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随讲录》3.5讲：武功双雄——苏昞和游师雄

北陆玄英（魏冬）

各位，大家好！端午节快到了，提前预祝大家节日快乐！

这两周，我们给大家主要介绍了吕大忠、吕大防、吕大均、吕大临这四个蓝田人，他们都与张载有着密切的关系，吕大忠、大均、大临还对都是张载的弟子。吕大均率先垂范。拜自己的同学张载为师，为关中人树立了榜样，关中士风为之一振。同时吕氏兄弟还承接张载以礼为教的思想，将之落实到社会，创造了《吕氏乡约》，这也就是这几期《白鹿原》连续剧里白孝文整天拉着原上的乡亲们在祠堂里背诵的那个内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个《吕氏乡约》，一下子把张载的思想宗风和关中的乡土习俗结合到一起了。所以吕氏兄弟对关学成为一个学派的贡献很大。今天，我们转移一下视线，把目光投向西安西边的武功县，了解一下那里张载的两个弟子：苏昺和游师雄。

一、苏昺

苏昺，也写作苏昞。是现在陕西西边不远武功县的人。武功这个地方，是周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咱们中国农民的老祖先——后稷，相传就被封在武功。后稷就和白鹿原上的那个白嘉轩、一样，一辈子都善于务弄庄稼，还教老百姓怎样种庄稼，所以人们把他当做农业的始祖敬他，现在在从西安到宝鸡的高速公路上，武功县的出口处，就有一座雄伟的后稷塑像。除此之外，武功还有一个地方，叫苏坊，据说汉武帝的时候被派去出使匈奴，后来被扣押在大西北放了十九年羊的苏武，就是那个地方的人。苏昞和苏武有没有关系，我没有考证，苏昞是不是苏坊那一带的人，我也没有考证，但我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既然都是武功地方的人，他们总有些东西是相似的。

但是,对这个问题，新发现的一些史料也能证明二者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近年来，武功县也很重视本地的文化传承，2008年，在武功展开了一次苏武精神国际研讨会，是宝鸡文理学院的苏振武教授组织的，苏教授也是武功人，苏武的后人。在他的推动下，武功县还建立了苏武纪念馆。在苏武纪念馆，收藏有宋代五块墓志，分别是苏通墓志、苏通妻王氏墓志、苏通的长子苏昕的墓志、苏昕的妻张氏墓志、苏通的次子苏晖妻雷宋二氏墓志。其中，苏昕墓志是其"从父弟"苏晦撰文、苏昞书丹、吕大观填讳"。说到这里大家注意一下，"从父弟"，就是堂弟的意思，这说明苏昞、苏晖和苏昕是堂兄弟，也就是说苏昞的父亲，应该和苏矽、苏晖的父亲苏通是亲兄弟。这一点，还可以从几人的名字中反映出来：一是他们几人的名中都是带"日"字旁的，二十三个人的字，苏昕字大明，苏晖字德明，苏昞字季明，由此可以确定他们是同一家族的人。苏振武教授祖辈保存的武功平陵苏氏家谱中，对苏昞也有记载。还要注意一点的是，这里的填讳者"吕大观"，正是吕大忠、吕大防、吕大均、吕大临的弟弟！由此可见他们两家也是有渊源的。另外，根据碑文，苏昕墓志作于熙宁二年（1069），这一年是苏昞十六岁。所以这个碑文是少年苏昞书法的重要见证，也是目前发现的苏昞唯一的书法作品，所以显得弥足珍贵！

根据考证苏昞生于1053年，后张载大约三十多岁。按照这个算法，张载1077年去世的时候，苏昞也才二十四五岁。应该说是张载学生中年龄相对较小的。冯从吾《关学编》卷一说，苏昞"同邑人游师雄，师横渠张子最久"，朱熹《伊洛渊源录》卷九也说，"苏季明从横渠最久"，有人根据这两句话判断，苏昞和下面将要提到的、他的乡党游师雄，两个人跟随张载学习的时间最长。所以苏昞和游师雄两个人，很可能是张载最早的弟子。但对于这种看法，我还是有些怀疑的。

