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龚小庆

1978年7月，差两个月才到十五岁的我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的高考。那年夏天，天异常地炎热。

为了支持“双抢”，义乌县政府决定将有限的电力资源全部提供给农业生产，所有的居民不得用电。

于是，虽然没有停电，可是那些正在准备高考的考生们却只得点油灯看书复习。本来就不知道怎么复习的我却因此而感到解放了。

那年春天，姐姐和哥哥分别考上了杭州大学历史系和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因此周围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这让我感受到了一点压力。一方面对于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可是另一方面又觉得上大学还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并且离自己相当的遥远。

父亲有一次当着同事的面对我说，就你也能考上大学？我说，如果考上了你有什么奖励？父亲大声地说，如果你能考上大学，我就给你两个手表！

手表在那个时候还是很贵重的物品。一块上海手表要120元钱左右，相当于父亲三个月的工资。父亲作出上述许诺的时候，手腕上已经没有手表了，他原来的那块表已经送给我姐姐了。

几乎没有人认为我能考得上大学。我的邻居们和同学们都在认真地复习，而我游手好闲，东逛西逛，其行为已经严重妨碍了人家的学习。

我也想认真复习，可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复习。另一方面，觉得有那么多的人（包括1966年以后所有的高中毕业生）一起高考，自己几乎没有胜算。

小的时候看外国电影，看不懂外国字，我的邻居对我说，大学生就能看懂，他们能够看懂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因此我从小就对大学生充满了崇拜之情，觉得大学生确实与我距离太远了。

高考第一天，考了两门，一门是政治，一门是物理。上午考完政治，我对父亲说，政治很容易。我在进入考场之前还专门背了一道题，结果这道题就是高考的第一题。下午考物理，我一下子就傻眼了。要知道我是在高考前四个月才知道有牛顿三大定律的。这之前学的是机电，主要是关于拖拉机的原理和无线电的一些知识的。

考完物理，一向无所谓的我突然心里有点郁闷。记得那天特别的热，吃完晚饭到家附近的破车塘洗了澡（那个时候的义乌人是不分洗澡和游泳之间的区别的）。炎热的天气让我一夜无眠。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我的数学一直不好，不久前的模拟考试我只考了25分。可是那天早上我的状态却出奇地好，除了最后一题（15分）外我基本上都做出来了。最后的分数是82分。因为最后一题大家都不会做，因此这个分数已经很高了，我一直以为是全校第一名，直到前不久才知道另一位女同学比我多了一分。

本来我最擅长的是化学，可是有一道15分的题被我理解错了，提前交卷后走在路上才发现自己的错误，为此我懊丧不已。

填志愿时，几所大学的第一志愿都是化学系，可是命运却把我送进了数学系。

我所在的班是义乌中学的快班，是在得知恢复高考后专门为冲刺高考而成立的一个尖子班。考完后，同学们一个个唉声叹气。他们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好像还可以。校长在我们的毕业晚会上说，总分在300分以上就有希望。我对身边的同学说，我好像不止300分。同学很疑惑地看着我，我觉得他是不相信我并认为我在吹牛。

那个时候，高考阅卷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先是金华地区阅卷，然后再送到省里第二次阅卷。

金华地区阅卷的结果是，我考了329.5分。后来想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分数，因为那一年本科的录取线是330分。省里阅卷的分数下来后，我记得是和姨妈、表弟一起去查分数的。当看到我的最后分数是344.5分时，姨妈高兴地说，稳了稳了，肯定考上了。在回家的路上，表弟对我说，当时看到帮我查分数的老师笑着走过来的时候就知道没问题了。

那一年，浙江省公布的政审体检分数线是310分。义乌的高考状元77年高考因为政审被卡没有上大学，到我们这一届时总算宽松了一些，使他如愿上了大学。体检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身高163厘米，体重42公斤，完全还是个小孩的模样。

那一年，整个义乌中学应届生第一批正式录取的本科生不多，我排名第9。后来因为国家急需人才，又扩招了一批。

报到的那一天，母亲把我送到义乌火车站。候车的时候碰到了高一的语文老师。我问他是不是也考上了大学？他苦笑着说没考上，他说他是来送他哥哥的，他哥哥考上了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我一听乐了，因为我与他哥哥成了同学（他也姓龚，在数学系782班）。

有趣的是，我们高一的数学老师也与我们一起参加了高考，可惜没考上。更有趣的是，若干年后我在大学校园里遇见了我小学时候的音乐老师和体育老师，一问才知他们是浙江师范学院专科部的学生。

就这样，我被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成了候补的中学老师。巧的是，我一位初中和高中同班同学叶鸿飞居然在大学也是同班。不过，鸿飞的爸爸一直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以至于若干年以后，我们那些复读的同学都陆陆续续考上更好的大学时还在对我说：“小庆，你们那年还不如没有考上”。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毕竟高考时年龄太小，很多知识还没有真正掌握。然而，人生不能重来，也无法假设。

1978年10月的某一天，15岁的我独自坐火车离家，带着一堆行李。幸亏有语文老师的哥哥与我同行，总算不是很紧张。在金华下车后，我看到我的姐姐正在站台上来回走动到处找我。

大学同寝室的同学共有六人，年龄分别是15岁、16岁、20岁、23岁、28岁和32岁。也就是说，年龄最大的同学是我的两倍还要加两岁。

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母亲后来对我说，我考上大学后，一些邻居和同事非常地不服气，有的连续几天没睡着。有一位同事对母亲说，你那个儿子，每天背着一个书包懒洋洋地从我家的门前经过，一点也没有读书人的样子，这样的人居然能考上大学，而我的孩子那么用功，居然没考上，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

不管怎样，刚刚恢复高考还不到一年，在录取率还是个位数的竞争中，一家就有三个孩子考上了大学，在义乌县城里还是引起了轰动。很多年以后，我听见父亲说，这几个孩子还算争气，没有给我们丢脸。

1979年，我们姐弟三人。他们俩是77级，比我高一级，总算没有白当哥哥姐姐。那个时候，我哥还比我高，但这点优势很快就没有了。

1979年，金华冰壶洞，我们姐弟俩。我们俩同在数学系，她在数772班，我在数783班。那个时候粮食定量供应，我不够吃。不过，姐姐有余粮，总算让我能活着毕业😂😂

大学同寝室的同学共有六人，入学时的年龄分别是15岁、16岁、20岁、23岁、28岁和32岁。也就是说，年龄最大的同学是我的两倍还要加两岁。后排戴眼镜的金庆建同学毕业后回临海工作，曾任台州中学校长。1996年因车祸去世，享年41岁。

今年四月，我到奉化看望了同室同学中年龄最长的董德利同学。大学毕业35后，我们再一次见面，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