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1-</b></h1><h1><br></h1><h1>我出生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即所谓的十年浩劫，就开始了。</h1><h1><br></h1><h1>记得我是1971年春节后上的小学，上学不久就遇到全国性的春季改秋季招生，全校乃至全省春季入学的学生都跟着“蹲”了半年学。</h1><h1><br></h1><h1>连续几年学生在学校里都沒啥正事干。学校和全国人民一道，整天处在疯癫状态，连续掀起什么“破四旧立四新、”“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等五花八门的高潮，小学生们排着队，举着小旗，天天游行喊口号。模糊记得当时的口号和现在电视上看到的拉纤的号子差不多，反正带队的喊一句，其他人跟着喊就是。很多口号，学生们根本就弄不懂啥意思。</h1><h1><br></h1><h1>老百姓贫穷、饥饿，但似乎都异常亢奋，精神饱满，人心很齐，干啥事都听毛主席的，他老人家万岁，万岁，万万岁。</h1><h1><br></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2-</b></h1><h1><br></h1><h1>那时候没有高考。上大学的唯一途径，是“推荐”，说白了就是合法的走后门，被“推荐”上大学的叫“工农兵大学生”，理论上是从工农兵中产生。但怎么个推荐法，咱也不清楚，反正在农村我是从来没见过哪个活体的人被推荐过。</h1><h1><br></h1><h1>每年省里往县里下达的上大学指标，除县里各级领导为自己的子女和亲朋好友截留的外，大部分都被公社(当时的乡镇)头头脑们瓜分完了，基本轮不到大队(当时的村)这一级。</h1><h1><br></h1><h1>而翻遍我家家谱，十代以内连个里长--汉高祖刘邦起兵造反前的职务--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村长，都没有人当过。尽管按照当时的标准，咱是彻头彻尾的贫下中农出身，根正苗红，但被“推荐”上大学比晴天出门被雷劈的可能性都低。</h1><h1><br></h1><h1>平头百姓反正也没有什么上大学的概念，甚至连一个闪念都不曾有过，好像大家都认命，认可祖祖辈峰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是注定的生活，“王侯将相宁有种”后面的“乎”字被当地人自然略去。</h1><h1><br></h1><h1>即便生活困苦，因为人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谈论起美帝苏修“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日子，作为“走在奔向共产主义康庄大道上”的普通老百姓，还是很自豪满足的。</h1><h1><br></h1><h1>那个年代，传播“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戴上个反革命的帽子，被打倒批判，那就麻烦了。听短波收音机也得注意，美国之音、台湾台这样的“敌台”是不能公开听的，大部分人都有躲在被窝里听“敌台”的经历。</h1><h1><br></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3-</b></h1><h1><br></h1><h1>对农家子弟而言，几乎是唯一一个、更现实更“公平”地跳出农门的途径，就是当兵提干吃上商品粮。如果当兵后不通过某种机遇提干，过几年又复员回到家乡，兵就算是白当了，最多就是家门前挂几年“军属光荣”牌，逢年过节大队干部过来假惺惺地说几句不疼不痒的客套话，美其名曰“慰问”。</h1><h1><br></h1><h1>我的家乡在豫西南，那里有尚武传统，几千年战乱不断，以致于现在的村，大都还是以军队基层单位命名的，如“王营”、“李营”什么的，大概当时那里驻军的头目就是“王队长”、“李营长”，他们的后代就成了现在的村民。</h1><h1><br></h1><h1>即便是今天，能当上兵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除身体合格(大部分长期干农活的青少年都没啥问题)外，还要开后门，要准备一两瓶酒、一两条烟打点大队支书和招兵干部，鲜有听说送钱的。大家都没钱，流行送钱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h1><h1><br></h1><h1>那时候，送几盒两毛钱一盒的“白河桥”牌当地“名烟”，都算大礼了。我印象中很少见到瓶装的白酒，好像合作社(大队商店)里摆的最高档的酒就是一块钱一瓶的二锅头。送一瓶酒加上两包果子(当地的油炸小面点)作为礼品，就相当于今天初次登门到丈母娘家提亲的级别了。</h1><h1><br></h1><h1>一个劳力辛苦一年，“余粮”也就能折个十几二十来块钱，这已经很不错了。年底小队会计一算帐，欠粮户要给余粮户补欠粮款，小队所有人总体上余欠平衡。