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人生活

南泉一卒

（1）进厂

1970年12月我初中毕业后，因为不满十六周岁，在家待业到1971年9月，学校分配我到德州齿轮厂当工人。

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能当工人，特别是大企业的产业工人，是那个年代青年人向往的工作。

到学校领取了入厂通知书之后，我们同班的几个同学一起，骑着几辆旧自行车，当时，好多家庭都没有自行车，所以，每辆车上两个人，一路谈笑风生，到各自的工厂报到。

我去报道时还有个小插曲，就是我在文革时改了名字，其实就是去了名字中间一个字，把王志强改成了王强。厂里负责新工人报到的同志说:“你的报到证上的姓名与户口不符啊”，我的同学们都说就是一个人，最后，把报到证上的名字中间加了一个“志”，也就报上名了。从那时起我叫了两年多的王强就又改回了王志强，在那个年代改名字就这么容易。所以，好长时间有好多老熟人都还是叫我王强。

入厂后厂里组织集中培训，我们一批进厂的共五十个人，培训时间不长，但是，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挺深。我们绝大多数是十六岁，按现在来说还是孩子，多数在学校读书呢，在那个年代，好像到了十六岁就应该参加工作，挣钱养家了。如今，有些人还说美国十八岁就要自立，我们那时十六岁就帮着养家了，比老美强多啦！

经过入厂培训，我们就被分配到各个车间，我和寇军被分到了机修车间（四车间）。许培农分到了三车间，我们三个是发小，和培农是同院（市委家属院），和寇军是幼儿园和初中都是同学，我们都是世交，能在一个厂工作，真是缘分不浅啊！所以，有空我们就在一起，海阔天空的聊，胡打乱闹的疯，但是，多数时间还是谈工作，聊人生，话未来。

进了四车间我被安排学车工，师傅是青岛技校毕业的于钦佩老师。于师傅比我大九岁，我是他在齿轮厂带的第一个徒弟，也是最后一个徒弟。

于师傅性格直爽，仗义执言，乐于助人，技术精湛，对我要求既非常严格又十分关心，既是严师，又是益友。尽管如此，十六岁的年龄，连续上两个班，当时叫“上连班”，夜里困的实在受不了，当我打瞌睡时，正在干活的于师傅，就用车刀敲两下床面子，我就又精神起来，站在车床旁边看师傅干活的那几天，是最难熬的日子。

（我当兵时许培农和寇军送我的合影）

　　（2）师傅

记得我下车间没几天，师傅就让我开始操作了。第一次手握摇把，看着自己磨的车刀，把飞转的工件，切下带卷的铁屑时，心中的激动，至今记忆犹新。因为，终于熬过了光站着看师傅干活的日子。

我们车间一起进厂的学员，学车工的人最多，我的师傅最年轻，还是个没有结婚的小伙子。他从青岛技校毕业，分配到了德州齿轮厂，从美丽的海滨城市来到落后的鲁西北小城，当时他与同时分来的同学们都有被发配的感觉。

于师傅进厂时间也不算长，由于是技工学校毕业，师傅又专心钻研技术，他的技术水平真的不低于一些老师傅，车间老主任王成志，经常把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活，分配给我师傅干。

每次王主任安排师傅比较难的活，于师傅总是不愿意接受，总说这活我个二级工干不了，车间里有不少级别高的老师傅，你让他们去干吧。王主任每次都板着脸说，少废话，就是让你干，还得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尽管师傅口头上说不愿意干，其实，主任把难干的活交给他，别提他有多高兴呢。

我师傅每次都会把活干的很漂亮，老主任也特别喜欢我师傅。

师傅常对我说，咱们当工人的，就要把技术学精，把活干漂亮，这就是工人的本分！

离开齿轮厂后，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我始终把师傅的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老老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是我进入社会后就树立的人生信条。这与我进入社会的第一步，进了一个好工厂，遇到一些好领导和好工友，特别是遇到一位好师傅，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师傅调回青岛时的合影）

