酉阳知青回乡记（一九九三年）

老牛

一九七二年从上山下乡落户的酉阳调回重庆至一九九三年，21年再未回去过。

这21年里，经常梦到在酉阳当知青的时光，后来又梦到返回生产队的场面。按传统的说法，这是老天托梦，该回去看看了。

将这个想法告诉同在一个生产队插队的好友鲜继锦及同在兴隆区插队的好友冯元皓，大家都同声赞成，并定下日子，在九三年的夏季回酉阳，回去探访这个阔别了21年的第二故乡。

我们三人都是原重庆六中初六六级学生。元皓是三班的（中），我是七班的（右），继锦在八班（左）。

7月19日晨早乘东方红-104号大船，下午抵达涪陵。下午游涪陵河街，当时涪陵变化不大，河街结构、布局与我们21年前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些新的较高的楼房。当天还在河街的老饭馆处吃了当年最有名的涪陵油醪糟。

养儿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继锦带上了正值中学暑假的儿子，携妻去看他当年在这生活了八年的地方。

我们下乡，一般都是两、叁年就调回城里，而继锦一待就是八年，中间有个辛酸的故事。

继锦在酉阳农村待八年是因为当时极左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后果。他在一九七一年给秀山的知青亲戚通信时报怨及批评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法，谁知这封信被当地的其它知青搞恶作剧私拆了，信中的内容被流传出来。

这年的九月，那个永远健康的副帅出了问题，揭露出一个571.工程计划。据说计划中指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说法居然与继锦信中所写相似，这导致了继锦在城里来招工时被卡，直到打倒四人帮后的一九七七年春天才落实政策返渝。

次日清晨坐乌江小客轮从涪陵到酉阳龚滩。当年乌江航运的情况与我们下乡时一样，航道未变，轮船未变，耗时未变，中途仍然要在彭水歇一宿。

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有了工作，有了收入，不再是用父母的钱，所以这次我们买了三等舱。三等舱在二楼，人少，发动机声音小，这样舒适不少，还可以睡觉，也可以到外面的宽敞的甲板上观景、拍照。

正是因为这个三等舱引出了我们未曾计划的事情，让我们返乡之旅更加丰富精彩！

这是彭水县城上游的跨乌江大桥，当年招工返城时都还没有。

乌江边高坡上的鹿角镇。当年许多29中的知青在此码头上、下船。

这条水路当年来回走了四次，这次因处境不同，心情不同，又在船的二楼，眼中的风景与以前大不一样，十分美丽壮观，而以前感觉更多的是险恶、荒凉。

由于三等舱的环境好，空气好，少量买四等舱船票又与船员有关系的人也上来坐，其中一位三十多岁、干部模样的人与我们搭讪摆谈起来。

摆谈中得知这位干部是当时的酉阳县副县长，仿佛记得他姓李，且称他为李副县长。

李副县长是原成都工业学院（后并入四川大学）机械系七七级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机械厅，现从省机械厅下派到酉阳县当科技副县长。

当时的干部还是相当清廉的，一个副县长居然只坐四等舱。

李副县长得知我们是当年的酉阳知青时，对我们非常热情，并说要通知县里接待我们。本来这次回乡一是寻旧叙情，二是放松度假，不愿将活动扯上其它形式而不能自由自在。但李副县长的盛情难却，不得不接受他的邀请与一些安排。

后来才知道，李副县长的邀请是有考虑、有计划的。

船在武隆停靠时，李副县长就上岸给酉阳县里打了电话，船到龚滩后，县里派来的吉普车将我们一行接进县城。

这是第二天看到的酉阳县城，街道已有较明显的变化，新修了这条主街，听说还刚请重庆的设计规划部门对整个县城作了长期的规划设计。

城里新旧并存，这是原来的主街，显得破旧。

我们当年来酉阳、回重庆都要住宿的车站旅馆，说到车站旅馆，故事就多了。

我与继锦下乡酉阳时，离重庆第一批知青到达酉阳已有半年，当拉我们的大卡车到达旅馆时已是黑夜，尚为平静。第二天早晨，当周围的人们发现新到的一批知青住在这里时，有人声嘶力竭地大喊：知青来了，知青来了！声音尖厉、恐慌，旅馆周围的商鋪赶紧关门闭户。令人想起电影中“土匪来了”、“鬼子来了”的镜头，前面的知青做了什么，可想而知。

