宝权抚养。

曾祖宝权去世不久，大爷爷李士伟（时任侯选知府）于1901年（光绪27年）奉盛宣怀之命公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曾祖母（我辈称老奶奶）汤氏（1849～1932）太夫人遂"典质簪珥"资助士炯、士熙两兄弟自费于1902年共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

三兄弟完成学业先后回国后，作为官商士绅，参与了清末民初北洋集团政商两界重大的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

这是1918年逢老奶奶七十大寿拍摄的全家福照片。当时由李士伟、李士熙等五兄弟共同筹划，在天津安徽会馆为母汤太夫人举行寿诞大庆。

当时的贺寿活动从农历三月初六日开始持续了三天，并唱了三天堂会。这期间祝寿者络绎不绝。历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及社会贤达分别赠送了匾额、贺幛、如意、诗词书画等，还有很多民国政要、地方士绅纷纷莅临致贺，三天的堂会由京剧名角侯喜瑞、程砚秋等主演压轴大戏，一时轰动津门。

此照片于2015年初在日本明治大学图书馆被发现，弥足珍贵。同时被查阅到的，还有李士伟为此次祝寿撰写的《李母汤太夫人七秩寿言》，及编修的《永年李氏支谱》，上下两册共十余万字。幸有族人复印分到各房珍存。

据老奶奶七十寿辰时前清进士李景濓所记，当时（1918年）大爷爷李士伟（伯芝）为中日实业公司总理；二爷爷李士俊 (仲芝)为井陉三平矿物督办；四爷爷李士炯 （叔芝）为中国银行东三省银行经理；我爷爷李士熙（季芝）为财政部参事；七爷爷李士傑（ 益芝）为中国实业银行稽核。

这是冯国璋代总统赠送的寿匾一方。

这是黎元洪前总统赠送的《麻姑献寿图》一幅。

这是徐世昌（半年后成为民国大总统）赠送的寿联一幅、如意一柄。

曹锟、曹锐兄弟则代表天津众官绅赠词一首：

七十二沽波沦涟，蟠根仙李春华妍。一星黄润星曰媊，太君高阀之江边。被服德象女师篇，龙鸾蔚起当今贤。阶前玉树孙枝联，上寿新赋小比肩。婆婆老福谁则先，地永年兮人永年。彯缨曳组张宾筵，一曲同奏壶中天。

这是由周学熙、李士鉁领衔的部分天津士绅贺寿名单。而二十多年后，周学熙的儿子成为我八伯母的姐夫（八伯母的姐姐是近云馆主杨慕兰）；而三十年后李士鉁（天津八大家之一李善人家族李春城之子）的孙女与我父亲又结秦晋之好。

这是1923年（葵亥年）李家再次办堂会给老奶奶过75岁生日时的戏单。抄家破四旧时挺彻底的，却不料箱子底儿却留下了两张不同时期的戏单。这是其中之一。

这是1914年国务院各部总长次长参事司长年表。爷爷列财政部参事首位。

这是当年大爷爷李士伟所修家谱中所订定的家族排辈诗。

大爷爷李士伟1915年担任中国银行总裁，1921年被徐世昌总统任命为总统顾问、靳云鹏内阁财政总长。1926年底病故于天津意租界。

爷爷李士熙（字季芝，生于1883年，即光绪九年九月初八日卯时，卒于1941年九月）晚大爷爷几年回国，在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获得商学士后又继续攻读了硕士学位。

爷爷回国后先后供职于民政部、财政部，且正逢大爷爷在"启新、华新财团"中的诸多事业上面临重大发展，所以他的归来如虎添翼，开始迅速以所学之才参与辅佐其兄的各项实业。

这期间李士伟、李士熙两兄弟在开滦矿务局、中国实业银行、启新洋灰公司、华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等领域有诸多建树。

光绪34年(1908年)，"官督商办"的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周学熙为公司总理，孙多森任协理，大爷爷与爷爷积极投资认股，成为公司董事，后爷爷李士熙被推为董事会副主席，参与董事会决策，在协助周学熙筹办以及经营京师自来水公司方面起到了很大的助力。同时爷爷还担任了中国实业银行常务董事、华新纺织有限公司副主任董事，（先后协助周学熙创办华新所属的天津、青岛、唐山、卫辉四家纱厂）启新洋灰公司董事、兴华棉业公司监察等职。是一名二、三十年代驰聘沙场的实业家。

这是当年的董事会公文。

此外，爷爷还历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文官考试襄校官、江苏督军署顾问、国务院财政部参事、财政部清理大清银行委员会委员长、财政部会计司会办、财政部官产处总办、民政部主事、镍币司会办。

爷爷曾创办办直隶高等商业学校，及担任整理全国棉业筹备处坐办，井陉矿务局督办的工作。历获北洋政府二等嘉禾章、二等大授宝光嘉禾章、一等金质单鹤章。

这是1922年的景德镇粉彩订烧瓷器，是当年爷爷四十岁生日时别人当贺礼送的礼物。这是和合器。



这是温酒器。和合器与温酒器我家各留下两套作为纪念。

瓷器中有爷爷的名讳，所以很珍贵。

爷爷一生娶有两房太太，共生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按大排行的顺序为：六伯父李尧藩、九伯父李垓藩、父亲李均藩排行十五；四姑李文藩、七姑李莊藩、十姑李英藩、十一姑李锦藩、十二姑李琴藩。两房太太为黄氏夫人和潘氏夫人。黄氏夫人叫黄兰英，为江西庐陵望族二品候补道员黄祖彝之女。在爷爷去日本留学之前两家就已订婚；潘氏夫人叫潘纫秋，是爷爷的远房表姐。爷爷有三个姑姑，其中二姑父叫做潘映彬，潘纫秋就是潘映彬之女。当时潘家住杭州，爷爷从日本回国后先住在杭州姑姑家，看到潘表姐后萌生爱意。但此前已衔母命与黄氏定婚，母意难违。爷爷在万难之下，征得母亲同意后，作为两全之美，娶亲时前门娶进正房黄氏夫人，后门小轿抬进了偏房潘氏夫人。