　　（3）政治学习

“抓革命，促生产。”，是我们进厂后，听到最多的一句口号。

在那个年代，我对这句话理解，抓革命就是政治学习，促生产就是加班加点。每天下班后都要学习，当时叫政治学习，这就是抓革命的体现。

政治学习的内容，绝大多数是读报纸学文件。

印象最深的是，由于电力不足，当时的词叫“限电”，我们车间也要上“三班儿”，就是下半夜上班，早晨下班。这也是“促生产”的体现吧。

下班后照样要“政治学习”，这是最难熬的时间。有好多工友听着听着就睡着啦！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当时一句最鼓舞人的口号。

我忘记了是哪位英雄发起的，政治学习之前，先活动一会儿体育项目。先是有杠铃和哑铃，后来陆续增加了单双杠，爬杆，秋千。

我们车间前面有一排大杨树，这些自制的体育器材，有好多都建在大树上。

政治学习前，工友们都坐在大树下，看着各路英雄大显身手。

蔡先立师傅是举重冠军，我当兵后谢万杰还给我写信，说他和张义发都超过了蔡师傅，举过了100公斤。

寇军的爬杆无人能比，堪称杂技演员，会做好多杂技团专业演员的动作，不时会引来阵阵掌声。这时的寇军，会更加卖力的做着更惊险的动作。现在回想起来，爱显能的毛病，是不是从那时候养成的？解释权在寇军，我只是猜测而已😄

那时候尽管文化生活匮乏，我们却过的很快乐。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我和好友谢万杰摄于运河胜利桥）

　　（4）工资

我们是九月底进厂，当时厂里每月的四号发工资，按国家规定，国营企业先发工资后干活，下半月进厂发半月工资，所以，进厂还不到十天，就发了一个半月的工资，拿着第一次领到的工资回家，交到父母手里，心里别提多高兴啦！我也可以挣钱养家了，不在家里吃闲饭了。

从那时起每月发了工资都如数交到家里。直到当兵后，第一次发津贴，手里拿着六元钱，想起了以前每月都给家交工资，只叹忠孝不能两全啊！

当兵的第一年年底，我给家里寄了20元钱，这是从一年的76元津贴费里节省出来的。妈妈回信说今后别往家寄钱啦，家里的钱够用。

如今我的外孙女都上小学二年级了，每逢节假日和寒暑假，回德州来陪伴我们，昨天晚上女儿给我们买了个空气净化器。

我想，这也是一种传承吧！

（好友隋赵军在胜利桥合影）

　　（5）机床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德州齿轮厂，在山东省也是榜上有名的企业，据说全省的农用齿轮，主要由我们厂生产。

当时厂里有几台先进机床，是我们引以为傲的谈资。一台剃齿机和磨齿机有专门的车间，还有一台日本进口的高速插齿机，放在三车间，刚进厂的时候还专门去参观过。

我们机修车间机床种类比较多，车、刨、磨、铣等各类机床有十几台，刚进厂时，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机床，真有点儿刘姥姥进大观园之感。

铲床是我们车间的宝贝，主要加工滚齿机的刀具，能看出它格外受到呵护，润滑油和润滑脂都是专用的。

我进厂后最先学的车床型号是C628，是我们厂里最大的车床，十六岁的我，更换卡盘（三爪、四爪）非常吃力，起初师傅怕我扭了腰，总不让我弄。不长时间在师傅的指导下，自己也能独立更换卡盘啦，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车间里有一股特有的味道，过了好多年，我在振华玻璃厂工作时，有一次去机修车间，走进车间多年没有闻到的味道扑面而来，顿时感到十分亲切。

五年多的工人生活是终身难以忘怀的！

（我的初中同学当年多数是工人）

　　（6）传承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齿轮厂，是德州地区八大企业之一。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屈指算来剩下没几个了，多数的企业已经消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啦！

齿轮厂能够坚持到今天，肯定有各方面的原因，而建厂初期从机床厂调过来的一批骨干力量，为齿轮厂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作用。至今机床厂和齿轮厂依然存在，尽管也是举步维艰，但还在奋力向前！

我们的老厂长和七车间车间主任、生产调度、班组长，都是从从机床厂调过来的。是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德州产业工人的优良传统和拼搏精神，并且代代相传，才使得企业闯险滩破难关勇往直前。

这就是一个企业能够经久不息的魂！

（我师傅的同学迟克荣调回青岛时的合影）

　　（7）快乐

在齿轮厂工作了五年还要多一点的时间。那是我的青年时代，也可以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年有个口号“过一个革命化的新年”。什么节日都冠以“革命化”，以此来调动积极性。