元皓后来告诉过我关于他在汽车站旅馆的故事。当知青招工回城时，他被推荐，但因其父亲当时被关在“牛棚”，政审不过关被卡。他来县城向招工单位的人员游说求情，希望能招他回去，当然他没有成功。

当时他住在车站旅馆，这里还住了不少有类似情况的其它知青。元皓想起招工无望，看到一些已被招工录取的人欢欢喜喜地返城，而自己不知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心里充满失落与悲伤。

晚上在车站旅馆的一楼饭厅里聚集了一大群有同样遭遇的知青，群情悲愤。这时元皓唱起了那首有名的思乡歌曲《松花江上》，悲伤的曲调引起了众多知青的共鸣，许多人跟着起唱，许多人当场泣不成声……。

这是元皓在车站旅馆前留影。

入住酉阳县政府宾馆后，当时的陈县长（左一）及李副县长（右二）来宾馆看望我们。

到达县城的当晚，县里的四大班子（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设宴招待了我们，县委冉书记及县政府陈县长都亲自参加。

开席前陈县长站起来作正式的讲话。他说，感谢当年重庆知青对酉阳的贡献，大城市的有知识的学生来到偏远、落后的大山区，促进了这里的进步与发展。他甚至说，重庆知识青年给酉阳带来了第二次文明！

听到这些话我当时真是如坐针毡，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想起我们知青刚到酉阳时的许多胡作非为，心里深感内疚。虽然并不是所有知青都是这样，但干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惹事生非的不少。我们重庆六中的同学虽总体上算较好的，但干出最出格的事的人就在我校。

那是个荒诞的年代，干出荒唐的事情的主要责任也不在知青，只有这么想了。

用现在的话来说，知青也有许多“正能量”的人和事。

有不少知青在农村传授文化与科学知识；有的知青自学医书，从城里带来药品给农民治病送药（现在想起是非法行医）；知青还从其它地方带来了这里没有的物种，如鹅、四季豆、缸豆种子等，并让其在当地生根发芽，得以传播。

知青的文化知识，城里的生活及卫生习惯，广泛的见识，或多或少地影响、改变了农民。

知青在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学习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及原始的农业技术的同时，也更多地输出知识与文明，促进了农村的进步。我想这是陈县长说感谢知青带来第二次文明的初衷，当然他太客气了！

当时我还在生产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科研”，这将在后面提及。

参观酉阳市容。

参观大酉洞，当时还是个油库，正在搬出。

这里后来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旅游景点--桃花源，听说我校的陈战同学还为这里的规划设计作了贡献。

陈县长向我们介绍了酉阳县里的几项战略计划，其中有一项是打造桃花源，发展旅游。现在看来这个计划很成功。

还有一项是要联系、利用以前重庆知青这个人脉资源，帮助酉阳对外开放及发展。这也是县里额外热情地接待我们的原因。

县里还安排我们参观了县里的青蒿素厂及卷烟厂。

拜访当年兴隆区医院的陈医生及其妻子张医生。他们曾给我们知青特别的关照，尤其是对在那里生活了八年的继锦。

此时他们已调入县医院工作多年。

拜访已在县中学工作的原兴隆区中学的丁老师。丁老师是西师物理系的学生，后我们半年分配到兴隆，喜欢与重庆知青交往，与喜欢无线电技术的继锦友情特别深厚。

在县城寻旧、拜访及参观两天后，7月25日乘县里安排的吉普车去我们当年落户的兴隆区。

元皓落户在兴隆区的木叶公社，我与继锦在兴隆区所在地的兴隆公社，车首先到达途中的木叶。

木叶，我又回来了！

元皓回到木叶的兴奋难以言表。

木叶，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木叶农民劳作时唱的山歌很有名，山歌的内容有如陕北的信天游一样，多为讲叙男女情爱，当然也不乏低级、庸俗的内容，后来被整理、拔高为《木叶情歌》。

木叶更有风景与情调的是那条木叶河，河水清沏透明，有的河段两岸树木茂密，景色幽美，当时在知青眼里是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有如电影《五朵金花》中的蝴蝶泉。

木叶是山上的一个平坝，周围是更高的山。木叶河水从一个溶洞里流出，流过木叶坝后又钻入另一个溶洞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流向低处的兴隆坪，最后併入酉水，流进洞庭湖。