我们知道，吕大均拜张载为师大约是他们中举之后不久，这个时候张载38岁。如果按照上面的理解，苏昞拜张载为师的时间，应该在这之前。但实际情况呢？苏昞当时也就五六岁，这个时候就跟张载学习似乎年龄小些，怎么可能拜张载为师呢？难道张载之前还兼职做过小学老师？因此，虽然不能排除苏昞在五六岁之前就拜张载为师的可能性，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毕竟太小，所以我不接受。我倒是接受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在张载49岁的时候，他受到武功县的主薄张山甫的邀请，到武功县的绿野亭去讲学，这个时候苏昞十四五岁了，这个时候他拜张载为师的可能性比较大。至于上面冯从吾和朱熹说苏昞"从横渠最久"的说法，我认为应该理解为苏昞跟随张载学习的时间最长，可能别的学生学习一段时间就各干各的事情去了，但苏昞大部分时间基本都是和张载在一起，应该说将这句话理解为"苏昞和张载在一起学习的时间最长"，才是合理的。我再举个例子。比如我和我的老师，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先生的关系。我读硕士、博士都是跟随老师学习的，一共大约七年时间。而且现在还将和老师在一起，继续和老师为研究关学、弘扬关学努力。所以可以说我是跟随老师时间最长的。但能不能说我跟老师最早呢？不能。因为我的几个师兄师姐，他们在硕士的时候跟老师在一起，但后来读博士、做研究，都到外地去了，所以从时间上说，不能说他们最久，但的确是比我更早。

上面说到苏昞跟随张载学习的时间最长，可能在他十四五岁开始就师从张载，一直到张载去世，他大约跟随张载十年时间。在这时间里，我们只能知道苏昞没有出去作官，他的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和张载在一起的。在1076年，也就是张载去世后一年前的秋天，张载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正蒙》，首次将之出示给门人。苏昞可能就是最早见到了《正蒙》原本的门人之一。所以，苏昞对张载的思想最为熟悉，而他对自己老师学说的最大贡献，就是仿照《论语》和《孟子》，将《正蒙》划分为十七篇。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正蒙》，就是按照苏昞的划分传下来的。由此可见苏昞在张载思想传承中的巨大贡献。另外，在《二程集》里，有一篇《洛阳议论》，内容是大约在1077年七月，张载从太常礼院罢归回陕西，途经洛阳时和二程讨论问题的记录。这个记录，也是苏昞记录下来的。因此，可以判断，这个时候苏昞应该是在现场的，不然怎样记录？从这两件事来看，苏昞应该是跟随张载的时间最长，深得张载信赖。

张载去世后，苏昞因为失去了老师，也因为张载和二程的学术亲缘关系，和蓝田三吕等人一样，转到二程门下学习。但从记载来看，苏昞是在算不上二程门下的弟子，他还是顽固的坚持张载的教导，认为"治经为付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也就是说研究经书主要是为了实践，而象二程那样整天辩论讲习不过是说空话，没好处。可见他还是坚信张载贵于实践的学风的。虽然老师不在了，他也归之二程门下，但还是有一点"篱下忠臣"的意思在里边。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卷九引用胡安国的话说，当时苏昞"在伊川之门众矣，不知其要者，依旧无所得。"也就是说苏昞在二程众多的门下弟子之中，是一个不能接受和领会二程思想要领的人，所以从二程那里接受的东西几乎没有。

但是，对于张载门下这么重要的一位学生的生平事件，我们却所知甚少。只有在《宋史》卷四二八只有一下段记载：

苏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学于张载，而事二程卒业。元祐末吕大忠荐之，起布衣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书入邪籍，编管饶州，卒。

在这一段还附有吕大忠所写举荐苏昞的《奏状》，称"京兆府处士苏昞，徳性纯茂，强学笃志，行年四十，不求仕进。从故崇文校书张载之学，为门人之秀，秦之贤士大夫亦多称之。"由此可知，苏昞一生以处士著称，他虽然"徳性纯茂，强学笃志"，但却"不求仕进"，一直不愿意出去做官。直到元祐末（1093），也就是他四十岁的时候，才因为吕大忠的举荐，从布衣而为太常博士。但时间也不长，大约在此后五六年的元符年间（1098—1100），他就因为给朝廷上書的原因而被贬饶州，后来的事情就不清楚了。

