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她的家乡

彰坤（王竹林）

母亲

家乡

外婆

家族

外公

家里

长沙

影珠

大舅

永州市

文/摄影：彰坤，实名王竹林，湖南永州人，湖南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永州市网络作家协会党支部书记、副主席，永州市直属机关书画家协会副主席，冷水滩区老干部（老年）书画家协会秘书长，永州市作家协会理事，永州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原央企中层干部，离职后在永州市文联主办的《潇湘》杂志任执行编辑。喜读书，好旅游，十几年来走遍大半个中国，现致力于用文字和照片描述所见、所闻和所想。

　　从岳阳基地来到长沙市星沙集团公司总部工作已经几个月了，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在长沙周边转转。特别是母亲的家乡，就在距星沙50公里左右的东北角。2016年的3月初，趁着天气晴朗，气温升高，正好也有些空闲，长沙城里的表弟邀请我去周边散散心，顺便回母亲的老家看看。周末，表弟如约来到我公司，饭后，二人就开着车，往东北方向一路驶去。

游过田汉的故乡---浔龙河景区后，我们开车直奔母亲家乡旁边的影珠山。影珠山，又名隐居山，因晋代长沙郡公陶侃隐居于此的九间房而得名。之后，这里又成了佛、道盛行之地。抗战时期长沙第三次会战福临舖战役就发生在这里，因此山上至今仍保留着当年的战壕、掩体遗址。凭吊完后，我俩驱车下山，迎着落日的晚霞，去往山下离母亲出生地不远的二表妹家吃晚饭。

母亲的家乡赛头舖村山坡塅，就在影珠山脚下不远，属长沙县青山舖镇管辖。走出老家门口，抬头就能望见影珠山顶的养静禅寺。母亲，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在这里的大家望族。母亲的家族，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迹，到新中国建国前，有几代人曾经在这里辉煌了八十年，成为了这片土地的拥有者。母亲的高祖父伍维寿，是曾国藩手下的湘军大将。十几年前，我在广州天河图书中心，曾查阅过曾国藩集团人员的资料，查到了伍维寿这个名字。史书记载：伍维寿（？—1875），湖南长沙人，清朝将领。从曾国荃援江西，攻安庆，克沿江要隘，擢副将。夺雨花台、聚宝门外石垒，累擢记名总兵，赐号毅勇巴图鲁（注：巴图鲁，即勇士的意思）。偕朱南桂破神策门，入城，率马队追逸贼至湖熟镇，擒斩贼酋李万材等，以提督（注：从一品）记名，赐黄马褂，予骑都尉世职。六年，授陕西汉中镇总兵（注：正二品），调甘肃宁夏镇。他是曾国荃手下九大将之一，新湘军的代表性人物，以破天京、平捻军而闻名于世。光绪元年，因弟弟伍维彪（也是湘军大将，平太平天国战绩卓著）犯事被杀，受株连而吞金自杀，年仅30多岁。当然，作为湘军大将，伍维寿打下天京（现在的南京，太平天国定都时叫天京）时，财富也抢到不少，据说用船运回，当时从浏阳河上岸，用马车往家里拉，整整运了三天三夜。之后大肆购买田地、山林，成了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地主。据我二舅当年在世跟我聊天时说到，当年伍氏家族的田地多到方圆几十里都有，出去转三天，都还走不出自家的田和山。至于伍家大院的院落有多少间房，我母亲说小时候就没有数清楚过。

