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音乐 小提琴

冰

　　父亲还健在时，中国还没有兴起过父亲节，那时我还年少，不懂得如何回报爸爸的爱，所以，父爱成为我再也无法偿还的遗憾。今天，为远在天国已29年的爸爸，过一个父亲节。

我相信我们父女的心，不管隔着多远的阴阳，不管隔着多远的时空，也一定相通。爸爸知道，这29年，他一直在我心里。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15年前写的，父亲离开已十多年后，我才敢去触碰那些坚实而又脆弱的情感与回忆。一直想写，却又一直写不出来，不知从何开头，不知这样写会不会又让身边亲人伤心，不知大家能否承受回忆……

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我在书架上翻到本旧书《赤脚医生手册》，里面夹着一张乐谱——爸爸创作的手稿，一瞬间，似有无边的原野与无边的鲜花卷着层层回忆向我涌来，爸爸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一直藏在心里的激流开匣了……

父亲 音乐 小提琴

岁月流逝得多么令人不可思议！人心中应该存在着幼稚简单的梦想，那就是选择性记忆。我们家那把曾带我们无数欢乐的小提琴，尽管色泽陈旧，音色暗哑跑调，却始终如一地放在书柜上方。时光，在默无声息的变与不变中，父亲已离开我们15年了。

　　母亲曾固执地将我们家保留为父亲在世时的模样，因为她知道，无论是家具还是窗台上的一盆小花都是父亲为这个家设计和购置的。

父亲很擅于接受新鲜事物，是个乐于求新的人。在那个物质贪乏的年代，有什么新鲜玩意儿，父亲都想方没法添置在家里，比如金鱼缸，唱片柜，以及在全厂第一家购买黑白电视机……

可是，父亲那把小提琴却跟隨他几十年了，每次我们让他换把新的，音色更好的，他总是拍拍小提琴，一脸不舍得。如今，这把老式而陈旧的小提琴重启了我关于父亲、音乐与小提琴的记忆。

　

父亲走时，才58岁，正值壮年。所以，记忆中的爸爸一直很帅，很幽默，爱调侃，从未老过。

父亲曾是北京铁道兵文工团的一名优秀的小提琴手，在老相册里，年轻的父亲是个衣着时髦、英俊帅气的文艺兵。

　　音乐是父亲最痴迷的世界，在音乐里，他似乎拥有了自己整个的人生和无数起伏跌宕的情感。无论哪个年代，音乐人的激情和浪漫都是相同的，可以想象，帅气，才华横溢又是部队文工团的首席小提琴，父亲年轻时是多么的风光无限。

　　然而到了中年，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又转战朝鲜，四处奔波演出的父亲对家乡却生出了深深的思念之情。在远离北京的故乡，有他的母亲、妻儿，父亲根生蒂固的传统的家乡观念和对亲人的思念在那段时间甚至占据音乐之上。父亲放弃了在北京继续从事专业音乐工作的无数机会，脱去戎装，告别战友，背上小提琴，毅然回到了家乡。

　　很长一段时间，他对这个改变自己整个人生的决定没有一丝后悔，直到父亲快近五十岁的时侯，我见他时常将小提琴翻来复去地擦拭着，轻轻叹着气。长大的我明白了在几十年平静的家居生活之后，埋藏于心底深处的那份对音乐的深情又唤起了父亲无限的忧思。我没问过他是否为中断专业音乐生涯而后悔过，但我知道，离开音乐后，父亲的精神世界一直是孤独的，那份寂寞也许亲情能稍些宽慰。

我的妈妈是位极温婉善良的微生物检验技师，从小家境富裕，外公喜爱书法又乐善好施，这一品格遗传给了几位儿女。但妈妈却没有什么音乐细胞，只是因为爸爸，成为喜爱音乐的人。爸爸性格外向，脾气火爆，心直口快，妈妈总是默默地包容他，迁就他，理解他。

爸爸回地方后，教了很多学生，身边也总追随着爱好音乐的青年。那时，爸爸教学生拉琴不仅不收学费， 我们家还常有许多学生来蹭饭。好在我妈妈极其贤惠而又厨艺了得，总能在并不丰裕的食材中变出好吃可口的饭菜。所以，我小时候对家的记忆就是人多，热闹，琴声歌声不断。

　　

父亲曾是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曲艺家协会主席。经常担任各种演出的评委。那个年代，基层群众文娱生活还是很丰富的，经常有各种汇演。父亲常常亲自上阵，组织指挥、作词作曲、吹拉弹唱……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对于音乐，爸爸是无所不能，用现在的话说，是不知疲倦的音乐超人。

　　父亲是爽直之人，敢于直言，不怕得罪人，很多同行和学生既敬他又怕他，有一位被他骂得最多的学生，爸爸却最偏心于他，把他从部队上带回的军大衣，军裤都送给这位家境贫寒的学生。

父亲还注重培养少年甚至是幼儿对音乐的兴趣，在我8岁的时候 ，父亲让我先学二胡，他说二胡是民间乐器，是掌握其它乐器的基础。在我的带动下，左邻右舍的孩子都开始学二胡了，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才四岁。父亲的教育非常严格，现在想起来有时也严厉得过了火。那时我们每周考试一次，父亲在考我们的时侯从来没有笑脸，瞪着圆圆的眼睛，只要谁一个音符出错了，他马上用尺子把桌子拍得尘土飞扬。我们一个个象小老鼠般灰溜溜的，最有趣的是其中最小的一位小男孩还吓得尿湿了裤子。

