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r></h1><h1>摄影/撰文：地雷复（原创）</h1><h3></h3> <h1><br></h1><h1>古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h1><h3><br></h3><h3></h3><h1>我幼年丧父，对父亲的音容很是模糊，几无记忆；而师傅的一颦一笑，却是历历在目，拳拳在念。</h1><h1><br></h1><h1>师傅在我生活中的出现，弥补了我从小未得父爱的缺憾。我们同属猴，相差36岁，师傅一生带徒无数，我是他的关门徒弟。故而，我们师徒情深。</h1> <h3><br></h3><h1>41年前的夏天，知青回城还没大规模开始，而我却被顶班政策的祥云度入了国企。更幸运的是，我们3人被安排在最热门的金工车间当学徒。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阶层非常看重一技之长。</h1><h3><br></h3><h1>天随人愿，我，又被指定跟着技术最好的钳工——我的师傅！</h1><h3><br></h3><h1>（此照片系老厂W书记提供）</h1> <h1><br></h1><h1>五年，心摹手追，日濡月染，师傅与我情孚意合，相得甚欢。他老人家在我生活中的分量愈发地加重，成为我后生小子折腰谋食第一站的主要参考系。</h1> <h1><br></h1><h1>师傅也算是人生在世不称意，坎坷愁风尘了。</h1><h1><br>话说50年前风云诡谲，一场红色风暴，把师傅一家从北京崇文门横扫到了西塘老家。从此，过上了看人眉睫、听人穿鼻的屈辱生活。</h1><h1><br>好在师傅为人敦厚，平时修身慎行，善气迎人，所以在我们厂里，即便是当时那种氛围下，绝大部分领导和工人对他并无过多歧视，除了走一些带帽改造的流程外，也没受太大的折磨。</h1><h1><br>加之他精湛的技术，为工厂解决了许多难题，还是收获了很多大拇指点赞的。嘎多的机修工，车间里只要有故障，首先听到的呼唤，一定是：W师傅啊，我的**坏了，快帮我看看......</h1><h1><br>和师傅同时被遣送回来，在北京同一家工厂的他的三哥，技术水平更是了得。刚遣送回老家不久，就被县里从安置的抛光厂借走，筹建当时规模最大的，头头脑脑子女趋之若鹜的县化肥厂。一个带帽改造的八级钳工充当了差不多是总工程师的角色，亦属当时一段苦涩的佳话。</h1> <h3></h3><h3><br></h3><h1>师傅之德。</h1><h1><br>我的师傅，清和平允豁达大度，敏于事而慎于言。入厂之初，常有工人在我面前对他的德深望重屡屡赞之，交口荐誉，并羡慕我拜到了一个好师傅。</h1><h1><br>记得进厂不久，一次我找了一只簇新的木梯，随师傅修理环境很脏的筛煤机。结果被保管木梯的一老资格工人一通詈骂，夹枪带棒，祖宗十八代。我哪里能忍得下，公有资产，弄脏了可以清洗，何必如此霸横？师傅一把拉住我，先是撅身示歉；继而回头，谆谆告诫，金针度人:那些人不必理会，那些人有口无心，那些人可以犯而不较，无德之人则须时时提防......</h1><h3><br></h3><h1>嗣后，不管是在一起时，还是他返京后，总是以做人之德告诫我，提醒我，爱人以德，进德修业。</h1> <h1><br></h1><h1>师傅之技。</h1><h1><br>师傅是他三哥带出去在京城正规机械厂受过正规操练的高级钳工。</h1><h1><br>师傅教我锉刀功夫。我记得，初为徒，锉一个六方体，学了3个月。学会了，又得锉内六方孔，直至两个部件凹凸镶嵌，不差丝毫。</h1><h1><br>师傅教我磨钻头。说起倪志福钻头，他就会滔滔不绝：平底钻、深孔钻、铸铁钻、斜孔钻......倪志福发明的种种角度和磨法，悉数教授。并规定我，三年必须娴熟掌握。好在一是他手把手的高强度训练我，二是我羞耻心不泯，好学劲不减，跟了一年多，他对我磨麻花钻已经彻底放心了，劳动中，凡需磨钻，全交于我，诚然，他自己眼睛老花了也是一个原因。