虽然伍维寿被迫自杀，但他给整个伍氏家族带来了富盈和兴旺。他以文治武功创下家业，所以，在往后的几代人中，不断出现了一些文人和武将。如我所知，母亲的爷爷辈中，就出了一个国民党的将军伍瑾璋（1900~1984年）。这位1919年从军，曾历任粤军军官的有志英才，于1919年8月，由许祟智（曾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军总长、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长）、蒋国斌（粤军第九旅旅长）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在1924年春由许祟智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军校毕业后，参加过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排、连长、团党代表、北伐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1929年，任第八师特别党部书记长兼师政治部主任，同年出席国民党四大。后任湖南省保安第二团团长，郴县团管区副司令。1935年9月任军事参议院咨议。抗战爆发后，任湖南省国民军训委员会编练大队长，常德守备副司令，第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第100师师长。曾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十期、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三期毕业。1945年6月授陆军少将，任国防部生产事务局局长。1949年随国民党军去到台湾。以中将军衔退休，1984年死于台湾。当然，从资历和学历看，去台湾前只混到个陆军少将，比黄埔同班很多同学都差，这应该是个谜。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他与被蒋介石排挤下台的许祟智有一定的关系，从而导致后來不太被蒋所重用的缘故吧。当然，这只是猜测，估计这个谜，永远难揭开了。不过，随着他去台湾的这个事实，新中国建国后，在那个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他给家族带来的罪加一等的苦难和折磨，是可想而知的。

外公一辈中，有一位至今仍健在的老人是值得一提的，他就是现仍居住在河北石家庄的我母亲的满叔——伍奂中。这位只比我母亲大一岁，小时候唯一享受过用黄马褂做尿布的家中满崽，五十年代后期就读于北京地质学院，被打成右派，虽历经磨难，仍在水文地质勘探学上不断追求和探寻，并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曾先后几次赴欧洲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赴亚洲国家洽谈工程技术合作事宜，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一个有所成就的地质学家。之于我外公的其他弟弟和妹妹们，全部都通过读书而离开了家乡，在全国的其它省份工作和生活，虽然说，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到也秉承家族的读书尚武精神，大多成为了书香门第之家，并传承着家族的奋斗与进取，在工作与事业上争得了他们的一席之地。

在我母亲这一辈人中，也有一些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如我的表舅、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研究生导师龚唯平博士，就是家族血脉中杰出的代表者，他的诸多的理论专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曾为广东的发展及对港澳台的政策，提供了很多的决策依据。再如我的三舅伍晋山，也是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高才生，文革后的第一批高级工程师，曾在湖北大冶铜绿山铜铁矿任矿长多年，也可算是家族中事业有成的人物。

当然，也应了那句话：“富不过三代”，家传到我外公手里，就衰败的更加严重了。外公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特别喜欢喝酒和抽大烟（鸦片），不仅把家财给败光了，也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年仅三十多岁的他就驾鹤西游了。留下腿有残疾的外婆，带着未成年的三儿两女，独守在家乡过着艰辛的生活。听我母亲说，到解放的时候，家里早就大不如前了，那时候，每天家里哥哥姐姐都要干活，年少的她每天要出去捡柴，来保证家里的供应。可以说，那时候母亲家里的生活，已经到了贫穷的边缘了。

解放以后，家族的大院被充公分给了农民，家里仅存的一些土地也被没收了，除留下几间安置居住的住房和几块自食其力的农田之外，没有留下其它财产。由于家族里其他条件好的亲属绝大多数在解放前就离开了家乡，在外当官、求学、干事业去了，因此家族里就只剩下这样一个孤儿寡母守着一点点祖宅和土地过日子的普通而贫穷的家庭。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在解放以后，却被划成了大地主成分，原因是家族里那些够划地主成分的人员都跑了，必须要找替罪羊。于是，全家人的命运被改变了。那时候，也许是因为家族有文武传家的缘故，另外苦难人家的孩子特懂事，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才能走出乡村，所以几个舅舅读书都是学校甚至长沙的学霸。然而，却得到公社的通知，地主崽子必须留几个在家务农，不准出外工作。结果，老实巴交的大舅因此在家乡务农一辈子；二舅在绝望中出走，凭身手浪迹江湖好些年后才回家乡，一辈子没结婚，在家和大舅一起，侍奉年迈而有病的外婆。就这样，在唯成分论的几十年的岁月里，全家人不光遭乡人欺负和白眼，而且身有残疾的外婆，还经常被逼着戴着大地主的帽子，和舅舅一起，成为这一带乡村（过去叫公社）专业被批斗的地主对象。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第一次回母亲的家乡时，当时我的大舅还在世（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舅，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第二年他就因心脏病发作而突然去世了），他告诉我，当年每次开批斗会，都少不了他和外婆。有时批斗会上还会遭到拳脚相加，批斗会后，受伤的大舅还要把残疾的外婆背回家。一家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过着贫穷且屈辱的日子。