我们走后才建的木叶水电站。

元皓所在生产队的杨保管（生产队的保管员）。集体化前，他曾经在外面游历过，见过大山之外的世面，故对城里来的知青理解更多，共同语言更多。

他经常帮助知青，对元皓特别好。

杨保管及其大儿子一家，当时他的妻子已去世。

与乡亲们会面。

杨保管家话当年。

住房还是老样子，只是更陈旧了。

元皓他们当年取饮用水的小水坑。

天干时水坑就会干涸，这时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担水。

背的还是背兜，戴的还是斗笠，人的穿戴式样未变，街道也是老样子，感觉分外亲切。

与人们交谈，变化还是有的。分田、分地到户后，吃不成问题，穿也能保暖。记得我们在此地时，冬天大雪盖地，许多农民只有条破烂的单裤，脚上用棕树皮包裹一下当鞋子在雪中行走。

木叶街上唯一的饭店，还是当年的老样子。

在木叶待了半天后，立即驱车赶到十公里外的目的地--兴隆坪。这里是兴隆区及当年的兴隆公社的所在地，我与继锦落户在离街上约3公里路的新民大队四队。

终于回到兴隆了！

21年来经常想到这个地方，经常梦到这个地方，现在实实在在地站在这里。21年前经历的人与事，像电影回放一样，一幕一幕地出现在眼前。

兴隆场街寻旧。

看了当年去得最频繁的地方：供销社、邮局（兼汽车站）、粮站、食品站、区医院、饭店等。

兴隆区的大部分知青都赶兴隆场，五天一次逢场，逢五为小场，逢十为大场。

赶大场时大部分知青都会来，尤其是元皓所在的木叶公社的知青，几乎是逢场必赶。他们成群结队地从山上沿公路走下来，一路说笑，尤如去参加盛大的节日集会。

赶场并不一定是为购买生活用品，到邮局寄信、取信以及与知青们会面更为重要。

铁匠铺还在制作农具。可惜当时未留下一张兴隆邮电局的照片。

对我们来说，兴隆街上最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应是邮电局。那是一座在场街末端的小木房子，房前的一块不大的坝子是通往县城的汽车的终点站，邮电局也兼卖到酉阳县城的汽车票。

知青赶场要到此寄信，与工作人员熟悉的人也可在此直接取信、取汇款，而不必等到邮件分发至公社。

因又是汽车站，房前摆放了一条板凳，知青赶场就常常坐在这里歇脚、读信，这里也就成了知青的聚会的地方。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在这里得到的快乐，收到家里的信件与汇款；收到同学、朋友的来信；从这是坐车回重庆探亲。当时最大的愿望的就是有朝一日在这里带着行李乘车回到重庆，再也不用返回。

赶场会知青在此会面时，摆谈得最多的内容一是从来自重庆的家信中得到的消息，二是从收音机短波频道听到的时事新闻。

许多兴隆知青多年后还津津乐道地说起新民大队的冯大卫在邮电局门口给他们讲的国内外新闻，这都是大卫从收音机中听到的。新民大队有几位高三年级的知青，喜欢看书学习，知识丰富，口才也好，深得一些初中同学的“崇拜”。

我们新民大队知青当时有两部半导体收音机，质量都不错，在这远离城市干扰电波源的大山深处，收听短波外台很清楚。当时收听外台是一项罪行，叫“偷听敌台罪”。但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偏远山区，有条件拥有收音机的人（多半是吃“皇粮”的人）都收听。山区收不到中波电台，只能收短波。而短波台中多半又是外台，不管是有意或无意，手指一拨就听到了。

当年有知青因没坐上班车，从县城步行返回兴隆，中途在毛坝住宿一晚，与一位兴隆区的领导干部同住在毛坝唯一的客栈。夜深时干部睡着了，鼾声如雷，隔壁的知青除听到鼾声外，还有听到一个娇揉造作的女声：台湾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共干部广播……，把知青都惊得一身冷汗。

收听外台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林.彪事件。1971年9月13日后约十天，外台中就出现中国发生了不寻常事情的消息，在十月一日国庆节证实了林的出事。我们得知此消息的时间实际上比城里的高级干部还早。