照片为我的亲奶奶黄氏夫人。但很不幸的是，生下父亲八个月后，奶奶因乳腺癌而去世。

黄氏夫人性情敦厚，宽于待人。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娘家陪嫁的三块法国珐琅K金怀表分别留给自己亲生的三个子女大儿子李尧藩、小儿子李均藩和女儿李锦藩，以示纪念。

多年之后，爷爷按照奶奶遗愿将金怀表交给了这三位子女。六伯父一句："Lady first "，姑姑选了一块最好最大的。父亲选了一块最小的。

就是出于对奶奶的深切怀念，使父亲在文革中拼死保留下来了这唯一的遗物。

父亲1932年至1937年在天津耀华小学读书，1938年毕业于天津浙江小学。

这是父亲与黄家表哥在天津特别一区（旧德租界，现河西区福建路2号）家中院子里的留影。

这是父亲的两位哥哥与四位姐姐在福建路老宅的留影，摄于1931年。

爷爷治家严谨，崇尚朴素。据说他穿的布鞋都是家里女佣所做，家里每餐必上的一道菜是豆芽菜。他的脾气很大，一家人吃饭时都不许大声说话，不许掉饭粒，在家中有着绝对的权威。爷爷对于办实业更是殚心竭虑，从不含糊，爷爷虽然兼任了很多大公司的董事，但大多时间爷爷是在启新洋灰公司或中国实业银行办公，有时要到很晚才能回家。

对于儿女，爷爷又展现了温情的一面，他常常在回家的路上，到起士林买点心糖果带给儿女们。爷爷回家，往往姑姑锦藩第一个迎上前去，爷爷就抱住姑姑，从袖子里伸出手来，姑姑会看见爷爷手中拿着的是一只大苹果！

爷爷对儿子们的期望是很高的。就在父亲七八岁的时候，爷爷曾给父亲刻了一枚图章"师当记"，爷爷说，父亲字师平。要记住"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此照片的后排右二是父亲。旁边是父亲的叶表哥。



1939年至1941年父亲在天津英国公学（British College，现天津20中学）念书。

那时学校主要面对英国孩子，对中国人收费奇高，所以校内仅有少数中国人，这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几位伯父与两位舅舅。其中六舅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但身体却比较瘦弱。一次他找我父亲哭诉受到了毛子的欺负（那时他们管老外叫毛子）。父亲的个子虽小，身体却非常结实，平时喜欢足球、举重、滑冰、板球，也喜欢"捣皮拳"。父亲和六舅很要好，一听就说："别怕，我给你出气！"一下课，父亲拿出两套打皮拳用的手套，找到那个毛子。毛子知道是要与他比拳击，他比父亲高了一头还多，所以根本不在乎，用手摇了摇，意思是不用这个。他们到了院墙边上，毛子冲着父亲抡足了就是一拳，父亲快速闪过，拳头"砰"地打在墙上，顿时手上鲜血直流，疼的毛子哇哇叫。这时六舅躲在旁边的矮墙后面，看个满眼，对父亲佩服的五体投地。再后来他们又一起就读北京的辅仁大学，此后成为好朋友，进而成为至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学校被日本人关闭，所以1942年至1943年父亲转至法国圣路易中学读书。这是父亲（右）与同学在圣路易中学的操场上。

父亲在两个学校获得过很多体育竞赛的奖章。

小时候写字台抽屉里随便就放着十几枚。后来我就把这些铜奖章放在院子里的墙边当靶子，再用家里的捷克气枪"打靶"。结果就是弄得那些奖章凹凹凸凸惨不忍睹。现在家里竟然还留有一枚奖章，这是父亲在1939年得的，算是"劫后余生"吧。

这是这枚奖章的背面。



父亲小名叫"毛毛"，他是家中八个兄弟姐妹中的"小老弟"。虽然很顽皮，但却受到哥哥姐姐们的喜爱。一次在英国球场比赛足球，父亲是前锋，就央求诸位姐姐给站脚助威。为了哄姐姐们开心，父亲特地给每位姐姐买了冰激凌。姐姐们一边看球一边吃冰激凌特高兴，回来直夸小老弟踢得好。这也成为后来姑姑们津津乐道的事情。

这是父亲与六伯父及各位姐姐在维多利亚公园（今解放北园）长椅上面的合影。

小学时代的父亲与六伯父、九伯父及四姑的合影。

六伯父毕业于Ohio University 爱荷华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九伯父毕业于香港大学。而亲奶奶去世后，尤其是在父亲17岁时爷爷去世后，父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母爱。潘氏奶奶对父亲是冷漠的。高中临近毕业时，对于上大学的学费潘氏奶奶却是不闻不问。

父亲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看到奶奶的态度他也不去强求，就去找锦藩姑姑商量："姐姐，要不我先工作吧，有了工作经济独立了再去上大学也不迟！"姑姑最心疼这个亲弟弟，听到父亲说这个话，气得打了父亲一个巴掌，又含着满眼的泪花把父亲紧紧抱在怀中说："不！我的小老弟，你不能那么没有出息，大学必须上！你不愿意说我去和姆妈说（父亲一辈按南方习惯管母亲叫姆妈）。"已经结婚的四姑看不过眼，四姑大父亲十二岁，对父亲这个小老弟也挺好。结果由四姑夫为父亲缴了学费。就这样，1943年九月，父亲去北京就读了辅仁大学中文系，转年改读英文系。