这种日子，在我母亲的心理，烙下了深深的创伤，也坚定了她出去求学的信念。由于家里贫穷，无钱交学费，她选择了不要交学费还可以拿补助金的农校。以至于从长沙农校毕业与我父亲在青海结婚以后的岁月里，就几乎没怎么回过家乡。即便不久后回到了我父亲的家乡永州，也是如此。打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听她说过回家的事。诚然，这里面有当年经济窘困的因素，但我想，更大的原因，应该是儿童、少年时期心理上的这种创伤导致的。当然，这期间最让我母亲感动的，是她在湖北荆州工作的三叔叔伍瑞阶，这个叔叔心地善良，虽然工资不高，但自己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寄给我外婆，接济家里的用度，也让我母亲和三舅，能够完成学业，最后走出了乡村。母亲的姐姐最大，与四个弟弟、妹妹同父不同母，成年以后，通过嫁给拿工资的工人的方式，在后来的日子里，才逐渐摆脱了贫穷。只有两个舅舅，陪着外婆，在家乡艰难度日。

1972年，苦命的外婆在贫病交加中过世了。当时母亲因为上一年发生的工伤事故，从死神手里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命，但此时已在床躺了一年多，身体还很虚弱。在外婆去世一个多月以后，终于得知了这个噩耗。记得当时趁我爸爸上班不在家的时候，母亲把我们哄出去玩，强撑着身体下床，因为出身成分不好，担心有人告状，被上纲上线挨批斗（这也是当年那个时代的悲剧），为了不让隔壁邻居们听到，把门关上，在家里小心的烧一点钱纸，偷偷地、小声地痛哭了一场。

当然，我母亲这一辈子最感念的，就是她的这个在荆州工作的三叔叔伍瑞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家里条件稍有好转的时候，就和我父亲多年来，几乎年年去荆州看望三叔叔和三婶子，有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在三叔叔和三婶子过世的时候，母亲还分别大哭了一场，非常悲切。

在我参加工作以后，我曾多次提出陪同母亲回家乡看看，都被她拒绝了，并且还不同意我回去。我是直到1998年才因为出差到长沙的原因，背着母亲第一次来到母亲的家乡，看望这片养育了我母亲，又让我母亲伤心离去而不愿回来的地方。此后，一有机会，我就会回母亲的家乡一趟，母亲也再没有表示反对。当然，从母亲内心深处来说，对家乡的这种爱狠交织，让她依然有所牵挂，对于我的每次回乡，还是希望能听到家人的平安和幸福的信息。2011年春节期间，趁着休假的机会，我特地开着车，陪同父母，去武汉看望三舅，回来时，刻意下了高速，绕道去母亲的家乡看了看。如今，已年届八十的母亲，四个兄弟姐姐都已去世，她也不能长途坐车，估计回家乡看看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现在，家乡的其他亲人大都已去了城里工作和生活。大舅家唯一的儿子，我的表弟，前些年在我的支持下，安心地在家乡办起了小养猪场，并在邻近的富临舖打工，另外赚取一份工资。通过几年的努力，家境有所改善，于是，在旧屋的后山上，盖起了一幢二层小楼房。不过这两年，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他的小养猪场也已经关闭，他也去到长沙打工去了。如今，只有大舅家的这个二表妹，嫁在离家里大约3公里的邻近村里，所以我们提前通知了表妹夫要去他家吃饭的消息。

如今的长沙县，是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富裕县，世界500强企业，就有好几家在星沙开发区落户，因此地方财政收入比较高，经济比较富裕。这几年来，由于国家的富民政策，农村也在不断享受到政府的一些实惠，一些硬件设施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去表妹家的路上，处处见到的是一幢一幢别具特色的小楼房，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两层或三层楼房。过去的土坯房已经很少见了，没有拆的老房子，也绝大多数被利用起来用于家禽养殖。每家每户都在政府的支持下，建了沼气池，家里做饭炒菜都是使用沼气。

