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居是故乡(三)

摄影无疆

黄州古城之南，长江之滨的安国寺1300多岁了，鼎盛时期，就有“骑马开山门，敲锣开斋饭”之说。宋代名臣韩琦，曾在寺院内“白昼青灯，风雨無怠”地发奋读书，考中进士，继而高就宰相之职，执政三朝，使安国寺名声远播。

后宋仁宗还亲赐玉印（沿用至今）

二十年后，文豪苏东坡与黄州知府徐君猷到安国寺寻春，在寺内竹间亭作《遗爱亭记》《醉蓬莱》曰：“饮公遗爱，一江醇酎”。九十年后，南宋诗人陆游来黄州，“出城五里，至安国寺，亦苏公所尝寓，兵火之余，无复遗迹，惟绕寺茂林啼鸟，似犹有当时气象也。”安国禅林历经数十余次损毁，到光绪二十二年又得以重修。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将八名僧尼赶出寺院，寺院先后成为了的校办化工厂和其它用途。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我发蒙于南城墙壕沟外的黄州镇小学。其前身是高庙村村长龙其涛1949年创办的高庙小学，只有四个班。1952年归为县办，才定名为黄州镇小学。我入学时的校长是张汝舟，校址原是百福庵的院落，合并与安国寺后百福庵撤销。院内南北盖了两排平房架顶的十余间教室，之间的操场面积好像还是现在这么大，只是地面没有硬化，体育器材设施仅只有操场的西北角的一个跳高、跳远土沙坑。

操场东边是教务处，地基比操场高两尺。教务处门前左右砌有两个水泥乒乓球台。下课时，同学们一窝蜂地来抢占，稍晚到一步的同学就用手指或球拍点在台面上说：“这台子我也有一份”。僵持的局面会由先占台的同学用“点将”“ 打四口”“照将升”的方式，让更多的同学能过把球瘾。平板球拍子大都是家长用木板锯的，乒乓球是合缝的，经常被踩瘪了，用热水泡起来，即使打成两爿也用万能胶粘起来再打几回合。

特别是教务处腾出宝贵的办公室，添置了一个包绿漆的木质乒乓球台，如此豪华也只有混到“校队”才偶尔有资格在上面练球。在课堂里，有个很重要的课目就是“珠算”。付少东老师说：“九九归一学熟了就是混饭吃的碗。” 于是，同学们人手一把各式各样的算盘，系着麻绳挂在身上带来带去。

操场上，大多数同学在跳绳子，踢毽子，跛房子，打珠子和撞柺子、滚铁丝箍子，还有的拍洋画的和走对角棋的。后来的体育课也增加了篮球、铁饼、铅球，单双杠和拔河等项目。

当年有些 “高小”一毕业就来教书，到三四年级时，才有师范来实习的老师，他们会唱歌，会跳舞，会画画，会垫上运动。有位蔡淑华老师，在一次上课，他给我们讲了《箩儿满》人心不足蛇吞象的寓言故事，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我们学习和掌握了做人的道理。蔡淑华老师，多才多艺，还会按风琴，还自己作词作曲，并教我们学唱：“毛泽东哎～，恩情深哎～，千言万语说不尽哎～；树林哎～当笔哎～天当纸哎～，海水当墨，写不尽哎～∥：要想永世不受穷，永远跟着毛泽东：∥永远跟着毛泽东哎!～。”当时，冇得现在的传媒体，不然，这首歌兴许会成为时代“名曲”。后来讲阶级斗争的“忆苦思甜”中，才知道蔡淑华老师原是革命烈士的遗孤（见图后排左一）。

那年，我们家又搬到贾家街头的敬老院内住，拥有明三暗六黑瓦的房东吕三爹，虽然单身且又失照，但他有殷实的祖业垫底，日子还过得去。由于他行动不便，常常支使我为他买些日用品或食品，我每每都会得到汽车、飞机或洋船图案的纸币犒赏，也当然乐此不疲，但至今不明白，他老人家双目失明了，是怎么准确的知道钱的面值的呢？

时年，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叫嚣着“反攻大陆”，国内也在搞“小四清运动”，家父中枪，从判决书中我才晓得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搞过炮兵中尉排长，48年起义后在四野某部任炮兵中尉副连长。但毕竟是旧军人，“四清运动”中又犯了事，蹲了号子，我们全家七口人也就遭殃了。首先是吃饭问题。幸亏有黄冈军分区军马场几位老乡的点滴接济，虽然是尾面、麸皮和大豆饼之类的喂马之料，但也是救命的粮食啊！因怕人瞧见，安排我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去望月堤外的军马场，老乡们让我饱餐一顿后，到马厩槽中装上一布袋子尾面（约20多斤），趁天黑之前进城。沿着龙王山下沼泽地中的一条土埂走了好一阵子，天越来越黑，我也累得筋疲力尽，走到了二道窝子，这地段乱七八糟的坟墓忒多，四处飘动着“萤火虫”，而我走得快，“萤火虫”也很快地跟着我，我停下来，它也停下来，再走，它又跟在我屁股后不肯离开，搞得我背心窝凉飕飕的，心想自己遇到“鬼”了。害怕至极。不知怎么突然地想起课文书中鲁迅“踢鬼的故事”，于是我也就壮着胆子转过身子，对着这群飘飘然的“鬼”大吼一声：“你们搞么唦”，说也奇怪了，“鬼”们晃晃悠悠地乖乖地趴下不动了，我硬着头皮退了几步，“鬼”们也冇跟上来，我便急忙转过身，抱着面袋子拼命地跑回家，尽管全身都汗透，还是庆幸自己有一次吼退“鬼”的经历，于是乎，我们家里也有了食用几天的尾面粑吃。