父亲的大学生活过得很艰苦。恰巧我大舅李滋、六舅李家禄及十四伯父李垣藩也都在辅仁上学，但他们得到家里的照顾就很多。父亲得到的生活费很少，只能在辅仁大学旁边的后海找到小饭铺包饭，吃极简单的饭菜。父亲吃得多，倒也不太管饭的质量。很多年后，他还带我骑车去寻找那个小饭铺。

父亲的一位堂姐、我的二姑那时住在北京，嫁给了著名社会活动家叶笃义，叶笃义三十年代曾在开滦矿务局工作，后来参与“民盟”中央的工作，与他的老师、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关系密切，二姑家就住在北京西城砖塔胡同。父亲在节假日里就常去二姑家里玩，二姑也会给小老弟做些好吃的。

那段时期日本宪兵大搞白色恐怖，在学校肆意抓捕教师和学生，家里不放心父亲留在北京，故叫回天津继续读书，所以1944年至1947年父亲改为在天津达仁商学院读商科，最后毕业于此校。

这是父亲小时候与锦藩姑姑的合影。

大学毕业后，由于老同学齐湛霖（著名女花脸齐啸云哥哥）的介绍，到其父亲齐协民为社长的中华日报社工作，先是担任事务主任，随后担任了报社经理。后又在天津启新水泥公司董事部短暂工作。从1948年到1956年在开滦矿务局董事会工作。

四十年代末我七姑与我五姨及母亲都曾在吴玉如（中国著名书法家，津沽大学中文系主任）处学习古文与书法。一次七姑突发奇想，对五姨说："你家七妹年轻漂亮，还没有男朋友，跟我家小弟倒是很般配呀。"于是两人一撮合，就介绍父亲与母亲在吴玉如处见面了。

其实两个李家本来就过从甚密，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母亲的父亲李典臣与父亲的叔伯大哥李增藩是拜把兄弟。也正因为如此，父亲与母亲交往时，父亲家里起先并不同意，理由是我父亲见了李典臣是喊"十哥"的，要是与我母亲结婚岂不是矮了一辈？但作为两个家庭最小的子女，这门婚事已经与他们哥姐的婚姻不一样了，时代在变迁，再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自由恋爱"的时代了。所以后来也就不再阻拦。

这是四十年代后期六伯父夫妇回国时，在李家马场道92号寓所高台阶前拍摄的全家福。那次回国六伯父见到了热恋中的母亲，很高兴，临回美国前与父亲说："十爷家的这位小姐很漂亮，人很好，祝你们幸福！"

这是三十年后的文革后期，吴先生在我家写给父亲的诗。现就挂在我家的墙上。

他们两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他们太像了，一是门当户对，他们同为大家庭出身，家族间渊源很深，涉足与经营的领域又有很大交集；二是他们在家都是行小，在家庭中的地位极像，所以他们相识后一下子就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

最有意思的是刚相识时，父亲应邀到母亲家约会，由于恋情没有公开，就用口哨对暗号，然后父亲从后门"溜进去"。一次父亲与母亲正在母亲房间聊天时，六舅进来了，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非常奇怪："怎么我的朋友和我的妹妹在聊天儿？"他当时并不知道父亲和母亲已经交了朋友，只当是父亲来找他玩的。六舅还替父亲吹牛："七妹，你不知道吧，我这个朋友特棒，大学刚刚毕业就当上了报社的大经理！"呆了会儿六舅想和父亲单独聊天了，就往外"轰"母亲："去吧！你去玩吧！我们哥儿俩聊聊天。"看到母亲并没有走的意思，反而脸红红的低下了头，一下了六舅全明白了："哈哈！你们交朋友了，我的妹妹和我的好朋友搞上对象了。太好了！我真高兴，你们聊，我走！"

顺理成章，1948年的11月，父亲与母亲结婚了。男方的证婚人是周实之。女方的证婚人是袁克定。

因六伯父已在美国定居，所以他们的婚房就是六伯父夫妇原来住的房间，连家具都是用的六伯父留下来的整套家具。

1950年我出生了。父亲非常高兴。

我就出生在这座联排小洋楼左面的楼中。

这是父母带着我拍的第一张全家福。

就在我两岁时，已经居住多年的大家庭分开了。四姑住在洛阳道的积善里，因积善里是四姑夫家的房产，所以经四姑的安排奶奶与九伯父一家就搬到了积善里四姑家隔壁楼房。房子是两楼两底、外带前后院的连排楼。四姑家住33号，奶奶与九伯父家住31号。七姑大学毕业后已经去了北京，十姑搬到了马场道照耀里，十二姑搬到墙子河边的河北路顺和里，姑姑则由我母亲安排搬到了小营门的养和里109号（那是我母亲的房产）。我家则通过外公关系搬到了马场道安裕里4号，那是潘复四儿媳"潘四奶奶"的房产。

这是我三岁时在奶奶家的全家福照片。但长辈中六伯父已经在美国定居，九伯父在北京，四姑在大连。尽管如此，也算是最全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了。地点在洛阳道积善里奶奶家。

父亲常说在天津安裕里居住的那段时间是一生最惬意的时间。父亲离开大家庭后小家庭的日子过得很舒心。他在滦矿公司的工资，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收入：月薪280元，每年四个月的双薪，外加年底的40吨煤票，真是丰厚的很，所以家里不但用了保姆，还可以支付奶奶家的生活费用。

父亲在滦矿公司董事会几乎无事可做，但却积极的投入到工会工作中，他接受新思想很快，把自己名下的股票全卖了（用母亲的话说叫一脚踢），换成爱国公债。并积极参加了三五反运动。