苏昞被贬职后，可能有点想不开。对此，胡安国有个评价，认为他还没达到自己老师张载的境界。胡安国说："季明越职上书，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及（昞）后来坐上书邪党，却是未知横渠。横渠有诗云：‘中天宫殿郁岧嶤，瓦缝参差切绛霄。葵藿野心虽万里，不无忠恋向清朝。’夫岂不欲行道于世，然在馆中半年即去，后十年复召用之，不半年又去，只为道不合即去也。"在胡安国看来，张载出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要行道于世，如果道不合，张载则自然而然的隐退离去，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但是苏昞呢？对此显然还难以领悟和达到。我认为，在当官的路上，张载就像那首诗说的，"我轻轻的去，正如我轻轻的来，拂一拂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种追求与道合一的自然境界，又哪是我们这些当学生的所能赶上的呢！

后来，苏昞在赴饶途中，经过洛阳，拜访了自己一生的好友尹焞。尹焞（1061—1132）字彥明，号和靖处士，河南洛阳人，官至礼部侍郎兼侍讲，也是程颐门下的弟子。以前，尹焞刚刚中举为进士的时候，拜访苏昞，苏昞对他说，"小兄弟，你认为状元及第就是学问，还是在完成科举考试之外，还有所谓的学业？" 尹焞不明白苏昞所说的意思。后来有一天，他们两个一起喝茶，苏昞把茶盏举起来，对尹焞说："这不也是学问吗！" 尹焞一下子就明白了。于是，苏昞把他推荐到二程门下去学习。苏昞来到尹焞的住所后，他们的老师程颐也过来给他送行了。因为老师程颐在这一时期也已经被贬，苏昞心里对迁贬之事仍有所在意，于是尹焞对他说，"你当初出来做官，是为了什么？如果你是为了国家，就不要有怨言，应该坦然的到饶州去；如果你是为了仕途，我觉得把你贬到饶州，好像处罚还是轻了些。"苏昞听了这位小友的劝导，心中豁然开朗，遂"以焞言为然"。所以孙钟元评价他两人的关系说："季明能成彦明于始，彦明能成季明于终。朋友之益大矣哉！"（《宋元学案》卷三一《吕范诸儒学案》之《苏先生昞》黄百家案）朋友相交，一在于能引导对方走向学业，另一方面也在于能劝慰对方保全自己的初心，这才是真正的朋友，苏昞和尹焞，的确算的上这样的朋友了，他们之间的友情，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二、游师雄

游师雄（1038－1097）字景叔，也是武功人。具体一点说，他的家在武功县城（现武功县武功镇）北五里许西原上的游家庄。从年龄上，游师雄比张载小十八岁，比苏昞则大十五岁。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三十五岁的张载得到曾经当过宰相、当时在长安任职的文彦博的赏识，被邀请到学宫，成为当时士子的楷模。也大约在这个时候，游师雄开始拜张载为师，成为他门下的学生。张载另一门下弟子张舜民为游师雄写的《游公墓志铭》里边也说：

（游师雄）年十五，入京兆学，益自刻励，蚤暮不休。同舍生始多少之，已而考行试艺，屡居上列，人畏敬，无敢抗其锋。……豪俊皆慕，与之交，宿望旧德，争相引重。治平元年，乡举进士第一，遂中其科，授仪州司户参军。

从此可见，游师雄时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到长安学习的。而这一年，也正好是张载被文彦博邀请到长安的至和元年（1054）。游师雄应该是这个时候就拜张载为师的，他可能是较早拜张载为师的弟子。张舜民在其《墓志铭》中已提到"横渠张载，以学名家，公日从之游，益得其奥，由是名振一时。"大约从这一年开始到治平元年（1064）中进士前，主要是游师雄的学习阶段。他这一时期也跟随张载大约十年时间。前面我们说过，冯从吾《关学编》里边说，苏昞和游师雄两人"师横渠张子最久"，游师雄和苏昞跟随张载的时间，也大致相当，都在十年左右。按照冯从吾的说法，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张载门下的弟子，除了这两人之外应该没有跟随张载学习超过十年的。从此我们还能知道，游师雄和苏昞虽然都是武功人，虽然都是张载的门下弟子，但他们应该没有在一起同时学习，因为游师雄中进士出去当官之后，苏昞才拜张载为师的。