忘记是哪一年了，我们照样过革命化新年，加班到夜里12点多才回家。

那天夜里，大雪、大雾还刮大风。眼前白茫茫的一片，真的什么也看不见。

出了厂门往南走是一条挺窄的小路，路两边都是排水沟，再往外延伸就是农田。

我们车间有五六个人一起回家，记得最清楚的有王新华大哥，他是我们车间的“活宝”。他在前面带路，还不时发出各种怪叫声，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寂静的夜空里，回荡着我们的笑声、歌声和怪叫声。我们都推着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艰难的往前走，不时因为看不清楚路走到路边的沟里，也会带来开心的笑声和呐喊声。艰难在我们面前变成了欢乐！

这就是当年提倡的革命乐观主义！也是当今的年轻人最缺乏的一种精神！

（我和寇军与师傅合影）

　　（8）拜年

九月底进厂，通过入厂培训，下车间后没过几个月就是春节了。

还差好几天呢，车间里一些大哥大姐们，就开始商量如何到各家拜年啦！

因为是挣工资后的第一个春节，我总想用自己挣的钱，给家里置办点儿年货。

那个年代啥东西都凭票供应，要想买点儿稀罕东西还真不容易。记得我跑到南小市儿，买了几根黄瓜和一斤韭菜，带回家后给五口之家带来了欢笑，特别是我六岁多的小妹妹，高兴的只鼓掌。

初一早晨起了个大早，先到厂里，去给住在厂里的老师傅们拜年。几家转下来，我们的拜年队伍就快二十人啦！

然后，车间里的这帮年轻人，骑车自行车，你追我赶，有说有笑，开始了拜年大游行。

中午也没回家吃饭，也忘记在谁家吃了几个饺子，直到天黑了挺长时间，才拖着疲惫的双腿，恋恋不舍的各回各家了。

那时的春节，没有这么多的美味佳肴，没有高档烟酒，更没有高级轿车和豪宅。有的是纯真亲情和友情，有的是满足和快乐，真的很怀念那个时代！

（一起参加“拉练”工友）

　　（9）朋友结婚

大概在我们入厂两三年的时候，从锻工车间调过来一个叫葛东明的工人，安排在我们一个班组学钳工。葛东明是因为工伤，失去了一个手指头，厂里照顾他，就调到了我们车间。

葛东明比我大几岁，很健谈，善交际，很快就和我们混熟了。

没多长时间葛东明结婚，我们车间好几个年轻人去给他帮忙，自然也少不了我。

那时候结婚多数都不办宴席，时兴旅行结婚，两个人领了结婚证，到北京、天津去旅行几天，回来上班第一天，带几盒烟和一包水果糖，大家热热闹闹的抢喜糖抽支烟，就算结完婚了。

葛东明家在靠近郊区的地方住，父母是德州老住户，挺讲究结婚的老风俗，在家里办喜宴招待亲朋。

我们一大早就到了他们家，当时的喜宴都是在家里做，除了厨师以外都是亲朋好友帮忙。我记得分给我的任务是洗菜，开席后负责上菜上馒头。

葛东明的媳妇是我同学的姐姐，锻工车间的工人们挺能闹，把新媳妇围在中间，你推我搡闹新房，还有个名字叫“逛煤球”，不一会儿，新媳妇就快吐了，我们车间几个小伙子把门推开，冲进屋里才把新媳妇救了出来，藏到了邻居家，直到天黑，闹洞房的都走了，新媳妇才敢回家。

我们忙了整整一天，晚上回到家都快十点了。

尽管很累，但是，真的很开心。

每当想起这些往事，心里总是甜滋滋的，多想再回到当年啊！

（和两位好友在人民公园合影）

　　（10）师傅调回青岛了

1974年冬天，我的师傅终于调回青岛了。 师傅是第一个调回青岛的，他既高兴又恋恋不舍。师傅非常重视友情，他真的难舍这些患难与共的朋友。

师傅是在1968年底，从青岛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德州齿轮厂工作的。与他一起分来的有五个同学，从来到德州的那一天起，他们都盼着早一天离开齿轮厂，回到梦劳魂想的家乡，那是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师傅临走前的那个晚上，在我们厂的单身宿舍里，我记得是厂最东面的一排小平房，记不清是谁的宿舍了，房间不大，放了四张单人床，中间是两张条形桌。十来个人，都是师傅的好朋友，当然，也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围着桌子坐了一圈，喝酒聊天，猜拳行令，好不热闹。有的朋友还喝高了，第二天早上都没起来床，也没去火车站送我师傅，但是，到今天这位朋友还是坚持说这才是感情深的表现。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骑自行车把师傅送到火车站，当师傅坐在火车车窗旁，向我们挥手告别的时候，看着越跑越快的火车，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师傅调回青岛后，多次回德州与我们相聚，我们也去青岛看望过师傅，但总是聚少离多。