一次滦矿公司工会审问资本家，父亲做文书，负责记录。一推门儿，周实之进来了。（即周学辉1882-1971，周馥幼子，跟随辅佐四兄周学熙创办实业，先后任天津华新纱厂常务董事、董事长，北京自来水公司常务董事、董事长，滦州矿地公司董事长，启新洋灰公司董事、董事长，江南水泥公司董事，耀华玻璃公司董事等职。）父亲的手哆嗦了。周实之不光是开滦董事长，还是他的证婚人，更是李家的姻亲。从此父亲淡出工会工作。

这是父亲与开滦同事在北京颐和园的合影。

这是四十年后开滦老同事李光曦到家里拜访我父亲。

那时每周父母都会带着我去吃起士林，有时还会带我去海河摆渡码头看大火轮。那巨大的船身和高耸的烟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后来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师范学院看八舅。八舅知道我喜欢画画，就拿出纸笔叫我画一个我最喜欢的画。我就画了那天看到的"民主十一号"大火轮。

1956年，大舅和六舅早已在北京的外交部工作，在外国驻华使馆当了英文翻译。大舅毕业于美国伯克利大学，六舅与我父亲又都曾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所以他们的英语都非常出色。我父亲虽然在滦矿公司享受着高工资的待遇，但优哉游哉的环境对于年富力强的父亲来说过于清闲。他所在的董事会越来越成为摆设。所以他也通过国务院招聘及舅舅的介绍，到北京外交部担任了翻译工作。1957年夏天，父亲接我们全家——母亲、我和1955年出生的妹妹搬到了北京。

这是刚到北京时在外公家的合影。

刚到北京不久，我又因为一件大事与父亲一起回到了天津，那是因为1957年的七月初一是奶奶的八十大寿。本来我们全家都要去，但那一天正好是我弟弟庚达出生的日子，所以母亲就留在了北京。

离开天津一年，再见到奶奶，似乎感受到了一点温暖，又是因为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和父亲刚到奶奶家，奶奶一看我穿的是球鞋，很不高兴，似乎我穿着球鞋给她老人家过生日是大不敬，所以命令十姑（我叫红爸）带我坐着三轮马上去小白楼买皮鞋，虽是奶奶生气了，但脚上由球鞋换成了崭新的皮鞋，我还是很高兴！另一件事是父亲在与奶奶聊天时，告诉奶奶我特别懂事：我和父亲去逛东安市场的旧书店，父亲在看书，我就看玩具店，父亲发现我特别喜欢一把铝制的金属手枪，就要给我买，我问了一下价格，单买手枪是五元，加上皮套是十元，我就仅要了手枪，不要皮套了。奶奶说这孩子真懂事，我给你五块钱，叫你爸爸给你配上枪套吧！就这样，果然回京后我的锃光瓦亮的手枪配上了带着皮带的皮枪套，背起来真神气。

1959年，我父亲就在东堂子胡同内寻得一处非常理想的住所，独门独院，北房三间，东房两间，加上耳房厨房、两个洗手间，还带前后院。地板地，硬木格栅，很舒适的房子。

1961年潘氏奶奶去世。她生前已经意识到最可放心的人就是父亲，曾端出小保险箱想交给父亲保管。但父亲看也没看直接就拒绝了。可能奶奶也会想，自己一生亏待这个儿子，现在再去依靠他，岂不是太晚了？

这是奶奶去世后各房在北京饭店开的分家会议上姑姑们的合影。那次会上，六伯父早已出国并声明放弃家里的遗产，四姑、七姑、十一姑和父亲也都宣布放弃。结果奶奶身后所有财产全部由九伯父、十姑、十二姑继承。

这是我们一家五口的全家福。

父亲一生不乱花钱，很节俭。他曾因使馆工作不定时，得了一种怪病。多处投医不得其解。后邻居吴阶平伯伯知道后，来家里给父亲做诊断，才知道父亲得了"食道裂孔疝"，在家静养了两年。两年后，父亲从缅甸驻华使馆换到埃及驻华使馆工作。为了上下班方便，母亲督促父亲买了一辆苏联摩托D5。父亲有位好朋友叫欧阳达，在荷兰代办处当翻译。欧阳伯伯对音乐极其精通。由于母亲也喜欢音乐、所以他建议父亲买了"钟声"牌录音机。托使馆的人从国外带回爱克发录音带，并转录一些音乐。当时录的大都是西洋古典音乐或欧美轻音乐。欧阳伯伯负责维护，录音等工作。母亲和我还"背着父亲"一起从百货大楼买回了"北京"牌电视机。这些都是六十年代初的事情。若按照父亲本意，这些都不会买，但在母亲的主张下还是"投降"了。

但有些事情父亲是很坚持的。一次我去大华影院买电影票，回来炫耀说"这是我加塞儿买到的"，父亲问我票在哪呢？我递给他，他接过来就给撕了，说不能容忍我的行为。

1963年北京展览馆举办日本工业展览会，母亲买了一对非常漂亮的精工舍全自动手表。可父亲就是不愿意更换手腕上带旧了的老式英格表，说现在国家有困难，你不能这么乱花钱，还逼母亲去展会退表。母亲没法子，据理力争的结果，留下了坤表，那只男表让给了六舅。

论收入，父亲每月工资200多块，加上父亲母亲每年共近4000块的定息收入，与其他亲戚比不算少，可父亲就是不喜欢花钱。他唯一愿意花钱的地方，就是逢星期天带我去东安市场逛旧书店，买书，然后我们爷俩儿在和平或吉士林吃个西餐。

