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居是故乡(四)

摄影无疆

久居是故乡

黄州古城墙是500多年前明代弘治年间修建的，城墙内的面积大约1.5平方公里，四个城门：一字门、清源门、清淮门（东门）和汉川门。素有“围城一转，七里半”之说。

如今，除了汉川门外，其他几座城门早都被钢筋混泥土的森林湮没了。

坍塌的东城墙边，我的工作单位和黄冈地区医院背靠在里，共一条道路出入城墙和考棚街。最紧密的是我们厂的染纱车间的背后，相隔几米远的距离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昏昏的钨丝灯光昼夜不息。恰恰我们单位的部分职工宿舍也紧挨在那里。每到夜里，经常就有守丧的人“哭天”，嚎啕声时不时地传过来死者们的生前的苦难辉煌，久而久之，几乎成为了宿舍里职工们的催眠曲。

1956年，原黄冈地区福利院筹办了袜子厂，是为了安置社会流浪人员。1958年转为黄冈县办是为了安置社会人员就业。易址考棚街后，更名为黄州针织厂。生产“赤壁牌”“春耕牌”的袜子、手套、针织内衣等轻纺产品。 1966年职工不足百人。行政长官薄秀英。

记得刚进织造車间，我被指定给李华山师傅为徒，看上去他有三十多岁，身边却斜靠着双木拐，拐的上托缠绕着烂布巾，拐脚尖用细铁丝捆着自行车外胎。不管是站立还是坐下，他的右膝头紧贴左腿弯，小腿裤子半捋，溃烂未愈的皮肉略带些酱色，还有些腥味。没有血色的脸上，稀稀疏疏的黑胡茬倒是很遒劲。他乜乜地看了看我，眼角闪现出似笑非笑之意，嘴里却嘟囔嘟囔嫌弃瘦弱的我，呵一口气就把单薄的我吹走似的。旁边王彩仙师傅笑着打趣“厂领导给李师傅派了个提夜壶的啦”。说实话，在后面的日子里，除了去食堂给李师傅打打饭，到街上给他买点日用品外，提夜壶的经历还真冇得过。

至于传手艺，基本是隔壁机台的王彩仙师傅教我。摇哇摇，换种色纱又摇几圈……摇到袜跟部就要在圆筒钢槽子里钩针，右摇过去乓一声，左摇过来乓一声，乒乒乓乓挑八按七，启始，偏偏总是挑八按八了，硬是把袜子的跟部和尖部按出两个小洞洞。亏得王彩仙师傅手把手地教我用勾子针修修补补，不然，那是要扣工钱的。直到现在，我还心存感激着呢。

我的第二位师傅是摇平机（织手套）的段少明师傅。她是个斋公。原在百福庵做过比丘尼，因而终归没逃脱波澜壮阔的“文革”浪潮；“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与封资修决裂”的厄运，她和她的师傅王师太，被“红色农民造反军”扭送大市长街，游行示众，强行开戒吃肉，致使她们当街呕吐，让她们师徒蒙受了奇耻大辱。（王师太，早年主持百福庵，法号觉寿。善点化，信众如云，香火旺盛。自庙产被政府征用后，一直奔走落实政策，开恼了某些人物，便趁文革动乱期间，用“有一肚子儿冇生”等恶语相向，迫其还俗。未遂，才有这等恶作剧发生。

时而，还有 “红总司”、“钢总司”，“文攻武斗” 的暴风骤雨。“红色造反兵” 抢枪诡秘事件。“巴河一司”攻打黄州，紧张局势风声鹤唳，弄得满城停电、停水，惊慌的居民逃离过半。我们单位的染纱工尹细毛在武斗中抢到了一支“王八盒子”，这种手枪原来只在电影里才看过。而尹细毛一天到晚地别在腰间，时不时掏出来把玩，眯一只眼瞄准，嘴里"砰"的一声，超嘚瑟。幸亏没有子弹，才冇出意外。