如今师傅已经定居新西兰，想见面就更难了。

但是，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师徒之情是不会被大洋隔断的，彼此的思念是永恒的……。

（有一段精彩的吐酒情节还是让寇军写吧）

（师傅调回青岛时工友们送行的合影）

　　（11） 演节目

当年，齿轮厂在德州也是屈指可数的“大企业”了。

厂里文体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组织体育运动会、文艺汇演，在当年是很有影响的。

厂排球队打遍德州无敌手，当然，整个德州也没有几个排球队。篮球队尽管不算强，但每年也都参加地区组织的联赛。

我们进厂后，大约过了两三年，厂里组织文艺队。寇军的师傅是骨干，战师傅拉了一手好二胡，在德州也是小有名气。文艺队的乐队，我们车间好几个人，除了战师傅以外，有“扬琴演奏家”贾德海，有吹笙的李德生，还有拉二胡的付松阳和寇军。

厂里搞文艺汇演，每个车间都要出节目，我们车间出的是《齐赞车间六大员》，这是一个说唱节目，王新华和小芬是男女一号演员。我出演里面的政治宣传员。

“我是政治宣传员，把毛泽东思想来宣传，党的话儿记心中，千辛万苦不怕难……”，这是我的快板儿词。

我们这个节目不但在厂里得了奖，还代表厂里参加了地区文艺汇演。

汇演在机床厂俱乐部举行，我们早早的化了妆，兴高采烈的坐着厂里的汽车去那里演出。

我们这个节目还去人民剧场演出过呢，这是我们的荣誉，别提多高兴了！

（第一次登泰山，与好友贾德海、寇军在迎客松留影纪念）

　　（12）“名人”梁玉嵘

我们近厂后每年都要召开全厂大会，会议在厂里的大礼堂举行，各车间带队参加，近千人的大会也挺壮观。

开会前要有挺长的等人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各车间的人还在陆续进场，二车间有个叫梁玉嵘女工，我们是街坊。她性格直爽，泼辣大方，经常会主动上台，为大家献上一首歌。

就在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见到了这位梁大姐，她带领全家一起演了一个小品，受到广大观众的赞扬。

由此可见，一个人只要有一股精神，再加上矢志不渝的努力，定会取得成功的。

　　（13）热饭

车间里有个热饭锅，我们进厂时就有，也不知道是啥时候，是哪位师傅弄的。

这个热饭锅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和快乐，因为是轮流负责烧火热饭，轮到谁就去每个人的工具箱里，帮大家把带来的饭菜聚到一起，放到大锅里排放整齐，烧大锅加热饭菜，因而也增进了工友们的团结，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齿轮厂的职工食堂办的挺棒，以至于我和刘军当兵后，还经常回味起厂里食堂做的粉蒸肉和高丽肉。

尽管食堂不错，价格也挺合理，最贵的菜两角五分钱，最便宜的五分钱。但是，有些老师傅还是愿意在家里带饭菜，在车间的大锅里加热，车间里的人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有说有笑，亲密无间。

忘记是哪一年了，从天津调来一位姓张的钣金工，张师傅是五级工，在车间里算高级工了。

张师傅来了没多久，也不知道谁提出让张师傅做个锥型锅盖，这可难坏了张师傅，在一张白铁皮上，划了擦，擦了划，费了不少劲，最后还是做了个上下一样粗的直锅盖。有些老师傅背后笑话他，五级工不会做锅盖。

锅盖虽不好看，但比原来盖几块木板强多了。

张师傅和大家一起吃着大锅热的饭菜，直说在车间和大家一起吃饭格外香。

　　（14）拉练

我们入厂第二年，按照毛主席“全民皆兵”和“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德州地区组织企业职工野营拉练。