照片是1964年父亲陪外公、母亲去上海苏杭旅游时所摄。

这是父母与欧阳伯伯在北京香山玉华山庄的留影。

这是1964年我的父母与我和妹妹在外公家拍摄的全家福照片。后排左二母亲左三父亲。

这是父母于1965年深秋，在美术馆门前的合影。

1965年的冬天，下起了大雪，我的父母游兴大发，去北海赏雪。他们哪里觉察得到，一场人类的浩劫就要来临了！

1966年的“红八月”，抄家之风骤然而起。最初是我家周围邻居家开始自破"四旧"。

父亲做了多年的翻译，积累了很多外文书。他要把它们烧掉，就在院子里架了一个炉子，一边撕书一边填在炉子里，但冒出的黑烟又怕把红卫兵引来，正在犯愁，邻居吴德凯赶来了，他告诉我家一个"好办法"——将书籍浸泡在澡盆中，揉烂了再埋在院子里。我们一听马上照办。但事与愿违，外文书泡在水中多长时间好像都不会烂，这时才觉察到，吴家的书是古代的线装书，而我家的书是现代的外文书，所以泡得结果不一样。怎么办？时间有限，急中生智，我们马上用石灰搅在水中，果然一阵水泡后发生了化学变化，那些书籍开始腐蚀了。然后我们七手八脚将书埋在葡萄架下的坑里，好像埋进去多少罪恶一样，长舒了一口气。

不过父亲还没有定下神多久，就又神色惊慌起来，从书柜内翻出像册，将像片一张一张揭下来，撕碎，然后放进炉里烧掉。此后又烧掉了家谱，烧掉了祖宗的挂像，烧掉了凤冠霞帔，烧掉了檀木镶象牙的整副麻将牌，烧掉了李鸿章儿子李经迈的山水图。父亲又找到压在箱子底的一枚玉如意，那是用一块整和田老玉雕刻而成的如意，是莲花与锦带的图案。父亲用斧子剁、用榔头砸，对那块玉都奈何不得，最后看到院子里高高大大的洋炉子，他双手抓紧如意，向炉子铸铁的表面猛地砸去，只听"砰"的一声脆响，炉台被砸下一个角，而可怜的玉如意断成了八截！

那个头文革后期两块钱卖掉了，余下的七块碎玉分给妹妹三块，弟弟两块，我留了两块，算是留作纪念吧。

八月二十五日我家被我班红卫兵抄家。

此后不久，父亲就与其他服务局的老翻译们（包括我的两个舅舅和父亲的好朋友金增武）被停止工作，去了北京近郊的羊山学习班。那时进学习班仅比进牛棚好一点点，是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办的，本来在东四十条的局机关办班，后来可能是军代表们看着这些老翻译们不顺眼，就将学习班搬到了郊区，实质是边劳动边学习边交代。

进了学习班，父亲的收入没有了。我家的存款也已经上交银行，生活只能靠每个季度由我们写申请，由服务局革委会批准，拿着批条去银行从自己的账户中提取每人每月10元的生活费。若再不够，只能从抄家后的剩余物品中变卖。如自行车、毛衣、西服等。由于住房缩到了两间，我母亲就想将剩余的家具变卖。她先去东单的"三洋"委托商店询价，但委托商店说你必须拿来我才能给价。母亲只好雇了一辆卡车，将满满一车的家具拉来。路途其实仅有一站地，拉来后委托商店给出的价钱却只够付车费的。理由"冠冕堂皇"："这年头有你这样家具的人家都被炒了，可工农兵家庭不需要这样的家具，所以你这家具卖不上价钱！"可怜那些镜台、沙发、餐桌椅没有被红卫兵抄走，却被商家巧取豪夺了。

记得有一天夜里。家里的大门又一次被拍响。这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意味着又有红卫兵来抄家。这次父亲快步去开门，我在后面远远地跟着，怕有意外。门开后，一位着警服的中年人在门洞内与父亲低声耳语一番，然后挺直了腰板，冲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开了。父亲关上门后，发现我就在他的身后，很惊讶！他让我永远不要说出刚才看到的一幕。我猜想父亲的外事工作中一定有一部分是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保密工作。但他的上级无法再继续保护他了。

这是我们全家1967年在家中院内拍摄。

我七姑去了文化部在宝坻县的"五七干校"。我父亲去了羊山"学习班"，没完没了的学习，却没有人给出结论。工作的权利被剥夺了，而我们全家的生活费却降到了每人每月8块钱。父亲只能抽最廉价的"战斗"、"大港"烟卷。母亲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节约开支，去肉铺买人家用肥肉膘轧完油的"荤油渣子"，切一切炖白菜吃。

那时家里大人们讨论最多的莫过两件事。一是学习班何时有结论，有结论就可以工作了。父亲的问题有两个：资本家的出身和早年出国在外的六伯父。这两个问题其实都不是父亲能左右的问题。资本家如何剥削是爷爷的问题，六伯父有无间谍活动是他的问题，正因为这些都不是父亲可以左右的，所以要得出结论难上加难。二是抄家的东西能否发还？若存款和首饰能够发还，就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了。但谈何容易，尽管不时有这样那样的小道消息传来，都属于"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最好笑的，是一次我与金增武的两个女儿金玲玲、金小曼去颐和园玩，聊起抄家的事来，大家就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被抄后，还有个发还呢，咱们等吧！也许会……。

照片是下乡前夕我全家与七姑母子的合影。时间1968年。

我下乡在内蒙。当年爷爷鼓励父亲的话，已经变成了父亲鼓励我的话："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经过努力，队里第二批选调就选上了我。就在我要去通辽标件厂上班的同时，喜讯连连。妹妹从学校分配进了地毯厂。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父亲所在单位的军管代表已经找他谈话，指出他的问题已经清楚了，（所谓问题一是我的伯父三十年代出国后一直居住在美国，退休前是代表国民政府的中国银行美国分行经理；二是我父亲大学毕业后做过八个月的《中华日报》社的经理。而这个报社与国民党中统有关，我父亲当时并不知情）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久即可以恢复工作了。