支部书记薄秀英系南下的干部。也许是经年战争的后遗症，阶级斗争的弦，她老人家总是绷得特别特别紧。所以，在她那凸凸敏感的眼神里，仿佛我们单位里暗藏着许许多多、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叛徒、特务、汉奸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她有着兢兢业业使命感，还有着绝对的权威。随时随地的批评这个，教训这个，大家都对她敬而远之。她嗜烟如命，是从肺里或胃喷出的烟雾似乎带有瘴气，嘴里的牙齿是熏黄还是镶黄都分不清了，古铜色的双双食指和中指很有骨感，却没有让她抓取更多的“革命本钱”，末了，也就不得不提前退了病休。

迎来的则是朱继先政治指导员。他虽然是个 “老转”，但性格较为温和。工余之时，他操琴拉马尾，悠扬的丝弦之音，一下子汲引了青年男女们。于是，我们单位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诞生了。首先当然是千篇一律的唱红歌和跳“忠字舞”。

朱指导员见我不谙“杀鸡”，建议我去流水沟对面的文具商店，花了小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五弦凤凰琴，照着明标的音阶键，开始练习音准5一 56ㄧ2 1 16ㄧ2一 5 5ㄧ61 65ㄧ1一16ㄧ2 …他又教我吹口琴 02 3 5 5 35 31 2 63 63 2326 1…吹得我只有出气，冇得进气。嘴巴唇磨破了，舌头上也划起了两个大血泡。学会了吹奏《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最后才教我拉二胡。练了几天的里弦、外弦，推弓、拉弓，滑把、揉弦，颤音、泛音和G调、F调的指法。夹生半熟便上阵，为文艺宣传队伴奏《想起往日苦》～～ 哦呵，竟然拉错了过门，舞蹈演员们不得不稀里哗啦地退回后场，又重新出场的尴尬，惹得忆苦思甜大会上的群众哄堂大笑。

朱指导员升调了。上级又委派一位思想激进的Z书记官。她大张旗鼓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强行改变计件的工资方法，实行了按步就班的计时工资。我本是计件工资的受益者之一，对“平均工资”很有看法，跟她摆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是宪法规定的。这位书记官大发雷霆，手握“红本本”，行使大权，立马组织几个“贫雇农”出身的人，在群众大会上狠狠地批斗我：“XXX人公开反对Z书记一贯正确的、英明的决策，就是反对伟大的共产党，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走共产主义道路，我们坚决不答应……”。后来又因看“黄书”我又挨过一次Z书记领导的“群众批斗”。而当年生产的效益是：竟然是产品质量下降、产值严重下滑、利润勾了红笔。而这位豪情万丈“抓革命”的Z书记官，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不上位了。

接着，高举“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旗的宣传队队长徐华清，兼任我们厂的书记。他采用“学大寨”的办法“促生产”。而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工具各有千秋，还有管理办法的迥异，难以生搬硬套。虽然徐书记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有句铿锵口头禅：“我就不信这个邪。”在他学摇平机时，由于用力过猛，把机头卡到针板脚上了，他一边使劲的推手柄，一边赌气的说；“我就不信这个邪”。结果，手柄推歪，勾织针拉直，一盘针脚打得尽光的。周遭的工友们在一旁不是哑然失笑，而是偷偷的笑。我与他同宿舍，也曾与其直白地交流过苦干与巧干的关系。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二O六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宣传队，身挂背包，手握红“语录本”进驻了我们厂。目的是“三支两军”（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工人、农民和对学校的军训、对各事业单位的军管）20多岁的吴姓军代表，据说是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且还是个“哲学家” 成天地给工人们宣讲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甚至出了个“世界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问题，让我们职工辩证过来，又辩证过去……但终归没辩证出锅炉里要燃烧的煤，也没辩正出机架上要织造用的棉纱，更没辩证出要发给职工们解决温饱的工资来。过了些时日，那位“哲学家”的军衣上却增添了两个兜兜。

还有更让人头皮发麻的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没完没了地举办各种名目的“学习班”，要许多人交代“莫须有”的“问题”。其中，我就被“一打三反”专案组调查出：给诸多的工友师傅们做了木柜子、箱子、桌子、椅子和凳子，还有节煤炉子若干。收取了许多工友师傅们的粮票、布票和旧衣服、鞋子、袜子底若干物件。在群众批斗大会上，说我是典型的“地下黑包工队包工头子”，清算“非法收入”，还要收缴我的斧头、凿子、刨子、锯弓。