</h1><h1><br>师傅教我刮削。铲花，既是精细活，一刀下去最多铲去1-2微米，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的1/7~2/7；更是一件体力活，软硬使劲，颇需老庄之阴阳太极功夫，一天下来腰酸手胀......在师傅的口传心授下，我跟着车间师傅们，楞是完成了整台C630车床的装配任务。</h1> <h1>师傅之学。</h1><h1><br>师傅好学，在他身边五年，目睹其朝斯夕斯，念兹在兹。</h1><h1><br>金工车间有点年岁的师傅，大多是凭经验干活，文化底子较薄。而我的师傅，不仅技艺上游刃有余，而且很重视书本知识。</h1><h1><br>师傅特喜欢画草图。</h1><h1><br></h1><h1>纸板箱上，门板上，墙壁上，钳台上，钢板，包装纸，水泥地......，到处有师傅的杰作，车间里的小黑板更是他的专宠。我后来读镇里的职工夜校，杭州念中专，机械制图课作业和考试几乎次次满分，全拜师傅所赐。</h1><h3><br></h3><h1>《机械工人》是我学徒期间订的刊物之一，工余时间，我们师徒常常会对着封底的三视图题目争论，俟下期答案公布时，又拊掌而笑。</h1><h3><br></h3><h1>师傅和家人常以书山有路勤为径来教育和要求我。他的三女婿，是中国科学院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研制人员，定格在我脑海中的是坐在西塘屋檐底下捧着书晒太阳的形象。师傅的二儿子，眼镜片厚厚的，红色风暴刮走了他的大学梦，他给过我吕叔湘的《文言虚字》等学习书籍。</h1><h3><br></h3><h1>但师傅却不希望我成为书呆子。1984年我在杭州带薪脱产读中专期间，师傅寄来的家书中是这样嘱咐我的：“望你勿要放松。过去我与你相叙年代不多，咱们真正的本领，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不是我经常对你说，看来今后在三年毕业以后，还是从有关书本上扩散而寻求知识，光学一点大学上理论知识是不够的，因社会时代巨轮在前进，过去所学的东西要老化，跟不上。例如我洛阳轴承厂大女婿新提拔为厂长，感到他过去上大学知识少，不适应当前的趋势。”</h1><h3></h3> <h1><br></h1><h1>师傅真的喜欢涂鸦。</h1><h1><br>除了喜欢画草图，师傅还特喜欢涂油漆。早上穿的新工作服不到下班一定会是粘腻斑驳。修理过的部件，必得刷上两遍防锈漆才去安装；在用的设备，不时拎了个油漆桶，去刷上几道绿色油漆；粗粗细细的各式管道，更是黄、白、红色，无一遗漏。一开始，我很不理解，油漆味呛人不说，费钱费精力，何苦呐？其他师傅谁高兴弄啊？拉我去的时候，还会咕哝几声。</h1><h1><br>一直到杭州念完三年的化工工艺专业，才深知，化工生产过程中，设备防腐和管道色别是何等之重要哇！</h1><h3></h3> <h1><br></h1><h1>师傅有时候对我很不满意！</h1><h1><br>初进厂，师傅教我在钳台上修理模具，要錾削操作。我是左撇子，他气坏了，说来了个稽手风（方言，意即左撇子），一定要我改过来。师傅的话大于天，我只得改。可20年的习惯了，换个手使榔头哪用得出力啊！每每这时候，我受到的只能是被瞪眼的待遇，嫌我肌无力！</h1><h1><br>最窘的一次是磺化煤车间的引风机坏了，里面的叶轮已经严重蚀锈，楞是拆不下来。而那时车间已经到处弥漫着二氧化硫毒气，在风机处浓度更高，抢修堪比打仗。又要使榔头了，又肌无力了，真要命！还是师傅稳稳的几锤，拆了下来。试想，此情此景，20来岁的男青年，被年近花甲的师傅PK下去，何等狼狈......</h1><h1></h1><h1><br></h1><h1>师傅经常嘀咕：你呀，就是力气太小了！</h1><h3></h3> <h1><br></h1><h1>在中国，政策，是万能的主。</h1><h3><br></h3><h1>跟了师傅差不多有五年光景，春风又把我师傅吹回京城。落实政策后，他回到原来的北京建工机械厂，办理了正式的退休手续。从此，师傅终于可以安享晚年。