表妹家可以说是长沙县农村家庭的缩影。前几年也新建了两层楼房，屋后的老房子现在被用于饲养家畜。我在表妹夫的陪同下去看了看，大约有30多头猪和部分鸡、鸭。听表妹夫介绍，前些年，家家户户大量养家禽，虽然给大家带来了经济收入，但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这几年，政府出台了严格的家禽养殖控制政策和产业转移配套扶持政策，因此，这几年家家户户养家禽处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家禽养殖对环境的破坏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政府绿化山林的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过去并不太多树木的山峦，这几年也被各种树木和植被所覆盖，到处是山峦叠翠、绿树成荫，农村的环境大为改观。现在，表妹夫有事做的时候就在村子周边打打工，跟着建筑队给村民建房，没事的时候就在家里搞装修建设，一点一点的把家里装饰的更漂亮，让家人和自己住的更舒适。而表妹每天在家养养家禽，没事时在村子里打打小麻将，一双儿女，都不在家，女儿出嫁，儿子在外打工，因此，两口子的小日子过的既平淡，也充实，有滋有味，让人羡慕！

　　站在屋前，放眼四顾，眼前是一片开阔水田，由于才初春，没到犁田、插秧季节，因此，跃入眼帘的是一片残存的荒芜稻茬，和破土而出的绿色小草。西边远望就是影珠山，影约可见山顶养静寺的大雄宝殿。京珠高速从山脚下穿过，高速路上的行车川流不息，而马达声也彻夜不停的隆隆而过，给这本该宁静的山野凭添了很多热闹。 整个山村四周环绕在绿色起伏的丘陵之中，此时黄昏，家家应该在做饭，其中有个别家庭的屋旁，袅袅地升起一片烟尘，不知是炊烟，抑或是焚烧稻草；鸡、鸭也在田间地头走来走去，悠闲地觅食，给这片山村凭添了一份生气，一份恬静和安详。好一派让人留恋的田园风光！

八十岁生日时，我为母亲拍摄的。

　　母亲出生的地方，家族大院早已不见踪影，成了一片稻田，只剩下舅舅和姨妈两家上世纪七十年代重修的两栋旧屋，矗立在山冲里，摇摇欲坠，等待翻修和加固。

表弟前几年新建的楼房。

这条进家门的路，依然是没有铺上水泥的土路。

山村风光。

远处的山峦，就是影珠山。

乡村野花。

表妹家新建的二层楼房。

影珠山顶的养静禅寺，过去的大庙文革时已废，这是新建的。寺里的和尚是禅宗曹溪宗的。

影珠山上，保留着抗战时期第三次长沙会战富临舖战役的战壕和掩体遗址，并矗立着一座阵亡将士纪念碑。

影珠山上眺望，方圆几十里尽收眼底，山下熙熙攘攘，一目了然，的确是个战略要地。无怪乎当年国军把指挥部设在山顶上，而日军夜间偷袭影珠山，原因是两军都想抢占这个制高点。

伍瑾璋（1900-1984），黄埔一期第四队毕业，国民党陆军少将，死于台湾。

表舅龚唯平在台湾查到的资料。

居住在石家庄的满外公，一个退休的老地质学家，前几年我去石家庄时拍摄。

当年母亲去荆州探望三外公时的合影。自左至右：母亲、表姑婆（龚唯平的母亲）、三外公伍瑞阶、三外婆、堂舅伍惠来（摄影家）。

1982年，三外公夫妇和益阳的表姑婆结伴一同来到永州看望我的母亲，母亲陪同三位长辈去桂林旅游，这是在象鼻山公园的留影。自左至右：我的母亲、表姑外婆、三外婆、三外公。

我的三舅舅伍晋山和三舅妈。患病期间手机拍摄，三年前三舅已过世。

表舅龚唯平博士，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家族血脉中卓有成就的才俊。

父母亲八十大寿时，长沙的表弟、两表妹夫妇前来祝寿合影。

注：2017-6-24发表于《潇湘原创之家》微刊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