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r></h1><h1> （一） </h1><h1> 公元192年，经儒大师蔡邕死在了司徒王允的刀下，而且死得很恓惶。是年，蔡邕六十整岁。</h1><h1> 有人说，在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中，有两个人死的最冤屈，一个是屈原，一个就是蔡邕。我倒以为，中国文人比这二位冤屈有甚而死的一抓一大把。只是，这二位文人的“名头”太大了。 </h1><h1> 蔡邕，字伯喈，是汉末“头牌”经师硕儒，又好词章、术数、天文、音律。大学者，多才艺，好人缘，大孝子。用如今的话说，叫“德艺双馨”，名重于世。何况，先生还有一位既能为国献身，又才华横溢的女儿蔡文姬。可谓“光前裕后”的现代版典范。</h1><h1> 蔡邕在中国书法史上辈分最高，视为“至尊”一点都不为过。唐人张彦远《传授笔法人名》说，蔡邕受（笔法）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王羲之，王羲之传王献之……凡二十三人。囊括大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朝代书法精英大腕，绝对是中国书法的正统正脉。蔡邕就是正统“正脉”的头牌老大。烧香磕头，后来者都是蔡中郎的徒子徒孙。</h1><h1> 蔡邕第一个发现了中国书法的“艺术密码”。其存世书论《篆势》《笔论》《九势》，专题阐释书法之“形”“散”“势”。此三者都是书法艺术重要的美学范畴。蔡邕让中国书法从实用进入可以赏玩愉情的艺术殿堂。</h1><h1> 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发现”。然而也有研究者断言，三篇书论为后世“伪托”。理由是，那个时候的文人还没有把书法当艺术玩。 </h1><h1> （二）</h1><h1> 言归正传。蔡邕被杀之前，乞求王允，“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意思是说，求王大人处我额上刺字砍掉双脚之刑，只要留一条小命，我给咱写汉史。人说文人大都“缺钙”，这堂堂硕儒蔡先生面对死亡也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这“可怜”感动不了王允，王允听都不听，拂袖而去。太尉马日磾给蔡中郎求情：“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定性“佞臣”，蔡邕死定了。 </h1><h1> 蔡邕遭杀身之祸之因由很简单，即为“国贼”董卓被杀而“殊不意言而叹之，有动于色”。有人分析，董卓确于蔡邕有知遇之恩，此罪不致死。不就是个“叹之”和“有动于色”嘛，应该另有隐情。说这王允亦是才高八斗的文人，却心胸狭隘，性偏执，认死理，“刚棱疾恶”，也妒才如仇。而那时的蔡邕混的风生水起，风头太足，时时压王允一头。“既生瑜，何生亮”啊，推下去斩了，也就不足为奇了。你听那王允满嘴的谬论：“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胆儿肥的敢骂《史记》为“谤书”，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的！ </h1><h1> 不过，王允还有一段厉声呵斥蔡邕的话，“董卓国之人贼，几倾汉室。邕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义，以忘大节。天诛有罪，反相痛伤，岂不共为逆哉！”这是正史《后汉书》的记载。今观斯言，确实有几分道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头脑清醒，不忘大节，有原有则。今如此，古亦如此。 </h1><h1> 董卓对蔡邕确有“知遇之恩”。“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蔡邕“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官运亨通得跟坐火箭一样。 据说，开始的时候蔡邕也拒就，董卓威胁说：你要不来给我做事，“我力能族人”。“族”，就是满门抄斩。蔡邕吓软了，雇了一辆牛车，从杞县惶惶跑到洛阳报到，唯恐迟到了被治罪。</h1><h1> 粗人董卓敬重文人蔡邕，“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讌，辄令邕鼓琴赞事”。“蔡中郎”这个光彩后世的称呼就是董卓“赠送”的。 奸人董卓臭名昭著，招募并善待蔡邕有收买人心之意。但客观的讲，蔡邕一方面盡心國事，忠心耿耿；另一方面也混得轰轰烈烈，惬意风流，心满意足。于是有人断言，蔡邕与董卓有较深私谊，认为蔡邕攀附权贵，品行不端，有助纣为虐之嫌。</h1><h1> </h1><h1> （三）</h1><h1> 正史所载蔡邕的人生“档案”，干净，而且堪称为人典范。</h1><h1> 蔡邕人生辉煌之一便是正定并书立《六经》。熹平四年（175年），蔡邕作为经史专家，“東觀”发现圣人《六经》历时久远，差错甚多，且多被俗儒附会，参入私货，遺誤後學。