遇到象我们家这样兄弟姐妹四五个能吃又不能干的“欠粮户”，余粮户被拖欠个三几年，还是从“老赖”欠粮户要不来余粮款也很正常，毕竟乡里乡亲的，眼看着大家日子都不好过，谁也不能撕破脸逼出人命来。</h1><h1><br></h1><h1>一旦当上兵，农村娃踏实肯干，吃苦耐劳，再加上有的人喝过几年墨水，提干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邻村有个当兵提干当连长的，回家探亲时，大把向村里老人小孩塞“大白兔”奶糖，那可是当时装在身上半个月都舍不得吃，抽空掏出来过过眼瘾的稀罕物。连长穿着四个兜的军装，甚是威风，惹得附近几个村的村花不停地到他家门前转悠，但人家都没有正眼看过这些“土花”，据说已经被县委办公室主任表姐的堂妹看上了。</h1><h1><br></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4-</b></h1><h1><br></h1><h1>有一年春节后，父亲把我们兄弟四个叫在一起，语重心长地说：娃们啊，爹我没有啥本事，估计连将来给你们几个娶媳妇都办不到，今天我把毕生的积蓄都拿出来，买了四个猪娃，你们一人分一个，自己好好照料自己的猪娃，养大了卖掉，买个邻省大山里的媳妇，为公平起见，抓阄决定谁要哪一个。在当地，即使在今天，娶(实际上是买)个山里“蛮子”媳妇也并不罕见。</h1><h1><br></h1><h1>从那一天起，照料好自己的猪成了兄弟几个的头等大事。打猪草，拣红薯根，忙得不亦乐乎。大家放学第一件事便是往猪圈跑，生怕自己的猪有啥闪失。小小年纪，人的自私本性便被残忍地激发出来，暴露无遗。为了争点剩汤喂自己的猪，兄弟几个反目成仇。</h1><h1><br></h1><h1>我最倒霉，抓阄抓到的猪最小最瘦。没办法，只好精心喂养，没多久就赶上来了，重量排到老二，见到我就哼唧着要吃的。看着自己争气的猪，整天心里美滋滋的。我爹妈也在夸：你看人家老闷，弄的猪多好！</h1><h1><br></h1><h1>不知啥时起，堂哥我起了个外号叫“老闷”，这个外号一直伴随我多年，到后来长辈们喊我都不再叫我真名。自己学习一直名列前茅，并不“闷”，大概是长相敦实憨厚的缘故吧。所以对这个有些贬义的外号，自己曾经一度极为反感，直到今天还有点耿耿于怀。现在回老家还有长辈呼我“老闷”，甚是好笑。</h1><h1><br></h1><h1>不幸的是，春天刚过，几头小猪就在当地叫“传猪”(现在知道叫瘟疫)时与同村的其它上百头猪一起牺牲了。死了的猪谁舍得扔掉，一时间，全村人都在吃死猪肉，也就是煮熟放点盐。离村半里地就能闻到刺鼻的肉香，一连十几天。直到今天，一闻到那个味，我就能联想到我那头可爱的猪。</h1><h1><br></h1><h1>猪死了，娶媳妇的希望没了，兄弟几个在一起抱头哭了几场。最伤心的属我，因为我投入的精力最多。有几次半夜冒险到邻居家偷红薯干喂猪，而自己饿得肚子咕咕叫都没舍得吃。</h1><h1><br></h1><h1>从那以后，大家都做好了打光棍的准备。那时虽然年龄小，对很多事还很懵懂，但同村有两个光棍，经常受人歧视，处境悲惨，因此村里小孩们对光棍这个名词的含义基本上还是清楚的。</h1><h1><br></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5-</b></h1><h1><br></h1><h1>大概是1977年麦收前后的一天傍晚，村民三三两两坐在村头大槐树下乘凉闲聊，一堆孩子在旁边玩耍，临村有个初中老师路过，神秘地告诉大家，听说要恢复考大学了。我在旁边听到了这个消息，简直不敢相信，激动得一路小跑回家告诉爹妈，自己也一夜没睡好。家里有孩子上初中高中的，对这个消息极为关心，没有孩子上学的家庭，仍对高考不高考漠然。</h1><h1><br></h1><h1>一连好几天，爹妈和村民们都将信将疑，直到村头大喇叭上广播了，大家才相信这个改变一代人命运的消息是真的。</h1><h1><br></h1><h1>我是1980年16岁那年参加的高考。记得开考那天，上午考完从教室出来，在学校大门口见到等待我多时的妈妈，她把家里唯一的大宗商品--积攒了个把月的十五或者十六个鸡蛋煮了带着，说是给我“补充营养”。平时对咱这穷孩子不屑一顾的班花恰好路过，见到这么多鸡蛋，也羡慕地多瞟了我几眼，我心里那个美啊。</h1><h1><br></h1><h1>能吃上鸡蛋，那可是高级待遇，平时连想都不敢想。记得当天没舍得多吃，只吃了四五个，第二天下午考完试，把剩余的十来个因天热又搁时间长，已经有些发粘的鸡蛋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扫而光，又吃了两个红薯馍，喝了一大碗汤，享受了一顿久违的饱饭，撑得我一夜没睡着觉，加上期盼早日跳出农门的激动心情，晚上在村头一直溜达，到天亮好像鸡蛋还没消化完，第二天也一点睡意都没有。</h1><h1><br></h1><h1>当年考上大学，跨出农门，我的一生同千千万万个寒门学子一样，瞬间彻底改变。</h1><h1><b><br></b></h1><h1><b>难忘的少年岁月，难忘的高考。回想起来一半是苦涩，一半是幸福。</b></h1><h1><br></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