当时都是军事化建制，我们齿轮厂是民兵营，车间是民兵连。地区机械局是民兵团，还有纺织、化工等民兵团。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按照预订的行动方案，每天行军几十里，到了宿营地就住在老乡家。

当时我们才十几岁，按现在说还都是孩子。但我们自己感觉就成了正规军，背着用自己的被子打的背包，扛着7.62步骑枪，雄赳赳气昂昂，走在行军的大路上。

为了鼓舞士气，还组织了文艺队，在路边说唱。记得最清楚的是京剧团的演员，说快板书《一分钱，一两米》，至今还能记住几句“这一分钱，一两米，全年全国就是五十多个亿，这些钱，如果用在工业生产上……”。

走在行进的队伍中，参加解放军的愿望愈加强烈起来。

一天行军下来，晚上住在老乡家，地下铺上草就是铺，一间屋子住十几个人，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睡觉前好不热闹。

记得有一天晚上，不知道是谁提议，睡前每人讲一个故事，大家都讲了故事，农家小院儿里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年陈光讲的《王小二飞笔点太原》……。

如今回想起来，好像当年的欢笑声还在耳边回荡！

　　（15）锻炼

进厂后就养成了锻炼身体的习惯，早晨起来跑步，有时间就去游泳，下班后去造纸厂的凉水池游泳，那里的水很干净，在当时是很好的游泳场所。

有时候还去一个废弃的车间打羽毛球，偶尔也去打乒乓球，但是，我最爱练的还是单双杠。

有一段时间与厂里有名的“大块”柯星火一起练双杠，学会了负重练习，就是把腰里捆上齿轮毛坯，然后撑双杠，这个办法真灵，不长时间，我一次就可以做六十个“振摆上”了。

为了不间断训练，上夜班时去变电室旁边的双杠练，每天去练的时候，我就把手表摘下来，放到窗台上，练完了带上表，再回车间继续干活。

有一次我把手表忘到窗台上了，干了会儿活，想看表时发现表不在了，就赶紧回去找。

下半夜，天很黑，有些紧张，到了双杠旁边，就看到不远处的草丛里，好像有个人，静下神了仔细看，更像个人蹲在那里。

这时，心里更是砰砰直跳，我弯腰捡起一根铁棍，就像前走去，走了几步就看清楚了，原来是棵小树，气的我用铁棍打了小树好几下，心里想真把我吓得不轻啊。

从那次后胆子就大了起来，无论是当兵后夜间站岗，还是筹建振华玻璃厂，夜里值班巡查工地，再也没有害怕过。

　　（16）火灾

我们车间的铣床烧毁了。

有人说下半夜看到车间里有火光，以为是停电后工人在点火取暖。

好像厂里也让车间调查，啥原因造成铣床烧毁，但最后也不了了之。

也不知道过了几个月，车间里有人在传说，是别的车间的铣工，趁我们车间下半夜没人，到我们车间来铣猎枪零件，干活时抽烟，把没灭的烟头，丢在了脚踏板的缝隙里，他走后烟头引燃脚踏板，最后把铣床烧毁了。

寇军是铣工，烧的就是他每天操作的立铣，他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文革时期企业管理混乱，一台价值不菲的机床烧毁了，也没有查出原因就过去了，我们都觉得挺可惜！

（这件劳动布的上衣我很喜欢）

　　（17）加班

我们厂里有军工车间，生产82无后坐力炮。

其实，我们的军工车间仅生产炮管、药室和炮尾。炮上的其它零件，由别的工厂分别加工，最后，在我们的军工车间组装。

我在插床上工作时，炮尾和药室都需要插床工序。有时候军工车间活多，完不成任务，就把一部分工件交给我来加工。

多数都是把工件运到我们车间，加工完后再运回军工车间。

有一次是个星期天，让我去军工车间加班加工炮尾。

正值盛夏，十分炎热，诺大的车间里就我一个人，我从别的机床旁边拉过来一个风扇，想自己接上电，吹吹风扇。不想接错了线，当合上电闸，就听“碰”的一声，整个车间全断电啦！吓的我心里砰砰直跳。