便联合数名官儒，奏请正定《六经》。灵帝准，“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碑凡46通，立于鸿都太学门外。这就是中国第一部石经《熹平石经》，亦称《鸿都石经》。太學乃東漢國家最高学府，集中着举國顶级優秀學子。后儒晚学奉其书法为圭臬，因此“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可谓盛况空前。</h1><h1> 《熹平石经》在中国文化史书有崇高地位，在书法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h1><h1> 然读史知，《熹平石经》为巨大工程，始于熹平四年（175），讫于光和六年（183），历时九年。光和元年（178）因陈灾变蔡邕获罪徙朔方，翌年又亡命江海，居吴会（今江浙一带）十二年。蔡邕先生参与时间满打满算仅有三年。另，石经为隶书。经文计二十余万字，必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而且，今人验诸各经残石，书法风格亦不相同，绝非一人所书。“邕乃自书丹于碑”自然不实。 </h1><h1> 史者何以要忽悠后世？或许还是因为蔡邕名头太大了？ </h1><h1> 伪托名人之大名日鬼事情，今天有，古亦有。名头愈大伪托愈繁。比如，东汉末年的《华山庙碑》《郭有道碑》《夏承碑》《鲁峻碑》《娄寿碑》《刘熊碑》《范式碑》等都附会于蔡邕名下。启功先生火眼金睛：“世人闻蔡邕能文，又尝撰碑颂，遂以汉世诸碑之撰者归之。”“又闻蔡邕能书，曾写鸿都门下《石径》，于是汉世诸碑之书者，又俱归之。虽书风歧异，年代乖舛，不顾也。” 书论亦有伪托蔡邕者。如《笔势》《九势》应为六朝以后人伪托。更有甚者假托其女蔡文姬云：“臣父割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一句话，把八分书版权归于蔡邕。 </h1><h1> 伪托，自然可见蔡邕在后世心目中之地位之崇高，但也让我们存疑，蔡邕名下，到底还有多少是真的？</h1><h1> </h1><h1> （四）</h1><h1> “鸿都门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文学艺术大学，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一所大学。议郎蔡邕对“鸿都门学”持完全否定态度。还在鸿都门学设立之前，灵帝就招引能文赋、工书尺牍和鸟篆者于鸿都门下，学成者“待之不次地位”。蔡邕时为议郎，相当于如今的顾问，享俸六百石。如今的顾问是二线干部，顾得上顾顾不上就不顾了，给“六百石”就行。蔡邕之“顾问”是只可议政的郎，无官职。在蔡邕看来此事重大，得议！于是上书言“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不要这些人出仕州郡。灵帝非但不听，还于此年置立了鸿都门学。蔡邕极其不爽，联系当时国家出现的一系列灾异，纵论朝政阙失，要求灵帝对“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以消息，以示惟忧”。</h1><h1> “顾问”都说话了，官僚们岂能等闲！光禄大夫杨赐、尚书令阳球等紧随其后，话说的比蔡邕难听多了。斥骂鸿都门下招纳皆出身卑微的“斗筲小人”。交火激烈，事情弄大了。私底下的猫腻是官僚与宦官两大集团干架，这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中，也见传统儒家“经学为本，技艺为末”的偏见。显然，书法太祖蔡邕先生虽然仅为议郎，政治上是站在官僚队伍中的。不幸的是蔡邕此次上书获罪，流放朔方。翌年遇大赦复命朝廷，可怜的蔡邕害怕了是非之地的朝廷宦官加害，亡命江海十二年。</h1><h1> 出身卑微的“斗筲小人”也出真的大书法家。书法为啥一定是上等人的玩艺？高手往往出在民间。梁鹄就是一列。梁鹄出身卑微而且人品不好，却善八分大字，受灵帝赏识，亦得曹操父子倾慕。曹操将梁鹄书法“悬于帐中，及以钉壁玩之。”卫恒《四体书势•隶势序》说，梁鹄有位弟子毛弘，魏晋时期的八分书都以毛弘为法。流传至今的著名隶碑《上尊号碑》《受禅表碑》《孔羡碑》《皇帝三临辟雍碑》等，或是梁鹄、毛弘亲自书丹，或为取其法者。</h1><h1> 蔡邕如地下有灵，该作何感想？</h1><h1> </h1><h1> （五）</h1><h1> 关于蔡邕之死，史书太吝啬，言蔡邕死只给了四个字，“死于狱中”。哪个狱？哪个时辰？怎样的天象？蔡邕临终何样情状？有没有片言只语的遗言？都淹于“死于狱中”四字之中。不给后世些许的余讯。</h1><h1> 当朝人说，若蔡邕不死，或许这世界该多一个司马迁。这是历史的遗憾。后人说，文字是巧言令色的。历史是人以文字书写的，也巧言令色？谁知道呢。</h1><h1> 这一年离世的还有“草圣”张芝。</h1><h1> </h1><h1> </h1><h1> </h1> <h3>蔡邕像</h3> <h3>熹平石经残碑</h3> <h3>熹平石经残碑</h3> <h3>熹平石经残碑</h3> <h3>蔡邕与王允（国画）</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