在张载门下的弟子中，游师雄虽然进士出身，是文职官员，但他常常研习兵法、时刻关注边防战事，体现了张载注重实践、关心边事的学风。在中进士授仪州司户参军之后，游师雄还担任过宗正寺主簿、陕西路转运判官、知州等职，他为人志气豪迈，注重经世安邦，在计议防御边事方面多所建树，在张载弟子中是在事功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位。但是，在游师雄中进士出任当官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让人们真正认知游师雄能力，佩服他才华的，是在元祐年间的西北边防事务。

元祐初年，西夏强硬侵占西部边域。朝廷为了缓和关系，准备将富延之地割让。这时，已经改任宗正寺主薄的游师雄上书"割地以舒边患，不唯示中国之怯，将启敌人无厌之求。"但是，朝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以致夏人得寸进尺。元祐二年（1087），西夏、吐蕃联合出兵侵占熙河，军情紧急，朝野震惊。遂任命游师雄为军器监承，并授于他定夺生杀之特权，督办战事。游师雄到了河州前线即刻和主帅刘舜卿商讨战敌之策，同时召开各级将领战前动员大会，他信心百倍激励全体将士树立必战能胜的坚定信念。这时，十万敌兵黑压压一片从天都山方向扑来，刘舜卿心有余悸地对游师雄说："敌众我寡奈何？"处惊不变的游师雄来到通远烽燧高地，敏锐而隐蔽地观察了貌似强大的敌人，分析这两伙为着不同目的临时凑合在一起的敌人，相互间除了猜忌就是排斥，部队经过长途跋涉供需不但短缺，且将士还都存在骄躁情绪。游师雄胸有成竹地对刘舜卿说："骄兵必败，打仗在谋不在多，脱事不济，愿为首戮！"这场战争在游师雄的运筹帷幄下，部队分左右两个纵队，左将军姚兕将部队划成五个独立支队分别包抄敌军，破六逋宗城，深入其内杀敌15000名，攻进朱城又杀敌6000，后断黄河飞梁，把青唐的10万敌兵挡在了水流湍急的黄河对岸，使其不得而过。右将军钟谊带领部队攻破洮州敌城，用釜底抽薪之法斩杀敌军7000名。并用挖陷阱、扔炸雷、抛石块、放水淹、断桥梁和万箭齐发等打击手段，消灭四处逃窜之敌4000名，活捉敌将九人，战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然而，主政的高太后偏信奸臣谗言。一月后，将这位善用兵会打仗，又满腹经纶，且通古博今的忠臣良将从边关召回，只字不提煌煌战功一事，仅给了个陕西通判的差事算是提升了事。但游师雄淡定地做着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在他任职的两年多，以他的学识和远见、修养和境界，担当起昭陵和乾陵等地的古迹绘图与记录工作。元祐三年（1088）游师雄拜谒唐昭陵，看到这宏大的陵园在五代十国就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时，这位爱好文物古迹研究的大宋官员忧国忧民。此时，他想的更多的是，倘若有朝一日国家混乱，盗贼趁虚而入，蛮夷占我山河，这些珍贵的古迹文物必遭损毁，很难保全。于是，游师雄躬身亲点，选址调研，张榜招贤，请来石雕高手和能工巧匠，在昭陵北五里的旧县府宁家村建起了肃穆庄重，嵯峨有致，画栋雕梁的太宗庙。他指导雕刻艺人用严谨的态度、高超的手法，把有名的"昭陵六骏"图全都仿制雕刻在一块石碑上，曰为《昭陵六骏碑》，并在其碑撰文明申："六骏距陵北五里，自山下往返四十里，岩径峭险，欲登者难之，因谕邑官仿其石像带箭之状，并丘行恭真塑于邑西门外太宗庙庭，高卑丰约，洪纤尺寸，毫毛不差，以便往来观览者，又特别为昭陵绘图刻石于庑下，以广其传焉。"同时记录了《昭陵图碑》和唐太宗《六骏赞》的全文，并将两碑分别立于前殿两则。而这些石碑上面的文字内容，游师雄亲撰亲写后由雕刻大师精雕细刻而成。昭陵太宗庙建成后游师雄回到武功，在唐太宗当年修筑的报本寺北隅又建起一座规模不小的太宗祠，并又另刻"昭陵六骏"嵌入在坐西面东的大殿内的左墙壁上，右面墙壁则绘上凌烟阁24位功臣像，太宗塑像端坐其中。每当满月之夜银盘洒落太宗怀中，煞是奇妙，为祠内一大景观。后来，不知道是谁给这一景观起了这么响亮上口的名字"唐公抱月"。游师雄仿制雕刻的《昭陵六骏碑》和《昭陵图碑》，就成为今天人们研究建设宣传唐昭陵陵园和"昭陵六骏"极其宝贵的文物资源。