一位学生曾画了一幅水墨画送给我父亲，画的是青葡萄、紫葡萄、新藤、老藤，寓意着新老音乐工作者的美好和谐。父亲对这幅画非常钟爱，它很长时间都挂在我们家的墙上。

那时的城市生活没有太多色彩，人们常穿着灰蓝二色的卡叽布，表情严肃地在弯弯曲曲的街头行走。除了些革命歌曲，没有更多的音乐可以选择。但我的少年生活，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缺少多风格的音乐。父亲在北京的战友多次捎来一些好唱片，那时，我们家总有低低的优美的乐声萦绕。由于唱片大多是外国民间音乐，所以我从小就会唱《老黑奴》、《桑塔露琪亚》、《照镜子》等优美外国民歌，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胡桃夹子》在我小小时候，旋律就牢记于心了。教我们语文的年青老师也是一个音乐迷，所以我家的唱片和我的歌声就很受她青睐。她常用一种极羡慕的语气对我说：“有一个搞音乐的父亲真好！”

　　记得毛泽东主席逝世时，全国曾禁止播放音乐一周，可是就在这一周的第二天，父亲急冲冲地从邮局取回一张硬质唱片——陈刚、何占豪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在唱机旁转来转去，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又有一种无可奈何的不安。父亲那辈人对毛主席是很有感情的，现在想来，一定是极想听音乐又怕触犯禁令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恭。终于，在第四天的晚上，他再也挡不住来自音乐的诱惑 ，把我们全家人召集起来，用低低的嗓子严肃地对妈妈说：“记得我们文工团在京演出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来看过几次。”

“对呀，”妈妈说，“有一次我来京探亲，看演出时就坐在主席和总理的后两排，我见他们看得可认真呢，”

父亲忙接着说：''这说明毛主席是喜欢音乐的，音乐也能寄托人的哀思，为什么要停播音乐一周呢？今天，我们就请主席的在天之灵和我们一起欣赏音乐吧，这可是极为优美的小提琴协奏曲呀。"

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说服了自己，他小心翼翼又郑重其事地把指针放在唱片上，于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在那个禁令宣布的第四天晚上，在我们家没有灯光的环境里低低地萦绕开来。忧伤而激奋的旋律把我们深深地震撼了，我们反复听了不知多少遍，父亲分章节为我们讲述这部史诗般的爱情音乐。年少的我，不知是被故事所吸引还是被音乐所打动，直听到深夜。

那是我少年不知事时心灵里接受的最完整的乐章，甚至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部协奏曲能超过《梁祝》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我感谢父亲让我在懵懂的年纪沐浴了一次盛大的音乐洗礼，那份感受直到现在仍滋养着我的心。

　　父亲参加革命的时间是在建国前，所以一直享受离休老干部待遇，但他却从来不因为这向单位提要求。爸爸是个个性张扬却为人低调的人，愿意付出，不谈索取。

父亲为人慷慨，自己却很俭朴。现在我还记得他常穿的衣服，是那两件洗旧的，衣领补着疤的旧军装。

　　“人生自古高难问”，也许，人的命运中有一条隐性锁琏将生命、热忱、哀思和归宿紧紧地锁在一起。父亲54岁的时候被诊断患了骨髓瘤。父亲身边的亲人、朋友、甚至一面之交的人几乎都不相信这是事实。父亲在他们眼中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高兴起来像玩童，发起怒来像暴君，直爽、真诚、简单易懂。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患上如此复杂的病呢？作为医生的母亲陪伴父亲度过了治疗最困难的几个时期，眼看柳岸花明，病情有了较大好转，音乐，这个父亲一生都解不开的情结在紧要关头为父亲设下了一个要命的谜局。

1988年，泸州市首届"企业之魂''厂歌大赛筹备阶段已紧锣密鼓地拉开了维幕，市内各大中型企业都视此次比赛为树立形象，鼓舞士气的良机。以什么样的厂歌参赛是像父亲这样的音乐工作者最忧心忡忡的事。他被好几家企业邀请作音乐指导，为此，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而这时正是他癌症化疗的关键性阶段，也是他身体极为虚弱的时候。如果再坚持两个疗程，癌细胞就会暂时得到控制，生命也会再走一程。事也凑巧，母亲此时正在外地搞巡回医疗，没人督促父亲去化疗，他索性一头埋进厂歌的创作中，又是忙于评优秀歌曲作者 ，又是到车间一字一句教职工演唱，还要熬夜为市里很多企业改谱，直忙到母亲回家强行拉他去检查时才发现，关键性的两次化疗竟然被父亲忘掉了！

太晚了，父亲的生命已临绝境。

　　父亲从病危到死亡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在外地读书，没有陪在父亲身边，听妈妈说他一直微眯着眼，看着眼前忙来忙去的人，没有说一句话，神态也很安祥，看不出痛苦、焦虑的神情，直到心脏停止跳动。父亲似乎感受到来自天国的召唤，他竟那么安祥、宁静地告别了人生，好象该说的已说完、该做的已做完。然而，父亲死时才57岁啊！

在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有份眷写工整的乐谱端端正正地放在案头，那是父亲最后定稿的参赛厂歌。父亲似乎知道自己生命的尽头何时来临，他从容地做完该做的事，让乐曲作为他最终的遗言，安静地告别人间。

在命运这条锁链里，音乐确与父亲有着太深的不解之缘。

　　父亲节，这个父亲从来没过个的节日，我想，也许只有说说音乐、说说父亲心爱的小提琴才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让乐声和着风声、阳光穿过云层，围绕在父亲周围，让我如小时候一样，为爸爸斟一杯酒，端条小凳坐在他身边，像小粉丝一样看着他拉响琴弦……

乐声响起，我们听，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