父亲恢复工作后，非常高兴。心情开始舒畅，不光把自己工作做好，还带着几名外院毕业的大学生。这是恢复工作后在家与母亲的合影。不过工资少了很多。过去是聘任制。父亲与所在使馆谈判美元工资。每月使馆发出工资后上交服务局，服务局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余下的是自己的。现在正式入外交部的编制，且进入外交部工作之前的所有工作一律不算工龄。这就亏大了。一下子父亲工资降到八十多元。那年我一位表哥做了比较：父亲的工资是他这个大学生工资的一倍，七姑夫是给排水高工，工资是父亲的一倍，六姑夫谭其骧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工资又是七姑夫的一倍。尽管外交部对这些老翻译是百般歧视，但毕竟有工作做，父亲没有在乎这些，没听他讲一句怨言。

我从农村选调后，工厂的生活丰富多彩，充满了激情。我入了团，还担任了车间的团支部书记。

但1974年夏天，平地一声炸雷，母亲的一封来信，使我的神经几乎陷于崩溃——来信中告诉我，父亲被捕了！

信上说，那天晚上天津的表姐来我家玩，大家聊得很开心，直到八点钟她走了。随后公安人员和街道派出所的人就跟了进来。见到父亲后立马上了手铐。他们带走了父亲，又留下两个人搜查了父亲的书籍及往来的信件，最后拿着几箱"证据"走了。人现在在哪里不知道，因为什么被捕也不知道。

真是欲哭无泪。父亲等了七年才回到工作岗位，工作不久又遭到如此的厄运，老天爷为什么对我家这么无情！我父亲一生清白，刚直不阿的做人，连我小时候买电影票告诉父亲是"加塞儿"买的他都要拿去撕了，连母亲在三年困难时期想买高价肉都不让，说是要和其他老百姓一样生活。他不是党员，却在秘密战线默默的奉献。可今天眼睁睁的看着他被捕了，我们连因为什么都不知道！天理在哪里？

后来得知父亲先是被羁押在北京的监狱，后送天津汉沽茶淀的清河农场，判的是三年劳动改造，罪名是"攻击中央首长"。1974年的冬天，我去茶淀看父亲。因算是轻犯，所以我能够和他多呆一会。我瞅住一个四下无人的机会，问父亲这个案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他握烟的手颤抖了，半天他告诉我，是由于一次他们外交部的几位老翻译坐在一起聊天儿，提起江青、张春桥等人来，父亲说出江青就像女皇，太霸道，被同事揭发了。聊着聊着，我突然看见他胳膊上有一个明显的伤疤，那是紫红色的伤疤，有一拇指大小，深陷的皮肉扭曲在一起很难看。我问父亲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说是同室的小流氓用烟头烫的。我在监狱的探监宿舍一夜没睡，心中充满了痛苦。

我坚信父亲是无辜的，一心想救父亲。后院邻居周妈妈说，现在在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就在着手解决冤假错案，何不写一份申诉材料？有些事情到了中央倒是会得到公正解决的。我与母亲商量，母亲说咱们家和周家不一样，周家是对革命有贡献的，周妈妈本人又是高干，所以会想到胡耀邦。父亲的案子与其他人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不应该去惊动胡耀邦，再说咱们家也没有什么渠道去找呀！

但周妈妈的话还是给了我力量。为了父亲的事情，我找到父亲的单位——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去谈他的问题。一位四方胖脸的女同志问了我的情况，我看她好像是一位领导，就一五一十地讲了父亲被捕的经过。要求组织上给一个明确的答复：父亲的案子究竟是什么状况？希望组织上给个说法，我父亲何时可以回家？我真想把心中的疑问与委屈全都倒出来。这位女同志耐心的听完我的申诉，告诉我要相信组织，组织上一定能够调查清楚问题，一旦服务局得到信息，一定会告诉家属，并叫我转告母亲保重身体。她并没有拒我于千里之外，虽然看似是在打官腔，但话里透着安慰，我感觉到了。她转身离开后，别人告诉我说，她就是贺龙贺老总的女儿。这回该轮着我惊讶了！我想一代开国元勋都遭到了那样的下场，现在他的女儿来安慰我，我还能说什么呢？这时只能将无限的委屈与倾诉放到心底。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春节刚过，父亲提前回来了，并很快平反恢复了工作，但由于被关时遇到的唐山大地震，肺部受到的损害较大，身体大不如前，只能安排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教育处教出国人员英文，职称副教授，行政是副处级。

不久父亲与美国的六伯父联系上了。六伯父发来了两个邀请函，接父亲与妹妹赴美探亲。临行之前半年，父母与妹妹、表妹一起到北戴河避暑，那里有外交部的度假村。我听说后，请了个病假也来了。

这里是北戴河别墅群，我给父母在海边拍照。后面是浩瀚的大海。沙滩不远处就是我们居住的别墅，前面平台上是大大的遮阳伞和藤椅。周围又是硕大的古树，幽静的环境叫人尽情的放松、放松。

我们一边吃螃蟹一边聊天儿，夕阳已经西下，落日的霞光倒影在海面之上，远处是停泊的巨轮与点点的渔船，我陶醉在诗情画意之中。

第三天，母亲留在别墅里，妹妹与表妹她们上山玩去了。我觉得和父亲深谈一次的机会来了，就向他介绍目前知青大量回城的情况，并且告诉他有不少人虽然已经选调，但选择了回公社开证明的方式以知青身份回城，父亲好像很诧异，他说："你不是已经上了很多年的班了吗？国家既然安排你进了工厂，难道你要放弃吗？"，我说其实我也舍不得，但为了回到北京，也只有出此下策了。父亲说："你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可要负起家庭的责任呀！"我说："我不是不负责任的人，但需要一个过程，虽然回到北京后最初没有工作，但以后会找到工作的，再说您单位不能解决一下吗？您能否跟单位领导说一下，如果孩子插队回来，能不能照顾一下安排工作？我知道很多知青的家长就是这么做的。"父亲有些生气，说得非常不客气："告诉你，我这辈子不会去向谁磕头，更不会找领导去谈你的事情。再说你一个工人，要学历没学历，要专长没专长（他没有把钳工看成是专长），又不会外文，我们单位进来的都是大学生，你叫我怎么张这个嘴？"

