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h3><h3> 《 对家乡稻改的记忆》（二）</h3><div><br></div><div> 文／姚念龙</div><div><br></div><div> 家乡稻改的成功，不但使多年的水患变成了水利，同时也改变了鱼台自古以来贫穷落后的面貌，更重要的是让全县人民吃饱了肚子，彻底结束了长期以来人们流离失所、到处逃荒要饭的历史。</div><div><br></div><div> 提起逃荒要饭，这里我还想多说几句。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我们这一带地势涝洼，一到雨水季节，南乡和西乡的水都往这控，地里一片汪洋，村子成了孤岛，根本收不了什么庄稼，村里很多人都是长年在外逃荒要饭，过着流浪的生活。我的祖辈就是这流浪大军里的一支小分队，长年流浪在江苏徐州、安徽蚌埠、河南开封这一带。一路走来，我有四个姑姑先后被卖掉或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在徐州卖掉的三姑后来一直都没有再找到，当时只换回来10斤高粱。我16岁的大伯在流浪途中与家人走散，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音信皆无。爷爷也是生生地冻饿而死在他乡野外。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逐渐找回了我们村在外逃荒流浪的一些人，可我们一家8口只回来了奶奶和父亲二人。1953年，父亲用一个破蒲包才将葬在异地他乡的爷爷的尸骨背回了故土，归在了自己先祖的位前。1957年，由于我们这里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水，在我还未满周岁的时候，也经历了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逃荒，跟随母亲逃荒到了黄河以北的惠民县（当年父亲在枣庄煤矿挖煤）。据说那年的大水，我们那平地里都有两米多深，土墙泡倒了，屋上帽漂走了，人们都逃到了南面离我们村八九里路的张埝桥上，人们无家可归了。在惠民县我们一呆就是一年多，直到1958年湖西大堤挖好我们才回来。我们一个村在惠民县出生的孩子就有好几个，名字叫惠民的就有俩，一个姚惠民，一个王惠民。不提这些了，总而言之，由于水患给鱼台的老百姓带来的灾难，是枚不胜举，数不胜数。可以说，如果没有后来的大兴水利、力搞稻改，鱼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个什么样，现在也未可知。</div><div><br></div><div>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稻改的记忆也逐渐清淅，咱在生产队的工作岗位也是不断变化、逐步升级。由一开始浑身上下就穿着个泥巴裤头，往沟崖上运稻秧，到坐在小板凳上拔稻秧，有时嫌挪板凳麻烦，干脆就跪在泥窝里挪着往前拔；后来又升级和人一起拉车往大田地里送稻秧，拉车这活没点力气是干不了的，赶上阴天下雨还得揻泥窝子，劲小了根本拉不动；再后来工作岗位又提升了，跟着大部队插秧。插秧即是个力气活，更是技术活。腰一弯大半天都不兴直一下的，慢一点人家就把你落在了前面（一般都是落后边，这怎么落前面了？琢磨琢磨就明白了）。秧插不但要快，还得要直，最关键的是每一撮稻苗插的棵数要掌握好，一撮五六棵为适中，棵数少了影响产量，多了影响分杈，也是浪费；插的疏密度也要均匀，稀了同样也是影响产量，密了影响通风，也影响成长。插秧这活多数都是十七八、二十出头的姑娘小伙子干，拿大人们的话说：你们年轻人没有腰，不知道啥叫腰疼！这可是骗人不眨眼的鬼话呀！谁说插秧不腰疼谁来试试？半晌中间要集体休息一二十分钟，在沟崖上，都专门找有坷垃头的地方，把腰搁在坷垃头上，恨不得把弯下去的腰给搁回来。那个疼呵！也分不清是坷垃头搁的疼呲牙咧嘴，还是腰疼的呲牙咧嘴，不过搁一会还是舒服一些。</div><div><br></div><div> 最快活的一天，就是插秧就要结束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一般是插母子地（就是育秧田）。累了一季儿总算要结束了，可以稍稍轻松几天了（后面就是拔草施肥搞田间管理了），大家又说又笑，又打又闹，你往我身上甩一把稻秧，我往你身上糊一把泥（我们给起了名叫：糊秧），浑身上下都抹的像个泥巴猴，插完最后一把秧，往沟里一跳，洗得那个痛快，用酣畅淋漓形容一点都不过份！</div><div><br></div><div> 那年头就是这样，大家都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没有高低之分，没有利益之争，再苦再累没有喊苦叫累的，再脏的活也没有嫌脏不干的，因为稻改让人们填饱了肚子、振奋了精神，给人们带来了幸福感、满足感，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无限地喜悦！</div><div><br></div><div><br></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