两个多月后，中央文件传达到大队。当大队唐支书刚开始念这个让朴实农民”打死也不相信”的文件的内容时，全体知青会心一笑，让唐支书感到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多年后从有关回忆录中看到，我们的总设计师当年流放在南昌也是用同样方法得知9.13事件，心里颇有感慨。

9.13事件是知青思想认识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以后，许多人不再迷信伟人，开始反思文.革，反思造反，质疑上山下乡……。

兴隆坝，四周都是高山的一块盆地，中间流过一条小河。与木叶河一样，兴隆河水在盆地的东北面尽头也消失在溶洞中，然后又从十几公里外的土坪乡钻出，流到湖北的安抚司、百福司併入酉水河，然后再返回酉阳的大溪、酉酬，最后流入洞庭湖。

场上看上一阵后迫不急待地往落户的生产队走。我们落户在离街上约三公里的新民大队，大队有四个生产队，我与继锦在四队。

四个生产队分布在四条山沟，每条沟都有溪流流出，最后在这里汇合。上面照片中继锦站的地方是一座桥，桥下是从三队、四队溪沟流出的溪水，桥上原有一座凉棚，栏杆下是条凳，是一座南方典型的凉桥。

凉桥有过光辉的历史，说是贺龙曾带领红军从上面路过。农民包括知青赶场都爱在此歇脚，新民大队的知青也曾在夏季的明月之下会聚于此，唱《外国名歌二百首》中的歌曲。

这是当时新民大队的知青与从大溪区来的同学的合影。继锦在拍照，未在照片中。

现在看来，新民大队的知青当时算是有自己的思维与抱负；比较热爱学习且相互影响的一群人。

在后来的七七年、七八年高考中，全大队14个从初一到高三的同学，有9位考上了大学，另外还有考上电大的。这个升学比例当时在全国可以说绝无仅有。

回生产队的路上就有邻队（三队）的农民招呼我们，而且能叫出我们的名字。离开21年了，还不是一个队的，对我们这样深的记忆，令人感动。

路边的三队农民的房屋，这两家当年算得上条件好的。

走进生产队。

去当时关照我们最多的一位农民妇女--田伯娘家。田伯娘在大食堂饥荒年代外出逃过荒，见过世面，像元皓所在生产队的杨保管一样，对城里人较为理解并给予同情与关照。曾经一段时间，我们队的三位知青在她家“搭伙”吃饭。

去了田伯娘家才从她儿子姚昭胜口中得知伯娘已去世多年，坟就在他家的原自留地傍。我与继锦到墓前去祭拜并三鞠躬。

原来所熟悉的木房子已不存在。昭胜告诉我们，是因他家生了两个小孩，交不出超生罚款，害怕计生人员来拆房子，故自己先将木房拆了卖钱，现全家就住在这个简易的塑料棚里。

听了他的话，心里阵阵酸楚。解散生产队后，分田分地到人，大家的生活都变好了，但伯娘的儿子反而生活变差，连栖身之地都没有了。我们送给他一点钱，但这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与原生产队黄队长及其儿子二毛合影。

黄队长是我们当时接触交往得最多的人。是他到区上把我们接引至生产队，是他经手管理我们的安置生活费并亲手安排、参与我们的住房修建（国家有专款），总之，知青在生产队的生活、劳动、探亲、调回等等，都要与队长打交道。

我们到四队时，黄队长有两个儿子，大毛与二毛，当时大毛约五、六岁，二毛约二、三岁。

大毛长得目清眼秀，鼻梁高直，活泼可爱。我们很喜欢大毛，劳动之余我们经常逗乐大毛，有时也给他糖果等小礼物。

但可爱的大毛后来得病夭折了，我一直为此事感到懊悔。那是1972年春天，正值我调离农村办理手续之际，村里流行起“小儿瘟”，现在想起可能是流感或脑膜炎之类的病疫。队里有两、叁个小孩都病了，发高烧，其中就有大毛。

黄队长及妻子在大毛病重时并未将其送医，而是请了巫师来驱魔。我去看望大毛时看到他睡在几乎不透气的屋内，身上盖得很厚，傍边的火塘还烧着火，屋内的空气及温度让我都受不了，此时大毛已陷入昏迷。