看到话不投机，再说也没有用，我就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您看，你们都要到美国去了，妹妹去了可能就不会回来了，弟弟早就从农村回北京，得到家里的照顾，他们的状况都比我好很多。将来我们兄妹三人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北京，只有我还在内蒙的通辽，对于我就不能想一些办法吗？"父亲这次的回答令我非常的寒心。他说："孩子呀！每一名做父母的其实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好，没有一名父亲是希望孩子受穷的。你爷爷当年给自己的八个孩子安排得很好，曾经为每名子女预留了八万块钱作为上学与婚嫁的费用，但后来呢？大家的生活状况都不一样，有很好的，也有窘迫的。这就是做父母的没有办法的事情。你的妹妹要到美国，是你六伯父接的，不是你父亲主动送去的，你的弟弟在家和我们一起生活，也是必然的。你从小离开家去内蒙插队，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你们这一代将来也会生活得差别很大。"他的话也许是大实话，但从父亲的口中说出来，又是在他们就要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内心五味杂陈。

这是我与父亲在北戴河别墅的留影。

父亲与妹妹如期来到了美国。正好我的干妈黎雪玲一家人也到六伯父家与父亲一行相聚。这是大家在六伯父家客厅拍的合影照。

父亲与六伯父昼夜砥足畅聊了三天三夜，父亲讲述了家中四十年的巨大变迁。伯父不胜唏嘘。六伯父夫妻身体非常好，他们有两个女儿，大的叫美生，二的叫安。六伯父的住所是两层的西班牙式建筑，上下五个卧室、四个卫生间。六伯父从台湾背景的中国银行退休后被聘为美国一家大银行的稽核，一直工作到七十岁父亲他们来美国之前才退休。后来妹妹进了美国加州东洛杉矶大学，父亲闲着没事，就去泡图书馆。

六伯父在美国的华人亲友都是有钱人，有大奶奶（孙多森家族）的亲戚，有奶奶家的亲戚。一次他们去拜访一位亲戚，孙家现在已是香港的面粉大王，他自己在洛杉矶比佛利山庄有一栋硕大的别墅，是白色的大理石建筑，大大的院子和草坪，用了好几个人给他养花，而他每年仅回来一两次，每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去吃法国大餐，是烛光晚宴的那种，这让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父女俩大开了眼界。

父亲与妹妹在六伯父家住了不久，父亲的一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文章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很多媒体转载，NBC邀请父亲去纽约录制真人秀，入住非常有名的华尔道夫酒店。父亲便用稿费收入就近到费城，底特律，华盛顿等城市旅游。

这是在参观费城独立大厅外面的自由钟。

这是在参观博物馆中的“昭陵六骏”。

六伯父曾给好友打电话，当着父亲的面说："我这里来了两个难民"，说者无心，可父亲听后心存芥蒂。再加上六伯母嫌妹妹打电话过长啦，洗相片太贵啦等等，容不下妹妹。妹妹无奈之下，留下六伯母给的全部衣物，搬出了六伯父家，住到一家美国老太太家里，并到餐馆去打工，父亲也随之搬了出去，在一家汽车酒店做经理。就这样父女两人一起挣钱支付生活开销及妹妹在加州大学的学费。

母亲的一位耀华老同学罗凤祺这时也到了美国，在一家华人开的建筑设计公司工作。她给妹妹介绍公司的一位日籍建筑设计工程师木原幹夫，大家叫他Mikio，两人一见钟情。Mikio在洛杉矶的海边有一处房子，前后都是花园，面对太平洋，房子就建在悬崖峭壁上。

父亲工作的汽车旅馆有20个房间，他每天要管理酒店，接待顾客，收拾房间，非常辛苦。1982年妹妹要结婚了，父亲拿出他的美元积蓄为妹妹举行了婚礼。

婚礼在教堂里举行。男方的亲戚都在日本，所以除了Mikio本人，没有家人出席。女方由我的父亲和我的干妈黎雪玲（代表母亲）出席，黎雪玲的哥哥正好是摄影师，给婚礼拍下了全套的照片。

妹妹夫妇在切婚礼蛋糕。

父亲与妹妹在她家庭院前的合影。那段时间他们父女算是相依为命，父亲为女儿尽了全力。

父亲在妹妹家。

父亲与妹妹和黎雪玲在海边的留影。

妹妹婚后很幸福，父亲放心了。1983年的夏天，父亲从美国回来了。这时我也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了天津。虽没能回到北京，但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且又是我的故乡，所以我也就安心在天津生活了。

这是父亲刚回国时我与父亲的合影。

1984年夏天，六伯父夫妇离别祖国几十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了。父亲的心情很复杂。按理应尽地主之谊，再说在兄弟姐妹之间他与六伯父还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呢！但在美国的不愉快挥之不去。