努力使自己静下心来，赶快去找来了电工，修好了车间的总闸。再也不敢接电扇了，汗流浃背地抓紧干完活就回家了。

自那一次后，每当遇到和电有关的事，就会想起这件吓人的事，也总想如果进厂后能如愿学电工，也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

那是一个服从分配是天职的时代！

（车间的工友们在人民公园合影，是我借的照相机自拍的。）

　　（18）母亲

当了五年多工人，一半时间上夜班。我母亲非常心疼，更担心我白天休息不好，上夜班出工伤事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单位的家属院，几乎都是平房。

我们住的家属院，好几排房子，住着二十来户人家。大院里每天都会来不少小商小贩，老妈怕他们的叫卖声影响我睡觉，每当我上夜班白天在家睡觉时，妈妈就在大门口为我“站岗”，不让那些小商小贩进院。

有时候当我一觉醒来，妈妈还站在大门口，给那想进院子的小贩磨嘴皮子。看到这样的场面，总是特别感动。

几十年过去了，还总是想起老妈给我“站岗”的场景，这就是伟大的母爱！

如今，在陪伴二老的时候，总是聊起那过去的事情，一回回的聆听，一次次的感动，一阵阵的笑声……。

　　（19）电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电视机还是个奢侈品，家庭根本没有电视，德州市连转播台都没有。

齿轮厂买了一台电视机，但是，必须要有50米高的天线，才能收到电视节目。

制作天线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车间，车间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赵文献。

我和文献是好朋友，经常去他干活的车间找他玩，因为那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也很愿意我去陪他。

五十米高的天线，用三角铁焊接而成，还真是个不小的活。先要下料，按图纸要求把三角铁截成不同长度的材料，然后，把这些截好的材料，按照长短顺序焊接起来，一个五十米高的天线就焊接成功了。

我好几次去找文献玩时，也拿起焊枪焊了几次，基本掌握了电焊的简单焊接技术。

天线竖起来了，电视可以看了。但是，只能看到一两个频道，即便如此，能看到电视，也是件很稀罕的事情。

电视放在厂里的宣传科，有一次上夜班，我和车间几个工友去看电视，宣传科的人不让我们看，我的工友里有干高频淬火的，他给我们说，不让我们看，我就能让他们看不成，启动高频淬火，就会干扰他们的电视信号，就只能看雪花啦！

且不说这种报复心理对与错，但是，有一条要记住，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看不起工人，更不能得罪工人。

（借同学的旧军装拍的照片，能看出想当兵愿望多么强烈）

　　（20）计量室

我们厂有个计量室，负责精密工件的计量。为了避免热胀冷缩的差异，一年四季室内温度都要保持在20℃。

如果是现在保持室内温度不是件难事，可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很不容易了。

计量室面积不大，但是，为它保持温度的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车间，车间里有一台制冷机，那时的制冷机体积大还挺长。夏天就制冷气，送到计量室降温，使室内温度始终保持在要求的温度。

我们去送工件到计量室检查时，要通过一个小窗口把工件递进去。冬天感觉到窗内温暖如春，炎热的夏天小窗口内透出丝丝凉风。

我刚进厂时就听说计量室的工作最好，技术含量高，四季如春的环境，给个县长也不换。

我当了几年兵退伍回家，问起在计量室工作的那位师傅，工友们告诉我已经过世了，都说人不能长期生活在没有四季的环境里，会损寿的！

人世间有好多事，好也是坏，坏也是好。这是辩证法吗？

（在好友隋赵军家自拍合影）

　　（21）工大

1976年9月，我们厂里成立了7.21工人大学。

我们来自全厂的30多个工友变成了同学。

厂东北角的几间平房就是我们的教室，厂里抽调了老大学生和工程师做教师。

虽然都很简陋，无法和大学相比，但是，我们的学习热情，老师的认真态度，丝毫不亚于正规大学，（1985年～1987年我在聊城大学进修两年，当看到不少大学生懒惰懈怠，就联想起我们的工人大学）所以，对当年的工人大学与正规大学有了比较。