我当即就劝促黄队长将大毛送兴隆区医院，费了好大一番口舌后说动了黄队长夫妇，大毛被送到了区医院。凭着我们知青与医生的友好关系，安排大毛住院治疗。经过的三天的打针、输水，大毛的病情得到好转，人已清醒，甚至开始喝水进食。恰恰在这个时候，我办完招工手续动身回城了，继锦也不在村里。黄队长看到大毛病情好转，不知是担心经济负担还是其它想法，又把大毛接回家去。此后大毛的病情反转加剧，没过几天就离开人世。

我回城后得到消息，痛心、挽息不已。如果我晚走几天，一定会阻止黄队长过早地将大毛从医院接回，大毛的生命多半能够得救保全。哎！

照片中的二毛已长成一个强壮的帅小伙，如果大毛还在，应比二毛还要出众。

在当年的住房前。

当年在黄队长的房里。

与黄队长的一个难忘的交往是关于土豆选种的事情，也就是我前面提及的我的第一次“科研“。

我们生产队地处酉阳山区的高处，平地少，田少，粮食生产大部分靠在山上刀耕火种地开拓出来的坡地种苞谷、红苕及洋芋（土豆）。洋芋比红苕好吃，好保存，故很受农民欢迎。

收获洋芋时都要留选第二年的种子，种子洋芋要选中等个头的，太大的不合适，太小也的不行。队里的传统作法是收获洋芋后留一批洋芋在库房，待冬季农闲时，大家再来选种子，选出中等个头的洋芋。

这时选种有个问题，选出的一个中等个头种子有可能来自一株大个头洋芋中的较小者，也可能来自一株小个头洋芋中的较大者。当然，我们应选前面而不是后者，洋芋是种植退化比较利害的作物，选种十分重要。

针对上面的问题，我向黄队长提出在坡上选种，洋芋一挖出来就选，选那些大个头洋芋株中的较小者，这样来保证种子的优秀。

黄队长听取了我的建议，第二年洋芋收获时，专门安排了几位妇女劳力按我的意见选种。这批种子种下后我就被招工调回重庆，但我一直关心这件事情，从后来的消息中得知这批种子长出的洋芋比往年的产量高出近二成。

当然这也可能有其它因素，但我坚信是选种方法的成功，农民也赞同这样的作法与认为。

此后我于七八年考上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科研及开发工作，承担过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及火炬计划项目，也多次出国参加合作研究。但回想起来，让我最有满足感与成就感的还是那次在农村的科研处女作--《洋芋坡上选种法》。这是人生中第一次将自己的知识用于规模性的生产并取得成功，令人终生不忘。

其实之前继锦与我还作过一次“科学试验”，只是不成功。

我们兴隆区街上当时靠一个约600米外的一个小水电站供电。由于当时物资紧缺，加之无钱，电站到街上的输电线竟是用的铁丝，线损极大，街上的灯泡只能达到暗红色，比油灯好不了多少。

继锦告诉我，他有办法解决街上电压不足的问题，可以用提高发电机励磁电压的方法来增大发电机的输出功率。他之前去电站看过，认为发电机未达到额定输出功率。

我们去了发电站，经过我们的自我介绍与吹嘘，那位操作员居然就放心地放把发电机交给我们作试验。只见继锦拨动调整励磁电压的滑动电阻，将电阻调小，顿时电站的照明灯立即转亮，操作屏上的电压表指针也转高了。我们正要欢呼，只听见发电机的声音逐渐变为低沉，转速下降，电灯也暗下来，电压表又恢复到原来的刻度值。

经后数次的电阻值调大、调小，机房电灯忽明忽暗，我们很快就认识到原来的想法行不通。

要增加发电功率，必须在增大励磁电流的情况下增大水流的动能，否则磁场增大，输出功率增加，发电机立即受到更大的转动阻力，转速隨之下降，输出功率又回到原来的水平。要解决街上电压低的问题的最好方法只能是将铁丝換成铜线，要不就增大水流。

虽然这次的试验不成功，但继锦当时作为一个初三的学生能知晓发电机励磁调节这样的专业知识实属不易，这都是中专、大学的专业课的内容。

继锦当时在六中时是无线电爱好者，他的技术水平在学校算得上一流，下乡前曾自己装了个八管的半导体收音机，品质不错，短波效果很好。

上面说到，继锦在农村待了近八年。其它知青调走后，他孤独一人留在兴隆，他父亲特别担心他精神上承受不了，会发生意外。我们也有这样的担忧。

但他在那时作出令人佩服的坚强表现，他发挥自已的特点去帮助区里的电影放映队维修电影放映机，很快被区上选为电影放映员。他将这台集光、声、机、电为一体的8.75毫米流动放映机及柴油发电机组打理得服服帖帖，故障率为全县最低，效果为全县最好。