六伯父夫妇来家中做客。父亲与六伯父抱头痛哭了。毕竟是亲兄弟，本没有什么矛盾，我想可能就是四十多年的两地隔绝造成的，大家的经历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价值观就会不一样，但随着接触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力度越来越大，在中国看美国也不再像是在天上一样，而美国看中国也不会总停留在过去的印象，所以父亲与六伯父的心结也就慢慢解开了。六伯母看见我家仍在用着的他们出国后留下的家具，感慨万千！家具中有大立柜、五通柜、隔扇、写字台、茶几和床头柜。而梳妆台、餐桌椅等已经在文革中失掉了。这些家具是在三十年代打的，那时六伯父与四姑都要结婚，爷爷就给每个家庭订了一套家具，是当时天津一家德国家具行打造的，而六伯父这套是由六伯母亲自设计的，她非常能干。六伯父夫妇出国后轮到父亲结婚，拒绝了外公送家具的好意，就使用了这套家具，至今没有走样，保存的还挺好，这可能就是老家庭留给六伯父夫妇的最后印象吧！

父亲在附近饭馆宴请六伯父夫妇，他们两人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这是父亲与六伯父及他的女儿在一起。

1985年的夏天妹妹夫妇回国探亲了。他们的孩子才一岁不到，就抱着来了。先是到了日本妹夫Mikio的老家，然后去西安，妹夫公司在西安有一个酒店工程，Mikio是设计师，这次来华是到西安参加落成揭幕典礼的。最后是回到了妹妹久违的家。他们先是住在公司安排的酒店和平饭店，后来就退掉直接入住家里了。

这是我与父亲及妹妹夫妇在故宫九龙壁拍照。

这是在六舅家。

我与佑兰经常来北京看望父母。弟弟早已成家有了孩子，他们住在一起。

妹妹的老大老二参加旅游团到北京来了。我们到和平宾馆去看望。在大堂里合影。

父母在孩子没到前在大堂拍摄的合影。

这是我给父亲拍的照片，父亲很喜欢。

父亲接玛丽安与麦扣来家里玩儿，后面屏风上贴满了他们的作品。

父亲到天津看望姑姑。这是来我的"家"里做客。那时我回到天津已有几年，但还没有等到分配的宿舍，暂住岳父家的房子。岳父家就一间十平米的小屋。我与佑兰就住在屋里的小阁楼上，那是个仅能容纳睡觉的地方。我就在这种条件下在胡同的路灯下完成了电大的学业。

父亲与我都开心的笑着，但我相信他已经看到了兄妹间巨大的落差。

我陪父亲到马场道去看当年他居住过的老宅。我就出生在这座小楼。

父亲就住在了姑姑家，姑姑家的小洋楼已全部发还。他们姐弟前几年都受到了牢狱之灾，劫后的重逢辛酸苦辣难以言表！

父亲很喜欢姑姑家客厅的石柱子，我给他在石柱前留影。

家里的宾客开始多起来。照片中后排三位是父亲与两位舅舅。他们三位文革前是有名的外交人员服务局"三李"。几十年后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吧！

这是我父母与大舅、五姨及六舅夫妇、十舅夫妇的合影。

这是父母与六舅夫妇的合影。父亲与六舅几乎风风雨雨一辈子。

这是倪祖鑫全家从天津来看望父母。

这是与服务局教育处老同事的合影。

这是与埃及使馆老同事的合影。

1996年娘七十大寿。我与我妻子特意从天津赶过来，在北京米市大街找到一家还不错的饭店，给娘过生日。这是大家在宴席上给父母敬酒。

这是我给父母敬酒。

这是我们一家的合影。父母，我们夫妻与儿子，弟弟夫妻与儿子共八人。

这是饭后亲友们的合影。

1997年我在鞍山西道买了100平米面积的商品房，装修后接父母来津小住。这对我来说居住环境已是大大的改善了。

这是我在北京工作期间正逢自己五十岁生日，没敢声张，只说是在新桥饭店宴请亲朋。这是饭后的合影。时间2000年。这时父亲已不适合远距离的外出，去新桥已是很勉强了。

父亲的肺心病越来越严重。刚从美国回来时，他每天都会出去一大圈，从东单溜回来。此时已不可能，他只能坐在家中玩玩纸牌，而东堂子胡同老宅已年久失修，到了冬天室内只有14度，绝不利于父亲的健康。

正好此时东堂子胡同中段部分要拆迁盖香港马会，我家就在拆迁范围内。父亲一个电话叫我在天津给父母找房。机缘巧合，我家楼上就有一套房子，房主是北京人。他在天津买房并装修后，一个调令回到了北京，这房一天没住就搁在那儿了，简直就是给我准备的一样，我当即买了下来。

这套80多平米的房子一室两厅，全明设计。父亲满意极了。住起来比那个已经四面漏风的老房子舒服多了。

这是刚来天津不久，十四伯夫妇、大哥哥、三哥哥夫妇来家拜访。

父亲与他们几十年没见到面，一旦见面真是有诉不完的家常。在津的李家长房、二房、四房与五房的后人又聚在了一起。

左起父亲均藩、我、二哥庚泰、大哥庚鑑、十四伯父垣藩。

这是2002年冬父母在天津新家过生日。

这是2003年夏父母的合影。

我们夫妻陪父母逛食品街。

这是父亲过的最后一个生日。八十大寿时的合影。

父亲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看报、玩纸牌、看电视，父亲最爱看的是“动物世界”与拳击赛。

这是2004年底娘生日时我与父母的合影，是我与父亲合影的最后一张照片。父亲在医院时拉着母亲的手说，我才来天津两年半，还没住够呀！

父亲从未刻意钻营过什么，一生坦荡；从未为自己奢侈过，却在文革前一次就帮助十姑两千块；他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却认为若低三下四的求人家开后门，那是一种耻辱。

父亲英文那么棒，却只教了妹妹一个人，但他从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却已深刻在我心中！

现在我的父母都已在北京福田公墓陪伴在老奶奶、爷爷奶奶的身边，还有我深爱的姑姑。他们在那里又团聚了。

他们曾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社会。愿他们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