7.21大学开学后主要是对高、初中的课程进行补课，我们多数是初中毕业，上学时正值文革，基本没有学文化课。所以，听课很吃力，作业更是下了不少功夫。

上了三个月的7.21工人大学，带着对老师的感激，带着对同学的留恋就去当兵了。尽管时间很短，印象深刻，收获颇丰。

　　（22）曰宝

我进厂不长时间，就发现钳工组有个叫张曰宝的挺有意思。

大家都亲切的称呼他曰宝儿。他是在德州技工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厂的。

曰宝家在农村，人挺老实。到了找对象的年龄，起初有些热心人，给他介绍对象，都没有谈成。后来，他可能是受到了刺激，经常找人为自己介绍对象。

听说三车间有个人，假借给曰宝介绍对象，故意戏弄曰宝，使曰宝受到刺激，从那开始就开始有些磨叨，最后，得了精神病，被送到了聊城精神病医院。

经过住院治疗曰宝出院了，但是，还能看出和正常人有区别，在车间里也经常受到戏弄。

车间领导关心曰宝，指派焦耀武和我送曰宝去济南神经病院治疗后，再送聊城神经病院住院。

我们一行三人坐火车到了济南，坐公交车到了精神病院，就诊挺顺利，很快就看完病了。

吃完中午饭，焦耀武提出来，我们不坐公交车了，徒步回市里，顺便可以游览一下市容。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精神病院离市区还挺远，我们走近一个下午的时间，才在长途汽车站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

在路上曰宝好几次感叹“望山走死马”呀！好几次坐到地上不想走了，但是，焦耀武还是坚持走，坚决不坐车。

我们住的小旅馆只剩下一间个双人间了，只好把曰宝安排在多人间。

走了一下午都很累，很快都睡着了。我们睡得正香呢，服务员来敲门，说你们一起来的那位，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睡的很死怎么也叫不醒，其他客人都给我们提意见了。赶快去劝劝他穿上衣服吧，焦耀武对服务员说，这个人有神经病，我们让他走了一下午，就是为了让他晚上睡好觉，不然，他会闹事的，请你转告他同屋的人，千万别惹他呀！服务员听后去与多人间的客人解释了一下，一夜平安过去了。

第二天早起我问值班的服务员，怎么听着下水道一直在流，服务员告诉我流的水是泉水，可不是下水道，我才知道泉城真是名不虚传啊！

我们把曰宝送到了聊城精神病院，曰宝见到病友开始给他们讲在济南就医的过程，病友们都在认真的听着。送下曰宝后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坐长途汽车回德州了。

如今，只要想起这段故事，就佩服焦耀武的聪明，不愧当过红卫兵的司令！

　　（23）举国同悲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来到了1976年，那是很不平常的一年。

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相继逝世，不少老工人悲痛欲绝，痛哭流涕，好多人对国家和自己的命运，都非常担忧。

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天，我上完夜班刚回到家准备睡觉，当听到广播里传来了哀乐，就感觉不好，又有国家领导人逝世了。

听完毛主席逝世的告全国人民书后，马上穿好衣服，骑自行车来到厂里，和大家一起把车间里的黑板报，全部换上了毛主席逝世的内容。

当时，厂里布置了灵堂，全厂职工和家属，分批次前去吊唁。

最感人的是劳动模范蔡福堂师傅，带领全家到灵堂送花圈祭拜。

那真是举国同悲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与高山同在，与日月同辉！

　　（24）入伍

1976年底我光荣应征入伍，到部队不长时间，就接到妈妈的来信，说车间的工友们把发给我的，红旗机床和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奖品送到我家。奖品是挺粗的黑色钢笔，妈妈给我寄到了部队，我感觉特别好用，直到我退伍后好多年，一直用着这支钢笔。

我在齿轮厂当了五年多工人，不管是车工还是刨工，都谨遵家父和师傅的教导，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有一年全厂就评几名劳动模范，车间就把我推荐到厂里，最后光荣当选，那是对我在齿轮厂工作的肯定，回想起来我都会感到非常欣慰。

正是在齿轮厂打下的坚实基础，在以后的军旅生涯和机关工作中，我都能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尽管没有创造什么辉煌，但是，能够做到脚踏实地，坦坦荡荡，问心无愧，也就心满意足了。

退休之后我常想，从16岁当工人开始，转眼间走过了44年的工作历程，无论是在什么岗位上，都能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分配，努力工作，老实为人，无论是做好本职工作，还是应对急难险重任务，都能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真的是没有虚度。回想起来我的前半生，足矣！

（车间师傅和工友们送我当兵时的合影）