他翻山越岭去各个公社及大队放电影，受到农民的欢迎与尊重，同时还少不了酒肉招待，体现了自我价值，过得也算充实。否则他真是难以熬过一人留在那里的漫长日子。

与继锦命运相似的还有木叶公社的一个女知青，也是六中学生。她因家庭出身不好无法被招工调出，当其它知青全部都离开后，可以想像她一个女知青孤身留在那里时所感到的恐怖及遭受的苦难，后来她疯了。

听说她在因病转回城的途中在涪陵码头跳了江，虽被救起回了城，但最后的消息她还是死了。

继锦能熬过那些年头实为不易，当时也不知他何年何月能返回重庆。直到1977年春天，他突然出现在我家，告诉我他已经落实政策调回到他父亲的原工作单位--市中区粮食公司上班，我简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高兴劲无法形容。

那是我们一生中最令人怀念的时段，拨乱反正，万物复苏，几乎每天都在变。隔几天就有一、二部被封禁的电影上映，隔几天就有以前熟悉的公众人物被平反昭雪，不久又迎来了改变我们人生命运的高考……。

继锦回城后还搞过自动售粮机、数控机床等科研项目，后来成为市中区科委的领导干部。

我一直觉得他是块搞科技、搞工程技术的好料，思维缜密，心灵手巧，如果当一名外科医生也一定十分优秀。但想不到他后来当干部，当官了。经过多年官场的浸淫，他似乎也有了官气，有了派头。这次到酉阳，他讲话时常常要冒出一句“我们政府……”，每当他说此话时，我与元皓都要相觑而笑。

“我们政府”大受欢迎，酉阳县里正需要这点。后面将介绍继锦因此所付出的”代价”。

拜访黄队长后紧接着拜访生产队江会计。

江会计有些文化，当时是生产队出谋画策的人物，与我们交道也多。他的儿子当年十岁出头，小名文子，十分聪明乖巧，常来我们住处玩，听我拉手风琴，深受我们喜欢。江会计介绍说，文子后来学了木匠，湖南、湖北、四川到处游走做活，之后在湖北被招为上门女婿。

兴隆与湖北的来凤县接壤，兴隆在山上，接壤的湖北农村在山下。山下平，稻田也多，加之当时湖北没有四川的政策“左”，自留地划得多点，生活明显好过。兴隆的姑娘都愿意嫁到山下的湖北，从没见到一个湖北姑娘嫁到四川的。我们生产队一位作瓦匠的年轻人好不容易带回了一个湖北女子，但是一个比他大六、七岁的寡妇，而且还带有一个前夫的小孩。

文子当时能在湖北安家也是好事，日子肯定比在兴隆好。

江会计招待我们吃饭。

我们刚到生产队时，队里的每家每户都轮流请我们至少吃过一次饭，这应该是队里布置的任务。那时要正式请人到家吃顿饭相当不易，像样的要去场上割点肉，要不都要做点豆腐或上碗面条作主菜，当时不少的农家都拿不出东西，感到困难。有的贫困家庭拖了很久才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吃起都于心不忍。

在生产队时，农民的红、白喜事及建新房也都要请客吃饭，我们参加的吃请也都记不清了。但在江会计家的有一次吃饭却让人刻骨铭心，可以说永世不忘。

那是到生产队后的第三个年头的春末夏初，正值农村青黄不接之时，我们已经断米断油多日，每天吃洋芋度日。闷洋芋、烤洋芋、煎洋芋啥做法都搞过，由于没有油，锅里都生了一层红锈。那个日子，真想吃油、吃肉啊！

有一天夜里，突然听见猪的惨叫声，有人户在杀猪，我们眼睛都亮了，顺着声音找过去，是江会计家。那头猪很大、很肥，这是一般社员家喂不出来的。

见知青到来，江会计招呼我们进屋坐，吃招待屠夫的“刨猪汤”，我们当然不会客气，决不放过这一吃肉的机会。我们进屋围着火塘坐下，不一会就有猪血、猪肝、猪肉陆续上桌，记得肉肥得有五指厚的膘，切得也厚，有约一厘米。由于是刚杀的，肉特别软。夹起来时，那块肉在筷子中闪闪癫癫，从来没有感觉到肉是如此生动，如此诱人，难怪四川人叫猪肉为“闪闪“。