这是他寄回来的照片之一。</h1><h3></h3> <h1><br></h1><h1>师傅在北京的家，我去过几次。</h1><h3><br></h3><h1>第一次是三十周年国庆的时候，其时我还在师傅身边。厂里要我一个人去天津华北物资仓库，催一台调拨的锅炉（计划经济体制）。</h1><h1><br></h1><h1>办完公差，吃了狗不理包子和甩果汤，已是30日，就径往北京而去。那时候，没有安保和维稳的说法，可管制比现在严多了，我长在红旗下的人虽然只是想看看红旗是怎样升起的，但首都不待见我，不欢迎！需出示处级以上的证明。县工业局（科级）的介绍信根本不管用，住不了旅馆。真的不是盲流也成盲流了。</h1><h1><br>好在临行前，师傅给了我锦囊。我手执师傅“徒弟即如我儿，你们要好生招待”的字条，找到了永定门火车站西幸福里他大儿子的家，才得以第一次恣情纵游北京。记得在天安门照的像，成为我以后找对象时递给媒人的最牛照片。</h1><h1><br>最后一次去北京的家，是上世纪末。作为单位在京搞大型活动派出的先遣人员，我在北京住了一周，抽空去看了师傅。其时，还是与大儿子挤在幸福里的房子里。</h1><h3></h3> <h1><br></h1><h1>师傅回到北京，仍心系我这徒儿。</h1><h1><br>他老人家涂鸦文字习性依然。</h1><h1><br></h1><h1>我们各自分心挂腹，经常互通书信。屡屡收到师傅半文不白的家信，每每看着信中熟悉的笔迹，心头总是会泛起一股暖暖的热流。我后来的生活道路，并没有踽踽而行，仍在师傅的指点下，步步行远。</h1><h3></h3><h3></h3> <h1><br></h1><h1>15年前的一天，接到师傅的电话，携家人回南方探亲了。</h1><h1><br>我匆匆赶到西塘，师傅正挨家在走亲访友。我与他约了吃饭的时间，就分手了。</h1><h1><br>想不到，第二天，又接到电话，说是要赶着去杭州侄女家，吃饭就无法参加了。这侄女我见过，七十年代，我和工友FM去杭州塑化二厂归还装硝酸的铝罐车，遵师傅嘱托，去省外贸的办公室，她还给我们开了一张去省革委会米市巷招待所住宿的介绍信哩。我知道他们叔侄情深，很是无奈，很是遗憾。</h1><h1><br>想不到，3年后，12年前的一天，我的同事，也是他的嫡亲外甥，打电话给我：我小娘舅已经过世快一个礼拜了，当时他们南方的亲戚一个也没通知，我们也是刚知道，马上关照（方言，意即通知）你的......</h1><h1><br>我立马电话师娘，急急电汇赙仪致悼......</h1><h1><br>想不到，西塘一别，天人永隔，呜呼哀哉！</h1><h1><br>师傅过世时，享年86岁。</h1><h1><br>至今，我还珍藏着南下探亲时，师傅送我的两瓶名酒。我不舍，我要留着作一个念想......</h1> <h1><br></h1><h1>我非常崇拜的散文大家余秋雨先生曾作如是说：“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产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第二产生于老师与学生之间。子女和学生痛切地发现这种失衡时，大多已无法弥补。”</h1><h3></h3><h3></h3> <h1><br></h1><h1>吾邑名人、明朝末年江南善举运动的宣导者袁了凡，竭力弘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h1><h1><br>出生在地嘉人善水乡，游走于煌煌京城的我的师傅，一生吉吝厉悔中践行着《了凡四训》中的真传。</h1><h1><br>这就是我原汁原味的师傅。</h1><h1><br>感谢杭州Z同学老公知悉我欲作此篇，特书写条幅相赠。</h1><h1><br>师傅，我永远记得您国字脸上和蔼的双眼，络腮胡间透出的慈颜。</h1><h1><br></h1><h1>吾爱吾师，善者从容！</h1><h3></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