呵呵，后来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浪潮、“反帝反修”的高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诛笔伐，等等等等的“革命”运动层出不穷。先来一波“不在城里吃闲饭”，动员一大批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我的母親姊妹们就下去了。又来一波“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大有作为，在读的部分同学“扎根"去了。又经过了一个又一个“整党建党”的重大战略部署，让全社会热火朝天。继而，还是科技界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个大礼物：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人们的脸上才浮现出一些笑容。

终于有一天，“四人帮”垮台啦！"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和“高考”回复啦！中国人民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复出后，领导全国人们“摸着石头过河”啦！

时任书记童希安，文化虽然不高，但肯抓生产，肯应用新技术，并派遣我和工友白永中到武汉、上海等地培训，学习改造机械化为半自动化和自动化，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而我这个灵光的"乡下小赤佬”险些被上海五合两厂涵调。

也正是在这里，我际遇了摄影爱好者卢姓师傅，是他开启了我黑匣子里的幻影梦，从而让我对造影术爱不释手。我和白细福师兄省吃俭用，各摊50%股金，共计10元人民币，贾了一部二成半新的120莱卡双镜头相机。一到工休日，滿世界地立此存照，把相放在定慧寺双塔院外巷子地面延时自拍……

…为了在上海的海边留个影，乘轮渡过浦东，不辞劳苦徒步三十多里，终于听到"哗~哗~”的海声浪，也闻到了海水的咸鱼腥味，遐想到了大海边，一定先洗个海水澡，圆我初恋大海之梦想的自拍照，先自个自的沾沾自喜。但是越往里走，横七竖八的芦苇越是疏密不堪。冷不丁地碰到一个樵夫从芦苇丛里冒出来，在这遍荒效野外的芦苇荡，他和我同时吓一跳。他质问我的下江话，勉强也能听懂三分之一，得知我欲看海之意，他哈哈大笑，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他说，还要走20里呢，而且尽是海滩沼泽地，危险得很。见我满身汗，递过军用水壶，我豪不客气地咕了几大口，也只好悻悻地由他把我带回村庄(老沙县郊区)。当年交通不便，还得他仗义，用51型永久自行车把我送到陆家嘴轮渡。我摸黑回到准海路的弄堂旅社，累摊在床铺。脑海里仍惦记着我那没见着的大海和涛涛的海浪~~∽

谢细来后来接任书记兼厂长。为消化地区缫丝厂过剩的产能，我们厂担负生产下游产品的攻坚任务，上马织造“针丝内衣”的大圆机。

我和机械制造专业的技术员杜绪山同为“攻坚”骨干。先后去上海、广州、武汉和沙市等地考察、取经。经过昼夜奋战，根据外贸市场需求，我们成功试制出可以换回外汇的“赤壁牌”针丝内衣产品。据传，湖北省外贸部门特奖励给“项目攻坚组”奖金5000元（语焉不详）。上级也着实地、隆重地发给我个人奖金50元整。我全部犒赏了参与项目的攻坚成员，让他们“搓一顿”。

乘“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春风，上级和厂党支书刘福元、副书记孙钢，搞了个“海选”，我懵懵懂懂地当选上了“厂长”。 然而我踌躇满志，雄赳赳地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撸起袖子大干之时，却被一纸官文“解聘”了。

全国人民代大会《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身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 由衷地感谢局座陈彰斌大人，是他给我指了这条“康庄大道”。也就应了那句俗话：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上世纪80年代末，靠着个体经营，我成了“万元户”，让人们都羡慕着，甚至也有许多人也学着做生意，而我，亦开始慢慢致富了。

摄影无疆 丁酉季夏 于古城黄州

一晃，半个世纪就过去了。那年的四对童男童女，同年同月同日拜师学艺，而生存在当下的还有两对半；但凡过往事，乃亲身经历。真实姓名，断无攻击之意。若有偏颇，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