说也巧，也是这期间的某一天，我突然像着了魔似的，呼天号地，殆不欲身，满地打滚，浑身说不清是哪里痛，鼻涕口水直流。灌糖水、吞仁丹、抹万精油都不见缓解。只听有人说，这伢儿是被“鬼魂”附体了，快去请道师菩萨来“下马”驱魔，这一说，更是吓得我紧缩一团，几乎奄奄一息。正在束手无策时，只见敬老院八十多岁的戴婆婆一步三晃的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号了号我的脉，便喊人搬来长条凳子，抱我扒着，感觉戴婆婆的一双手顺着我的背心窝，上下左右来回地掐来掐去，像掐进五脏六腑，起先感觉有抽筋断骨般的痛苦，漫漫地，我的气儿顺了许多，半小时后，气定神闲，仿佛如梦初醒，坐起来破涕为笑，围观的人们也都笑了，个个称奇不已，交口称赞，一个细脚婆婆竟然有妙手回春的“爪子功”。而戴婆婆只是淡淡的说；“湿热郁积，经络不通，这伢是发痧”。“ 哦，不是鬼魂附体呀”，人们松了一口气。我也庆幸自己又一次战胜了“鬼”， 从此后，再也不大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之说。

然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却开始在我们学校抓“牛鬼蛇神”了，校长和教务主任都受到了戴高帽子、挂牌子、架飞机式等不同程度的游街批斗。

就连老师之间也写“大字报”相互攻击，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就写了副班主任老师这样一张大字报：“……上班谈恋爱，课让我来带，工作放一下，良机要安排，何在？” 但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又手握红本本，同时振臂高喊“打倒XXX ” 的口号。“文化大革命”是这般轰轰烈烈的情形，让我们这些“学雷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百思不得其解。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母校忙于激情燃烧的"派性”纠结，没有顾上给我们留下佩戴红领巾的珍贵"毕业照"。

我们毕业后，母校也改名为“八一小学”。第二年，小学友们却手捧"红宝书"，佩戴的是毛主席像章(不是每个学生有资格佩戴的) "少年先锋队"队员取而代之为"批判走资派"的红小兵。那时，最雷人的口号是"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于是，年级建制改为红小兵某连，班级的原班长叫某"排长”……

11年后，才逐渐恢复了"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感觉还是有几个批次的高小毕业生的没有佩戴过"红旗一角”。

我们高小毕业了，一小部分同学上了初级中学，大部分同学务农或学手艺当学徒去了，而我却收到“勤工俭学”的通知书，校址在黄州考棚街中段的一间破旧房子里，20多个应届毕业生挤在十几张破旧课桌之间。也没有发什么课本，两个老师捧着花名册点名后说：国家不会让你们没有书读，还是要培养你们长大成人……之内的话后，却再也没有上过文化课，放手地让我们自行到建筑工地搬砖，挑泥灰桶，甚至到堤外船码头卸货装货打起坡。又一次遇到搬运西瓜，调皮的同学有意把西瓜翻落摔破，船主心知肚明，但看我们年少体弱，又是大热天的，就做顺水人情，干脆让我们把瓜分吃掉。顷刻，狼吞虎咽的景形可想而知啊！我们这群半大不小的毛孩子们，头顶烈日，肩扛重担，脚踏在晃悠悠的跳板，苦力干活，着实很累，而当天拿到三五角钱的力资费后，大家还是蛮高兴的。

由于组织性纪律性差，有个叫蔺公开（化名）的同学本来就不会划水，却独自在魏家大塘洗冷水澡时不幸被淹死。看到活蹦乱跳的伙伴转眼间僵硬地躺在木板上一动也不动了，他的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搞得我们这群小工友大半个月都不敢下河塘洗冷水澡了。于是，勤工俭学的同学们开小差的也多起来了……到11月份，我有幸收到黄冈县手工业联社用工通知书。由于不滿18岁，学手艺当童工每月工资仅14块钱，而当时6～8块钱就可以维持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费，感觉很满足了。上班几天后，我却又收到黄冈中学入学通知书，面对这张纸又惊又喜。继续读书吗？每学期要交5块钱的学杂费，这会给家庭生活带来更多的困难。么办呢？鱼和渔的偏颇，在权衡之后，我选择了“鱼”。

在后来的日子里，每每看到上了中学的同学们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样子很神气，还可以免费到全国各地大串联，甚至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多次接见，尤为羡慕。而我也暗暗下决心；一边学手艺，一边学文化，争取不落伍。学的东西虽然不系统，但还是“之乎者也”的啃了些书；无非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七侠五义》《封神榜》以及《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还有《朝花夕拾》 《呐喊》等鲁迅文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还有规定的“老三篇”必须要读。而竖版《老残游记》，《徐霞客游记》，撬开了我伺机游历华夏河山的心扉。我还读过“自是人生长恨水”的《啼笑因缘》和手抄本《一双绣花鞋》《曼娜回忆录》等文革期间的禁书。这些书籍绝大多数是从焚烧“四旧”的火堆里偷偷拣回的。遂获得“黄书篓子”之罪名，虽然在群众会上遭到过多次批判，但也没有能够阻拦我求知的欲望，后来还偷偷地转抄过《第二次握手》 ……（待续）

摄影无疆 丁酉仲夏 于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