游师雄还亲自起草制定文物古迹保护条规，刊印下发陕西各州县。元祐四年（1089），他巡视关中文物重点区域落实文物古迹保护情况。当看到乾陵61尊宾王像因年代久远，风雨剥蚀，名衔漫漶，难以辨认时，他就下功夫对此进行了详细认真的研究考证。他采用"摹刻拓碑"之法辨清了36个宾王像，并将一一记录在案。他来到临潼，对"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骊山遗迹，和唐玄宗与杨贵妃"春寒赐浴华清池"的古迹进行了绘图，并用文字对此作了注解。他竭尽全力地做这些看似平淡乏味的工作，却为后来的人们解开历史疑团，重建文物古迹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依据。

其后，游师雄相继任卫尉少卿，礼部员外郎兼集贤院校理，领陕西转运使。又从河中知府的任上晋升为直龙图阁，并兼秦凤路马步军都总管，又加飞骑尉头衔。元祐六年，西夏骚扰泾源，同时又进犯熙河，游师雄向朝廷建议：在定西和通渭间修筑汝遮、纳迷、结珠龙以及护耕七堡等战略据点，以达到和来犯之敌长久对抗，打"持久战"的目的。当时这一代适逢天旱，老百姓饥寒交迫，游师雄又主张"以工代赈"：鼓励只要老百姓参与修筑工事，就可以领到粮食或者食物。真是"振臂一会应者云集"，结果不但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事修筑，而且及时地赈济了灾民，还为国家减少了财政支出，真可谓一举三得，游师雄文韬武略、文治武功的非凡能力让人由衷地赞叹。远道而来、人困马乏的西夏军队，看到工事林立、坚不可摧，知道捞不到便宜，只得仓皇退兵，从此边境好多年没有战事，保持着罕见的繁荣安定。

绍圣元年，受皇帝之约，游师雄向哲宗陈述了自庆历年间以来"边臣防守之正误、朝廷对边防政策之得失、当今御敌之要略"，深入浅出、语重心长、娓娓道来，一共六十条，哲宗皇帝听了之后大加赞赏，让《绍圣安边策》，名扬天下、广为传颂。

总体上说，游师雄在治边方面的确是有卓识远见的。所以《宋元学案》卷三一《吕范诸儒学案》评价他说："（师雄之学）以经世安攘为主，非琐琐章句，矇瞳其精神，以自列于儒者之比也。故其志气豪迈，于事功多所建立。"尽管游师雄注重事功，但仍有一些著作传世。据《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卷一九九、《直斋书录解题》等记载，游师雄著有《元祐分疆录》一书，大致是对当时地理疆域的解说。另外，据《陕西通志》《甘肃通志》及《长安志图》记载，游师雄还有《骊山图记》、《过九成宫旧址二首》、《昭陵图说》、《昭陵图考》、《崆峝山》等诗文传世。由此可见，游师雄为学，具有注重实践，特别是军事地理之学的特点。