40多天未沾一滴油，未吃一丝肉，人若是一台机器，这机器也会锈死。我现在都还清楚地还记得第一块肉入肚的感受，当牙齿一嚼，肥油流满口腔，然后狼吞虎咽地进入食道，落入胃中，犹如久旱而龟裂的秧田流入了清泉，全身都得到滋润……。那种快愉，那种享受，那种过瘾，是后来人生中任何食品，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达到的。

生产队的农民。

我们队很小，只有40余人。拜访了全队的每一家，向他们送了所带的食品、烟酒，以前关系好的另送了点钱，感谢大家以前对我们的照顾。另约了全队的人在第二天在兴隆场上的饭店吃中饭叙旧。

第二天是个赶场日，知青回乡并请全队人吃饭的消息一下就传遍兴隆的各乡、各村。农民还加油添醋地把我们吹得跟之前回乡的台湾老兵一样，许多熟人都希望见到我们，晚上还能见到远方山上的小路上有人打着火把赶到场上旅店来会知青。我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与兴隆区领导合影。

坦白地说，这个压力是经济上的。我们三人都是工薪阶层，带的钱不多，下面还准备去张家界旅游，这次回乡，买了一些礼物，送了些钱，请乡亲吃饭后已感囊中羞涩。如再待下去，不仅我们去张家界的计划要落空，连返回重庆的费用都会有问题。😄

想到的地方都到了，想见又能见到的人也都见了，在兴隆住了三晚四天后，我们向兴隆，向乡亲，向区上接待我们的干部们告辞了。

那时兴隆与湖北来凤县边境的牡丹坪已打通一条十分简陋的土石路，开通了两天一次班车。我们临时决定不再返回县城，由湖北来凤转湖南去张家界。

出发前区上领导来送行，此时发生了一件让我们十分意外的事情。

大家讲完辞行、送别的话后，正要去登客车，不料一位区领导拿出一塑料袋装的东西，硬塞给我。我看里面黑乎乎，软溜溜的还在动，心想难道是娃娃魚？兴隆的土坪是全国大鲵之乡，盛产娃娃鱼，我们当知青时还吃过多次。我好奇地捏了一下塑料袋，这一捏非同小可，造成我下面的旅途痛苦万分。

这时一位区领导说，我们山区穷，拿不出像样的礼物，只有送你们点这里的土特产，这是兴隆的特产--生漆。我的天！一听是生漆，我吓得赶紧缩手，把袋子递回给领导。

三人表示，我们不能收礼，再说这个礼物对我们也无用处，更无法携带。大家态度坚决，领导也就不再坚持，将生漆收回。

但这一切都晚了。生漆对一些人将引起严重的皮肤过敏，农民称之为“发漆疯”。我以前在农村时多次发漆疯，身上、脸上红肿，长出疹泡，奇痒难忍。回想起来，农村劳动的艰苦，粮油的短缺，对家乡的思念都比不上发漆疯时难受与痛苦。登上汽车几个小时，我身上开始就出现反映，发漆疯了。同伴们开玩笑说，这是最好的记念，让你不忘兴隆，不忘农村。

在湖北来凤县城与湖南龙山县城之间酉水河桥上留影。

这是中国两个奇特的县城，完全连成一遍，以酉水河为界分开，一边属湖北，一边属湖南。

这里是当年兴隆农民心目中的大地方，如那位农民去过来凤、龙山，有如当时的重庆人去过北京、上海一样的光荣、自豪。在坡上劳动时，时常有人吹嘘自己当年闯荡来凤、龙山的故事。

这里比接壤的酉阳富庶，交通更方便、发达，但这里历史上民风彪悍，是出土匪的地方。著名的《乌龙山剿匪记》就是这里发生的故事，另外还有我们熟悉的电影《云雾山中》也发生这里的八面山。

