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远去的天星沟，我的三线人生（连载4）

晓露

　　我的妈妈是泸州市龙马潭区罗汉镇花场门人，一个自耕农民家的女儿，生于1933年。解放前，她家有8亩地，比爸爸家家境要好一些，但总体还是属于比较贫穷的家庭。妈妈有两个姑姑，嫁的人家都比较好，一个姑父家在泸州市小市开染坊，一个姑父家在罗汉场开漕房，两个姑姑都经常接济贫穷的我妈妈一家人。我妈妈总是说，她每次到她的姑姑家，姑姑都会装一袋米叫她拿回家去。可惜好景不长，1939年至1943年期间，日本飞机曾多次轰炸泸州。有一次，泸州市被轰炸后燃起了冲天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天都烧红了，烧毁了街道和房屋，她姑姑家的染房也被烧了，从此家就败了。日本飞机轰炸泸州的时候，住在罗汉场的姑姑即将生孩子，没有跑出去，结果生孩子时身边没有人接生，难产死了。因为日本人飞机轰炸泸州，造成两个姑姑家毁人亡，所以妈妈非常仇恨日本人。妈妈80岁的时候，有一天，她看抗日内容的电视连续剧，看到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时候，她哭出声来，她哽咽着说：“我真想去问问日本人，我们又没有惹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来炸我们?把我们炸得那么惨?”是啊，远在中国内陆的泸州市，哪里惹到日本人了?他们凭什么如入无人之境，对泸州进行肆无忌惮的轰炸?那时候的中国啊，虽大却不强，病入膏肓，只能眼睁睁地任凭强盗在自己的国土上为所欲为。中国人的哭声和眼泪，换不来强盗的同情。

　　妈妈的家离泸化厂不远。1950年，17岁的妈妈嫁给了30岁的爸爸，进厂当了工人。妈妈因为没有文化，只能当临时工（到天星沟后才转为正式工），在厂里做一些体力活，工作非常辛苦。

妈妈天生聪明，虽没有进过学堂，却认得很多字，懂得很多中医知识。学到这些知识，妈妈在很大程度上沾了二舅的光。妈妈的二哥、我的二舅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家里供二舅上私塾、拜师学中医，妈妈耳濡目染也学会了不少。我们家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胃口不开、生疮害病的时候，妈妈就会拿上一把镰刀，到野外去砍回一些草药，熬一锅药汤，或喝或洗，病很快就好了。嫁给爸爸后，妈妈和爸爸一样，参加共产党办的扫盲班学文化，常用汉字妈妈基本上都学会认和写了。二舅后来也进厂当了工人，二舅有点文化，成为正式工，被分配去操作机床。

　　妈妈是农家的女儿，一生勤劳，嫁给爸爸后，仍保持农家的习惯，喜欢种地养小动物。泸化厂占地面积较宽，职工宿舍周周的土地，都分给职工家庭作为自留地耕种。妈妈每天下班后，就会到地里忙碌，我就跟着她到地里玩，有时候会帮着妈妈点豆豆。那些年，我们家从来没有买过菜，吃的全是我妈妈种的菜。我们家的地里还种过麻，妈妈用收获的麻请人编了一床蚊帐，很结实。妈妈从来不可能空着手上下班。在泸化厂没有烧天然气以前，妈妈上班时可能会带一盒米到厂里蒸熟带回来，或者在厂里捡一捆柴火拿回家。

妈妈一生养育了五个子女，大姐、三个哥哥和我。妈妈非常喜欢孩子，对孩子很有耐心，但妈妈原则性不强，总是将就孩子。妈妈认为，女孩子是必须要学会做家务的，不然长大后嫁出去就会受气。为了我长大后嫁出去不受气，妈妈做什么事都要教我做。妈妈这样教我，让我终生受益

　　我一直记得我小时候走丢了妈妈来找我回家的情景。那天，我和四哥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天黑了，我们还在树下玩。这时候，我听到妈妈叫我的声音，见到妈妈很顽皮地藏在树后面，伸出头来，对着我们嘿嘿地笑。我高兴极了，向妈妈扑过去，妈妈顺势蹲下来，说：“来，我背你回家。”我就爬到了妈妈的背上。

有一次妈妈带我去二叔家，去看望奶奶。从奶奶家回来的时候，太晚了，没有公交车也没有轮船了，妈妈就带着我走路回家。十多公里的路，很多时候都在长江边陡峭的小路上行走，我走不动了，妈妈就会背我走一段路。天越来越黑，脚下是波涛翻滚的长江，趴在妈妈的背上，我真害怕妈妈一脚踏空，我们掉到长江里去。

　　妈妈乐观豁达，爱哈哈大笑。妈妈摆龙门阵头绪有点乱，常常被爸爸批评为“讲话没有主语”。妈妈从来讲不完一个完整的故事，因为她总是还没开始讲就开始笑，讲到半截就笑得讲不下去了，大家跟着笑不是因为她的笑话好笑，而是受她的笑声感染而大笑。

妈妈非常勤劳，从来不会闲耍。妈妈不爱叫苦，再苦再累都是乐呵呵的。妈妈总是很忍让，不说长道短。她痛苦时，会独自默默地流泪，但绝不会哭天喊地，怨天尤人。她总是为别人着想，从不为自己考虑。她从不吃独食，有好吃的总是先给奶奶吃或给爸爸吃，从来想不到她自己。我们家吃爸爸打的鱼、妈妈做的豆花、白糕的时候，妈妈就会给每家邻居送上一小碗。

妈妈不会说教，但她的言行却对我影响深远。

作者简介:晓露，本名刘常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理事，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龙泉驿区作家协会会员，望月文学副主编。三线二代，曾在深藏于天星沟的国防厂里生活和工作了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