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蓝色书箱

老丹尼尔_Daniel

【附记】 去年9月，父亲做完白内障手术不久就走了，走的是那么安详、那么了无牵挂……时光过去半载，现在偶然想起他，内心还隐隐作痛。今日又想起了他，翻出旧作，遥寄思念。

除了摄影和旅行、读书、藏书也是我的人生爱好之一。读书的爱好自幼养成。当年，父亲还只是个普通工人，但在 “文革” 那个 “不平凡” 的年代也当过一段中学教师，传道授业之余难免在家里留下几本书籍，这对精神匮乏的我构成了极大的 “诱惑” ，时间一长读书便成了我儿时的一大乐趣。

记得上小学时，一次爸爸带我进城，偶遇一家书店，我趁他不注意 “嗖” 地一下钻了进去，硬赖着他给我买了两本 “大书” ——相对于市面上流行的 “小人书” ——一本是《在起飞线上》，讲的是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故事；另一本是《新来的小石柱》，写的是某省体校新来一名深山里的农村少年，刻苦训练高难动作，勇夺全国少年体操冠军的故事。再后来，我利用各种办法攒钱，如挖草药、卖猪毛猪鬃、卖猪骨头、捡废铜烂铁等，又陆续购买了《渔岛怒潮》《闪闪的红星》等几本中长篇小说和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等。记得还从同学那儿偷借过一本缺页的当年的 “禁书” 《红旗谱》，但没有读完，也没有读懂，只记得里面有个恶霸地主叫 “韩大棒子” 。上初中后，我从家住外地的姥姥家又翻到了几本据说是当年 “破四旧” 遗下的几本旧书，其中一本是1945年9月出版的繁体竖版《古文观止》上册，还有一本前后都残缺的抗战小说《烈火金刚》，我读得如醉如痴。

　 1982年夏，在苦熬了整整一个假期之后，我“意外地”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这让我的父母都喜出望外。因为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村孩子能考上大学毕竟是极少数的，更何况又是在我们那个教育相对落后的小公社呢。

认定我考上大学后，父亲每天的脸上都挂着笑容。他时常念叨：“这儿回不用考虑大民（我的乳名）接班的问题了，接班的名额可以让给弟弟或妹妹了。”事实上，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后来弟弟妹妹们并没有一个人接上父亲的班。父亲知道我平时喜欢读书，他说：“上了大学书会更多。”于是，想方设法找来一块大厚铁皮，然后亲自设计、切割、打磨、焊接为我制作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小书箱，里面大约能放下三四十本书的样子。为了看起来更加美观漂亮，他还请人给书箱刷上了蓝色的油漆，并配上了一把小锁。这对当时的我来说，也算是比较奢华的了。

后来，带着这个蓝色的小书箱，我读完大学又参加了工作。虽说手中的书越来越多，但我坚持用它来存放那些自认为最珍贵、最有价值的书籍。再后来，我从东北调到山东，从高校走进了党政机关，我依然带着这个蓝色的小书箱。多年以后，因家中添置了独立的书柜，这个小书箱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而改作为生活工具箱。

如今，父亲已年届八十岁了，虽说身体还算硬朗，但早已大不如从前。父亲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便主动辞去工作自谋职业，当时叫“停薪留职”。要知道，在八十年代初，辞职“下海”还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也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需要极大的勇气。“下海”后，父亲卖过鱼、加工过副食、挖过沙石料，也上山偷伐过木材，在此前后还饲养过一二十年的蜜蜂。其实，父亲自己又何尝不像是一只蜜蜂呢？他一生辛辛苦苦地劳作，始终无怨无悔，换来的却是一家人的幸福、美满和安康。父亲身为家中的长子，从年轻时起就离家在外面工作，婚后养育着我们四个儿女，日子过得并不十分惬意，有时甚至还很拮据。父亲一生为人忠厚善良，温和而倔强，从不与人争锋，平时也少言寡语。记得小时候他经常与我们一起下棋、玩耍、欻“嘎拉哈”（猪拐或羊拐，东北叫“嘎拉哈”，源自满语），还与我们比赛吃瓜子，看谁吃得又快又干净。有时我们犯错，他也会拿出父亲的权威责骂我们、打我们。他还经常教导我们，为人处事要多为他人着想，从他人的立场和角度看问题，不能光顾着自己损害了别人，用他的话说就是：“事儿怕颠，理怕翻。”正因为如此，他在单位里算是个老好人，但也总捞不到什么“好处”，母亲为此也跟他争吵了一辈子。

前些年，父母“年轻”时我很少回家，近几年父母年纪大了，我几乎每年都要回家一两次。今年夏天，父亲突然问我：“现在，还经常买书吗？”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又猛然间想起了那个蓝色的小书箱。难道父亲也还记得它吗？

乙未冬月于半舍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