当知青时元皓与同队的李鹏辉同学来过此地，所以对这里很有亲切感。

湖南王村镇脚下的酉水。

从酉阳流来的酉水在这里已变得水量很大，很宽阔。王村是拍电影《芙蓉镇》的地方，镇里因电影而出名，大搞旅游，到处都在卖米豆腐。我们在此住了一晚。

《芙蓉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文艺复苏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读大学期间所看的最好的电影之一，观后印象深刻。现在亲身游览芙蓉镇，让人又回忆起那段美好时光。

不过在芙蓉镇时身上的漆疯达到最高潮，让人食寝不安。😭😭

游王村（芙蓉镇）后，乘火车去了张家界，在张家界游两天后乘火车去了湖北宜昌，再从宜昌登长航的东方红轮航返重庆。

这照片大家都穿短袖，只有我一人着长袖，目的是遮掩手臂上的漆疯红瘢。

轮船航行两夜三天后到达重庆。临抵达重庆朝天门港前，同伴们“强迫”我脱下衬衫，露出手臂照了这张照片，说是这是最好的留念。

将照片拉大，可清楚地看到手臂上的红瘢。不过这时已在收敛干疤，就要好了。我们的旅途也隨着我的漆疯的结束而结束。

可能是以前记忆的残留，当船驶过铜锣峡，看到溉澜溪山上的宝塔时，心里还是像当年从酉阳回到重庆一样的高兴与激动。

为期三周的酉阳行结束了，但这次回乡的故事远未结束。

回重庆后不久就不断地有在酉阳的乡亲、朋友来渝的拜访或请求帮助办事；酉阳县里也请求帮助，希望为县里来往于重庆的客车在市中区的道门口找一个落脚点。这些事都落在在市中区政府工作的继锦的头上，给他增加了许多劳动与负担。

继锦善意地向我们抱怨，你几爷子回去惹出的事情，现在落在我一个人头上。他说此话是因为在乌江船上与李副县长的交谈初始于我及元皓。我与元皓也开玩笑地辩解说，是我们几爷子共同惹出的事。谁叫你在酉阳时开口一句“我们政府”，闭口一句“我们政府”，是该落在你头上哟。

说实话，继锦给朋友及酉阳办事尽心尽力，令人感动。他马上就四处张罗，经曾在酉阳当过知青的校友、时任区领导的支持，停车点很快就办成了。

市中区委、区政府的不少干部都在酉阳当过知青，经继锦的牵线，酉阳与市中区很快就建立了亲密的联系。

此后酉阳与市中区的交往接连不断。

1994年3月，酉阳县派出了一个代表团，与市中区签署了在改革开放中友好合作的协议，并在市中区委礼堂举办了一个与当年知青的一个见面会，参会的原市中区知青有近千人。会上酉阳县的领导邀请知青们回乡看看，把知青的回乡热情引发起来。

94年的7月，也就是我们返乡后的一年整，当年重庆市中区的赴酉知青200多人在市中区区委、区政府的组织下，包乘大客车返回酉阳。有的知青后来知道消息，甚至乘出租车去追赶前面的队伍，气氛热烈，场面感人。市中区知青返酉回乡掀起一个高潮。

高潮一个接一个。当时正在黔江开《四川农村扶贫工作会议》的四川省省长肖秧（之前为重庆市委书记）得知这个消息后，专门从黔江赶到酉阳看望这些当年的知青。这位性格开朗，讲话风趣幽默的前清华大学毕业生把大家的情绪引向更高的顶点。

受市中区大批知青回乡消息的刺激；受肖秧书记参加知青返乡活动的鼓舞，此后整个重庆市的知青都纷纷地开始了到彭水、到秀山、到黔江、到万县……的返乡活动，此时，这些知青似乎都如梦初醒，都想起要回乡了。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三个普通知青的一次普通的回乡之行竟引发了重庆知青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回乡的热潮。细想起来，这既有偶然，也有必然。当时这批知青小的约四十岁，大的也就四十五、六，正是人到中年，事业有成的时候，许多人经济上也已比较宽松甚至富裕，想回乡去看看，去寻找当年青春痕迹的人绝不止我们几个，而是大有人在。而当时各个县也正想通过知青加强与大城市的联系与交流，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有这样的社会趋势与需求，或者说有这样的土壤与气候，我们的酉阳之旅正好成为一个引子，一下引出如此出人意料的结果，这恐怕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吧！😄😄

（此照片引自网络，前排正中者为肖秧）

感谢元皓、继锦提供照片及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