绍圣四年（1097）七月六日，因痨病卒于陕州知府的任上，终年60岁。他的五个儿子靖、竑、立义、竚、竦均以品学兼优考中进士，成为国家有用之材，创下了"一家两代六进士"成功教子的范例。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长子游靖，才学识略，很有乃父遗韵。游靖曾任河南府左军巡判官，兼掌秦凤路机要文书，很受朝廷的赏识和器重，其所写的《武功县丞厅碑记》一文，辞藻流畅、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还有他的第三个儿子游（立+义），也是个惜民力、有谋略、有远见的人材。当他在眞定县当知县时，燕山一带大饥，朝廷命令府、州、县输粮，调牛车，各地都忙得不亦乐乎，但只有眞定县没有动静。当差的人个个心惊胆颤，怕完成不了任务，他却说："粮食已经收集好了，马上到。"差人都急的叩头，说这件事不是仓卒之间就能办成的，现在还没动静，咋办嘛！"他说曰："急啥嘛！等各县有所行动，你们就明白了。"接着各县行动了，他才召集县里的百姓，说："送粮的事办的咋样了？"老百姓都说："早就迟了！"他说："不然。我之所以不征你们的粮，不调牛车，是因为我自有粮在燕山也！"老百姓都说："咋回事？"先生说："你们去燕山，那里自然有粮食。你们每个乡只要选几个能办事的人，常钱去买就行了。"临走的时候又叮咛说："把剩下的钱，全买牛车装满了再回来。"老百姓到燕山后，一看，各县的粮食全部集中在这里卖不出去，米价大大降低落，于是尽全力买了回来。还有人更惨，不要说粮食卖不出去，连把牛车卖掉了，才够吃饭。于是真定县派去的人又买了牛车，赚个钵满盆满才回去。经过这件事，朝廷上下都佩服小游县长的眼光，于是就把他提拔为河北运使。

最后还需要提一笔的是，在早期的关学史文献，如冯从吾的《关学编》中，并没有为游师雄立传，仅在苏昞的传记中提到他"同邑人游师雄，师横渠张子最久"。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并不是冯从吾不知道游师雄，而极有可能是因为冯从吾《关学编》的基本原则是仅限于"理学"、"专为理学辑"的，"故不载独行，不载文词，不载气节，不载隐逸，而独载理学诸先生"，而游师雄虽然是张载门下弟子，但他则是以事功出名的，所以冯从吾只好忍痛割爱，没有为之专门立传。

而后在清朝初年，浙东史家全祖望、关中大儒李元春则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都认为应该将游师雄作为关学传人对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三一《吕范诸儒传》提出："《伊洛渊源录》略于关学，三吕之与苏氏，以其曾及程门而进之，余皆亡矣。予自范侍郎而外，于《宋史》得游师雄、种师道。"也就是说，他认为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主要在于表彰洛学道统，所以对关学的记载过于简略，除了蓝田三吕和苏昞这些曾经在张载殁后投入到二程门下的弟子之外，对于其余的则没有记载，这实际是不全面的。所以他为关学补传，从《宋史》里边发现了游师雄、种师道这两个张载的弟子。李元春在《重刻关学编序》中提出："如游师雄，受业横渠，载之宋史，学术几为事功掩，然事功孰不自学术来？此疑少墟所遗也。"他认为冯从吾未载游氏，可能是因其"学术几为事功掩"，但他认为事功恰是从学术来的，所以冯氏本不该遗漏游氏的。

我本人认为，冯从吾的《关学编》立意宗旨，在于要人守住理学这个根本，从做人做起，而不要舍本逐末，刻意在做文章、求功名、尚气节上有所求，这在当时情况下自然无可厚非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从学术源流的角度而言，关学发展的历史不仅仅是理学的思想史、哲学史，而且是理学发展的人格史，文化史，关学是以理学为本，多元舒张的文化现象。我们固然不能因为文章做的好、官做的大或者功业突出、气节昭著就认为这是关学的表现，就将之纳入关学，但也不能因为文章做的好、官做的好、功业突出或者气节昭著，与理学的修养没有关系而将之摒除在外。因为这些方面的突出，固然与人的天资，与人的际遇有关系，但也是和立足理学做人的涵养密切相关的，考察关学史的源流，应该把握住文章、事功、气节这三大主干和"理学"这个本根的关系，要做到本末贯通，而不能"舍本逐末"，也不能据本自封。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供关学研究的各位大家参考，也期望能得到各位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